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树滋
我母亲陈茂英，1879年出生在金沙镇东街、花行桥东一个卖鱼菜为生的小商家庭。结婚后，住在东五里庙西边原金中乡一保（后改为文礼村）。没读过书，不识字。
父母年轻时，只有自种田4亩多，租种地10多亩，开豆腐店。后来开草行，年收入佣金近千元以此发家。陆续购置土地，1928年已有自种土地40多亩，还有近20亩出租。雇长工二人，农忙时还雇不少短工。我父亲病故，日军占据通城后，草行停业，卖掉了部分土地还债，还欠债二三千元，土地仅够还债。1979年5月28日，南通县委组织部函告省委组织部：“经成分办公室调查，金中公社党委证实，瞿树滋同志的家庭成分系中农成分。”为我死去30多年的母亲摘掉了“地主富农”的帽子。
1938年南通城被日军占领后，当时我在东五里庙小学任教员。我们兄弟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母亲积极支持，并协助我们了解敌人的活动。1940年5月我三弟瞿树德（烈士）被害以后，她期盼着新四军早日东来。10月陈更生同志（新四军三纵队委派他为游击大队长）来我家慰问，谈他与瞿树德组织游击队策应新四军东进的一些情况，母亲希望他为树德报仇。陈说这不是你一家的仇恨，仇是有人报的，母亲精神上得到安慰，受到教育。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母亲把新四军和我方工作人员视同亲人。我方侦察人员侦察运盐河来去的汽艇情况，母亲让他们隐藏在我家察看，她在门口应付掩护。南通警卫团二营配合七团二营到通海追歼邱冠生部队时，便衣侦察人员通过我家对河的朱家渡，往往在我家休息等渡船。
1941年7月，我任金沙区区长，庄凤林（烈士，庄奂同志的哥哥）成为我方地下工作者。在1942年初（时间要查县志大事记）我军进攻金沙镇之前，我母亲曾带我军参谋人员到庄凤林同志家了解敌工事情况。
1943年反“清乡”斗争中，我母亲曾掩护吴强同志（《红日》的作者，时在四分区敌工部工作）到金沙据点进行敌工工作。“文革”后，吴强同志落实政策后，曾来南京看我，说他为我母亲写了纪念文章。当时我的党籍尚未恢复，母亲也被当作“富农”。我怕连累了他，劝他暂勿发表。离开南京后，吴曾来南通县委（1980年2月），派人找我三姊、五妹，询问我母亲的坟地何在，想去看看。因路小不通汽车，没有去成。现在将《大江南北》（1998革命故事精选本）吕虹作的《吴强当侦察兵》一文中的一段，摘录于下。
“1943年初吴强在苏中四分区做敌工部工作，……吴强立志‘一定要向指挥员提供确切的情报’。……吴强走过了五里庙，又走了一百多步，与他同行的小李，指着绿树掩映处说，前面就是徐（应是瞿）大妈的家了。分区有几位老大妈，他们冒着风险，以一根竹拐杖和竹篮为掩护，出没于敌人据点，使我们能及时了解敌情，捕捉战机，徐（瞿）大妈就是其中的一位。
走过高粱地，一排杨柳树后的3间茅草房便是徐（瞿）大妈的家，小李向徐（瞿）大妈介绍了吴强，就告辞回去了。
就是这个徐（瞿）大妈，3天前只身走进金沙街，经过了日伪军的3道岗哨，将敌军在何处设防，何处不设防，何处空虚，铁丝网、栅栏门在哪里等情况一一牢记在心，原原本本地向我部队作了汇报。次日晚，我军5个战士，从她讲的一条不设防的小巷偷袭进去，在小石桥北头活捉了一个敌寇，击毙了两个伪军，缴获了3支步枪。这一小胜不可低估，它使敌人乱了阵脚，惶惶不可终日。
暮色四合，她将吴强带进金沙街，跨过一座石桥 ，又拐了两个弯，到了马复泰杂货店。店员一见徐（瞿）大妈，忙着打躬招呼，大妈一一应付周旋。她佯装有病，上街来求医，暗中张罗着让吴强接上关系，便回去了。吴强随店员进店，与内线见了面。
……吴强将内线报告的敌行动部署向师部报告……”
反“清乡”斗争中，敌军把我母亲、母舅和一个老雇工抓到金沙敌宪兵队，威胁她要我不要抗日。我母亲回答说：“东洋先生，你家里也有母亲，如果你母亲要你不到中国来，你就不来中国吗？”母亲被放了回来后，要人带信给我，要我不要顾她，她会料理自己。日军烧了我家的房子，她在田里搭了个草棚子居住。梁灵光、韩念龙同志带部队来金沙区接应汤景延部队归来时，约我和母亲去，亲切地向我母亲慰问，并发给她救济款30000元（伪币）。我母亲感激地说：“我房子被烧了，是小困难，我自己能解决。现在国家有大困难，这个钱我不能要。”她没有收救济款。
抗战胜利后，母亲要雇工用小车送我的一个外甥女（她母亲早死，是我母亲抚养大的，现住杭州）到掘港参加新四军。内战爆发后，母亲又送我的侄女参加解放军。五四土改中，她拥护土改，按照政策把土地全部交农会分配。当时“七战七捷”正在进行，因情况紧急，要把土地分给农民收秋熟，没有划成分。因我家有50余亩土地，我自己也认为自己家庭是个“小地主”，给她老人家戴上了“地主”的帽子。敌占金沙，金余镇、滥港桥等地还乡团疯狂倒算，扒田收租。原是我家的几亩土地分给金沙做教师的姚怀先同志，姚将地租给我家邻居瞿和尚。瞿和尚这时把租金交给了我母亲，她错误地收下了，于是有人说她“扒田倒租”。当时我的女儿和侄女都由我妹转移到她的亲戚家。母亲还在家乡种地打游击。在爱儿庙战斗，攻克滥港桥，九总湾战斗胜利后，我和沈坚如团长带队去通海时，还乡团已开始杀害我干部家属。我要三姐设法把母亲转移，但是迟了一步。接她去洋岸的人刚到我三姐家，当晚（1947年阴历七月初六夜）还乡团将她杀害了。
回忆母亲苦难的一生，激励我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并教育后代跟着中国共产党，为建设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艰苦奋斗。
1998年10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