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出了两个好国相，一是管仲，一是晏婴。但与管仲比较起来，晏婴显然是远远不如的。
在《论语》中，孔子对管仲的评论最多。例如：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其大意是说管仲气量狭窄，生活奢侈，用度僭礼。这是对管仲否定的一面。然而，孔子不是拘拘小儒，论人不拘泥于这些小节上，因此对管仲的全面评价是极高的：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这是对管仲的整体评价。对于晏子，由于孔子和他是同代人，故而没有更多的评价。但是，我们可以沿用孔子的标准来加以评论，那就是管仲达到了仁的境界，晏子仅达到了君子的境界。
【事典】
景公在位的时候，有一年，天降大雨，连下了十六天不停。景公在宫中日夜饮酒，没有考虑百姓的死活。晏子请求开仓放粮，赈济百姓，一连恳请数次，景公都不理睬，反而派柏遽去巡察全国，搜罗能歌善舞的人供自己享乐。
晏子得知此事，十分生气，就把自己家里的粮食分发给老百姓，将能盛米的容器放在乡间路旁，供灾民使用。他自己徒步去见景公，对景公说：“大雨已连下十六日了。现在一乡之中房屋被毁的有数十户，一里之中断粮挨饿的有好几家。百姓中的老人在寒冷中挣扎，连粗布短衣也穿不上，饿着肚子的人，连糟糠也吃不着，他们走投无路，呼救无门。而大王您不但不予救济，还不分昼夜地饮酒作乐，甚至让人到全国各地搜罗歌女娱乐。宫中的马匹吃着官仓的粮食，狗饱餐着肉食，您的姬妾无不酒足饭饱。您对狗、马、姬妾的待遇是不是太优厚，而对待灾民百姓是不是过于残忍了呢？乡里穷困而无法上报实情，就不会喜欢自己的主上；百姓饥饿而无处申诉，就不会感念自己的君王。我手捧简策，身在百官之列，目睹百姓饥饿穷困而无法报告给您。君主沉湎于酒，臣下不能救恤百姓，我的罪过实在是太大了。”说完晏子跪下向景公行礼，请求离去，说着便急急地跑出王宫。
景公一见，连忙追了出去，可是道路泥泞，没有赶上。于是吩咐备车，乘车去追晏子。赶到晏子的家里，也没有见到他。只见他家中的粮食已被百姓吃尽，只有容器放在路边。景公又令车追到了一个大路口，才看见晏子。景公下车，追上晏子说：“我有罪，先生抛弃我，不肯帮助，我无话可说，可先生不能不顾百姓啊！如何救灾，全凭先生做主。”说完了，就站在路上给晏婴行礼。
于是，晏子就返回了都城，令官吏巡视百姓，对于能纺织而缺少粮食的人家，发给存粮；对农桑俱废的人家，给予一年的口粮；对没有柴草的人家，就发给足以度过雨季的柴草。又派官吏巡视灾民，对住房坏损不能抵御风雨的，发给钱财。对孤寡贫困之家，无力安葬死者的，帮其安葬，并限三日内办完，延误者以不遵命令治罪。景公也搬出深宫，减肉撤酒，马不喂粮、狗不喂肉，减少俸臣的俸禄和酒徒的赏赐。过了三天，官吏来报告说，共救济贫民一万七千家，发米九十六万钟，柴薪一万三千车，房屋毁坏的有二千七百家，用去赈金三千。
事过之后，景公下令减少内宫的膳食，不弹琴瑟，不陈列钟鼓。晏子建议罢免景公身边的嬖佞之人，辞退那些以歌舞引诱景公的人。被遣散的人有三千之多。
有一次，景公打算在国内赏赐朝臣。准备赏万钟的有三人，赏千钟的有五人。他几番下令，而主管此事的人不肯照办。景公大怒，命令罢黜他。行赏的命令又重申了几次，而主管此事的士师也不肯照办，景公不快。
晏子来见景公，景公对他说：“我听说做国君的，能使他所喜爱的人得到好处，使他所厌恶的人遭到疏远。如今，我既不能使自己宠爱的人得到什么好处，又不能使自己厌恶的人远离自己的身边，已经失去为君的本义了。”
晏子回答说：“我听说，君王行事端正，大臣服从君王，就叫做顺。君王行为邪僻，大臣也阿附他，就叫做逆。现在，大王要奖赏奉承你的小人，还命令官吏必须服从，这样一来，是使一国之君失去为君之道，臣下背离了职守。过去先王表彰所爱的人，是为了鼓励人们行善；惩罚所憎的人，是为了禁止暴虐之行。从前三代兴盛时，对国家有利的人受到君王的喜爱，对国家有损害的人遭到君王的憎恶。所以，明确了君王的所爱后，贤良之士才增多，明确了君王的所憎后，邪僻之人才消失，于是天下得到治理，百姓和睦安定。到了三代衰落下去的时候，君王行事安于简易，生活上却沉溺于享乐，对于顺从自己的人就喜欢，对于违背自己的人就厌恶。所以这时君王明确了所爱后，使邪僻之人增多，明确了所憎后，使贤良之人消失，这是造成百姓叛离君主、国家倾危的原因啊！大王不考虑圣王兴盛的原因，也不考察国家衰败的原因，我担心大王是违背施政之道。这样一来，实际上是使有关的官员不敢进谏，将会导致社稷倾覆，国家衰亡。”
景公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说：“都怪我不明事理，请按士师的意见办。”
后来，国内受赏的只有三人了。
齐景公是个很没有见识的人，他很喜欢任用那些搬弄是非、造谣生事的小人，使得无功者受赏，无罪者反而受罚。
晏子非常不满意，他求见齐景公，进谏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都敬仰圣人，都信服圣人的教诲，我还不曾听说过哪位贤明的君主听信小人之言而行使赏罚的。如今，我听说大王与身边的人议论为罪犯减轻刑罚的事，竟说：‘那些快死的人还要尽力享受，不委屈自己，我为什么要为了仁义的名声而放弃享乐，使自己的生活仅比罪人稍强一些呢？’所以大王宠信的人在城里横行霸道，朝廷的幸臣在地方上强取豪夺，执法官吏也无不鱼肉百姓。百姓贫病悲苦，奸邪的人肆无忌惮，掩饰罪恶，蒙蔽君主。因此，就是有至圣大贤，又怎么能胜过这些奸邪谗佞之徒呢？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忠良之臣常常遇到灾祸，受到伤害。”
晏子又说：“我听说，古代的士人，君主如果能够与之相处，就能得到他们辅佐，如果不能与之相处，则会失掉他们；士者能够与君王相处，便为君主做事，不能与君王相处，便自己隐遁而去。现在大王偏听谗言，不听正直之士的劝谏，无法与您共事，我请求您让我离去。”说完，他不等齐景公答应，就扬鞭催马而去。
景公急忙派韩子休去追赶晏子，替他传话说：“我不讲仁义，不能听从先生的教诲，以致弄到了现在这个地步。先生辞官后要去哪里，我也将跟随到哪里。”
晏子听了这些话，就掉转马头，返回了宫廷。他的仆人非常不理解地问道：“您刚才为什么急匆匆地离去，现在为什么又急匆匆地返回呢？”晏子说：“这不是你所能知道的。大王悔悟得太深切了。”
像晏子这样的人，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多的，如清朝嘉庆年间的吴熊光，也是这样一个人。
清朝的嘉庆帝曾到盛京（今辽宁沈阳）祭拜祖陵，在回京时驻跸夷齐（伯夷、叔齐）庙。他召集随行的大臣吴熊光及戴均元、董诰等人，谈论一路上的风景和观感。嘉庆帝十分感慨地说：“有人说，通往盛京的道路崎岖不平，十分难走，沿途更没有什么好的景致值得观赏。可是朕这次巡到盛京祭拜祖陵，所经之处不仅路途平坦，而且沿路风景极美，真是人言不可全信！”元老重臣吴熊光几乎未等皇帝说完，就抢先说：“皇上这次巡幸，主要是为了瞻仰太祖、太宗皇帝当年创业的遗迹，不忘当年创业的艰难，要子孙后代树立不忘先人、恪守祖制的榜样，难道只注意沿途的风景吗？”这话弄得嘉庆帝感到十分没趣。
一会儿，嘉庆帝觉得不甘心，总想找个话题挽回面子，又问吴熊光说：“朕在南巡时去过苏州，那里的风景真是天下无双。”嘉庆帝心想，这次你再也不能说我不应该看古代社会风光了吧。谁知吴熊光回答说：“皇上先前在苏州看到的，不过是用剪出来的绢花布置的，那是专供您一人观赏的，不是什么自然美景。苏州城外的虎丘可以称为名胜，但那不是自然风景，而是一座大坟墓。苏州城中的街道都临河而设，河道狭窄，各种船只集结在一起，每到午后，热气上升，臭不可闻，哪里有风景可言？”
嘉庆帝没有想到他居然又说了这些，让自己更加没趣，有些不快，不禁反驳道：“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那么父皇（指乾隆皇帝）为什么六次驾临苏州呢？”众大臣听到这里，都知道皇上不高兴了，很多人向吴熊光使眼色，让他不要再扫皇上的兴，而吴熊光对此不加理会，叩头说：“臣从前曾陪同皇上谒见太上皇，记得太上皇说过这样的话：‘朕治理天下六十年，没有大过失，只有六次南巡，是扰民之举，是害多于益的事情。将来的皇帝（指嘉庆帝）如果提出南巡，你作为朕之特别选拔出来的大臣，如果不作谏阻，那就是辜负了朕的期望了。’先皇的悔悟之言，今天犹在耳边，希望皇上牢记在心，对于出巡之事，还是要谨慎从事。”
嘉庆帝听了，怏怏不乐，但也没有办法。
【评议】
为什么说晏子仅达到了君子的境界呢？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晏子没有像管仲那样辅佐齐王使国家兴盛强大，没有在文化上做出像管仲那样的贡献，仅仅是齐国的一个忠臣、良相而已。吴熊光恐怕还赶不上晏子，他仅是忠臣、诤臣、正臣，最多再加上能臣，但吴熊光并没有达到晏子的高度，也就是说，在个人的道德修养方面，吴熊光也许有很多值得称道之处，但作为朝廷重臣，其作用是不能与晏子相比的，更不用说与管仲相提并论了。看来，无论是仁人还是君子，其评价标准不仅要看个人的道德修养，还要看个人的功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