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1948年（昭和23年）的昭和电工公司行贿案，是二战后第一个造成日本内阁集体辞职的腐败丑闻。当时涉案的既有首相芦田均，又有盟军统帅部（英文简称GHQ）的美国军官，但最后“雷声大雨点小”，几名涉嫌受贿的高官最后均逃过司法处罚，导致民众极为不满。该案影响深远，不仅导致以芦田均为首相的社会党、民主党、国民协同党三党联合内阁倒台，日本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动，而且，在舆论压力下，日本刑法还专门增加了“斡旋受贿罪”，加大了对受贿行为的打击力度。
一、政府主导的经济复兴模式确立
二战前一度跻身于新兴资本主义列强的日本，不仅在长期的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包括东京在内的本土在战争期间还曾多次遭到盟军轰炸，其国民经济在1945年8月战败投降时的各项指标均大大低于战前，呈现出一派民生凋敝、百废待兴的情景。
为尽快恢复国民经济，1946年，日本政府（吉田茂内阁）成立了“经济安定部”，负责制定重振经济计划的工作，该部汇集了当时日本经济学界和财经界的精英，其提出的所谓“倾斜式生产方式（与中文产业倾斜政策含义接近）”被决策层接受，日本政府将电力、钢铁、船舶、煤炭、化肥等“基干产业”确定为重点扶持对象，在融资、进出口配额等方面全面对这些企业给予“优惠”，以缓解社会上对相关产品的需求。与此同时，日本通过所谓的《复兴金融金库法》（1946年法律第34号），于1947年1月由政府全额出资设立了政策性银行“日本复兴金融金库（以下简称复兴金库）”。复兴金库设立后，一度为日本企业提供了大量的政策性贷款，对这些企业恢复产能起了重要的作用。据统计，复兴金库的贷款大约一半流向了钢铁和煤炭产业，其次是电力和化学工业领域。当时日本煤炭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98％、钢铁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73％、化肥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64％、电力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93％都来自于复兴金库。
但是，这种由政府主导的政策银行在授信方面的“挥斥方遒”，其负面作用也是非常显著的：一方面，拥有浓厚政府色彩的政策银行在信贷市场独大格局对其他民营银行是一个打击，不利于分散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复兴金库迅猛增长的信贷都是通过日本银行发行“日银券”的形式来“消化”的，实际相当于开动了印钞机，成为二战结束不久日本严重通货膨胀的主要“推手”，这场通胀也因此被称为“复金（复兴金融金库）通胀”。
1949年，美国杜鲁门总统派遣底特律银行总裁约瑟夫·莫雷尔·道奇（Joseph Morrell Dodge）以总统特使、盟军统帅总部最高经济顾问的身份赴日“帮助”解决经济通胀问题。在这位“经济太上皇”的主导下，日本出台了紧缩的财政政策，严格平衡政府预算、全面废除各种补贴、确定360日元对1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复兴金库从1949年开始停止一切贷款，专注于回收以前的贷款。在这样一种近乎“苛刻”的紧缩金融政策下，日本的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的治理，猖獗一时的黑市一夜之间消失。1952年，复兴金库被日本开发银行（现在的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取代。而第一次震动日本政坛的“昭和电工行贿案”，则正是发生在那个复兴金库大行其道的时代。
二、迫切需要资金的昭和电工公司
昭和电工公司，并不像其名字那样看上去是一家提供“电工”服务的企业，而是一家世界较为著名的综合性集团企业，其生产的产品涉及石油、化工、铝金属、计算机硬盘等多个领域。在《福布斯》杂志2008年发布的“全球上市公司2000强”排名1221位。昭和电工的创始人“森矗昶”，1884年出生，是著名的实业家兼政治家。1926年10月，一直主张要“振兴国货、实业救国”的他创立了日本沃度公司（后改名为日本电气工业公司），1928年4月，他又创立了昭和肥料公司。1939年6月，这两家公司合并，新公司的名字就变成了“昭和电工”公司，从此固定下来。这位森矗昶虽然一直在经营管理企业，但其在日本政界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觑，从1924年森矗昶本人进入国会开始，森家族成员代表曾连任日本国会议员超过85年，森矗昶的三个女儿都嫁给了政治家，其二女婿三木武夫，后来还接替田中角荣，当了日本的首相，森矗昶贯通政商两界的实力可见一斑。森矗昶的个人能力加上日本明治政府开始的扶持财阀政策，二战开始前，昭和电工公司规模已不容小觑，是日本国内主要的化肥生产厂家之一。1941年，森矗昶病死，他的大儿子森晓子承父业，不但接管了昭和电工的管理权，还顺利地成为了日本的国会众议员。
二战期间日本的化肥业由于政府所实行的“战时统制”和“贸易统制”而大受打击，国内市场萎缩，硫酸铵、钾盐等依赖进口的原材料严重不足。1945年日本战败时，日本的硫酸铵产量仅相当于1934—1936年平均水平的36.7%、石灰氮产量仅31.3%，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输入原料不足，设备老化。
为了缓解国内化肥紧缺的问题，1945年9月，日本农林省向盟军统帅总部GHQ下属的天然资源局提交《关于确保日本国内化肥厂正常运转的建议》指出，为了促使日本农业增产，必须确保每年生产200万吨左右的氮肥（硫酸铵168万吨、石灰氮38万吨）、150万吨左右的鳞肥的生产能力。1946年10月，日本内阁讨论通过了“关于确保粮食产量的紧急对策”，决定政府将采取多种措施优先确保化肥工厂恢复产能必要的原料、资金和物资。根据这一决议，日本农林省、商工省认为，基于盟军统帅部实施“贸易管制”，磷矿石、钾盐的进口难以确保的现实，决定将恢复氮肥类化肥产能作为工作重点。
二战后，昭和电工的森晓社长等四名主要管理人员因为盟军统帅部（GHQ）颁布的“公职追放令”（战前战中和军国主义有关的政治家、政府官员不得担任公职）而被迫离职，日本氢工业公司的社长“日野原節三”出任昭和电工的“一把手”。作为昭和电工的新社长，期望能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日野原節三深知，在当时全行业产能不足、供不应求的背景下，谁能够尽快恢复并扩大产能，谁就将在未来的市场中占据优势。
然而，二战期间，昭和电工受损严重，其位于川崎的工厂损失了近74%的生产能力。恢复和扩大产能急需大量资金，但是，二战后美国占领军当局关闭了日本证券市场，并重组商业银行，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长期贷款十分难以获得。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得“复兴金库”贷款，日野原找到了自己的亲戚菅原通济（日野原的妻子是菅原同父异母的妹妹）。菅原通济是战前日本铁路大亨“菅原工务所”原社长菅原恒览的儿子，他在政治界人脉很广，曾给予时任首相芦田均以有力的支持。
作为化肥生产厂家，昭和电工获得复兴金融公库贷款，本无可厚非，然而菅原的斡旋却让昭和电工获得了额外的关照，其所获的资金，也远超其他化肥生产厂商。为修复和更换生产设备，1945年，昭和电工方面计算约需要7.8亿日元的资金，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所需长期贷款约为15亿日元。然而，由于有日野原、菅原恒济的斡旋运作，昭和电工最终获得了将近26.3亿日元的复兴金库贷款，超过昭和电工当时注册资本的10倍，从而使其迅速崛起为业界数一数二的大公司。尝到甜头后，日野原節三一方面不断扩展企业的规模，另一方面将从复兴金库获得的巨额资金中拿出大量资金，广泛地向政界要人行贿送礼，希望在下一轮的复兴金库贷款中分到更大一块蛋糕。
所谓人算不如天算，就在昭和电工如日中天的时候，一个小的事件暴露了其靠行贿获取贷款高速成长的秘密。就像卡扎菲死了，国际社会很担心其原来购买的导弹和轻武器可能流散进民间一样，当时，盟军统帅部（GHQ）方面也出于同样的考虑，对战争期间日本政府生产囤积的物资采取了比较严格的管理登记措施。但是战争末期兵荒马乱时，浑水摸鱼将一些战争物资据为己有的现象在所难免。按照GHQ的要求，日本警察机关接到相关举报后会进行追查。1948年5月25日，日本警视厅怀疑昭和电工的“秩父工厂”可能私藏了一部分流散的战时物资，涉嫌违反《物价统制令》，对昭和电工总公司以及部分涉案员工的住宅进行了强制搜查。结果，无心插柳，反而查出了记载着昭和电工向政界官员行贿记录的笔记本。当年6月7日，昭和电工的社长秘书被逮捕，昭和电工行贿案案发。
三、昭和电工案背后的政治斗争
二战结束时，日本虽然名义上有自己的政府，但是，重大决策都要听命于美国人，身为驻日美军“一把手”的麦克阿瑟将军就成了日本实际上的“太上皇”。有一副著名的照片就形象地说明了这一事实，日本宣布投降一个多月后的1945年9月27日，昭和本人穿着礼服，带着鲜花，亲自上门去拜访麦克阿瑟。作为当时日本人心目中的神，昭和亲自上门去拜访美军统帅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他希望尽量低调。但又慑于美国方面强大的军事实力，希望尽可能获得麦克阿瑟的好感。结果，在告别时二人的合影就永久性记录下了昭和的拘谨和麦克阿瑟的大大咧咧，深刻地反映出战争结束后日本列岛权力结构的颠覆性变化。
在美国人“管理”下的日本曾经历了一段政治上的混乱期，政党如雨后春笋一样大量成立，包括日本自由党、日本社会党、日本进步党、日本协同党等，曾经被宣布为非法的日本共产党（书记长德田球一）也恢复活动。1946年4月，日本举行了二战后第一次国会选举，在这次选举中，日本自由党获得了140个席位，日本进步党获得了94个席位，社会党获得了93个席位，共产党也获得了5个席位。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允许妇女参政权的落实和推行大选举区制等因素，这次当选的国会议员80%是新当选议员，其中还有女议员39人。应该说，当时美国控制下的盟军统帅部GHQ还是比较认真清算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很多侵华战争时期的主政者都被剥夺了继续从政的资格（即前述的公职追放令）。1946年5月4日，远东国际法庭开庭的第二天，GHQ下达了针对时任日本自由党总裁鸠山一郎等人的公职追放令。这样一来，以原来的政友会鸠山派为中心于1945年11月组建的自由党遭受重创。而以原来的民政党为中心组成的进步党则更为“保守”，与日本二战前的军国主义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国民心中的形象还不如自由党。社会党与自由党联合组阁后担任首相的吉田茂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国内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老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1946年5月19日，25万群众聚集在东京的天皇皇宫面前，抗议粮食短缺和价格过高。这是二战后日本所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群众示威抗议。
对于这样的群众运动，吉田茂采取了强硬镇压的立场，在1947年通过NHK直播的新年献词中，吉田茂公开批评群众运动的领导者是“不逞之徒”，结果引发众怒，不同产业的公会组织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拥有600万会员的“全国劳动组合共同斗争委员会”，并定于2月1日举行全国范围内的大罢工和游行示威，以抗议吉田茂的言论。在GHQ内部，随之出现了主张以相对比较温和的左翼政党社会党取代吉田茂领导的自由党、进步党联合执政的声音。麦克·阿瑟见形势有失控的危险，也介入进来，一方面在全国大罢工的前夜将其叫停，另一方面于2月7日指示吉田茂，举行国会选举，“看看民意到底支持谁”。
2月25日，日本举行了日本二战新宪法实施前的最后一次国会选举，结果，社会党所获议席增加51席达到了143席，成为国会第一大党。自由党获131席，在选举前更名为民主党的进步党获得121个席位。当年5月，日本社会党书记长片山哲出任首相，由于在国会优势并不明显，社会党只能拉着民主党等其他政治力量联合执政。民主党总裁芦田均当时出任的是外相。
片山执政期间，政权一直不稳定，一方面，联合执政的民主党一直标榜“比社会党右、比自由党左”，在很多问题上与社会党的立场并不一致。另一方面，社会党内部不同思想流派的斗争加剧，在是否赞成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煤矿国家管理法案》等重大问题党内都形成了左右两派对立的观点，意见无法统一。最后竟然出现了党内左派议员在国会公开投票否决本党提出的补充政府预算案的情况。片山内阁执政仅9个月就被迫总辞职。
1948年3月，片山内阁总辞后一个月，民主党总裁芦田均成功联合社会党右派的力量，在选举中击败吉田茂，当选首相。通常认为，片山哲和芦田均执行的都是一条介乎民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所谓“中道政治”。以吉田茂等人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对芦田均内阁总体怀有敌意。
与此同时，盟军统帅部GHQ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负责指导日本内阁行政的民政局负责人科特尼·惠特尼（Courtney Whitney）和查尔斯·凯迪斯（Charles L。Kades）与负责反共情报工作的参谋二部部长查尔斯·安德鲁·威洛比（Charles Andrew Willoughby）之间存在严重政治分歧。民政局希望彻底清算日本的军国主义，对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革，支持所谓的“中道政治”，不希望吉田茂等人执政；而把反对共产主义看得高于一切的参谋二部，却不希望芦田均长期执政。
特别是担任民政局次长的凯迪斯思想较为进步，成为了日本右翼政客和查尔斯等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毕业于哈佛法学院，拥有律师资格，曾就职于美国财政部，对罗斯福新政非常拥护，致力于将其落实到国家的具体政策中。二战爆发后凯迪斯参军，1945年他随大部队一起进驻日本，先后担任GHQ民政部处长、副局长。1946年，时年40岁的凯迪斯在麦克·阿瑟的支持下带着一帮曾学习法学、政治学的年轻军官仅用7天时间制订出了日本战后宪法草案，这部宪法后来被日本政府全盘接收（1946年11月3日公布、1947年5月3日实施），迄今为止没有做过大的修改。该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日本战后宪法之所以常被称为和平宪法，这第九条就是关键。日本右翼政客最为痛恨的这一条就是凯迪斯主笔写进新宪法的。凯迪斯在日本战后经济、政治“民主化”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历史地看，在杜勒斯兄弟的“白色恐怖”政策搞得整个美国人心惶惶的年代里，凯迪斯坚持反对二战中有历史污点的右翼政治家主政日本，积极推进日本的民主化和非军事化，是难能可贵的。其所负责的盟军统帅部“民政局”在麦克·阿瑟时代的日本战后经济复兴中拥有很大的权力，甚至曾勒令昭和本人在全国各地巡回宣传新的和平宪法，对宏观、微观经济领域也都可以直接插手过问。
而比凯迪斯大14岁的安德鲁则是一个坚定的反共分子，身为德裔美国人的他，人送外号“小希特勒”，其所负责的参谋二部与原日本陆军航空兵次长河边虎四郎等右翼军官走得很近，河边虎四郎还狐假虎威成立了所谓的特务组织——“河边机构”。打着“反共”的旗号帮助安德鲁从事反苏反华、监视日本国内进步势力的工作。毫无疑问，他们对于凯迪斯同情工运和工会组织、积极推进日本民主化进程的立场十分“看不顺眼”。凯迪斯与安德鲁对立的背后，实则反映了美国时任总统杜鲁门过快调整“战后美国对日本政策”所导致的美军内部分歧。现在来看，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侵华战争，但是以反共为名，中断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清算，甚至把那些二战前双手沾满亚洲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鲜血的日本政客推上政界高层的安德鲁等人，其实也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在对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人民犯罪吧。总之，在凯迪斯与芦田均等人积极投身日本战后经济复兴并“不反感借机捞点好处”的时候，日本右翼议员三浦义一和GHQ参谋二部部长安德鲁等人却正瞪大了眼睛盯着他们，希望通过找到突破口，打击持不同政见者。
年少得志的凯迪斯难免不自律，已婚的他与有夫之妇“鸟尾鹤代”发生了一段不该发生的恋情。这件事被别有用心的安德鲁等人借机大做文章，甚至有人还专门告诉了凯迪斯来日本探亲的妻子。事情闹得满城风雨后，麦克阿瑟不得不安排凯迪斯回国长期休假，从此远离了日本的政治生活。那些因为他的坚决反对而无法入阁的右翼分子终于得见天日。如果说清算日本军国主义余毒也算是一场改革的话，凯迪斯的遭遇告诉我们，越是勇于改革，除旧布新的政治家，在政治方面敢作敢为的同时，越是要注重私德，在生活家庭方面谨慎稳妥。
昭和电工行贿案爆发后，凯迪斯和安德鲁都意识到了此案的重要性，全力以赴争夺案件的控制权。刚开始的时候，案件由受GHQ参谋二部影响较大的日本警视厅负责，牵头此案侦办工作的是警视厅搜查二课课长秦野章，然而，随着案件的进展，为防止事态失控，案件的侦查工作移交给受GHQ民政局影响较大的东京地方检察院独立查办。
四、“雷声大雨点小”的判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