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见自己的奏章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就又于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愤然上书。在八九年以前，康有为就曾向光绪上书，一直如石沉大海，他想起多次上书的经历，心中十分愤慨，在此封奏章中，他措辞十分激烈，指出日本国会及报纸天天讨论如何瓜分中国的问题，而中国却无动于衷，再不变法图强，中国亡国有日。但这一奏章又被顽固大臣压住不报，光绪没有看见。后来，奏章传开，在舆论界引起巨大反响，许多报刊杂志都加以介绍转摘。光绪也从报纸上看到了这篇奏章，深为感动，马上就要召见康有为。
恭亲王奕坚决反对召见康有为，其理由又是引用祖宗成例，非四品以上官员不得召见，光绪无奈，只得派了翁同龢、李鸿章以及荣禄等人对康有为进行问话，其中翁同龢是光绪的老师，属于主张变法的一派。他把康有为的答辞如实地报告给了光绪，光绪再次为康有为的理论和态度所深深地打动。他下令收集康有为的著作文章，自己认真阅读，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坚定了变法的信念，并特别下诏，凡康有为的奏章，随到随送，不得扣压。
光绪急于变法革新，但实权却操在慈禧的手里，光绪实际上是个徒有虚名的皇帝。为了能够推行新法，他多次向慈禧太后索要权力，甚至有一次说出了这样的话：“太后若不给我权力，让我变法强国，我宁愿不做这个皇帝，也决不做亡国之君。”
当时变法的呼声极为高涨，而朝中的守旧派却紧紧靠在慈禧太后的周围，不愿变“祖宗之法”。为形势所迫，慈禧不能不暂时放一点权力给光绪，让他先变一变法，等变不成功，她再以收拾残局的姿态居高临下地整治光绪。这种做法，要比她死命阻挠变法要高明得多。于是，慈禧太后在加以严格限制的前提下，同意光绪试行变法。
中国的变法者往往都是十分幼稚的，光绪和梁启超等人获悉慈禧太后同意变法，惊喜若狂，以为变法就可成功了。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颁布了《定国是诏》，这实质上是变法的宣言书，诏书斥责了顽固守旧的官僚，指出变法图强是救国的必由之路，还对顽固官僚空有救国之言而无救国之实的虚伪情状进行了揭露。
这道《定国是诏》既表示了光绪变法革新的坚定信念，也使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感到了极大的震惊。从这一时刻开始，光绪帝接连不断地下诏进行变革，慈禧太后则在调兵遣将，准备用武力扼杀革新运动。光绪在六月十一日下诏以后，于六月十六日不顾守旧大臣的阻挠，召见了康有为，破了皇帝不召见四品以下官员的成例，并且长谈达两三个小时。在这次召见以后，光绪不仅对变法更加增强了信心，对变法的内容也有了一定的认识。这样，光绪就坐在他的龙椅之上，大发革新诏书。
从下达《定国是诏》起至变法彻底被镇压的一百多天里，光绪共下诏书一百一十多道，有时一天竟达五、六道之多，其改革内容包括：设立学堂、学习西学、派人出国游历学习；改革科举、废除八股；奖励创办报刊、提倡上书建议；鼓励修铁路、开矿业及农工商业；奖励新发明、新著作；撤驿站、办邮政；裁减官员、精简机构、改订规章条例；改革军队训练、对海陆军用新法操练；改革财政、制订财政预算；准许旗人自谋生路等。
毫无疑问，这些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全面改革的措施对于增加中国的国力是有用处的，但其中许多措施触及了封建守旧派的观念和利益，也是确实的。因此，这些措施引起了他们的恐慌和愤怒，他们鼓动慈禧太后坚决地消灭改革派。
慈禧太后一则对改革本不同意，她是封建守旧派的代表，根本就没有改革的思想和素质，更重要的是，她绝对不愿意放弃权力，如果光绪的改革继续深入发展下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朝野之上赢得了人心，她就再也无法控制朝政了，因此，慈禧太后决不允许光绪的改革获得成功。
在“百日维新”中，许多守旧大臣对维新措施拒不执行，不仅当面“劝谏”光绪皇帝，还压住诏令不往下传，或是扣住奏章不送上达，一怒之下，光绪就罢了许多人的官。在处理一次扣压奏章不报的事件之中，光绪一下子就罢了六个大臣的官，造成了轰动一时的“罢黜六堂官”事件。
当然，慈禧太后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光绪的警惕，她躲在颐和园里，对光绪的一举一动全都了解得清清楚楚。早在下达《定国是诏》的时候，慈禧就连下三道“上谕”，罢了翁同龢的官，使光绪失去了左膀右臂，并命凡二品以上的大官均须到太后面前谢恩，牢牢地掌握了人事大权。在“六堂官事件”之后，慈禧更是加紧密谋，准备以武力挟制光绪。
慈禧让掌握军队大权的荣禄调派军队，包围北京。于是，荣禄把当时清朝最为精锐的几支陆军调到了北京的周围，一是把聂士成的甘军调驻天津，一是把董福祥的武毅军调驻长辛店。慈禧还派亲信重兵严密护卫颐和园。这样，慈禧就有恃无恐了。
有意思的是，相对于慈禧太后的十万雄师，而光绪的改革者只是几个文弱书生。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授予了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人四品官位，担任军机处章京，做文书工作，人称“军机四卿”，再加上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过六人。而这些人一点军政实权都没有，只能今天上一个奏章，明天上一个奏章，连光绪的面也见不上。而光绪呢？今天一个诏令，明天一个诏令，至于能否实行，天才知道。这种变法在思想文化上的影响固然是巨大的，但在实际操作上，无异于儿童过家家，大人一来，小孩就只有散伙了。
光绪对于慈禧太后的阴谋一无所知，只是从每日朝见慈禧太后的感觉中，觉察到大势不妙，于是，他写了几道“密诏”，要康有为到上海办报馆，实是要他去避难。等光绪密召杨锐入宫，向他说明紧急情况，要他设法时，杨锐惊慌失措，竟冒出了一句书生气十足的话：“这是陛下的家事，应当同你家里人商量。”至此，光绪已完全绝望，他慌急、焦躁、愤怒，但却一筹莫展。他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自己只能坐以待毙。
但他还想作一番努力。当时，袁世凯正在北京，光绪就于九月十六日召见了袁世凯。在光绪看来，袁世凯对维新变法一贯表现得较为积极，他想争取袁世凯的军队，也许会有挽回败局的希望。在与袁世凯面谈时，光绪对他倍加称赞，并大升其官。袁世凯先是一惊一喜，随后就恍然大悟，明白了光绪是想利用自己。袁世凯权衡了各方力量之后，立刻跑回天津驻军所在地，向荣禄告密，荣禄得讯，当晚就乘火车从天津赶往颐和园，向慈禧报告。
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回来，光绪慌忙跪地迎接，慈禧太后声色俱厉地把他训斥了一番，以光绪的名义下了两道“上谕”，宣告光绪退位，自己重新训政。
慈禧把光绪囚于瀛台，又捉住了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六人，并将他们杀之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
从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六月十一日光绪发布《定国是诏》始，到九月二十一日慈禧重新执政，前后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又因光绪二十四年是戊戌年，故又称“戊戌变法”。这场维新变法运动就像变戏法一样地失败了。
帝国主义列强看到这种情况，知道中国政治更加腐败，便又大举进攻中国，而国内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也轰轰烈烈，在这两股力量的夹击之下，慈禧集团无力应付，但又对列强宣战，后来被迫逃出北京。这时的光绪帝虽是一囚徒，对时局却有清醒的认识，他仍希望暂时稳住帝国主义列强，待国力强盛之后再图良策，但终未被慈禧接受。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八月，八国联军兵临城下，慈禧只好慌忙逃走。出逃时，她挟带光绪，把光绪最为宠爱的妃子珍妃兼同道者活活推入井中害死。第二年，慈禧又挟持光绪从西安返回北京，这时的光绪，在经历了大风大浪之后逐渐地清醒成熟起来，更加坚信中国只有变法图强才能免于被帝国主义列强灭亡的命运，他一直念念不忘于变法，并一直希望在慈禧太后死后自己能重掌大权，重行新法。但是，他始终没有扳倒慈禧这座压在头上的大山，历史始终没有给他机会。
光绪因忧郁过度而英年早逝，于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病故，享年三十八岁。
【评议】
从运作方式上讲，“戊戌变法”是由光绪到康有为等一群书生在那里舞文弄墨，正所谓“下笔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他们只知道为什么要变法，该变哪些法，至于怎样变法，尤其在危难临头之时，他们就一筹莫展了，只好以一腔热血来祭奠神圣的改革灵坛。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可贵之处，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
中国历代的改革，都是由封建皇帝用权力自上而下地推行的，纵观光绪的改革，实在只是一场儿戏，就像前面说过的一样，那是大人让孩子出去玩一会，让你过一会家家，等你弄脏了手脸，弄乱东西，大人再找碴收拾你，让你知道当初你就不该过家家。这种比喻虽俗，但却极为贴切：大人被社会污染禁锢的心灵把儿童天真美好的幻想给扼杀了，因为大人比儿童有力气！
改革的要求往往来自下面，但实行改革又来自上面，别说像光绪这样一个软弱无力的没有权力的改革者，就是受到帝王全力支持的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又怎样呢？还不是没有好的下场？当然，每次改革都会留下一些新法，都会产生一些影响，但具体的改革者却一般都无好下场，其根本原因在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利之争。
改革失败，百姓并无多大责任，因为历史并没有让他们登上舞台，他们只是改革的要求者和被动者。至于权力集团内部因为改革而发生了什么争斗，他们丝毫也帮不上忙。而改革的先行者又往往敌不过守旧势力的顽固反扑，所以，这些先行者就大都做了历史的殉道者。这就是历代王朝中的改革者很难有好下场的根本原因所在。由此看来，改革需要权力，但权力也未必能够保证改革的成功，那么，改革之路，究竟在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