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杨匡汉先生门下做博士。重回校门之前，我在出版社工作了数年。在从事当代小说出版的那些年中，一种持续不断的冲撞让我低头承认：文学是只可用童心来欣赏的，唯此才能葆有虔诚。而出版则如魔瓶，从瓶颈中所窥见的，则是斑斑驳驳太过丰富、痛苦的内容。当那些无奈、心痛逐渐平静下来的时候，一种新的意识在我心中清晰起来：童真目光中的文学也许并非文学的全部，教科书所教的更不是。当一本书出现在面前的时候，你所看到的只不过是花蕊，那枝叶、枝干，包括污秽的肥料都被你疏忽了。在物质形态呈现出来的文章、著作之下，隐藏着动态的、没有边际的大海。它们是支撑文学存在的根须，更是不能剥离的文学内容。
在杨匡汉先生的指引下，我用三年的时间将研究兴趣集中在了《人民文学》。以文学“生产”的完整系统作为骨架，以《人民文学》的性质、编辑部、编发过程和所发表作品的美学特征为各个部分，力图将我的研究从“花蕊”走向“根须”和波动不居的“大海”，去打捞和发现文学“生产”的动因与流程。那动因不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市场”，而是某种坚硬的体制和游移的权力。《人民文学》既是文学生成的机构，又是如作家一样的文学主体。它的命运和生成文学的过程，映照着中国当代文学期刊乃至整个当代文学的庞大身影，同时也折射出那一时期文学和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涵。意识到《人民文学》这“巨无霸”自身的复杂，我的研究并不贪图太多，能将《人民文学》周身触摸清楚，能在《人民文学》的诸多微观现场摸清权力游动、表现的脉络，足矣！
之所以将范围锁定于《人民文学》的1949～1966年间，动因是期望在当代文学的“起始”处为那一时期乃至今天的问题寻找根据。虽然这两个时期有明显的不同——政治主导和商业主导的不同——但就文学和知识分子来说，是否有一致的地方呢？影响文学的两种重要力量，在造成文学主体性缺失上，是否有同样的功用呢？
2001～2004年的三年时间里，杨匡汉先生对我的指导漫长而彻底，让我终身受用不已。应该深深致以敬意和感谢的，还有吕剑夫妇、古立高夫妇、严文井的夫人康自强女士、洪子诚、崔道怡、涂光群、周明、李敬泽、白烨、陈晓明、孟繁华、黎湘萍、徐坤、李兆忠、李洁非、王光明、程光伟、陈福民、赵稀方、贺兆田、程绍武等诸位先生，以及兄长般的俞晓群先生、安波舜先生，他们给我的帮助永难忘怀。更要感谢的还有这五年岁月里引领我前行的作家、出版家聂震宁先生，正是因为他的高度、风范与教导，仿若一瞬的五年才铭刻下不可磨灭的内容。还要特别提及的是乔平先生，没有他的策划和激励，五年后的今天，恐怕难有此书的修改和出版。
今日的《人民文学》持续屹立于当代文学的期刊之巅。在《人民文学》恢宏的历史和文学高度面前，这部书稿寄寓着一个忠实读者的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