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开日本六年多的时候，终于鼓起勇气想就日本的反腐倡廉实践写点什么。然而，当我提笔的时候，却不禁问自己，日本究竟是一个清廉的国家还是一个腐败较为严重的国家呢？
毋庸置疑的是，作为一个发达的西方经济体，日本的国家治理水平相对而言是比较完善和成熟的。2011年12月1日，总部设在德国柏林的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发布了“2011年贪腐印象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报告，在全球182个国家和地区中，按最高分10分标准，日本获得8.0分，“清廉度”在17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4，与中国一样都比2010年的排名提升了3位，在亚洲国家和地区中排名比较靠前。
这也和笔者在日本获得的直观印象是一致的。在日本的基层政权组织“区役所”里面，一站式办公、开放办公是通行做法，政府工作人员的微笑贴心服务也是“必须的”。办什么证件、申请什么补助、要交多少费用都有明示的标准，去了那里一切行动听“指挥”，感觉有没有熟人不会有什么影响。有一些长期留日的中国学者就曾指出，在现代日本社会，腐败问题基本上是在一个很有限的范围内、在一个可容忍的限度内发生的，所以它并没有造成整个社会的危机。
但是，当我在日本学习之余翻开杂志、打开电视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日本：政治腐败丑闻不断，金钱和权力的畸形联姻似乎永远无法根除。二战后日本比较有名的首相：吉田茂、田中角荣、池田勇人、佐藤荣作、中曾根康弘、宫泽喜一、竹下登、福田赳夫、海部俊树等，均曾深陷腐败丑闻，有的还被逮捕、判刑。战后日本政要腐败发生频率之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属于比较严重的。
美国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其名著《菊与刀》中曾经描述过日本人“矛盾”的形象——“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固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1994年12月7日，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在斯德哥尔摩瑞典皇家文学院发表讲演时，也用“暧昧（vague）”一词来形容日本。在反腐倡廉方面，日本似乎同样是让人感到迷惑不解的矛盾体。
二战后日本的反腐倡廉史，就是半部二战后日本政治史，这一方面表现在很多时候，这些重大、牵涉广泛的行贿受贿案件的案发、被彻查或者半途而“废”，本身就是各种政治势力角力、妥协的结果，另一方面，这些案件本身也往往成为二战后日本政治版图重塑的“重大契机”，不论是1955年体制的形成，还是长期执政的自民党二战后两次失去执政党的地位，都与重要的反腐败案件直接或间接有关。
从2006年10月回国至今，由于自身工作的缘故，我对日本的反腐倡廉实践始终保持着相对浓厚的业余阅读和研究兴趣。令人遗憾的是，关于日本二战后重要反腐倡廉实践的中文书籍实在少得可怜。在这本小册子里，我想通过介绍战后的日本反腐败法律制度、“四大腐败案件”，对二战后日本的反腐倡廉实践及其法律体系进行一次抛砖引玉式的梳理。
要考察一个国家的反腐败实践和相关法律制度，不可能脱离这个国家的整体社情民意及其所属的宏观政治体制和法治环境。为此，在写作的时候，我并没有局限于就案件谈案件，而是对案件中所涉及的重要人物、案件背后的政治斗争以及案件的政治影响都进行了探讨。希望这本书对于非“专业”人士而言，也是一本读来并不乏味的书。当然，想易做难，我在早稻田大学留学期间主攻的是经营管理（MBA），日语也是“二把刀”水平，只是由于自己本科学习的是法律、又长期从事纪检监察工作的缘故，对日本的反腐倡廉实践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关注，所以想将自己的一些心得与大家分享，书中错漏之处难免，敝帚不敢自珍，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