八指头陀是一个半文盲，自知读书识字少，便刻苦学习，倍于常人。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四山寒雪里，半在苦吟中”，他走的是一条“先学诗-后识字-再写诗”的奇特之路。他本“生来傲骨不低眉”，却“每到求人为写诗”。常“为求一字友，踏破万云山”，“五字难吟稳，诗魂夜不安。”他的成就得益于勤学、苦练、多参的经历。因天资聪颖，悟性极高，着有《嚼梅吟》等诗集。
八指头陀生卒年代适逢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之时。作为一佛子，虽皈依佛门，但生于斯长于斯，不能不为民族所罹灾难而担忧、不能不为列强残暴行径而愤慨。因而他的诗，绝非遁形山林宁静悠然，更多是愤世嫉俗的满腔热血。
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入侵，祖国的大好河山遭到蹂躏。他在诗中描绘了当时的情形：“强邻何太酷，涂炭我生灵！北地嗟成赤，西山惨不青。陵园今牧马，宫殿只飞萤。太息卢沟水，惟余战血腥。”１９０１年，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诗僧热血激荡，用诗来抒发报国无门的苦痛：“声声欲唤国魂醒”、“国仇未报老僧羞”。
“我虽学佛未忘世，我已辞家犹悯世”。真正的修行离不开众生，八指头陀冷眼热肠，在苦行苦吟中寻找一种与众生联系的桥梁，寻找一种适合他普度众生的方式，而诗歌于他来说恰如其分，他把忧国忧民大爱和佛学悲天悯人的慈悲融为一体，且行且吟，这是八指头陀留给我们的背影，也高僧端坐高天的高贵之处。
吃得苦中苦，方为僧上僧！八指头陀一生以苦为乐，苦行、苦吟、苦读、苦心孤诣，终成正果。完全出于对佛的至诚，出于追求信仰的勇气。当今社会，物欲横流，道德危机，追名逐利最大化。世人在这种畸形的追求中逐渐迷失自我，究其原因，人们所缺少就是一种虔诚的态度，一种对理想和信念的无悔追求！八指头陀对此作出了最完美的诠释，至今仍烛照现实，直透人心！
八大山人/墨点无多泪点多
上回说了苦命老乡“八指头陀”的传说，这回聊聊江西老表“八大山人”传奇。翻开清代几百年历史，这两位有趣的僧人，一个生活在清初，一个生活在清末；一个冷峻孤傲，一个热血沸腾；一个遁世，一个愤世；一个疯癫，一个痴狂；两人相通的地方在于穿越净土和红尘之间，寄寓家国之痛。
明朝既亡，朝代更迭，矢志守节的士人既不能力挽狂澜，也不肯臣服新朝，每每有遁入空门者，这便是两难之中的痛苦抉择。八大山人之剃发为僧，正是这种万般无奈之举。对于八大山人说来，国破家亡的巨大隐痛是不能仅以禅学涵养消解的，满怀忧愤，一腔悲郁，只好通过诗文书画来宣泄：枯枝败叶，残山剩水，一派地老天荒沉郁苍茫的境界，令人怦然心动，山人所传达的，是植根于一个特定时代的、巨大的民族悲剧意识。
八大山人（１６２６～１７０５），世称朱耷，朱元璋之子朱权后裔，籍贯南昌。八大山人是他画作上的名号，《八大山人画记》作了说明：“八大者，四方四隅，皆我为大，而无大于我也”。八大山人的祖父、父亲都有画名，家学渊源对他影响极大，他８岁能诗，１１岁能画，１６岁应举中秀才。１９岁时，明亡，为了逃避株连九族的杀身之祸，只好隐于村野，装哑扮傻，终日不发一言，２３岁出家为僧。
托迹空门后，山人每日诵经念佛，体悟禅理。在佛事之余，奋志书画。他的诗、书、画当中都不乏揶揄、嘲讽和蔑视。他常在书画中把“八大山人”四字连缀落款，类如“哭之，笑之”，寓欲哭无泪、欲笑无由的深意。
康熙１９年，八大山人忽发癫狂之疾。陈鼎《留溪外传》记其情状：“初则伏地呜咽，已而仰天大笑，笑已，忽跿跔踊跃，叫号痛哭，或鼓腹高歌，或混舞于市，一日之间，颠态百出”。这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国破家亡之痛，长期积忧抑郁，终致精神失常。
如此年余后，神经错乱的山人被其侄儿认出并医治，不久复归康宁，常书“哑”字于门，沉默不再与人语。其时，他已进入一种无声胜有声的精神境界，志不可屈，心不能平，情动乎中而形于墨，他那难以伸展的郁勃之气通过画面中种种物象流淌而出。他笔下的鱼、鸟、鹰、雁、猫、鸡、鸭，造型往往简括夸张，奇特怪诞，有明显的符号化色彩。如画的鸟常鼓腹缩颈，一足而立，游鱼则平直成扁形。鱼、鸟之眼，一圈一点，眼珠顶着眼圈，每作“白眼向人”的情状，犹如画家冷眼旁观世态炎凉。
在八大山人笔下，常有露根兰、倒悬兰，象征国土沦亡，着根无土。他画山水多为残山剩水，一派荒寒萧索；画花鸟则每每虚疏淡泊，冷逸瘆人，这与他凄凉身世和冷落情怀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的特征，体现了文人画家的一个显着特点：状物为了寄意，写景了为抒情。
八大山人的自我情绪极浓，他的符号化的艺术语汇，展示的正是一个遗世独立者的精神世界，极端癫狂，不落常套，与他独立不倚，脱尽恒蹊的艺术创造是个统一体。他曾写有这样七言诗：“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是旧山河，横流乱世枝杈倒，留得文林细揣摩。”我想，这正是他对自己的精神与艺术的最直截的表白。
真正的艺术是表达人生的困境的，这种表达，不是展现自己的苦难，而是寻找一种新的解释，传达生命的智慧！
凤凰山上鸳鸯梦
沅陵山多，重峦叠嶂，有一仙山，状如凤凰展翅，故名凤凰山。
１９３８年，“西安事变”的主角、爱国将领张学良少帅被蒋介石幽禁在此１年多。一日，携夫人于凤至山中散步，少帅戏谑说：“凤至、凤至，你这只凤，飞回凤凰山老家啦。”离凤凰寺不远，有一座鸳鸯冢，为清辰州知府迟湍之子夫妇合葬墓。牌坊耸立乱草丛中，惹人注目。于凤至见之，颇为动容：“汉卿，虽然我们不能同生，但愿死后同在一起，像鸳鸯墓里夫妻一样永不分离。”少帅笑而不答。
据传，迟知府三公子迟维是个很勤奋的公子，娶镇海将军马三奇独女为妻。由于三公子读书用功过度，积劳成疾。马女躬侍汤药，久而不倦，可三公子病情日益加重，马女誓以身殉，不食８日，形骸骨立，迟三公子弥留之际，目注妇，无言。马女执公子手说：￥２君地下矣！大哭，顿时，双双气绝。辰州人以为奇事，夫妻清风峻节，当与青山流峙，便在凤凰山上修建鸳鸯冢，夫妇同衾同穴。
提到张学良原配夫人于凤至，忍不住想起一段流行语：若爱，请深爱。放弃，请彻底。等待，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可是，于凤至等了张学良５０年。
于凤至出生在富户大家，知书达理，长相如雨后清荷。于凤至１７岁嫁给张学良，比张学良还大３岁，典型的“姐弟恋”，为东北奉系军阀中有名的“军中鸳鸯”。少帅是民国四大美男之一，喜欢跳舞，一进舞场就成焦点，一个名叫赵一荻的女子，即赵四小姐，在一次跳舞中与少帅一见钟情。那时，赵四小姐还是一个中学生。有天，赵四小姐跑到于凤至面前跪下，求于凤至收留她。为此，她向于凤至保证，自己不要名分，只希望能做少帅的女秘书，即使做一对“野鸳鸯”也心甘情愿。
于凤至答应了，并给她丰厚的工资。赵四小姐终于以女秘书的身份挤进了这个原本平静的家庭。西安事变之后，他们三人平静的关系发生变故，掀起了巨大的波澜。身在国外“陪读”的于凤至，在得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之后，连忙飞回国内，四处为张学良联系，希望他能获得自由。结果，无功而返。
在少帅软禁的头几年里，于凤至被获准陪伴在少帅身边。在凤凰山，张学良为她写了一首诗：卿名凤至不一般，凤至落到凤凰山，深山古刹多梵语，别有天地非人间。于凤至读后，深为感动，泪水长流，觉得汉卿值得自己付出一生。坐牢般的幽禁时光，没有自由的痛苦，于凤至心情郁结，患上乳癌。少帅建议她去美国看病：“顺便为我的自由，向世界呼吁。”
于凤至到美国治疗后，软禁的少帅又被获准由赵四小姐代为照顾，在香港待着的赵四小姐闻讯，喜出望外；而在美国的于凤至则在忍受化疗的折磨。头发大把脱落，疼痛难忍，左乳被摘除，即使面对这样的变故，她还是挺过来了。病情稍微控制，她便开始为少帅的自由而奔走呼号。
爱一个人要爱到什么样的程度时，才能容忍他的所有缺点，并以他的幸福为自己的幸福？在这一点上，少帅是幸福的。于凤至与赵四小姐，都做到了这点。如果说在少帅软禁之前，赵四小姐对少帅的爱还比较盲目，那么，在少帅软禁之后，这样的盲目变成了一种真实又残酷的现实。赵四小姐放弃了在香港的自由，以及有可能出现的新生活，毕竟那时她还算年轻，与少帅又没名分。可她接到陪伴少帅的消息后，惊喜不已。赵四小姐压根儿也没想到，这一陪就是５０年，还陪出了她与少帅此生的婚姻。
而于凤至在美国与癌症的抗争中，学外语，学炒股，做房地产商。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能与少帅以后的重逢。她一边辛苦照顾着孩子的学业生活，一边规划着她与少帅的未来。她获得成功了，养育子女的资金绰绰有余，她还在美国建了两幢别墅，希望有一天张学良能来美国居住。她等他，一直等到９３岁，最终等来的，却是一纸离婚协议书。可她还不甘心，临死前还吩咐，要在她的墓旁留个空穴给少帅，希望死后像沅陵凤凰山鸳鸯墓，葬在一起。而少帅与赵四小姐在５０年陪伴中，相濡以沫。赵四小姐去世后，也在自己的墓旁留下一个空穴，期待能与少帅永世在一起。
就像生前的选择一样，少帅在活过一个世纪之后，选择了在赵四小姐的墓旁长眠，而于凤至，则成为一个永远回不去的“鸳鸯梦”。
红军老表侗寨情
“嘀嘀哒，嘀嘀哒，嘀嘀哒嘀嘀……”
这是红军冲锋的号子，如今从老红军邹盛栋口里“吹”响，仍是那么激扬铿锵，催人奋进，仿佛把我们带进了那硝烟弥漫的岁月。
今年９６岁邹盛栋是湖南人亲切称为“老表”的江西上饶人。１９３１年初春，１５岁的邹盛栋就跟黄公略领导的红三军团上了井冈山，当了红三军警卫营的一名司号员。５月１４日，记者一行问到他“为什么要当红军？”邹老没有豪言壮语，回答很朴实：“家里穷得丁当响，没米下锅。跟着红军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至少有一碗饭吃。”
这时，邹老点了一支烟，接着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１９３４年４月，我们中央纵队从江西会昌过广东、广西，一直马不停蹄，走了８个多月才到通道。一路上，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飞机在头顶上侦察盘旋，行军异乎寻常的艰难。为了不让敌人发现行踪，我们只能在天快黑时启程，走到晚上１１点钟，才在就近的农户屋檐下、破庙和山洞等歇息。有点像逃荒的叫花子，头发长又乱，衣服破烂不堪，一天只能吃一餐饭。尽管如此，只要我的号子一吹响，不管什么时候，红军战士会一跃而起，斗志昂扬。”
邹老说：“我父亲１９２９年就参加了革命，一直是‘带队伍的’，曾经在一个营团当政委。父亲在１９３５年就牺牲了，家也被国民党给抄了，我还是上个世纪７０年代才听说的。我命大，活到今天。１９３４年，国民党开飞机从广西追杀过来，追到黎子界，丢下好几颗大炸弹。我为报警，站在山冈上猛吹紧急隐蔽的号子，飞机上扔下的炸弹离我不远爆炸，躲闪不及，背部左边中了弹，左眼珠也被弹片击中。血流满面，我睁不开眼睛，背部伤口的血把衣服全染红了。国民党把我们往死里打，狂轰滥炸，战士们四散离去，没有人收容伤员，梨子界到临口有几十里山路，我挣扎着跑到临口镇后，还是没有追上大部队，人也走不动了，痛得我昏死过去。”说到这里，老人掀开衣服，展示了他背部残留的伤疤。这道刻在身上的印记，既是历史留给老人的记忆，也是老人亲历历史的明证。上世纪７０年代，邹盛栋被确定为“失散红军”，国家每月发放了生活补贴。
“后来，我才晓得，是侗寨一个叫李开用的大娘收留了我。那个年月，没有外科，做不得手术。大娘就请来民间草药医生，给我眼睛和背上伤口敷药、换药，她就天天帮我煎药吃，煮鸡蛋补身子。我的身体也一天天好起来，当我再去找红军时，红军已走到四川了，就这样，我留在通道临口镇五一村侗寨。李大娘有３个女，没有崽，把我当作亲生儿子一样看待。她在临口镇开有一家舂米作坊和伙铺（小旅馆），我就一直帮着李大娘舂米和打理火铺的生意。解放以后，她家分了田，就开始种田为生。寨子里的人，叫我‘独眼红军，一目了然’。”他赵本山式的幽默一下，裂开嘴巴，笑了笑。
记者发现老人嘴角带着一丝羞涩。邹老说：“其实，李大娘看中了我老实可靠，想把一个女儿给我做媳妇。可３个女儿见我是‘独眼龙’破了相，都不答应。我２１岁时，一个模样好、心眼又善良的侗寨姑娘看上我。她叫杨瑞花，真是像山里桃花一样。不久，我这个江西老表就单枪匹马和她拜堂成亲了。”
婚后，夫妻相敬如宾，养育了７个子女，都成家立业了。邹盛栋自从留在临口镇后，就一直没有回过老家，直到８０多岁时，在子女的陪同下，他才回去了一趟，家里已经没有一个亲人了。他老泪纵横地说：“是侗乡人救了我这个江西老表的命，也给我的一切，这里人都是我的亲人！”
钥匙不到锁不开
贺龙元帅的故乡桑植洪家关。群山巍峨，郁郁葱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