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是木村英雄，他表示，2009年6月2日的讯问从下午1点持续到晚上8点，最终疲倦至极又担心可能被逮捕的自己不得不承认曾经与仓泽邦夫一起去见过石井一，请求其代为斡旋此事。第二天在大阪拘置所前见到河野克史的律师后，曾向他说明过这个情况，该律师还帮自己向大阪地检投诉国井弘树。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投诉发出不久，被投诉人国井弘树就知道了，还把自己叫回检察院训斥一番。
第三个是盐田幸雄。在法庭审理中，盐田矢口否认村木厚子曾经办“凛之会”的证明书。之所以在包含相关内容的口供笔录上签名并按指纹，同样是检方诱供、逼供甚至骗供的结果：主审检察官林谷浩二声称掌握了自己与石井一之间长达4分多钟的通话记录，工作很忙、也不敢确信是否曾有这么个电话的自己半信半疑地承认了此事。然而，检方直到起诉也没有拿出这份电话记录，自己上当才承认了并不存在的事实。另外在本案调查过程中，检方搜查自己家和办公室，发现了价格不菲的商品卷和红酒等礼物。如不按林谷浩二的意思供述，检方可能会以受贿的罪名逮捕自己。“两害相权取其轻”，只能选择与检方“合作”做出虚假陈述。
第四个是上村勉。2010年2月24、25日和3月3日，上村勉三次以检方证人的身份出席村木厚子一案的审判。在法庭上，他翻供称：假证书是自己一个人伪造的，盐田和村木都不知情。当时自己急于处理掉其他杂事，以便能腾出手来在黄金周前完成部门预算。如赶不上进度，后果会非常严重。新的《障害者自立支援法》获批后预算编制方法将采用新标准，一旦整个预算推倒重来，不熟悉新方法的上村勉就是不吃不睡也不可能赶上进度，而一个没有年度预算的政府部门，基本就相当于关门了。因此，才匆匆忙忙地为“凛之会”制作了假的证明文件。具体过程如下：2004年4月自己接到“凛之会”的申请，6月1日凌晨12点至1点，自己在办公室花一个小时制作完成了证明文件，并将文件的电子版保存到磁盘中。当天上午8点，在企画课办公室给文件盖上了课长村木厚子的印章。印章就放在办公室入口处的封箱内，谁都可以拿到。
1969年出生的上村勉，1993年从青山学院毕业后通过国家公务员中级考试，以Ⅱ类公务员的身份进入厚生劳动省。历任国立康复中心总务课干部、厚劳省职业安定局高龄者雇佣对策课干部等职务，2004年刚调进盐田幸雄和村木厚子所在的部门。上村勉的翻供对检方而言是致命的，但其在法庭上的陈述仍让人产生疑问。一个新人竟这么大胆，敢瞒着领导出具一份未经任何审核的证明文件，让人难以置信。大阪地检公判部吉池副部长也公开表示，上村勉的所谓为了急于摆脱手头杂务而出具假公文的说法很“不自然”，不足取信。
第五个翻供的人是村木厚子的副手北村定义。北村在庭审时表示，不记得此事与村木有关，只是迫于特搜部检察官的压力，才不得不在含有相关内容的口供上签字。而上村勉的前任村松义弘也表示，确曾带仓泽邦夫见过村木厚子，仓泽邦夫使用的名片上也确有“石井一事务所”字样，但不记得村木曾就出具证明书一事作出过任何指示。
唯一没有翻供的仓泽邦夫也好不到哪儿去，他在庭审中被辩方律师质问得破绽百出。例如，在庭审时仓泽表示，自己是在2004年6月8日上午10点半到11点左右接到了河野的电话，得知证明书已于当天办妥，中午他去了厚劳省从村木厚子手中领取的证明文件。然而，在仓泽本人案件开庭时，他说的却是“证明文件办好的第二天一大清早接到的河野克史的电话”。此外，在将文件转交木村英雄、黑木洋一的地点上，仓泽邦夫也是变来变去，没个准说法，影响了法官对其证言的信任度。
证人纷纷翻供，检方焦头烂额，媒体已经开始关注和讨论特搜部检察官在办案中存在的逼供、诱供问题，但真正对检方证据链构成致命一击的还是一份物证的出现。2010年3月4日上午10点左右，此前备受非议的民主党参议员石井一作为村木厚子一案的辩方证人出现在法庭上。在接受律师询问时，石井一表示，自从1977年担任运输省政务次官时成功参与处置发生在孟加拉达卡机场的日本赤军劫机事件后，就养成了每天记日记的习惯。而2004年2月25日自己的日记本上清楚地记载：早上7点多，从家里出发，与众议员“古贺一成”和妻子一起去了千叶县成田市打高尔夫球。晚上6点有一个民主党娱乐产业（健全育成）研究会必须出席，打完直接去了会场。25日根本就没去国会议员会馆，检方指控自己当天在议员会馆见过仓泽和木村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石井一提供的日记本上详细标注了那家高尔夫球场的名字，还有当天几人比赛的杆数，经辩方律师申请，法庭不顾检方的反对，将石井一的日记本作为物证采信。如此一来，等于推翻了检方的整个起诉证据链。村木厚子一方成功地通过法庭质证扭转了不利的局面。从这一点来看，要想提高法院审判的地位，加强法官作为中立的司法权威的地位，证人出庭接受质证非常有必要。假设所有的检方证人都只是以证人证言的形式出现，辩方律师和法官还有机会仔细询问相关细节，从而避免冤案的发生吗？在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实践中，证人证言代替证人“出庭”的情况较多，这种局面对于提高司法审判的质量，保护当时权益等都是非常不利的，我们每一个人也许都应明白，公民有如实作证的义务！说不定哪一天，这就会成为我们自己在法庭上捍卫权益和真相的最后屏障。
从2010年1月27日开庭到9月10日，村木厚子被一审判处无罪，大阪地检特搜部共向法庭提交了43份证人证言，其中有34份被主审法官裁定不予采信，这在检方起诉获有罪判决率高达99%的日本是很不寻常的。大阪地检特搜部高调出击，最后却灰头土脸地输了这个案子，想必全国的检察官都会觉得丢脸吧。
不过，让其他检察官没有想到的是，更大的舆论风暴和国民信任危机还在后面——就在一审宣判后不久的9月21日，《朝日新闻》再次在头版刊出重磅报道称，负责案件前期调查工作的检察官前田恒彦涉嫌在关键证据上造假。如果说村木厚子一案纷纷翻供的证人还让公众有点狐疑，担心是政客和官僚串通起来为自己脱罪的话，那么，新闻媒体爆出来的特搜部检察官为了致人以罪不惜篡改证据就是明目张胆的“颠倒黑白、诬告陷害”了，特搜部正义化身的形象顿时土崩瓦解，一时间，《朝日新闻》的这篇报道成为日本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之一，后来还被日本新闻协会评为2010年度协会奖。
被篡改的关键证据是特搜部在上村勉家查获的一张软盘，上面保存了“凛之会”证明文件的电子版。电子文档真实的最后更新时间不能证明村木涉案。前田恒彦发现这一点后本应忠于事实和法律，承认此前判断有误并调整调查方向。
然而，担心名誉受损的前田却决定铤而走险。2009年8月27日，他从网上下载了一个软件，将文件显示的最后修改时间由6月1日凌晨114改成6月8日晚2110.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前田并未将这份篡改过的软盘作为证据提交法庭，而是又还给了上村勉的亲属。
人算不如天算，在特搜部此前搜查上村勉家时制作的“搜查报告书”中，却记录下了磁盘数据真实的最后修改时间。上村勉和村木厚子的律师在辩护时都发现了这一点，但上村勉的律师出于保护自己当事人的考虑，没有将此事提交法庭，而村木厚子的律师团队也只在庭审时提出希望法庭采信“搜查报告书”中的时间，未要求对磁盘重新进行鉴定，前田恒彦算是侥幸逃过一劫。
村木厚子被判无罪后，这份磁盘被提供给了《朝日新闻》的记者。他们请来真正的电脑高手对“矛盾”的软盘最后修改时间进行分析，很快发现了前田私自篡改关键证据的“猫腻”。于是才有了9月21日，在该报头版刊登的那篇报道。当天，大阪地方检察厅宣布放弃上诉，村木厚子无罪判决正式生效，而最高检察院也立即逮捕了前田恒彦。其实，前田从网上下载的免费软件，虽然操作简单，一学就会，但也很容易被发现，是所谓的入门级菜鸟软件，前田并不懂这些，才敢于这么干。
村木厚子一案开庭时，前田已被借调到东京地检参与办理小泽一郎元秘书的案子。庭审后，负责公诉的检察官白井智之面对辩护律师提出的“搜查报告书”与软盘中电子文档最后修改时间不一致的问题，曾致电前田了解情况，前田表示自己“在软盘上安装了定时炸弹”。白井智之认为前田有意为之，马上于1月30日向当时的大阪特搜部佐贺元明副部长建议应对此事展开调查，并予以公开。但是，佐贺元明与部长大坪弘道只做了内部处理，并未采纳白井智之的建议。
被逮捕后，前田很快承认了犯罪事实，他还交代，曾于2010年1月底向大坪弘道部长坦白了曾篡改磁盘文件一事。获知此事后，“大坪弘道”与佐贺元明副部长经过紧张的商量后决定“按”下此事。大坪之所以出此昏招，很可能也是担心此事公开后会影响自己的声誉，断送自己成为“永田町的王者”——东京地检特搜部部长的前途。在这样一种“执念”的支使下，大坪弘道于2月份指示前田，对外要说“修改”是由于“误操作”造成，并让前田按照此口径起草了一份书面说明，大坪本人还多次对这份说明进行过修改。
1984年就进入检察机关的大坪弘道是一位功勋卓著的反贪老手，曾先后办理过关西机场贪污案、宝塚市原市长腐败案等在日本颇具影响力的案件。因为办案能力出众，意志坚定而享誉司法界，人送外号“瞬间开水沸腾器”，其战胜被告的手法也曾被同行捧为“大坪魔术”。而且，大坪也是日本中央大学法学部的高材生，与“马场义続”、“田中万一”、“山本清二郎”、“河井信太郎”等有影响力的检察官有校友之谊，从而成为下届东京地检特搜部部长的有力竞争者。一念之差，优秀的检察官大坪踏错了人生关键的一步，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2010年10月1日，大阪地检特搜部正副部长都因涉嫌包庇被逮捕。但大坪弘道和佐贺元明都坚称自己对前田篡改证据并不知情，以为他是误操作才会内部处理而没有公开的。2011年4月12日，前田恒彦因篡改证据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2012年3月，大阪地方裁判所判决大坪弘道和佐贺元明两人包庇罪成立，均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
反观村木厚子，无罪判决生效后第二天的9月22日，她就官复原职。时任日本首相菅直人一直以“勇于认错”而著称，在得知村木厚子一事后，9月24日上午，菅直人召集日本政府内阁会议，正式决定起用村木厚子担任局级内阁政策统括官，主要工作是对应少子化以及残障人士等相关课题。法务大臣“柳田稔”表示，自己负责相关事务，深刻体会到国民的失望与愤怒。难以想象检察官会擅自删改被扣押的物证，这是绝不能容忍的，十分令人遗憾。菅直人政府清楚地表明了对检方前期工作的不满以及努力给予当事人补偿的立场。12月27日，村木厚子向国家和前田等3名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3670万日元(约合300万元人民币)，并要求最高检察院道歉。当天，日本检察机关最高负责人总检察长“大林宏”引咎辞职。
更要命的是，这一次的“失利”导致一直生活在特搜部“恐怖”之下的日本政界人士“强力反弹”，甚至有人提出，检察官具有独立调查、逮捕、公诉权本身就风险太大，应解散“特搜部”。2010年10月26日，为缓解国民的愤怒和来自政界的压力，柳田稔宣布，将加强独立第三方“检查现状检讨委员会”的监督职能，同时启用原法务大臣“千叶景子”担任这一委员会的主席，菅直人很快批准了这一提议。但关于特搜部存在是否合理、检察官的权力是否过大的争论依然延续，“谁来监督检察官、特搜部”也成为不少媒体热议的话题。有意思的是，随着民众对检察官扮演角色的质疑，一贯是日剧中“正义化身”的检察官也成了2010年富士电视台热播日剧《不被原谅的刑警（Joker）》第一集中“纵容自己的儿子杀人、并动用关系叫停警方调查”的“大反角”。
2011年7月，曾任东京地检特搜部部长的日本总检察长“笠间治雄”公开表态：反对采取“改头换面的大动作”，坚决不同意取消“特搜部”，同时表示检察机关将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推出改革“特搜部”的方案。菅直人改组内阁后出任法务大臣的“江田五月”接受了这一建议，这才避免了日本“最强侦查机构”寿终正寝的命运。
根据“笠间治雄”推出的改革方案，日本司法机关一是加大了对检察官的监督指导力度，一方面在最高检察厅设立专门调查内部不公正行为的监察指导部，对有无刑讯逼供、有无隐藏和篡改证据等进行专门监督。另一方面设立6个专门委员会，在金融、证券、飞机事故、邮件复原等领域给予检察官专业指导。二是限制“特搜部”的权力，调整了内部的力量分配——在加大经济案件查处力度的同时，削弱了针对“政治家”的办案力量。“笠间治雄”明确提出：“特搜部不是仅仅为抓政治家而设立的部门。”三是明确实行办案全面录音录像。法务大臣“江田五月”提出要推行调查过程全面录音录像的可视化机制，以杜绝非法取证行为的发生。“打击犯罪”优先还是“保护当事人权利”优先，这可是刑事诉讼法学领域的一个老话题了。而特搜部会不会因此变成了没“牙”的老虎，也将是日本反腐倡廉领域可能面对的一个新疑问吧。
作为一名纪检监察干部，对于邻国曾经的著名反贪能手“大坪弘道”、“佐贺元明”和“前田恒彦”最后的境遇，多少是有点同情的。也许，他们和电影《杀破狼》中的陈国忠警官一样，都是为了自己心中的正义感，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自己认定”的贪腐分子拿下。说实话，厚生省官员上村勉关于“急于把手上的杂活干完以集中精力做财务预算才不履行任何手续就随便出具了一份假证明”的解释确实太过牵强，正常人都很难接受。作为检察官，在询问当事人过程中面对这样一份口供产生怀疑实属正常。然而，在没有足够证据“还原”事实真相的前提下，为了追究犯罪，实现正义就“突破”法律程序甚至在关键证据上造假，最终的结果就只能是案件成为“夹生饭”，检察机关特搜部的名誉受损，引发国内舆论和政客强烈反弹，影响下一步日本整个反贪体制设置和特搜部的反腐力度。这样的教训对于我国从事反贪腐事业的人而言同样值得吸取。不论是纪检监察机关还是检察院反贪局，都必须强化法治意识和人权保障意识，努力追求实现依纪依法办案和提高办案效率的有机统一。既不能把强调依纪依法办案歪曲理解成减轻办案力度，忽视办案的效率和有效性，也不能将强调办案的效率和力度片面理解成可以不尊重涉案人员的合法权益，以至于在手段、证据、程序等方面经不起法律、历史和实践的检验。
另外，笔者认为，村木厚子一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两个具体制度也值得我们借鉴研究。一个是“勾留质问”制度，按照日本刑诉法的规定，所谓“勾留质问”，是指侦查机关在逮捕犯罪嫌疑人后希望继续对其进行羁押时，需将其送至法院（地方裁判所），由法官在勾留质问室对嫌疑人进行讯问，确定是否需要审前羁押、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有没有获得足够保障的法定程序。当事人的辩护律师可申请旁听“勾留质问”，由地方裁判所法官确定是否批准。“勾留质问”后，法官认为确需继续羁押的，就批准侦查机关的申请，签发“勾留状”，认为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则立即释放犯罪嫌疑人。“勾留质问”是日本刑诉制度安排中，法官介入刑事审判前程序以确保犯罪人基本诉讼权利得到保障的重要一环，有点类似于英美国家的人身保护令制度。上村勉第一次翻供，就是在接受“勾留质问”时向法官表示，村木厚子并不是本案的共谋。当时就引起了法官的注意，只是因为特搜部威名赫赫，地方裁判所最终还是同意了其提出的继续羁押上村勉的请求。尽管此后负责上村勉的检察官国井弘树专门采取了很多补救措施，让上村勉在口供中表示，“为包庇村木厚子，使她能够逃脱惩罚，我今天在勾留质问时才说了很多与事实不符且意思含混不清的话，今后将向检察官坦白所有实话”云云。但法院方面已经了解到，本案可能有问题。
另一个制度安排实际上就是一本小册子，叫“嫌疑人手册”。作为刑事案件中被审前羁押的犯罪嫌疑人，上村勉获得了一本小册子，用于记录每天与检察官的对话、自己的感想等，这些记录后来成为上村勉和辩护人的重要参考。在庭审中，为了证明上村勉并没有说谎，确实是受不了检方高强度的讯问才承认了并不存在的事实，村木厚子的辩护律师申请将上村勉的“嫌疑人手册”作为书证，虽然检方强烈反对，但法官最终采信。在这本“嫌疑人手册”中，上村勉有大量自陈心迹的表述，例如，2009年6月9日，上村勉写到“检方希望整个事件与村木、盐田有关，以使厚劳省看上去存在有组织的犯罪行为吧”，14日上村勉写到“完全不明白有什么理由要逮捕村木”，21日上村勉写到“再也不要做无用的抵抗了，我只想早点从这里出去”。
与日本不同，我国没有“勾留质问”制度，关于犯罪嫌疑人的审前羁押，各国通说都认为不是必须的，而应该是例外，但我国的审前羁押在司法实践中已成常态，又缺乏法官对刑事审判前程序的审查和监督，往往使得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因此，日本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中的这种“勾留质问”制度，值得我们借鉴，以加强对刑事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至于“嫌疑人手册”，从加强嫌疑人自我保护，为后期律师辩护、法官审观判断提供更多参考的角度，应该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