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技术的角度看，郑和船队的航海是一次极大的成功。它作为中国航海史和世界航海史上一次空前的壮举而在印度洋上前人未涉的许多海域留下了航迹帆影，也是中国这个大陆国家首次大步迈向辽阔海洋的探险行为。郑和船队利用了中国的伟大发明：指南针，牵星板，装有披水板、船尾舵和风帆的能够在逆风顶水情况下航行的宝船。船上除了金币和货物外，还装备了当时差不多是最先进的火药武器。因而，除了战胜海上的风浪之外，这支远航船队还战胜了所有遇到的海盗和一些海边的小国的军事袭击。这次远航成功说明生活于太平洋西岸的中国人完全可以成为大海洋的征服者。在整个古代人类历史上，这是一次组织最为严密、人数最多、规模最大、次数很多、历时很久技术最为完备的远航。
关于这次航行的目的，据说有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几个方面。永乐皇帝在攻陷南京后没有在宫中找到建文帝（继承朱元璋皇位的皇帝长孙）的尸体，怀疑他流亡海外，寻找这位流亡者可能是郑和的一项秘密使命。另外，在郑和船队首次出海的前一年（1404），中亚强大的蒙古后裔建立的帖木儿帝国曾集结了40万～50万军队准备东进中国，很可能永乐皇帝当时已感觉到了西方的威胁，试图开辟西洋的海上通路，以结交西海（中国古代对阿拉伯海、波斯湾、地中海等西方水域的通称）诸国牵制这个可畏的敌人。可幸的是帖木儿在郑和船队出海前的4个月（1405年2月）病死在率师东进的路上，他的儿子继位后放弃了东侵中国的计划，而明王朝可能较晚才得到这个消息。尽管郑和船队出海有这些隐隐约约的国内政治和西方威胁的因素，但船队所执行的皇帝旨意却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向西洋诸国宣示中国的富强，让他们在朝贡的名义下同中华帝国贸易来往。顺从者抚慰之，不恭者擒拿或击败之，力图以恩威并用的方法使他国，畏服，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在这次海外远征中的生动体现。
明朝宫廷采取这样的政策是容易理解的。只有为了直接的政治目的才值得用2万多人的船队去海上冒险，也只有以河清海晏为目的的政治才能使海上的航路打通之后，不把和平航行变成征讨或海上掠夺。富有天下的皇朝的金银珠宝已经堆积如山，朝廷已不指望靠武力从海外得到巨额财富，只有在政治上畏服中国的前提下，大明帝国才能与海外番夷进行贸易。这时候，海外诸国稀罕的珍宝禽兽便作为中国声威播于四海、四夷来朝的象征，送到中国的土地上。显然，在郑和船队如林的帆影中，洋溢着这种传统政治的理想色彩，贸易的目的退居于次了。这种政治统率商业的情况是自秦始皇以来的传统。官府作为统治者的代表，不但掌握着社会中最大的、关键性的手工业工场的生产，也掌握着盐铁等关系国计民生的致富物资的贸易。民间的资本不可能靠经营商业而成为足以与朝廷抗衡的社会力量。朝廷自己掌握的商业由于享有无可争辩的特权（代表朝廷，进而代表天下）而不存在任何经营上的竞争对手。所以，科学技术的成果在这里没能得到最有效的应用，海上探险的发现也不会改变官方掌握的贸易的基本方向。官方的商业依靠政治上的优势获得经济上的优势，而并不依靠开拓新的贸易地域获得经济上的优势。即使是民间的商业依靠技术获得了经济上的优势之后，朝廷也会用政治上的优势来剥夺、限制它。
郑和伟大的航行圆满地达到了它的政治目的。在郑和年老之后，朝廷以经济的原因取消航行，因为从经济上来看，如此庞大的船队长年漂洋过海在贸易中取得的利益远远小于它自身的耗费。何况后来从政治方面来看，对明朝威胁最大的已不再是中亚气息奄奄的帖木儿帝国，而是临近北方长城一线的蒙古部落。对科学史来说，十分遗憾的是朝廷在停止远航活动后竟销毁了郑和航海的部分档案，可见当时明朝的上层统治阶层已经失去了永乐年间的雄伟气魄，转向经济上的计较和消极的和平主义。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人在宋代最早获得放帆大洋的权利，元朝时忽必烈曾经试图向海外的日本和爪哇扩张，但一场风暴使元朝军队在日本海岸遭到了覆灭。明朝郑和的船队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海上技术武装下出现在海洋上，规模盛大，影响深远，它大大增加了中国人对印度洋沿岸世界的认识，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随郑和出洋的马观写了《瀛涯胜览》，费信写了《星槎胜览》。这些书和那些随船队远行的人们的经历与传说在社会中激起了巨大的反响。自此之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海上私人贸易兴盛起来了，这里的居民开始一批一批地迁居南洋诸岛国，中国文化开始向这个地区渗透，这实际上为中国向海外发展开创了一个最早的机会。当西方殖民者和商人来到南洋诸岛时，中国移民已早于他们在这里扎下了根。中国人的优势很明显：在数量上超过了欧洲人，而且具有同自己的祖国更近的距离。但被天朝政治思想支配的中国明王朝并没有一直鼓励海外移民的政策，这些人的海上开拓事业和商业贸易活动不得不靠自身的力量勉强支持。总的看来，明清两代都对私人海外贸易和移民采取了限制政策。朝廷采取这一政策的理由是它要对国家安定负责，能使依靠大陆经济生存的朝廷改变海外政策的只能是海外出现的危及它生存的力量。实际上，早在明朝，日本的浪人和武士便随着两地贸易关系的加强来到中国的海岸从事海盗式的掠夺。日本社会中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明朝的将军戚继光（1528～1587）在驱杀了这些海盗的同时，在海边要冲地带和辽东一带加筑了新的边墙。这个时期曾参与剿平日本海盗军事的郑开阳（生卒年不详）曾绘著了《万里海防图论》及日本、安南、朝鲜、琉球等一带的海图，相对于中国古代的大陆地理著作，这是新的内容，但它也反映了中国人在海洋上依然采取了大陆上的防守战略，没有沿着郑和时代的航道向海上强国发展。另外，和西方国家相比，中国人并没有过多地参与海外掠夺的海盗事业。严格的户口制度和海禁政策保证了安定，遏制了同追求金钱的恶欲凝结在一起的原始资本主义的生长，成熟的中华农业文明和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观念作为强大的历史惯性力拖住了中国，使之不能积极参与蔚蓝色海洋上血腥的资本主义争夺活动。中国在明清时代保住了伟大的古老传统，并且最后迎来了最野蛮的外部打击和最痛苦的内部挣扎。
朝廷保守的海洋政策也可能消灭了中国科学革命的若干契机。明代人茅元仪（1594～1644？）在他于1621年出版的著作《武备志》中保存了有名的《郑和航海图》。如果宫廷的航海档案不被销毁并能向研究者们开放，中国人有可能从以上材料中记录的从赤道至北半球不同地区的北极星的不同高度，确切地推测出地球的形状来，使汉代张衡的朦胧猜想变得更加可信。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的可能。事实上，由于中国传统文明本质上是农业文明，中国人重视土地甚于海洋，不如航海民族和商业民族那样喜欢海上探险，因而这种假设很难成为事实。
经济、技术的进步和困境
从朱元璋以猛治吏和以宽治民的政策开始，在明朝长达375年的历史中，随着土地和财富的集中和官场中腐败程度的加剧，商品生产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这两种趋势是社会生活中两大股交汇的漩流，一同在历史的坐标中向前延伸。
明朝前期除了调整土地、兴修水利、鼓励农耕等农业政策外，对私人手工业经营和开矿也放宽了限制，甚至官营工场中的手工业工人在完成规定时间的工作外也可以在业余时间里干自己的活，得到一些额外的收入。经过一二百年的发展，明朝的商品经济便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的水平。在明朝中后期发生的张居正（1525～1582）改革便反映了这一进步。掌握朝政达10年之久的张当时曾起用水利专家潘季驯（1521～1595）治理了黄河、淮河和运河，还在赋役政策上采用了一项新的措施——一条鞭法。按这种办法，把原来按户口和人丁派役的方法改为按丁、粮派役，税款、粮赋、劳役一律折为银两征收，朝廷有事再用银雇人承担劳役。这一改革能以实现，说明当时一般老百姓已经能够以银代赋税和劳役了，或者能在劳役中挣回一部分朝廷的银两了。商品货币经济之盛可想而知。一条鞭法是传统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它反过来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松弛了农民和手工业者对政府的人身依赖关系，使银钱成了封建社会内部生产关系的润滑剂。只是在官僚制度下，这种措施在各级官僚中间导致的第一个结果便是贪污之风日盛。这种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官僚集团的贪污腐化过程的同步化发展趋势似乎成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一对双胞胎。但是，无论如何，明代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现象，最重要的当属微弱的资本主义生产萌芽了。因为它的命运和科学技术在中国社会中的发展前途有关，也与中国社会能否从传统的经济和政治轨道中走出来有关。
早在宋代，反映典型的中国农家生活的著名的“耕织图”就表明当时技术的发展已能使农民家庭的手工业生产达到相当的规模。家庭手工业的普遍发展正是私人工场手工业产生的技术基础和社会基础。随着家庭手工业发展步幅的加大，农业生产出现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技术的进步，它是社会中一部分人离开农业耕种转向专门的手工业生产的保证；另一个是经济作物的种植数量增加，它为手工业生产提供充分的加工原料。明代在这两方面的进步都是明显的。
明代的农业工具——犁锄杈镰和水车等已十分完备，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更加丰富，北方种稻在宋代已经开始，但明代的南方又开始大量播种双季稻和三季稻。甘薯和玉蜀黍（玉米）等高产作物在北方种植的面积扩大了。粮食的相对充裕使河南、河北、山东和两淮地区普遍大面积种植棉花。在南方松江地区200万亩的垦田中甚至有一半以上种植棉花（《农政全书》），农民以织助耕，有的地区达到“十室之内必有一机”（《天工开物》）的水平。工匠们在明代把旧的织布机改成了效率很高的“改机”，农民中出现了一部分专以织布为业的机户，另一些农民则专门植桑养蚕，以供丝织手工业之用。由于明朝从海外传入了墨西哥的烟草，烟草种植业也很有兴旺气象，明末已有大量人吸烟，但烟草手工业却还没有出现。这大概是唯一的耗损农业耕地却没有促进手工业发展的行业。当然，烟草在商业方面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除了棉丝纺织业方面的家庭工场和私人专营工场外，明代在采矿、冶金和陶瓷等行业都出现了规模甚大的民办工场。在全国最有名的江西景德镇瓷窑中，有58座官窑，900多座民窑。在官办和私营的丝织、造纸、浆染、榨油、铸铁、制瓷等行业的工场和作坊中，都有被雇佣的专门出卖劳动力的日工和月工。
当民间有了新的财源和富户之后，朝廷自然会增加新的税目，各级官僚也不会放弃中饱私囊的机会。这样，社会矛盾也就出现了。由于民间手工业规模的扩大，在明代反对朝廷和官府的斗争中就不仅仅是传统的破产农民中的“流寇”和饥民了，而出现了所谓“矿盗”、“炭党”、“蓝徒”，他们实际上都是工场工人中的反抗者。明代手工业行会中的工人和城市居民反抗官府的矿监、税监的斗争曾多次爆发，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值得注意的城市工商业者反对专制官僚统治集团剥削的斗争，正是资本主义即将兴起的一缕晨光。
但是，由于中国城市中工场手工业者和商人没能通过海外贸易来寻找新的经济出路，因而他们的事业仍然被限制在大陆农业经济的范围内，无法取得冲击这个传统经济的强硬有力的开放性经济支点，进而在强大的皇权和专制官僚统治面前争取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权利，这种皇权和官僚统治正是遏制民间资本向海外发展的主要力量。这样，随着农民和地主的经济和政治矛盾的总爆发，中国城市中新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便在整个社会破坏性的历史大震荡中被摧折了。而且，即使没有这样的历史大震荡的摧残，也很难想象它会很快长成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大树。
旧知识和新知识
明代的科学和技术知识在宋元的基础上还没有发生重大的革命，因为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还没有使社会对科学技术进步的需要变得足够强烈。但这个时代的几项重大科技成果在中国科技史上无疑具有极重要的地位，它们反映着明代科学技术在当时社会中依然如旧的总处境，也表现了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在原有范围中的成熟性发展和向一个新的转折点的逼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