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西征时，有一个重要插曲，即征召长春真人丘处机至西域论道。当时有一个汉人名叫刘温，字仲禄，因善做鸣镝得幸于成吉思汗，他不反对以武力争夺天下，也不反对儒家所宣传的以德治天下，但他更留意于所谓长生健身之术，在儒、佛，道三家中，最推崇道教。1219年5月，当成吉思汗西征路经乃蛮故地时，有一天刘仲禄向成吉思汗进献医药，顺便对成吉思汗说，金国有个长春真人丘处机，年高三百余岁，此人不独有治天下之术，恐怕还有长生不老之药，建议成吉思汗召见丘处机问道。于是成吉思汗先后颁发了两份诏书，从而出现了长春真人的万里西游。
耶律楚材是长春真人西游的积极支持者，据他自己说，当丘处机进来《陈情表》，表示不愿西行时，正是他受命起草了第二份诏书，成吉思汗“命仆草诏，温言咎之，欲其速致也”。而从第一份诏书的思想主张看，它与第二份诏书是一脉相承的，这份诏书即使不是出于楚材之手，也是得到他的赞同的。
丘处机是金朝全真道的首领，因他出身汉族，不愿接受异族的统治，隐居在山林聚徒讲道，拒不出山做官。1219年，丘处机在山东莱州昊天观讲道。那年四月，金朝的河南提控派人请他出山，他婉言谢绝了；同年八月，投靠了南宋的李全、彭义斌请他协助共定大业，他也拒不前往。不久，刘仲禄带着成吉思汗的虎头金牌和诏书找到了丘处机，金牌上铸有八个字：“如朕亲行，便宜行事。”其诏文说：“制曰，天厌中原，骄华太极之性；朕居北野，嗜欲莫生之情。反朴还淳，去奢从俭，每一衣一食，与牛竖马圉共弊同飨。视民如赤子，养士若兄弟。谋素和，恩素蓄，练万众以身人之先，临百阵无念我之后。七载之中成大业，六合之内为一统。非朕之行有德，盖金之政无恒。是以受天之裙，藏承至尊，南连赵宋，北接回纥，东夏西夷，悉称臣佐。念我单于国千载百世以来，未之有也。然而任大守重，治平犹惧有阙。且失刳舟剡楫，将欲济江河也；聘贤选佐，将以安天下也。拱践祚已来，勤心庶政，而三九之位（三公九卿），未见其人。访闻丘先生体真履规，博物洽闻，探赜穷理，道冲德著，怀古君子之肃风，抱真上人之雅操。久栖岩谷，藏身隐形，阐祖宗之遗化，坐致有道之士，云集仙径，莫可称教。自干戈而后，伏知先生犹隐山东旧境，朕心仰怀无已。岂不闻渭水同车，茅庐三顾之事。奈何山川悬阔，有失躬迎之礼。朕但避位侧身，斋戒沐浴，选差近侍官刘仲禄备轻骑素车，不远千里，谨邀先生暂屈仙步，不以沙漠悠远为念。或以忧民当世之务，或以恤朕保身之术，朕亲侍仙座，钦惟先生将咳唾之余，但授一言斯可矣。今者，聊发朕之微意万一，明于诏章。诚望先生既著大道之端要，善无不应，亦岂违众生之愿哉！故兹诏示，惟宜知悉。五月初一日笔。”
这份诏书充分表达了成吉思汗君臣对丘处机的无比景仰之情。他们不仅把他当作神仙，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保身之术”；而且把他比作姜子牙、诸葛亮式的人物，希望他成为新朝的辅佐，登上“三九之位”，做大蒙古国的三公九卿，协助他们“安天下”，治理好国家。接到这份诏书，丘处机即使有回天之力，治国平天下之才，也不得不认真考虑，费一番踌躇。刘仲禄读完诏书，对丘处机说：“师名重四海，皇帝特诏仲禄逾越山海，不限岁月，期必致之。”
丘处机一看盛情难却，只好答应了成吉思汗的要求，愿同刘仲禄去见成吉思汗，1220年正月北行。但走到燕京以后，听说成吉思汗已率军离开乃蛮，到更远的西方去了，他担心自己年事已高，受不了一路上的辛苦，想等成吉思汗回师以后再朝见。刘仲禄不敢自作主张，派一个随从的官员曷剌去请示成吉思汗，丘处机写了一份《陈情表》，对成吉思汗说：“登州柄霞县志道丘处机，近奉宣旨，远召不才。海上居民，心皆恍惚。处机自念谋生太拙，学道无成，辛苦万端，老而不死。名虽播于诸国，道不加于众人。内顾自伤，哀情谁测。前者南京及宋国屡召不从，今者龙庭一呼即至，何也？伏闻皇帝天赐勇智，今古绝伦，道协威灵，华夷率服。是故更欲投山窜海，不忍相违；且当冒雪冲霜，图其一见。兼闻车驾只在桓抚之北，及到燕京，听得车驾遥远，不知其几千里。风尘江页洞，天气苍黄，老弱不堪，切恐中途不能到得。假之皇帝所，则军国之事，非己所能，道德之心，令人戒欲，悉为难事。遂与宣差刘仲禄商议，不若且在燕京德兴府等处盘桓几日，先令人前去奏知。其刘仲禄不从，故不免自纳奏帖。念处机肯来归命，远冒风霜，伏望皇帝早下宽大之诏，详其可否。兼同时四人出家，三人得道（去世），惟处机虚得其名，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伏望圣裁。龙儿年（即庚辰年）三月日奏。”
丘处机这份《陈情表》的中心意思是说，他不懂得军国之事，没有姜子牙、诸葛亮那种治国平天下的才能，因此难登三九之位。另外，他虽有“道德之心”，但面对乱世，“令人戒欲”，也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同时年事已高，形容枯槁，不耐风霜，因此他说不打算到西域去见成吉思汗，想等成吉思汗西征归来后再去朝见。
成吉思汗收到丘处机的表文时，已经攻下了撒马耳干，他让耶律楚材给他翻译讲解了表文的内容，授命楚材起草一份诏书，谆请丘处机西游撒马耳干。这就是成吉思汗召见丘处机的第二份诏书，其诏文说：“成吉思皇帝敕真人丘处机：省所奏应召而来者，具悉。惟师道逾三子（指丘处机的三位师兄），德重多方，命臣奉厥玄纁，驰传访诸沧海。时与愿适，天不人违，两朝屡召而弗行，单使一邀而肯起。谓朕天启，所以身归，不辞暴露于风霜，自愿跋涉于沙碛。书章来上，喜慰何言！军国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诚云可尚。朕以彼酋不逊，我伐用张，军旅试临，边陲底定。来从去背，实力率之故。然久逸暂劳，冀心服而后已。于是载扬威德，略驻车徒，重念云轩既发于蓬莱，鹤驭可游于天竺。达摩东迈，元印法以传心；老师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顾州途之虽阔，瞻几杖似非遥。爱答来章，可明朕意。秋暑，师比平安好，旨不多及。十四日。”这份诏书言简意赅，十分明确地向丘处机表明，他即使不能辅佐成吉思汗处理军国之事，成吉思汗仍然崇尚他的“道德之心”。因为成吉思汗知道，要征服敌人尽管需要“军旅试临”，“实力率之故”，但要达到“久逸皆劳”、长治久安的目的，还不能只凭武力，还要靠“心服而后已”。成吉思汗之所以从万里之外派出使者专门寻找丘处机，“不限岁月，期以必至”，正是由于丘处机“名重四海”，希望能从他那里找到征服人心的办法，借以从政治上、思想上加强对各地人民的统治，也就是向丘处机这个道教首领寻找统治术。
其实这种主张主要反映了诏书起草者耶律楚材的思想，正率领大军攻城略地的成吉思汗恐怕还没有这么明确的认识。耶律楚材“幼而学儒，晚而喜佛，常谓以吾夫子之道治天下，以吾佛之教治一心，天下之能事毕矣”。他当时为什么不竭力向成吉思汗宣传儒家的“治天下”之道和佛教的治人心之术，反而舍近求远，到千万里之外去敦请一个道教首领呢？他为什么欣然接受成吉思汗的命令，乐于为成吉思汗起草一份召见长春真人的诏书，而对“夫子之教吾佛之道，置而不问呢”？后来，耶律楚材写了一篇《西游录》，其中就专门回答了这一问题。
自东汉以来，佛、道，儒就被称为三教，它们虽然都是汉族封建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但互相之间也有一些矛盾和冲突。“其教门施设，尊卑之分，汉、唐以来，固有定论。”
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君主的喜好尚不同，其社会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当蒙古贵族入主中原之初，道教的地位曾一度提高，直到忽必烈时佛教才上升到道教之上，而儒学在元朝却一直排在第三位，并未引起统治者的真正重视。而在成吉思汗时，蒙古贵族主要着眼于掠夺、屠杀，很少有人了解佛、道、儒对治理国家有什么用处，即使晨、昏、朝、夕不离成吉思汗左右的耶律楚材，也很难一下子使蒙古贵族明白这个道理。因此耶律楚材说：“余以为国朝开创之际，庶政方殷而又用兵西域，未暇修文崇善。三圣人敦皆有益于世者。尝读《道》、《德》二篇，深有起予之叹，欲致吾君高蹈羲皇之迹，此所以赞成之意也。亦将使为儒、佛之先容耳。”他认为当时蒙古贵族还来不及修文崇善，还不知道佛、道、儒三圣人之教为何物。为了长治久安，首先有必要向成吉思汗宣传三圣人之教。因此他愿意将丘处机请来，让丘处机向成吉思汗讲一讲用道德“匡时救世”的道理，从而为自己的佛、儒二教开辟一条途径。所谓三圣人之教，说到底就是汉族地主阶级比较文明的封建主义的统治方法，按耶律楚材的说法，用这种方法治理天下，就可以使老百姓“速以能仁，不杀、不欺、不盗、不淫”，也就是用“因果之诫化其心，以老子慈俭自然之道化其迹，以吾夫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名教化其身，使三圣人之道若权衡然行之于世，则民之归化，将若草之靡风，水之走下矣”。这种三圣人之教深入人心之后，一些有见解的人就可以“上策于朝廷，请定制度、议礼乐，立宗庙、建宫室，创学校、设科举，拔隐逸、削遗老、举贤良、求方正、劝农桑，抑游惰、省刑罚、薄赋敛、尚名节、斥纵横、击冗员、黜酷吏、崇孝悌、赈困穷。若然，则指太平若运掌之易也”。也就是全面实行汉族封建阶级原有的制度和政策，这就是以后所说的“行汉法”。
这种三圣人之教对于劳动人民来说虽然也是压迫之道、剥削之道，但面对蒙古贵族野蛮的屠杀和掠夺，实行这种三圣人之道，也可以说是“行文教，施善道”。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儒家和佛教信徒的耶律楚材才乐于替成吉思汗起草诏书，欢迎丘处机向成吉思汗宣传三圣人之教，而他本人对丘处机也能以礼相待，来往密切。尽管以后佛、道、儒三家也曾发生一些矛盾和斗争，但三者的合流和合作却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用这种说教代替蒙古贵族的屠杀和掠夺，这是汉族和其他民族封建地主阶级的共同愿望。
丘处机接到成吉思汗的第二份诏书后，不便再次推辞，于是与刘仲禄等一起西行，“崎岖数万里之远，际版图之所不载，雨露之所弗濡”，历尽千辛万苦去西域谒见成吉思汗。
丘处机与成吉思汗，一个是主张清心寡欲、反对杀伐的道教首领，一个是以征战为长的帝王，他们几乎处于矛盾的两极，丘处机为什么不赴金、宋之召，反而乐于不远万里去谒见成吉思汗呢？丘处机的弟子李志常所写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回答。
丘处机生在金朝不赴金朝之召，身为汉族人不向往南宋，这是由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在成吉思汗南征全国时，金统治下的汉族和契丹等族的地主阶级很多人不支持金朝，反而乐于和蒙古贵族合作，这主要是因为女真贵族的统治实在太黑暗、太腐朽了，并且大大侵犯了汉族和契丹族地主阶级的利益。信奉全真教的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之所以隐居不仕，正是因为他们不满于女真贵族的统治，他们是女真贵族政治上的反对派。但另一方面，丘处机之所“不赴金、宋之召”，而倾心于成吉思汗，则是因为他看到金和南宋的统治者都难于救世，而成吉思汗却是“天启”雄主，自己的一套主张可以通过成吉思汗变成现实。全真教在传说中姜太公垂钓的磻溪讲道，这本身包含希望统治者重用的意思，他们并不是一味地隐世不仕，只要有周文王一类的人物出现，他们也会离开山林，大干一场的。丘处机瞧不起南宋君臣，但却十分佩服成吉思汗的“天赐勇智”，他虽然没有成为姜子牙、诸葛亮一类的人物，但他对成吉思汗及其后人的影响也不可低估。他之所以不远万里去见成吉思汗，目的就是要对成吉思汗施加一些影响。
在西游的路上，丘处机曾给燕京的道友寄回一首诗，其中说：“十年兵火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去岁正逢慈诏下，今春须合冒寒游。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穷急漏诛残喘在，早教生命得消忧。”在以后的诗中又说：“十年万里干戈动，早晚回军复太平。”“道德欲行千里外，风尘不惮九夷行。”“我之帝所临河上，欲罢干戈致太平。”这些诗句说明，长春真人丘处机对“十年兵火”，“万里干戈”是十分反感的，因为它造成了“千万中无一二留”的惨祸，自己虽然是一个“穷急漏珠”、“残喘”暮年的人，“仍念山东二百州”，仍然有责任努一把力，以便尽快结束这种局面。究竟如何结束这种局面呢？这种局面是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贵族造成的，丘处机作为一个道士既没有力量，也没有勇气用武力去反抗蒙古贵族，但却希望用自己的道德说教去打动他们，使之有所悔悟，“早晚回军致太平”。他不远万里到阿姆河边去见成吉思汗，正是为了“兴道德”，为了达到“罢干戈致太平”的目的，也就是用道教的世界观去影响成吉思汗的政策，使之采取比较文明的封建主义的统治方法，而逐渐放弃野蛮的屠杀政策和战争政策。
1222年春，丘处机一行到达撒马耳干。刘仲禄一路陪同，田镇海从镇海城相送，留守撒马耳干的耶律阿海及耶律楚材等对他们进行了盛情的欢迎。
当时成吉思汗并不在撒马耳干，丘处机一行曾在此等候成吉思汗的命令，故而在撒马耳干逗留若干时日。后来，丘处机师徒虽曾到前线去会见成吉思汗，但由于战事繁忙，成吉思汗又让他们暂回撒马耳干等候。丘处机师徒在撒马耳干停留几个月之久，在此期间主要由耶律楚材、耶律阿海等人陪同。耶律楚材的《湛然居士文集》以及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都如实记载了耶律楚材与丘处机的交往。
耶律楚材的《壬午西域河中游春十首》、《游河中西园和王君玉韵四首》、《河中春游有感五首》以及过金山、阴山、过闾居河等诗篇，多为与丘处机在撒马耳干郊游时的唱和之作。这些诗篇不仅反映了楚材对长春真人的盛情接待，如实描写了撒马耳干的异域风光，而且多少透露出耶律楚材对成吉思汗西征已产生一些不同看法。
在《游春十首》中，楚材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写道：“幽人呼我出东城，信马寻芳莫问程。”“土床设馔谈玄旨，石鼎烹茶唱道情。”“幽人”丘处机亲切地招呼他一起到撒马耳干郊外游玩，他们信马由缰，边走边谈，感情十分融洽。甚至在郊外野餐烹茶，谈玄说道，共同探讨儒、佛、道的理论。
在游河中西园时，耶律楚材又借丘处机诗韵和诗四首，其中说：“异域逢君本不期，湛然深恨识君迟。清诗厌世光千古，逸笔惊人自一时。”又说：“异域风光特秀丽，幽人佳句自清奇。临风畅饮题玄语，方信无为无不为。”这些诗句说明，当时耶律楚材对丘处机十分景仰，不仅叹服他的“清诗”、“佳句”，而且欣赏他的“逸笔”、“玄语”，甚至接受了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因此才流露出了“深恨识君迟”的思想感情。长春真人丘处机与湛然居士耶律楚材，一为道家之首，一为佛门子弟，二人竟然在万里之外的撒马耳干邂逅相遇，岂不正说明圣人门徒心心相印，殊途同归吗？真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因此，无论是耶律楚材，还是丘处机师徒，都把他们的这一交往当作一件盛事吟入诗篇，记入典册。
耶律楚材与丘处机多次郊游，寻芳踏青，其唱和诗篇自然不乏一些自然风光的描写，但其中也是情景交融，透露了诗人当时的真情实感、如（1222年）二月二日春分，丘处机在郊游时写道：“阴山西下五千里，大石东过二十程。雨霄雪山遥惨淡，春分河府近清明。园林寂寂鸟无语，风日迟迟花有情。同志暂来闭睥睨，高吟归去待升平。”耶律楚材自然了解长春真人的诗意所在，竟毫不顾忌地回诗十首，其中写道：“三年春色过边城，萍迹东归未有程。”“何日要荒同入贡，普天撞鼓乐清平。”又写道：“春雁楼边三两声，东天回首望归程。”“天兵几日归东阙，万国欢声贺太平。”又道：“四海从来皆弟兄，西行谁复叹行程。”“野老不知天子力，讴歌鼓腹庆升平。”他们一方面不得不歌颂几句成吉思汗的赫赫武功，但所有诗篇的落脚点都结在“待升平”，“望归程”，“贺太平”，“庆升平”之上，也就是希望成吉思汗早日结束西征，早日恢复天下和平。
二月十五日，丘处机师徒再次与楚材等人游西郊，丘处机写诗二首，其中一首写道：“深蕃古迹尚横陈，大漠良朋欲遍寻。旧日亭台随处到，向年花卉遂时新，风光甚解流连客，夕照那堪断送人。窃念世间酬短景，何如天外饮长春。”耶律楚材和诗四首，其中第四首写道：“金鼓銮舆出陇秦，驱驰儿骏又西巡。千年际会风云异，一代规模宇宙新。西域兵来擒伪主，东山诏下起幽人。股肱元首明良世，高拱垂衣寿万春。”通过这首诗，耶律楚材向丘处机师徒表明了自己对成吉思汗西征的看法：从前西周穆天子驱驰八骏，西征至昆仑、天山；如今成吉思汗驱驰数十万匹骏马、英杰，远逾天山，西跨葱岭，深入异域，确实不愧为“千年际会”，“一代规模”。但如今伪主摩诃末已困死荒岛，新主札兰丁又不知去向，确实已到了“高拱垂衣寿万春”的时候了。因此他希望，作为“东山诏下”的“幽人”———丘处机师徒，应乘此时机劝说成吉思汗回师东方，早日结束战争。丘处机师徒“风尘不惮九夷行”，也正是为了“罢干戈致太平”，为了劝说成吉思汗早日回军，在这一点上，当时耶律楚材与丘长春达到了高度的默契和一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耶律楚材劝说成吉思汗回师的神话传说，而丘处机的进言对成吉思汗自然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自从1221年追击札兰丁起，成吉思汗一直亲临战场，当丘处机一行到达撒马耳干时，他已派八剌等人进入印度，寻找札兰丁的下落，他自己却驻军在哥疾宁附近的八鲁弯，等待八剌等人会师。当他得到丘处机师徒到达撒马耳干的消息后，立即命令阿里鲜带回一道圣旨：“真人来自日出之地，跋涉山川，勤劳至矣。今朕已回，亟欲闻道，无倦迎我。”又传谕宣差刘仲禄说：“尔持诏征聘，能付朕心，他日当置汝善地。”但时隔不久，成吉思汗又给田镇海发来一道手谕，其中说：“汝护送真人来，甚勤。余惟汝嘉。仍敕万户播鲁只以甲士千人卫过铁门。”于是丘处机留下三个门人，与其他五六人及刘仲禄同行，于三月十五日起程，路经碣石城，越过铁门关，渡过阿姆河，于四月五日到达八鲁弯村近的成吉思汗行宫。
成古思汗热烈欢迎丘处机的到来，派人给他们安排馆舍后，立即接见。成吉思汗说：“他国征聘皆不应，今远逾万里而来；朕甚嘉焉。”丘处机回答说：“山野举诏而赴，此乃天意。”成吉思汗赐坐，请丘处机进餐，然后问道：“真人远来，有何长生之药以资朕乎？”丘处机说：“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成吉思汗也像秦始皇、汉武帝那样希望长生，希望永享人世间的权势和富贵荣华，但却不像他们那样固执，并不因为丘处机没有长生之药而生气，反而挺喜欢丘处机的诚实不欺，重设两个帐篷在御帐之东，让丘处机等人居住。后来，成吉思汗问田镇海：“真人当何号？”田镇海说：“有人尊之曰师父者，真人者、神仙者。”成吉思汗说：“自今以往，可呼为神仙。”从此以后，成吉思汗君臣就把丘处机尊为活神仙，丘处机师徒受到特殊的礼遇。
由于当时天气炎热，丘处机随成吉思汗到雪山避暑，约定四月十四日问道。后来，因巴里黑一带有人发动叛乱，成吉思汗亲自去平叛，丘处机一行只好暂时北归撒马耳干。
1222年秋，成吉思汗回师，丘处机一行则于中秋节渡过阿姆河，八月二十二日入见成吉思汗。然后又随军北上，九月十五日渡河而向北。当天夜间，成吉思汗设帐斋戒，灯烛辉煌，挥退侍女左右，召见丘处机问道。开始只有耶律阿海、阿里鲜入帐陪同，田镇海、刘仲禄等也在帐外等候，丘处机说：“仲禄万里同旋，镇海数千里远送，亦可入帐与闻道话。”成吉思汗“于是召二人入，师（丘处机）有所说，即令太师阿海以蒙古语译奏，颇惬圣怀。十有九日深夜，再召师论道，上大悦。二十有三日，又宣师入幄，礼如初，上温颜以听，令左右录之，仍敕志以汉字意，示不忘，谓左右曰：‘神仙三说养生之道，我甚入心，使勿泄于外。’自尔扈从而东，时敷奏道话。”十月十五日，丘处机回到撒马耳干的旧处。当时成吉思汗与丘处机的会见十分秘密，明确规定“使勿泄于外”，因此《长春真人西游记》中并无明文记载。后来，在《玄风庆会录》中记录了成吉思汗召见丘处机的问答之辞，著者是“元侍臣昭武大得军尚书礼部侍郎移剌楚才”，收入《道藏》致字十一号中。后人认为此录并非耶律楚材所记，而是李志常的门人所作。
自这三次会见后，丘处机在陪同成吉思汗东归时还曾有些接触，如十二月二十八日，“帝闻以震雷事，对曰：‘山野闻国人夏不浴于河，不浣衣，不造氊，野有菌则禁其采，畏天威也。此非奉天之道也。尝闻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者，天故以是警之，今闻国俗多不孝父母，帝乘威德可戒其众。’上悦曰：‘神仙是言正合朕心。敕左右记以回纥字，师请遍请国人，从之。又集太子诸王大臣曰：‘汉人尊重神仙犹汝等敬天，我今愈信，真天人也。’乃以师前后奏对语谕之，且云：‘天俾神仙为朕言此，汝辈各铭诸心。’”
1223年2月8日，成吉思汗在一座山下打猎，射一只野猪，马失前蹄，“豕傍立不敢前，左右进马，遂罢猎还行宫”。长春真人入谏说：“天道好生，今圣寿已高，宜少出猎。坠马，天戒也。豕不敢前，天护之也。”成吉思汗说：“朕已深省神仙劝我良是，蒙古人骑射少所习，未能遽已。虽然，神仙之言在衷焉。”并对左右说：“但神仙劝我语，以后都依他。”
1223年3月，丘处机请求与成吉思汗的大军分路东归，成吉思汗赏赐牛马等物，丘处机师徒皆不接收，成吉思汗问阿里鲜：“汉地神仙弟子多少？”阿里鲜说：“甚众。”成吉思汗下令说：“应于门下人悉令蠲免，仍赐圣旨文字一通，且用御宝。”
自从成吉思汗召见丘处机以后，道教得到进一步发展，人数迅速增加。“甲申（1224年）乙酉（1225年），西来道众甚多。”耶律楚材也记载说：“今之出家人率多避役苛食者，若削发则难于归俗，故为僧者少，入道者多。”成吉思汗竭力支持道教的发展，再次传旨丘长春：“自神仙去，朕未尝一日忘神仙，神仙无忘朕，朕所有之地，爱愿处即住，门人恒为朕诵经祝寿则嘉。”自此以后，“诸方道侣云集，邪说日寝，京人翕然归慕，若户晓家谕，教门日癖，百倍往昔”。
直到1227年5月25日，成吉思汗去世前几个月，他还派一个道士给丘处机带去一份圣旨，其中说，“改北宫仙岛为万安宫，天长观为长春宫。诏天下，出家善人皆隶焉，且赐以金虎牌，道家事一仰神仙处置”。从此，丘处机成为道教教主，被人们称为“三朝之教主”，“万乘之国师”，“为帝者之尊师，升天下之教父”。在这一时期，道教的地位明显高于佛、儒之上。
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贵族，在离开蒙古草原以后，遂渐接受周围高度发展的封建文化的影响，其中对成吉思汗影响较大的，先是畏兀儿人塔塔统阿，后是契丹人耶律楚材，然后就是汉人道士丘处机。塔塔统阿协助成吉思汗创造了文字，使蒙古族从野蛮进入了文明，并向蒙古贵族介绍了畏兀儿等族比较先进的制度和政策。耶律楚材向成吉思汗宣传儒家思想，介绍汉地的统治经验，但他对蒙古贵族的影响主要是在成吉思汗死后、窝阔台掌权的时期。据说成吉思汗结束西征，与耶律楚材的建议也有一定关系，但这里包含一定迷信色彩，并非成吉思汗回师的主要因素。丘处机对成吉思汗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道教主张：“敬天爱民为本，清心寡欲为要。”丘处机向成吉思汗宣传“天道好生恶杀，洁尚无为清净之理”，这就是说：要治理国家，统治人民，不能单靠暴力，还要进行思想教化。不能一味地屠杀，也得注意休养生息。这些主张对成吉思汗君臣确实发生了一定影响，正如《元史·释老传》所说：“太祖时方西征，日事攻战，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太祖深契其言，曰：“‘天赐仙翁，以寤联志。’命左右书之，且以训诸子焉。”又说：“时国兵践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俘戮，无所逃命。处机还燕，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濒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中州人至今称道之。”《长春真人西游记》中也记载过一些此类事迹，比如有一次丘处机和一个蒙古的宣抚谈话，丘处机慨叹自己已经年老，说我快要死了，这个蒙古宣抚说，“天下兵革未息，民甚倒悬，主上方尊师重道，赖师真道力保护生灵，何出此言耶？愿垂大慈以救世为念”。还有一次蒙古的宣差阿里鲜要到山东去谕降，恳求丘处机派弟子同行，丘处机不肯派，阿里鲜说：“若国主临以大军，生灵必遭杀戮，愿父师一言垂慈。”燕京尚书省的长官也说：“上以祝皇王之圣寿，下以荐生灵之福田。”这些事例说明，全真道的道德说教已经在蒙古统治层内发生了作用。以屠杀掠夺为职业的蒙古君臣们也开始注意“保护生灵”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在成吉思汗接见丘处机以后，蒙古军征服西夏时，虽然也曾大肆杀掠，但在成吉思汗临死前一个月，成吉思汗却明确地对群臣说，“朕自去冬五星聚时，已尝许不杀掠，遽忘下诏耶。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知朕意”。成吉思汗征战杀伐了一生，在临死时却发布了一个不准杀掠的命令，这不仅仅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不是一时的良心发现，而是说明他已经意识到用游牧民族的奴隶制的杀掠方法，已经不能统治广大汉族地区和其他地区，要想争取民心，有效地统治封建化程度较高的广大地区，就必须限制杀掠，逐步采取比较文明的封建主义的统治方法。这是一个重要的思想上、政策上的转变，它与丘处机、耶律楚材以及其他汉人、契丹人，女真人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
丘处机师徒对蒙古君臣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成吉思汗在世时，甚至到成吉思汗去世几代之后，道教思想在蒙古统治层内还在发生作用。据《元史·释老传》记载，长春真人丘处机八十岁去世，“其徒尹志平等世奉玺书袭掌其教，至大间加赐金印”。“至大”乃元武宗年号，他是元朝的第三代皇帝，成吉思汗之后的第七代君主。尽管自元世祖忽必烈当政时，佛教和儒学的地位已大大提高，但道教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因此《元史·释老传》还特别记载了一段丘处机弟子与元世祖丞相安童的关系，其中说：“处机四传有曰祁志诚者，居云州金阁山，道誉甚著。丞相安童尝过而问之，志诚告以修身治世之要。安童感其言，故其相世祖也，以清静忠厚为主。”元世祖忽必烈不愧为一个彻底汉化的封建皇帝，他的彻底汉化不仅与儒教、佛教的影响有关，看来与道教也有一定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