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近年来，关于曾国藩的书籍、电视、电影可谓有铺天盖地之势，下至百姓，上至高层领导，似乎都在谈论曾国藩。其实，“曾国藩热”不是从近年才开始的，近代以来“曾国藩热”就持续升温，蒋介石、毛泽东都十分推崇曾国藩。只是到了近年，“曾国藩热”才逐渐地普遍化、表面化、白热化而已。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在世界历史上，一个人能够引起这样普遍而持久的关注，实在是不多见的。个中原因，发人深思。
【事典】
曾国藩生于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卒于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湖南湘乡人。曾国藩曾多次以“耕读传家”引为骄傲，可见，曾国藩的家庭既非土地主，也非书香门第，乃是中国传统的理想家庭模式：多有田亩，衣食丰足，又能读书著文、咏诗作赋。先不说这种家庭理想体现了中国文化中什么样的精神，但它把种地之实与读书之虚这两件事结合得很好，确是无疑的，这种虚、实结合的家庭结构，对于培养出曾国藩虚、实结合的人生品格，恐怕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曾国藩六岁入塾读书，八岁学“五经”，读八股；十四岁赴长沙应童子试，成绩一等；二十二岁中秀才，两年后就学于中国著名的学府岳麓书院，同年曾入京会试未中，后刻苦攻读经史；至二十八岁再次入京会试，中进士，从此官运亨通。
曾国藩兢兢业业，获得了清廷的赏识，连连升官，至三十七岁升为二品官，他曾十分自负地说过：“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可见，曾国藩还是把做官当做人生第一要义。在这期间，他历任工、刑、吏部的侍郎，可谓是春风得意。
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了。
随着形势的迅猛发展，清政府感到没有力量组织军队、调集兵力围攻起义军了，只好像东汉末年朝廷镇压黄巾起义一样，让各地自己建立地主武装，称为团练。这些武装力量由当地的官僚和地主联合组建，具体指挥权属于组建者。咸丰皇帝于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下令长江南北的在籍官绅组建团练，曾国藩因家在湖南的湘乡，就积极响应咸丰，于这一年回到家乡，协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团练。从此，曾国藩开始了他的“元凶”生涯。
曾国藩在同乡儒生罗泽南的帮助下，先建立起了一支数千人的队伍，然后逐渐扩大。曾国藩十分了解清朝八旗兵、绿营兵的腐败，因此，他在组建队伍时，首先着重从平民当中招募士兵，决不引进官僚子弟，其次是他十分注意宗族关系，把军队组建成一个血缘家庭性质的组织，以增强战斗力。
曾国藩的军队与清军和其他团练武装相比，有如下明显的特点：
一、士兵均来自质朴壮健的湖南乡民，既易于训练，又勇悍善战，坚决拒收城镇油滑市民和老兵油子，以免带坏了队伍。军官则多来自他的亲友中的读书人，要求肯为“卫道”、“忠君”而献身，不能急功近利，坚决杜绝清廷八旗贵族军官的争权夺利倾向。
二、把父子、兄弟以及有其他血缘亲属关系的士兵编在同一组织内，利用宗族亲缘关系维系士兵，使士兵打仗时能互相救助，且只能胜利，不能失败。一旦失败，全宗族就会遭到灭族之祸。曾国藩的这一招的确十分有效，把一支国家的军队变成了宗族军队，所谓“打仗还是亲兄弟，上阵还是父子兵”，战斗力果然大大地提高了。曾国藩的这一创举，也开了中国近代军阀的先河。
三、在组织上，曾国藩规定，每营士兵只服从营官一人，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这样既提高了组织指挥的战斗力，也为曾国藩建立了一支私人的军队。
曾国藩虽然坚决反对满族人担任一般的军官，以免影响战斗力，但为了取得满族人的信任，他特别推荐了满族人塔齐布为湘军大将，荐举多隆阿为湖北将军。在一切准备完成后，曾国藩的这支湘军开始开出湖南省，准备同太平军作战了。
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五月，曾国藩率湘军出战，在岳州与太平军接触，没想到一战即溃。曾国藩出省时共有湘军一万，水、陆军各五千，连其他人等共一万五千多人。岳州一战，水师被彻底击垮，几乎全军覆没。曾国藩可能是从未受过失败的滋味，经受不住这种打击，便投水自杀。他的部下当然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位湘军统帅死去，赶忙把他救了出来。曾国藩羞愤交加，下大力气整顿湘军，过了三个月，再战岳州，于六月份攻陷。同年十月，曾国藩督战，经过激烈的争夺，又攻下了武汉。曾国藩这时总算报了岳州之败的仇，情绪高涨起来，大喊道：“肃清江面，直捣金陵。”
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曾国藩进逼九江。这时，太平天国起义军开始认真对付曾国藩了，派石达开为统师，大举向西增援。石达开是一位智勇双全的著名将领，他设计把曾国藩的水师诱入鄱阳湖，再堵住湖口，打败了敌军，焚烧了战船。曾国藩看到自己苦心经营的水军又一次化为泡影，连自己的坐船都被烧掉了，自己只身逃走，更是羞愤交加，再次投水自杀。这次投水幸亏被部下拉住，免受了入水之惊。曾国藩两次投水，未得其死，也许仅是做做样子，并未真的想死，只是收拢人心而已。
石达开打败了曾国藩这支在当时看来生气勃勃的军队，太平军又打破了清军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军事上威震全国，大有夺取全国之势。可就在此时，太平军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为争权夺利相互残杀，杨秀清、韦昌辉、秦日纲等著名将领先后被杀，两万多精锐死于内乱，石达开又带十万精兵出走。太平天国军从军事上的全盛时期走向了军事上的下坡路。
此时，曾国藩趁机再夺武汉，并在与陈秀成激战后夺得了安庆。咸丰十一年（公元1860年）八月，曾国藩受命为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有了更大的指挥权，派出三路军马对抗太平军：李鸿章率淮军保上海进攻苏南；曾国荃率主力进攻天京；左宗棠进攻浙江。由于太平军士气低落，战斗力大大下降，在清军和英国“常胜军”的夹击下，连吃败仗，无锡、常州、苏州等地连续失陷。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六月三日，洪秀全在绝望中死去。
曾国藩的湘军入天京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以至“秦淮河尸首如麻”。湘军见物即抢，“子女玉帛悉数扫入湘军”。曾国藩完成了他率湘军攻灭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元凶”的使命，由于他善于玩弄权术，又一步步地登上了“圣相”的位置。
【评议】
关于曾国藩的评议应该分两个方面进行，一是曾国藩是如何成功的，二是人们为什么如此关注曾国藩。曾国藩成功的“秘诀”，可以归纳为如下几条：
一、刚毅坚韧。曾国藩在攻打太平军十二年的历程中并非一帆风顺，他数次战败，两次投水自杀，还有一次因害怕李秀成的大军袭来而数日悬刀在手，准备一旦兵败，即行自杀。尽管有着如此多的磨难，但他始终没有灰心，而是以刚毅坚韧而又庄敬虔诚的态度来对待成功与失败。通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成功。
二、善于把握时机，该进则进，该退则退。在封建官场上，如果没有做官的艺术，仅凭执著认真和一往无前的精神是远远不够，还必须学会审时度势，与上司讨价还价。曾国藩在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之后，知道会遭人疑忌，便借回家守父丧之机，带着两个弟弟（也是湘军重要将领）回家，辞去一切军事职务。过了近一年，太平军进攻盛产稻米和布帛的浙江，朝廷恐慌，又请他出山，并授他兵部尚书衔头，有了军政实权。不久，慈禧太后专权，认为满人无能，又重用汉人，曾国藩从此掌握了大权。公元1862年，曾国藩被授以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政的权力，巡抚提督以下均须听命，不久又赐以太子太保头衔，兼协办大学士。自此以后，曾国藩在清廷中有了举足轻重的位置。
三、善于韬光养晦。韬光养晦是封建官场中极为重要的策略，如果不懂得这一点，只凭一股血气之勇，锋芒外露，多半不能成功，甚至因遭受疑忌而招致杀身之祸。他虽然忠心耿耿，还是屡遭疑忌。在第一次攻陷武汉之后，捷报传到北京，咸丰帝大为高兴，赞扬了曾国藩几句，但咸丰身边的近臣说：“如此一个白面书生，竟能一呼百应，攻克武汉，并不一定是国家之福。”咸丰听了，默然不语。曾国藩深谙此道，在攻陷太平军的都城天京之后，由于曾国藩的湘军抢劫吞没了很多太平军的财物，使得“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的天京人财一空。朝野官员对此议论纷纷，左宗棠等人还上书弹劾，曾国藩既不想也不能退出财物，在进京之后，忙做了四件事：第一，因怕权大压主而退出了一部分权力；第二，因怕湘军太多引起疑忌而裁减了四万湘军；第三，因怕清廷怀疑南京的防务而建造旗兵营房，请旗兵驻防南京，并发全饷；第四，盖贡院，提拔江南士人。
这四策一出，朝廷上下果然交口称誉，再加上他有大功，清廷也不好再追究什么，反而显示出了他的恭谨态度，更加取得了清廷的信任。清廷又加恩赏以太子太保衔，赏双眼花翎，赐为一等侯爵，子孙相袭，代代不绝。至此，曾国藩荣宠一时。
人们之所以关注曾国藩，大概出于以下的原因：一、曾国藩是所谓的学者兼圣相的典型。曾国藩之所以成为所谓的“圣相”，“圣”就“圣”在他是封建道学的理论家和实践家。曾国藩极为推崇程朱理学，并且深入研究，提出新的理论，认为做学问就是为了恢复人性，就是恢复天地间的“理”和“气”，使人这一正气的凝结物载以封建道德的灵魂。这一点，与程朱理学的思想脉络是完全一致的，都是维护封建道德的。他还特别推崇先秦时期的“内圣外王”的理论，即在思想品德上要加强修养，向圣人靠拢，在实际能力上要有王者风范，能匡时济世。的确，曾国藩确实身体力行了这一理论，算得上言行一致。他在训诂学等方面也很有成就。
他在学术上的造诣和他的权位结合起来，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再加上他亲手培养了许多学生，提拔了很多士子，因而，他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当时就有许多人把他吹捧成所谓的“圣相”。曾国藩还亲自实行他的理论，在未回乡组织团练以前，在京中做官就十分注意修身养性，特别是在“静”字上下功夫。他的生活起居极有规律：早起、静坐、养气、保身、读书、写字等，每日坚持记日记。他的这套做法，连他的老师都很器重，当朝皇帝也多有嘉评。也许正是因为他做出了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吧，才官运亨通。在曾国藩的晚年，甚至在军旅之中，也未忘记修身，强调立志、求知、敬恕、忠信、反省、慎独、谨言、有恒、勤俭、谦虚等。中国读书人的理想是所谓的“内圣外王”，希望“始于修身，终于济世”，而不愿抛弃“内圣”去做纯粹的官僚。因此，曾国藩便成了中国读书人的楷模。
二、曾国藩是一个活生生的可以模仿的人。二程、朱熹可以当圣人来供奉，但可望而不可即，无人去同他攀比模仿，就像皇帝也从不同孔子争高低一样；诸葛亮那样的贤相也可供奉在庙里，享受烟火祭祀，当做神来膜拜。可曾国藩不同，他既不可当做圣贤来敬，也不可当做神佛来供，他是一个人，一个世俗中的人，是一个集世俗的名、利于一身的人，是一个可供效尤的集世俗的名、利于一身的真实的人！
三、曾国藩“功名利禄”的一生有很多值得借鉴和模仿的地方。例如他的刚毅的性格，他的坚持不懈的修身，他的善于运用权谋策略等等。总之，曾国藩是一部极其具有实用价值的教材，而不是像孔孟那样仅可作为顶礼膜拜的对象。
曾国藩已经成为历史人物了，但曾国藩的人生模式却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思考。在一定意义上讲，曾国藩作为一个“学者与贤相”的“典范”继续影响着我们民族的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