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这个“过”怎样指出来，也是一门艺术。批评他人时，一定要讲究策略。一时冲动就口无遮拦，是十分愚蠢的做法。最有效的就是用含蓄的方式，委婉地提醒对方注意自己犯的错误。这比直接的教训和指责要高明得多。
俞敏洪说过一句话：“做事要挺拔，做人要委婉。”他的管理风格以温见称，对待员工也非常宽容，就算是要批评谁，也尽量会用委婉的方式，很少会严厉地苛责训斥。
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期间，网上出现许多攻击新东方和俞敏洪的言论，说俞敏洪是“卖国贼”，说新东方是“卖国学校”，“让中国人才流失美国”，等等。新东方成为了一部分人发泄民族主义情绪的目标，造成了新东方在读学员的惊恐和慌乱。
新东方立即做出了反应，由徐小平代表新东方校长联席会议宣读了一封表明新东方办学立场和对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愤慨态度的信，以安抚新东方学员，表明新东方和其他中国人是同一立场的态度。但这一篇文章却被执行董事钱永强贬得一文不值，说网上有人对此评价为“笑话”，引起徐小平的极大不满。
当时俞敏洪就对他说：“永强，我们做任何事情，不可能让百分之百的人都说好。我尽量让更多的人说好，越多越好。新东方在这里干事儿不容易。我们面对着最激烈、最狂妄、最爱幻想，也最渴望新知识的学生。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还得面对政府。新东方是个民办学校，我们并不能得到政府的政策保障，政府时时都在，你做了什么好事，它未必说你什么，但是，你一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它就会把你关掉。所以，新东方在这两个夹缝中求生存，我不能为了满足学生而得罪政府，也不能为了满足政府而遭学生唾弃。从这个意义上讲，新东方是一个伟大的成功。你回国应该有这么一种成功的思路。你不能说某个学生不喜欢就是不好的东西，或者政府不喜欢就是傻子的东西。这种思路不对。这就是中国特色。”
俞敏洪用一种启发式的阐述，在委婉地批评了少年得志的钱永强的同时，也让他明白了新东方走到今天是多么的不易，它能存活下来，能聚集如此之多的人才，就是一大成功，就是值得肯定的事情，也是值得大伙儿共同珍惜和呵护的成果，从而让钱永强对新东方有了更加强烈的归属感。
很多时候，直接说出自己的意见不见得别人会接受，碰钉子的情况也就在所难免了。比如说，你的公司里有一位经常迟到的员工，作为上司的你如果当面对他进行严厉的批评：“你到底还要迟到多少次？公司并不只有你一个人，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你这种行为根本无视公司的规定，你该好好反省反省了！”这样做，很可能会让员工产生破罐子破摔的心理，根本达不到理想的效果。但委婉曲折地说出来，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好结果。比如，你这样说：“我想你肯定也知道迟到是不对的，如果你能坚持这样正确的看法，相信很快你就能发现员工准时上班的乐趣。”这样的说法，相信员工更愿意接受。
当面批评他人，只会造成对方顽强的反抗，所以当我们在说出批评的话语时，不妨先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再对要讲述的这件事进行一定的铺垫，这样说出的话自然也就会柔和许多。
美国最伟大的牧师、演讲家亨利·华德比奇尔于1887年3月8日逝世。华德比奇尔影响力巨大，被世人评价为“改变了整个世界的人”。为了纪念他，一个演讲纪念大会将举行，而莱曼·阿尔伯特应邀向那些因为华德比奇尔的去世而哀伤不语的牧师们演说。
由于急着想表现出最佳状态，阿尔伯特把自己的演讲稿改了又写，写了又改。在作了严谨的润色后，他读给了妻子听，让她给予意见。妻子感觉写得很不好。假如妻子不懂得委婉表达，她可能就会说：“莱曼，你写得太糟糕啦，这样不行，你如果真的读了这样的稿子给听众，他们肯定都会睡着了。这念起来就像是一本百科全书。你都已经演讲这么多年了，怎么还会写成这样呢？天哪，你怎么不能像普通人那样说话呢？你难道不能表现得自然一些吗？如果你想自取其辱，就读这篇文章吧。”
但是，幸好妻子没有这样说，而是说：“莱曼，这篇演讲稿如果刊登在《北美评论》杂志上，将会是一篇极佳的文章。”
莱曼·阿尔伯特一听就明白了妻子的意思，妻子称赞了这篇演讲稿写得很好，但同时又很巧妙地暗示，要是把这篇讲稿用来演说，将不会有好的效果。于是，他把自己精心准备的原稿撕掉，后来演讲时甚至都不用笔记了。
要想批评一个人而又不伤感情，甚至让对方感激和更喜欢你，最好能做到委婉地批评，间接委婉地提醒其注意自己犯的错误。
此外，指正的话应该越少越好。如果一两句话就能使对方明白，就不要多说，点到即可，然后将话题转到其他地方。俗话说，批评的话最好不超过三四句。会做工作的人，在对人批评教育时，总是三言两语见好就收，不忘给对方留下一定的余地；然而有些人就不是这样，他们总是不肯善罢甘休，非要将对方批评得体无完肤不可，结果是过犹不及，往往将事情推到了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