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有句古语,叫作“严父慈母”,按现在一般的理解,其意是说父亲严厉,母亲慈祥,故又将“严慈”当做父母的代称,足见这一观念是如何的深固。但是,根据古汉语的习惯,“严”、“慈”应是互文,即相互修饰,就是说“严父慈母”应该理解为:严厉慈祥的父亲和严厉慈祥的母亲。的确应该如此,否则,“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说法又从何而来呢?看来,根据古人的观念,母亲也是可以严厉的。
【事典】
明朝的李太后,在这方面是十分突出的。她是明神宗的生母,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三月,被封为贵妃,生下神宗。等到神宗继皇帝位,便尊号为慈圣皇太后,居慈宁宫,十分贤德,在后宫和大臣中有很高威望。当时张居正辅政,觉得幼主不太懂事,容易被奸臣蛊惑,放心不下,就提议请皇太后搬到乾清宫去住,以便看护皇帝的起居,教导皇帝。这样,李太后就直接承担起了教育皇子的责任。
太后对皇帝的要求非常严格,从不溺爱放纵。她深知教子就是治国,如果皇帝教导不好,其后果将是难以想象的。皇帝虽然年幼,但已是一国之主,如果不从小造就,将来怎能去治理天下?
皇帝还是小孩心性,比较贪玩,不愿意读书,有时使起性子来,谁也无法加以管束。太后得知后,常把神宗召到面前,严厉训斥,还罚他跪在地上反省,一跪就是几个时辰。周围的大臣都觉得有些太严厉了,但太后并不因此而放松对他的管束。为了检查皇帝的读书效果,太后不厌其烦,让他一遍遍地背书,并令他学着讲臣的样子,当着自己的面宣讲,直到满意为止。遇到早朝的时候,太后就半夜就起身,到了五更时分,便亲自走到皇帝的寝所,大声呼唤:“皇儿快起!皇儿快起!”不叫醒就不罢休。然后让左右的人拉着皇帝坐起来,取水洗脸,等皇帝完全清醒过来,才搀着他登辇而出,一直送到大殿。这样不管寒暑,几年如一日,使神宗养成了不贪睡的习惯。
太后不仅自己严加管束,还要诸位内臣也效法她的样子来教育和管束皇帝。她说,对皇帝该说就说,该管就管,这并不是犯上之举。她常对内臣说:“皇上尚年幼,需要各位勤加服侍,才不辜负了先帝的一片厚爱。但服侍而不教诲,又怎能算恪尽职守呢?又怎么算是尽职尽责的臣子呢?你们只要忠心对皇上,就算有些得罪的地方,将来皇上也不会怪罪你们的,等他长大明白了事理,自然会感激你们,觉得各位是有功德的。”因此,内臣们也打消了顾虑,放手去管教了。有时即使有过分的地方,太后也毫不介意,还要开导皇帝明辨是非,有容人之雅量。长此以往,神宗事太后逾发恭谨,对大臣提出的好的建议言听计从了。
一次,皇帝在西城宴饮,多饮了几杯,有些失态。他强令内侍演唱新曲,内侍因为没有排练,推辞说不会新曲,无法弹唱。皇帝觉得脸上不好看,顿时龙颜震怒,竟然取剑要杀这位内侍,经左右多方劝解,才稍息怒火。但他并没有就此罢休,又想出一个恶作剧,将内侍的头发割掉,让其扮成秃和尚,取乐一番后才散。第二天,太后知道了此事,非常不高兴,心想:如果从小就养成皇帝的这种恶习,妄自尊大,脾气暴躁,滥加惩罚,将来如何治理国家呢?绝不能让年幼的皇帝步昏君的后尘!
于是,太后立即传话给张居正,让他以辅政大臣的身份,上疏严辞进谏,还要求代皇帝草拟罪己诏札,公开承认自己的过错。然后,太后又亲自把皇帝召来,令其长跪,严厉地批评他说:“身为一国之君,怎能如此放纵自己?治理国家靠的是法度,切不可为所欲为,逞一时之乐,视臣民为草芥。如果这样,你早晚是要被臣民抛弃的。何况君主是天下之表率,一言一行都关乎社稷,因而一定要谨言慎行。有过当改,才不愧是明君。”
神宗倾耳聆听太后的教诲,受益匪浅,表示要真心悔过。
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皇帝大婚,太后觉得此时已经不便再紧随其左右了,便主动提出要返回慈宁宫,但她知道皇帝还没有完全长成大人,仍是放心不下,于是敕命张居正说:“我不能朝夕看视皇帝了,先生亲受先帝遗命,一定要小心看护皇帝,加以谆谆教诲,不负先帝与老身的重托。”张居正将此言谨记在心,竭诚尽忠地辅佐神宗皇帝。
李太后是个十分有政治头脑的人,她慧眼识人,任命张居正辅国,可谓所选得人。由于张居正改革成功,明朝后期出现了短暂的中兴。其实,这不能不说是太后的深谋远虑,教子有方、识人有道所致!
【评议】
俗语说,棍棒之下出孝子,这看来不符合现代教育观念,但确实又是被数千年来的实践所证明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明神宗不能说是什么特别好的皇帝,但他毕竟还是努力想做一个好皇帝,并做出了一些业绩。如果按照明神宗的禀赋,恐怕是很难做到后来的样子的,他的一些成绩,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母亲李太后的严格教育。所谓严师出高徒,用在母亲的身上,也可以说严母出佳子。李太后没有什么现代观念和革命观念,但她的许多做法却是值得后人借鉴的,尤其是她面对“天生的皇帝”,还能采取比常人更为严格的态度,是十分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