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儒
噩耗传来，我们最尊敬的大舅父于2007年9月15日5时18分在南京逝世！
他走得如此突然，令人难以置信。因为2月23日春节期间我去看望他和舅母时，他还很高兴地与我们同进晚餐，相互交谈，合影留念。想不到此次见面竟成永别，无比沉痛的怀念涌上心头。
童年的回忆—和蔼可亲的大舅舅
童年时，舅舅家住在金沙镇东五里庙附近的头总桥旁边，门前有条运盐河，河边有条大路，河中的大小船只、大路上的行人来来往往，很是热闹。我常常坐在舅舅家门前，看河中帆船飘然而过和大路上独轮车夫推车艰行的情景。每年大年初一，爸爸妈妈带我们到舅舅家拜年，外婆高兴地煮红米饭，烧好多菜给大家吃，这是外婆家一年中最幸福的一天。那时的大舅舅是东五里庙小学的校长兼教师，人们都亲切地称他“大先生”。平时看到他在看书时很严肃，令人敬畏，有点怕他。但当来了客人，看到他同亲戚朋友们在一起谈笑风生，有时把老式水烟台放在桌上吸两口水烟，有时会哈哈大笑露出一口雪白而整齐的牙齿，那和蔼可亲的形象一直留在我美好的记忆里，至今难以忘怀。
大舅舅是我的启蒙老师。1936年当我7岁时，妈妈给我做了个书包，让我到大舅舅那里去报名读书，他给我起名为徐孺。我把“孺”字只理解为老弱妇孺之意，不大满意，自己决定改为徐儒，并在给他写信时改用徐儒。可是，他给我写信时一直坚持称徐孺。后来当我读到王勃所写的名篇《滕王阁序》中有：“徐孺下陈蕃之榻”的名句时才恍然大悟，原来徐孺子乃东汉名士也。不禁钦佩大舅舅的古文修养，并感激他对学生的殷切期望。
坚持以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学生的良师益友
舅舅家东边五里庙旁边是他承办的东五里庙小学，他是校长又是老师。朝南一个大教室，从一年级到四年级他轮流上课。朝东3间是他会客和休息的地方。前面的大花园里长着各种美丽的花草，东边有花墙围着，南面是学校大门。这是大舅舅花了多少年心血，为贫苦农村的孩子们营造的一个乐园。他是农民的儿子，深知农民之艰苦而又多么需要文化，因此他贯彻贫民教育思想，对学生不管贫富一视同仁，交不起学费的只要愿意，都可以来读书。在这里，他不仅教我们读书识字，还教我们种花、锄草、浇水、捉虫。有一次贫苦孩子易世聪锄草蹲在地上时间长了，两腿麻木痛得站不起来。大舅舅马上亲切地把他扶到自己的床上躺下休息，到好了才让他回家。所以，在学生眼里他是良师益友。“九·一八”事变后，他在教室的大墙上画上了东三省的地图，日本鬼子每占领我们一个地方，他就要学生插上一面膏药旗，以此来激发学生抗日救国的思想感情！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买来一个无线电收音机，从挂在门上的大喇叭里让学生们天天听到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抗日宣传。他教大家唱救亡歌曲，用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培养了一大批进步学生。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的有纪言、瞿民权、庄凤林（革命烈士）、庄凤芝、庄奂、袁世超、袁世晃（革命烈士）、易世聪、徐璞、徐儒、袁世沛、袁世英等许多同志。日本侵略者占领南通市，在环境相当紧张的情况下，大舅舅还坚持上课，但老师和学生都不敢背书包，而是把书放在小菜篮子里拎着作掩护。日本鬼子占领金沙镇后，有一天日本人突然来到学校，捣毁了学校，抢走了收音机。那天大舅舅不在学校在家里休息，日本鬼子到他家追问谁是校长。他推说不知道，幸好日本鬼子不认识他，把他打了一顿走了，大舅舅逃过了一劫。后来只好迁移至金余继续教学。
继承先烈遗志走上革命道路
我本来有3位舅舅：瞿树滋、瞿树藩、瞿树德。三舅树德在学校读书时就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他的任务是在新四军尚未到来之前组织抗日武装队伍，迎接新四军东进。1940年5月16日夜里，树德带着二舅树藩和革命青年朱德昌外出进行革命活动时，不幸落入敌人之手，丧心病狂的反动派用火将他们3人活活烧死。这一噩耗犹如晴天霹雳从天而降，全家人悲痛万分！我母亲在舅舅家哭了一天，眼睛都哭肿了，到晚上才回来。我们都惊呆了，因为三舅舅为防敌人追捕一直住在我家，天天看书，并辅导我们读书写字。他的毛笔字写得很好，那年春节的对联都是他写的，我帮他裁纸磨墨在旁观看。冬天下大雪，他带领我们一群孩子们堆雪人、打雪战，他一个人打得我们八九个孩子浑身是雪无处藏身。他是那么年轻、活泼、勇敢而可爱！那天傍晚，我们看到他同一位青年一起走了，正值收割麦子农忙时节，父母不知道，也没有人劝阻他，原以为他第二天就会回来的，想不到再也见不到我们可爱的三舅舅和忠厚善良的二舅舅了。全家人沉浸在无限的怀念、悲痛、哀伤、愤怒和仇恨之中。为表达沉痛哀悼，舅舅家每7天举行一次祭祀。三舅未婚，二舅的遗腹子惕生还未出世，大人们决定要我代为孝子，每次跟在和尚、道士们后面烧香跪拜，沉痛的哀悼之情在我9岁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一向很坚强的外婆带着无限的悲痛操劳着，但她不轻易流泪，一直到五七的晚上，她突然坐在地上号啕大哭起来。从此以后再也没看到她哭过，她把痛失两位爱子的悲伤深深埋在了心底。
突然痛失两个亲弟，沉重打击给大舅舅带来的是无比的痛苦和深沉的默哀。一天夜里，我看到他在自己房里，伏在书桌上痛心疾首地无声哭泣着。可恨的敌人害怕报复，还把他抓去吊打用刑，威胁他要斩草除根。我们在舅舅胸部又看到了被烫的伤疤，形势逼迫他必须寻找复仇之路。经过痛苦的思考和探索，他完成了一个知识分子向革命者的转变，下定决心，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参加中国共产党，走向革命的道路。
南通县金沙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开拓者
新四军东进后，梁灵光同志接管了南通县政府，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为了建立区级政权，请抗日进步人士开会，一致推选瞿树滋为新四军抗日民主政权金沙区区长。1941年7月的一天中午，他穿着白短褂，戴个白草帽来到我家告诉我母亲，他要去当区长了，要我母亲帮他借钱买枪建立抗日武装。并对我母亲和我说出了他经过长期思想斗争，毅然决心临危受命，是因为他曾问过三舅树德，知道他们是为共产党的理想和事业而奋斗的，我是他们的大哥，一定要继承先烈的遗愿而继续奋斗下去！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参加中国共产党，拿起武器干革命！他在中国共产党、梁灵光等同志直接领导下，开始了出生入死的革命生涯。1941年7月任区长兼区队队长。1942年4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强不屈的战士和无私奉献的革命者。打那以后，他虽然就在金沙区，就在我们身边打游击，但我们很难见到他。在日本侵略者碉堡林立的环境中，常常是风餐露宿、夜以继日，随时随地、时时刻刻冒着生命危险带领全区人民进行反“清乡”、反“扫荡”，同日伪军、国民党顽固派、土匪等各种敌人作斗争。记得有一天上午，突然听到南面运盐河边枪声大作，子弹从头顶上呼啸而过。就在这万分危急之时，我们看到河东边的路上由南向北走过一个高大魁梧的人来，我和姐姐不禁惊叫起来，那不是大舅舅吗！只见他在枪林弹雨之中仍然不慌不忙地迈着坚定的步伐向前走着，在那一带，路两边没有房子和树木阻挡，我们和乡亲们都提心吊胆地为他捏着一把冷汗。一直望到他走过对面张家园，看不到他的身影，也没看到南面的敌人追上来，大家才放下心来。在此同时，一名区政府的干部背个包裹从河西边由南向北狂奔而来，到我家门口时已是筋疲力尽。为了减轻负担，他要求把包裹藏在我家，我赶快接下包裹，交给母亲藏了起来。后来才知道，那天舅舅是为了保护县委书记冲出敌人的包围，送他安全脱险渡河去河南地区，而自己却陷入了敌人的包围。当他逃到北边又遭到北面敌人的追杀，无奈之下躲进了贫苦农民庄老太太家里的床底下。敌人进来用刺刀往床底下捅了几下，幸好没有捅到他身上。在门外的庄老太太机智地假装赶鸡，口中大声地喊着：“哦，走了，走了。”敌人连忙出来向外追赶而去。关键时刻庄老太太救了舅舅的命。舅舅当了县长、专员以后，一天也没有忘记庄老太太的救命之恩。曾专程去看望、关心她的生活，并叮嘱子女不要忘记这鱼水深情的救命之恩。就是这样，我们的大舅舅在南通县委、金沙区委的正确领导下，紧紧依靠党，依靠人民群众，在不断的战斗中从无到有地由两支枪到一个班、一个排、一个连地开辟、创建、发展、壮大，并巩固了金沙区的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武装力量。从此以后，一个高大魁梧的身影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迈着坚定的步伐，勇敢地前进在故乡的大地上。这一光辉形象，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汉奸、日本鬼子害怕他，曾经用威逼利诱的手段妄想要他投降。他们把外婆抓到金沙镇，伪区长用升官发财的条件要她劝儿子来同他们“合作”。坚强的外婆毫不畏惧地说：“你们有本事直接找我儿子谈，抓我老太婆有何用！”外婆看到伪区长桌上的大印，还风趣地说：“我看你们的大印四角是方的，而我儿子区政府的大印四只角是圆的，那是正统的，说明你们是草头王长不了嘞。”大舅舅采取了以牙还牙的斗争方法，也把伪区长家属抓了起来，逼得敌人不得不把外婆放了出来。随着对敌斗争的尖锐，敌人疯狂地烧杀进行报复。汉奸带着鬼子到舅舅家，一把火烧毁了他的家园和所有财产，搞得外婆、舅母和孩子们无家可归。但他在家破人亡的情况下顽强不屈，毫不动摇，坚持战斗在抗日救国的战场上，为金沙区和南通县的抗日战争和革命斗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为老百姓称赞的好区长
就在大舅舅来告诉我们要去当区长那天，同时告诉我母亲让我到杨家港小学去读高小。那是一所在共产党领导下，由校长张子嘉同志办的正规完全小学，老师都是爱国进步青年。我借宿在姨母家，在那里读完五、六年级，同时进一步接受了抗日救国的思想教育。杨家港镇开始还是游击区，金沙镇的日军不大敢去，新四军经常驻扎在北边的杨家园，金沙区区小队和梁灵光的县大队经常由此来往打游击，但白天是很难见到他们的。我睡在姨母家，夜深人静时常常听到新四军从门外经过的脚步声，我就想可能是大舅舅带的队伍吧。在杨家港经常看到区政府张贴的减租减息、镇压汉奸反革命的各种布告。有一年秋天，一张四字布告给我印象特别深刻，至今难忘。那是为了保护青纱帐，有利于新四军同敌人打游击，到处张贴出一张长方形的布告：“禁割芦苇。区长 瞿树滋”。
还有一次难得的机会，我见到了区长瞿树滋为民办案的动人一幕。那是一个礼拜天的下午，我在姨母家里休息，想不到大舅舅带着队伍由此经过，就在姨母家门前，被一位找了他好久的农民拉住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又平易近人的瞿区长，就把他带进了姨母家。我喜出望外，赶快拿凳子让他们坐下，并高兴地站在他身旁。原来那位贫农和地主为“二五减租”的事发生了纠纷，要区长大人给他一个公道。大舅舅冒着随时可能发生敌情的危险，耐心热情地接待了他。听完申诉后，大舅舅对我微微一笑，叫我拿张纸给他。我特别注意到舅舅脸上的皮肤黑黝黝发出古铜色的亮光，而两只手却是那么雪白，手指细长而坚强有力。他严肃认真地在纸上为农民计算着“二五减租”后应负担的准确数字，并再三告诉他不要怕，要同地主说理斗争，回去就照此办理。那位农民高兴地说：“瞿区长，我听人家说，过去到衙门里打官司要下跪打板子，想不到我们新四军的区长待我们这么好，您真是老百姓的好区长”！说完喜形于色而去。
严肃认真、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1944年，我到四分区联合中学学习。大舅舅到苏中党校学习结束后，调到四分区文教研究会担任副主任兼支部书记。我是夏天穿着单衣出来的，冬天要来了，没有棉衣，与家里又联系不上，因为是第一次离家，急得没办法了，想找大舅舅想办法。打听到了地址，就从学校步行3小时，找到了文研会。他工作很忙，一看到我特别高兴，叫我先在他办公室等候。我看到他的房间里一边摆着一张方桌，几条长板凳，这是办公开会的地方。另一边是门板搁的床，下面垫的是稻草，上面一条灰色军用棉被。他身上没有穿干部制服，也是从家里带出来的旧衣服，还是那么艰苦朴素而乐观开朗。等他做完报告回来，已到开晚饭的时间。他请通讯员打来两份饭菜，很高兴地陪我一起吃晚饭，同时询问我出来时家里的情况。我告诉他随同如东中学从如东海边，乘海船冒着风雨和晕船的艰苦到了四联中学，过着军事化的边劳动边学习的新生活。他为我能经受这样的锻炼感到很高兴，连说：“好，好，好！”当我谈到天冷了没有棉衣，学校里说困难的可以申请补助，但像我一样困难的同学很多，能不能帮我搞套棉衣？他马上严肃认真地对我说：“现在抗日战争时期大家都很困难，我也不能帮助你，只能靠自己克服困难；你也不要申请补助，把名额让给更加困难的同学，还是写信给家里叫他们想办法寄来。你还小，第一次遇到困难不要着急，我相信家里会想办法给你寄棉衣来的。”我听了，感到他给我指明了方向，遇到困难不能光想到自己，首先要想到集体和国家。夜深了，他还要开会，听各小组负责人来汇报下面讨论情况，其中有位女同志，想不到她就是后来成为我们舅母的卫域同志。我睡在旁边听出来，原来文研会的工作，就是要把各县来的教师存在的各种各样思想统一到党的思想路线上来，为四分区文教战线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作出重要贡献。第二天我很高兴地回到学校，在申请补助的大会上，我上台表示退出申请的态度，受到了学校领导的表扬。而大舅舅教育我的“有困难自己克服，不要向组织上伸手，要先人后己”这一精神，成了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生遵守的原则之一。
去年上网时，无意中看到海门有位老同志的回忆文章，说了瞿树滋同志的一个故事：他们到四分区文教研究会学习时，晚上集体打地铺睡觉。有天夜里，来了一个文质彬彬的同志，自己背着背包同他商量说，我来晚了没地方住，请挤一挤让块地方给我睡一晚上，明天一早就走。同意后，他打开背包在旁边睡了一夜，早上走了。后来一开会才知道原来他就是新来的副主任瞿树滋同志。大舅舅就是那样的艰苦朴素，肯定是自己背着背包从党校（地点在蔡桥），走了七八十里路，到达文教研究会时已是深夜，不愿惊动单位领导和同志们，就这样悄悄地却令人可敬地度过了一夜。
“文革”期间，他在江苏省政协工作，同大多数革命干部一样也遭到冲击，被打倒靠边站。大概是1967年夏天，他来到上海我家里，我为他第一次能来到我家很高兴，同时也感到突然。他风趣地说：靠边了无事可做，“跑反”来了。他看到我家5口人住两个小房间，怕我为难，就走到阳台上开玩笑说：“你这阳台不错，铺张席子，我就睡阳台了。”我笑着说：“让您睡在床上，让孩子们睡地上。”他晚上洗过澡，换下的汗衫、短裤，不让我爱人一起洗，坚持要自己洗掉。我问他：“你这么大年龄了，平时衣服是不是舅妈或保姆给你洗？”他却说：“她们都有自己的工作，也很忙、很辛苦的，我能洗就自己洗了，可以减轻她们的负担。”这事使我很震动，沉思良久。一个出生入死、勤勤恳恳为革命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干部，在洗件衣服的生活问题上还那么体贴他人，严肃认真地要求自己，这种优秀品质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啊！那时正是号召干部下乡劳动的时候，他告诉我，在来上海之前，在南京已经买好了两只粪桶和一条扁担，只要组织上一声令下，他将挑着粪桶去参加最艰苦的劳动锻炼。
我听了大吃一惊！就说：“你这么大年龄了怎么能挑得动呀？”他却说：“要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劳动锻炼，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啊！”他就是这样，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老干部，只要是党的号召，就会像当年革命战争年代那样，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地去冲锋陷阵。
他对子女的要求，一向都是服从党的需要、服从组织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党叫干啥就干啥，还一定要干好。大女儿在他教育鼓励下，到西藏军队医院一干就是几十年，他还为他们带孩子，让他们安心工作，年龄大了也不让他们提出要求照顾回内地，直到两鬓斑白离休了才回到南京。女儿再耘、瞿涤、瞿融也都是经过艰苦劳动锻炼后自己努力读到大学毕业，成为农业和医学方面的专家、教授。他在南京萍聚村的家，只是一个两居室的老式工房，一住就是半辈子，直到去世，从不向组织伸手要一套按他级别应该享受的大一点的房子。每当我去看望他时提到此事，他总是说，一个共产党员就应该只知道为党为人民工作，生活待遇是组织上考虑的事，无私奉献、艰苦朴素、与人民同甘共苦才是革命者的本色。
为有牺牲多壮志，引导后辈前赴后继奔向革命队伍众所周知，大舅舅一家为了革命牺牲了两位弟弟和全部财产。在他担任南通县副县长、县长期间曾分管土改工作，发动贫下中农同地主阶级作斗争，为保卫胜利果实而参军参战，为后来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巩固的群众基础，同时也遭到了地主还乡团的疯狂反扑和报复。他又兼任过联络部长工作，把策反工作做到了敌人据点里，用给他们记红黑点的办法打击了敌人残酷杀害革命群众的嚣张气焰。1947年4月，大舅舅参加指挥了攻打滥港桥的战斗，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打下了滥港桥这个深入到我解放区的据点，沉重打击了国民党还乡团的疯狂气焰。还同梁灵光的主力部队一起打下了五总埠子，消灭了老百姓最痛恨的一伙还乡团，使石港镇的敌人望风而逃。战前，我在县政府门前看到他拿了两支短枪交给一位侦察员并向其布置任务，然后他又叫一位老师带领我们十几个青年人连夜赶赴石港镇，做战后宣传工作。那天黑夜里，我们从五总埠子走到石港镇，一路走过的正是白天我军消灭还乡团的战场，不断看到敌人横尸路旁。半夜到达石港镇，敌人都逃走了，街上一片沉静。找到一家无人的厨房，好不容易找到一点大米和几个芋头，大家动手烧成饭菜，非常高兴地吃饱了肚子。天快亮了，赶紧上街刷标语、贴传单。标语快贴完的时候，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梁灵光司令员视察石港镇。他身穿深灰色军装，后面跟着一个警卫排，背着盒子枪，手中一色的美式卡宾枪，威风凛凛，至今难忘。我们这些没上过战场的青年都高兴地对老师说：要感谢瞿县长给我们这样一个锻炼的机会。
金沙镇的国民党还乡团对大舅舅怀恨在心。1947年夏天一个黑夜里，他的老母亲，是位热爱自己家园、为人民默默奉献的革命老妈妈，被敌人用绳子勒死后丢到河里，其手段极其残酷毒辣。敌人还布下了埋伏，企图引诱大舅舅回家吊丧，伺机将其杀害。大舅舅忍受着巨大的悲痛，识破了敌人的阴谋，没有上敌人的圈套，只是让其他家人埋葬了我们敬爱的外婆。在一次阶级斗争教育的动员大会上，他做报告时脚上穿了一双家里人做的灰布白沿的孝鞋，以此来悼念他亲爱的母亲。他把血海深仇埋在心里，更加坚定地继续为革命而战斗和工作。记得在外婆被害后，我二弟徐卓又因为新四军运送布匹而被还乡团查获关在金沙镇，敌人扬言他是给瞿树滋送情报的，要杀害他。我和父亲去找大舅舅，向他提出要求参军，拿起枪杆子同敌人战斗报仇！他知道我父亲是一个老实种田的农民，竟然也满腔怒火要求当兵拼命报仇，也很感动。但考虑一阵后，他劝说道：“徐鹤鸣，你年纪大，人又瘦小，当兵打仗你不行，家里又有八九个孩子，有的还很小，没有人照顾怎么行呢？你还是留下来照顾好家里。老家那地方离金沙近，不安全，你们还是迁到比较安全的亲戚家里去住，让大的孩子出来参加革命，这样你也就是支持了革命。深仇大恨肯定要报，也一定能报。徐儒和一批青年学生，你们一起去参加土改复查工作队，去接受阶级斗争的教育。”大舅舅的一番话，从实际出发说服了我们急于报仇的情绪。回来后，我父亲就用两个箩筐挑着两个最小的妹妹和母亲一起离开了老家，在白龙庙我姑妈家避难，度过了两年最艰难的岁月，直到解放战争全面胜利，南通、金沙都解放了才回到自己的家园。在大舅舅的引导下，从1947年底起，南通县政府陆续把我和瞿淑芸等七八个青年介绍到华中公学去学习。在我们离开南通县政府的前一天晚上，大舅舅和卫域舅母结婚。第二天早上，他就和我们一起出发，我们走在他后面，卫域舅母送了他很远才回去。他带领我们走了一个交通站，以后就同我们分开去党校学习了。我们由交通站护送走了一个月艰苦的路程，才到达华中公学。从此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我调到电讯大队成了电台报务员，淑芸到财经大队学习。之后不久，我姐弟徐璞、徐卓，表妹瞿冬耘、袁世英等都先后参加了革命。
坚强的党性，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在同民族敌人、阶级敌人长期斗争的峥嵘岁月中奋勇战斗而坚强不屈的大舅舅，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岗位上，依然保持着他那艰苦朴素、埋头苦干的精神，始终保持着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本色。同样，他遭到误解和伤害时，在受到不公正待遇而带来长期痛苦考验的逆境中，他依然保持着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本色，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当我看望他，对他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表示难以理解时。他总是坚定地表示，相信党、相信组织，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他那坚强而纯真的党性，堪称我们青年共产党员的楷模！在经历了长达22年的痛苦等待后，在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下，省委有关组织终于在1980年对他的错误处理进行了平反纠正。他从1940年参加革命，1942年起就是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历史事实和他为革命、为党的事业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理所当然得到完全肯定。他所从事的江苏省南通地区长期革命斗争的历史事实，早已写在人民心中，是任何人改变不了、抹杀不了的。因为，大舅舅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伟大理想和他作为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辉历史，是用鲜血和生命书写的！他革命的一生是用他和他亲人们的鲜血和生命写成的！
在我们怀念尊敬的大舅舅时，我情不自禁地感到人如其名。他确实是一棵历经风霜，在狂风暴雨中永远坚强不屈、屹然挺立的劲松！他在劳动人民中扎根，在我们可爱的家乡—江海大地上成长，在中国共产党的阳光照耀下枝繁叶茂。为了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出生入死、毫不畏惧地为人民革命事业战斗，在血泊中跌倒了又爬起来继续前进！这一光辉形象永远呈现在我们面前。他是那么伟大而又那么平凡和朴实，他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而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终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精神和高尚的品德风范，光照着他热爱的江海大地，他将永远活在人民和我们的心中！
2009年10月于上海
（作者离休前为上海体委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