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所治专业领域的关系，对德国大学之发展向来关心。与德国学者交流之际，总不忘在闲暇时追问：洪堡精神今何如？答案似乎总是让我失望。在他们眼中，这似乎已是过分“高雅”乃至“不合时宜”的话题。“落花流水春去也”，昔日曾经让世人无比振奋的德国大学，今日竟如此“花果飘零”，让有识者无不辛酸感慨。
如今读到德国精英大学的评选结果，既在思考之外，又在意料之中。今人论说大学，美则哈佛、耶鲁，英则牛津、剑桥，日有东京、京都，中有北大、清华，惟论及欧陆大学，似乎无法以偏概全。尤其是德、法两国传统颇相径庭，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在法国，最精英的大学不是所谓的巴黎诸大（1—14大），而是大学校中的巴黎高师、巴黎理工等等；在德国，则各大学轩轾并立，难有鹤立鸡群者。而如今德国联邦教育部欲以庞大经费支持所谓精英大学之发展，殊不知是对美国亦步亦趋，而将其民族传统之精粹弃之殆尽。
这并不就是说德国大学史上就没有领袖群伦的一流大学，在我看来，18世纪的哥廷根，19世纪的柏林，都曾起到这样的功用。可问题在于，这一传统，进入20世纪下半叶后为何就戛然而止了呢？其中难道真有奥义存焉？柏林大学学术地位的衰落，与政治环境密切相应，纳粹的种族政策，使得德国学术迅速跌宕；而1945年后，洪堡大学与自由大学的分立，更使得柏林大学的传统一分为二，难得延续昔日的辉煌局面。20世纪的德国，缺乏这样领袖群伦的大学，尤其是在柏林大学“无可奈何花落去”之后，现在的形势，多少有些“双峰并峙”的趋势，洪堡大学与自由大学，究竟会谱写怎样的大学史篇章，尚要拭目以待。在最近的德国精英大学评比中，两者一下一上，似乎略见端倪。
这份德国大学的名单，由德国科学评议会（Wissenschaftsrat）与德意志研究会（DFG）联手进行的评选，也不妨看作德国当代大学排名的一种相对权威版本。入选大学共十所，亦可看作德国大学的前十名，如果相对淡化其排序，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三类大学，即古典大学、工业大学、新兴大学。前者包括了全部三座德国古典大学城：海德堡、弗莱堡、图宾根。工大类型是德国的特色：亚琛工大、慕尼黑工大、卡尔斯鲁尔工大榜上有名。糟糕的是，赫赫有名的柏林工大却名落孙山。新兴大学则为：不来梅大学、柏林自由大学、维茨堡大学、慕尼黑大学。
结果出来后，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2100万欧元的资助额度固然具有极大诱惑力，精英大学的名分更为其带来意想不到的声誉。作为新兴大学代表的不来梅大学是一所非常有趣的大学，其校长固然对此始料未及，政客则以“巨大成功”褒扬之（市教育委员WilliLemke语）。巴州占有两席，也就难怪科学部长将其归功为州科研政策的成功了。
落选的大学中，包括一向自居于柏林大学正统的柏林洪堡大学，其校长马克西斯（Christoph Markschies）将此次落选视作对本校的严重警告；莱比锡大学亦是历史名校，歌德曾在此求学，而且该校还培养出多名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精英人物，包括以改革北大而确立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基础的蔡元培，还有辜鸿铭、林语堂、周培源等人。其常务副校长施莱格尔（MartinSchlegel）虽然表示不会气馁，但失望之情仍一览无余。但这些大学有一共性，即都是原东德大学。实际上这也反映出德国统一后，原东德地区发展的一个标志，至少它们都未能达到规模宏大、传统悠久、基础设施发达等评价标准。
单纯以原东德地区作为评价标准的话，未免过于强化了政治色彩。实际上过于强调规模性，也是此次评选的一个视野误区。曼海姆大学校长阿恩特（Hans-WolfgangArndt）即对此表示遗憾：“只有大型大学的未来方案，而没有小型大学的入选可能。”应该说这一批评是相当到位的，而且涉及大学理念问题。即便以美国大学的发展为例，像加州理工这样的小型精英大学，也始终名列前茅。
虽然各界人士反映不一，但并不妨碍其结果的“权威有效”。巨额资助纳入囊中是一方面，由此产生的巨大社会效应更不容忽视。但在这样一种“指标衡量”的背景下，我们要追问的是，如此做法，真的就能带来本国大学的世界地位上升？或者，再进一步追问的是，政府究竟应在大学发展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国家与大学之间，究竟该是怎样的关系？世界究竟需要的是划一的规则，还是多元的特色？
在欧洲大学史上（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德国大学相对处于后来居上的地位。之所以能如此，乃在于其特色鲜明，始终带有其强烈的“德意志烙印”。这一点，尤其以19世纪柏林大学的建立而标示世界。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的纳粹上台，对德国大学与学术发展是致命一击，因为其驱逐学人之种族主义标准实在不值一驳，而如爱因斯坦等犹太人正是第一流的科学家；可20世纪50年代以来，德国大学对美国大学与学术的亦步亦趋，同样深值反省。表面看来，前者荒唐可笑，后者则名正言顺。但究其实质，德国大学同样失去了其“传统根基”。漂浮无根，恐怕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德国大学史上最值得总结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将随着欧盟统一学制的建立而日益凸显。
必须指出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德国统一并没有确立起德国人要走自己的道路的决心，我指的是“文化思想”领域，而非“政治军事”上的“德国的欧洲”（DeutschlandsEuropa）还是“欧洲的德国”（EuropasDeutschland）的争论。如此立论，并非是说知识精英如哈贝马斯等人没有自己的全盘思考，而是指德国作为一个原本极具独立品格概念的文明国度，而逐渐丧失其立足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英雄造时势，时势更造英雄。我们虽然为哈贝马斯这样的坚持启蒙立场的日耳曼精英而感动，但现代性在当代的发展，真的让人徒唤奈何。或许，这真的是一个不需要英雄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福柯将尼采的“上帝已死”推演到“凡人已死”，或许真的不无道理。当代的德国，与吾辈理念中的“德国概念”相去日远，与古典时代更是天壤有别。
我们要追问的是，“德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吗”？
我们更想问的或许还是，“除了美国道路，这世界是否也允许每个有传统与自信的国家，走出自己的道路”？
德国人评选精英大学，乃至顶级科研中心、研究生院的措施，实际上也都是建设“一流大学”，争取国际竞争力的思路。由是观之，中国之将“一流大学”时时放在口边，原非特立独行之举。世界范围的“仿美潮流”，原是大势所趋。可问题在于，潮流所向，便是对的吗？便是真理吗？如果不是，怎么办？
精英大学，究竟意味着什么？精英大学的标准，究竟又是以什么样的尺度来确认？更重要的，或许还应是客观的历史沉淀。当然，西方的大学评比或排行，其尺度相对公正一些。大学校长都是很有身份的学者，大致不会在官员面前太过“丢份”。至少不会有如此鲜明的所谓“跑步（部）前（钱）进”的“中国特色”。即便如此，当代的西方大学仍少让人感觉到昔日的“风骨俨然”。这或许仍是和民族传统与精神底气有关。且举两例。
日本民族，向来是个“认赌服输”的角色，它服膺强者，所以当年德国人强盛时，它以第二帝国为师；后来美国人将它打趴下了，它又“以美为师”。事实上，它也取得了相当“快餐式”的成功，因为无论是当年的“崛起环岛，称霸东亚”；还是二战后的经济腾飞，都说明日本人学先进还是有一套的。但日本人是最优秀的“摹仿者”，却绝不是成功的“创造者”。而问题恰恰在于，人类文明的演进最需要的是“创造者”，而非“摹仿者”。法国是唯一的“逆潮流而动者”，当今世界对美国的对抗，如有最坚定者，当属法国人，尤其是在文化、思想层面的长驱直入，简直是势不可挡，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创造者”，虽然创造出来的成果未必没有“疵瑕”乃至“问题”。尽管他们的学者也在抱怨美国影响的无孔不入，譬如说计量考核制度。可无论如何，从普遍意义上看，法国人是在坚守自己的传统并进行了“转化性之创造”的。这一点或许正可以看作20世纪下半期以来德、法思想消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德国的精英大学榜单到德、法学术/思想的20世纪消长，话题未免略有些扯得远了。但无论如何，面对欧盟统一学制（三、五、八）正以一种“标准尺度”吞噬着各具特色的欧洲大学的事实，德国上下近乎一致地准备融入此制度（近乎放弃原有德国大学传统），而法国人却不会将他们卓有特色的大学校丢开。这样的抉择，其后果将会在若干年后特别彰显出来，如谓不信，且拭目以待。应该说，大学排行始终是一个招人眼球的话题，德国精英大学的升降也不会因此而结束，虽然在吾辈眼中，始终有一个洪堡时代的柏林大学作为标尺，但彼德国已非此德国。昔日残破的普鲁士邦所透露出的精英风采，与今日貌似辉煌的统一德国的气象，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不由想起了杜牧的《阿房宫赋》：“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我也模仿一段：“呜呼！毁德国者，德国也，非他也。使德国自珍其传统，则足以拒美，则递数世可至万世而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谁得而族灭也？德人不暇自哀，而外人哀之；外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外人复哀外人也。”
§§第三辑 中国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