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我们已大略讨论了神经症患者如何试着在外界实现“理想自我”，通过成功、权力或胜利的荣誉。“神经症的要求”亦与外在的世界有关：他试着去维护他的特殊权利；他的独特使他无论何时或无论以何种方式都有权去要求一切。他那种有权超越必然性与法则的感觉，使他生活在一个虚构的世界中，就像他真的超越了它们一样。而且每逢自己显然无法达成那“理想的自我”时，他的“要求”转而使他制造一些身外的因素以负责此种“失败”。
现在我们将转而讨论神经症之自我实现的面向，此前在第一章我曾简略地提过，其“自我实现”的焦点乃放在他本身之内。不像皮格马利翁那样，将另一个人塑造成能满足他美的观念的创造物，神经症患者会付诸行动将他自己塑造成其所创造的上帝，他在他的灵魂面前出示一个完美形象，并且在潜意识里告诉自己：“忘掉你实际上是一个可耻的被造物，这才是你该成为的，成为理想化的自我乃是首要之事。你应该能够忍受一切，能了解一切，能喜欢每一人，能够永远精进。”——这只是他内心的指使的一部分而已。因为这些指使乃是决不动摇的，所以我特称之为“应该之暴政”。
“内心的指使”包含了所有神经症患者应该能够做到的、成为的、感觉的、知道的——以及“他不该如何做与不该怎样做的一些禁忌”。为了扼要的说明，我先列举出一些事实以为开始（更详细的例子将于后面谈及“应该之特点”时讨论）。
他应该最为诚实、慷慨、体贴、正义、威严、勇敢、公正。他应该是个完美的情人、丈夫、老师。他应该能忍受一切，应该喜欢每一个人，应该爱他的父母、妻子、国家；他不应因任何一件事或任何一个人而动摇，没有一件事会撼动他；他不应觉得被伤害，他应该永远安详与平静。他的生活应该是永远快乐的，他应该超越快乐与享受。他应该是自发的，他应永远控制他的情感，他应该认识、了解与预知每一件事物，他应该能立即解决他自己的或别人的每一个问题。只要一发觉困难他就应该能克服它，他应该永不疲劳或生病。他应该随时能找到职业，他应该能在一小时内做好别人两三小时方能做好的工作。
这简短的说明，约略地表明了“内心指使”的范围，并留给我们一种虽然可粗略了解但却仍是相当高难或呆板的自我要求的印象。如果我告诉病人他对自己的期望过度了，事实上，他时常会毫无疑虑地认同这一点，他甚至可能早已知道了。通常他还会明示或暗示，对自己期望过多比过少好。但谈及对自己过高之要求并不能显示出“内心指使”的特性，在密切的检点下，这些要求当可明显地减少，它们经常是互相重叠的，因为它们都是由于病人觉得必须要将自己转变为“理想化的自我”，以及他深信他必能这样做所造成的。
首先最吸引我们注意的，就是他常会不顾“实现”的可能性，这些种无视现实的情况遍布于所有为求“实现自我”的驱力上。这些“要求”中有很多是人类所无法达成的，它们纯粹是属于幻想的，虽然他个人并未觉察出来。然而，一旦当他的期望面临着批判性思维的检验时，他就不得不去认识它们，但此种智识上的觉察即使能够改变什么，也是不多的。就如一位医生，他十分清楚他自己每天进行9个钟头的工作与广泛的社交生活的话，就无法从事精深的科学研究了；但当他想要减少一种或几种工作的尝试失败后，他便继续按着以前的方式过活，他认为他不应该受到时间与精力上的限制，这种需求远比理智还强。举个更微妙的例子吧：有一次，在分析晤谈中，有一位病人感到十分沮丧，她的一位朋友一直与她商量其错综复杂的婚姻问题，而我的病人与她朋友的先生只是在偶然的社交场合才打交道。虽然她已经过了好几年精神的分析，而且了解两个亲密的人之间的心理关系必然十分复杂，但她仍觉得她应该在过去的时日就已经告诉那位朋友她的婚姻是否会稳固。
我告诉她，她对自己有着任何人都不可能实现的期望，并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外人要把握涉及的因素，必先要搞清许多问题。后来我发现我所告诉她的困难，她大都早已了解了，但她依旧觉得她应该具有一种可洞察所有困难的第六感。
其他对自我的一些“要求”，本质上也许并非是幻想的，但却表示了一种完全罔顾实际情况的态度，而那些又是“要求”被达成的必要因素。因此，很多病人期望很快完成他们的精神分析，因为他们自觉足够聪明，这些人的推理能力，事实上可能经常会阻碍了精神分析的进行。对此有价值的乃是病人的情感力量，他们保持行为率直的能力与他们的自我负责。
这种欲求轻易成功的期望，不只针对整个分析的时间长短，而且同样适用于个人的内在成长。例如，认识了“神经症的要求”，对他们而言似乎就好像已革除了“要求”一样，完全治愈需要病人耐心的配合；且只要产生“要求”的那些情感需要依旧存在，则“要求”将永远长存着——但这些全为他们所忽略了。他们相信他们的智力应是至高无上的动力，于是接踵而来的失望与沮丧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一位具有长期教书经验的教师，也许会坚持认为写一篇有关教学的论文应该是容易的。但是当她无法下笔如有神时，她就会对自己感到极度的嫌恶。她已经忽视了或抛弃了下列与此有关的问题：她是否有某些观点要说？她是否已将经验化为具体有用而系统化之正确陈述？即使答案是肯定的，一篇论文仍是意味着一种系统化地陈述或表达思想的艰苦工作。
“内心的指使”正像极权国家的政治暴行一样，表现出极度无视个人本身的精神情况——不顾他所感觉的与他目前所做的。譬如常见的“应该”之一就是一个人应该不曾感到被伤害过；任何人都会发觉达到此种绝对（它暗示从来没有和永不被伤害）要求乃是极其困难的。究竟已经有多少人或现在有多少人觉得自己毫无焦虑，或十分安详以至于不曾感到被伤害过？充其量这只能是我们奋斗的一种理想；一个人若真诚地想实现此一计划，那他必定要积极而耐心地去研究我们潜意识里为求防护的“要求”，研究我们虚假的自负——或简言之，研究在我们人格中使我们易感受攻击的每一个因素。但是，一个觉得不应受到伤害的人，他的心目中并不具有如此具体的一套计划。他只是给自己定下一条“绝对”的法令，并否定或罔顾他所具有的弱点。
我们再考虑另一需求：我应该永远是聪明的、富同情心的与助人的。我应该能软化犯罪者的心。事实上，这也并非全属幻想。很少人会像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一书中的牧师那样拥有这种精神力量。对于我的一位病人，这位牧师的形象对他而言便是一种重要的象征，她觉得她应该像他。但此时她却没有那位牧师对待犯人的态度及能力，她有时表现仁慈，因为她觉得她应该仁慈，但实际上她心中并没有仁慈的感觉。事实上，她对别人的一切都不甚关心；她经常恐惧某些人会占她的便宜，每当找不到东西，她就以为是被偷了。她并不知道她的神经症已经使她变得十分以自我为中心而且专注于一己之利——这些被一层强迫性的谦逊与良善所掩蔽着。那么她会愿意去了解自己的这些困难进而去研究它们吗？当然不会。这也是一个盲目制造政令的问题，只能导致自欺或偏颇的自我批判。
为了说明“应该”的惊人盲目性，我们必须再在这里提出几个未完结的话头。然而，只要从“应该”在“荣誉探求”中的根源，或其为将自己改造成为“理想自我”的作用来看，必可发现一项事实：“应该”所由生之前提，乃是对自己而言无不可能之事。果真如此，现存的条件与基础当然不需去检点。
此一倾向在“针对过去之要求”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研究神经症患者的孩提时期非常重要，它不只可用于说明神经症之生成，而且还可由此发觉他现在对过去的逆境所持的态度。这些与他过去遭遇的善恶较无关系，主要系由他目前的需要而决定。譬如，如果他已发展出一种为求优美与光辉的普遍需要，他就会使他的孩提时代完美无瑕。要是他一直压抑他的情感，他就会觉得他爱他的父母，因为他应该爱他们；要是他平常不对自己的生活负责，则他可能将他所有的困难归咎于父母。这种伴随后者而来的报复心理，也许会公然地表现出来，或是被压抑下去。
他还可能走向相反的极端，表面上为自己揽了一些多到荒谬的责任。在此种情况下，他也许已知道这些与早期被恐吓与被限制的经验有关，而他所自觉的态度似乎相当客观而且合理。譬如，他可能会指出他的父母之所以那样做乃是迫不得已的，病人有时也会奇怪自己为何不会感到任何愤恨；其实不感愤恨的理由乃是此处所吸引我们的“回溯性的应该”，虽然他知道他被冒犯，知道此事足以击垮其他任何人，但他应该毫发无伤地去克服它。他应该早已具有内在的力量与坚忍的精神，而不让这些因素影响他。因为事实相反，那就证明了一开始他就“有错在先”。换言之，他在一定限度内是尊重事实的，他会说：“确实，那是伪善与残酷的渊薮”，但接着他的洞察力却变得模糊了：“虽然我当时无助地面临这种环境，但我应该早已就能克服它们，一如百合之出于沼泽。”
如果他能对他的生活负起真正的责任，而不负如此虚假的责任，那他就会试着做种种不同的思考。他会承认早期的影响真能以不利的方式改变他，而且他会发现无论他的困难起源为何，都会阻碍他目前及未来的生活。正因为这样，所以他最好要振作他的力量以克服它们。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他只是将整个问题置于完全幻想且无益的层次上，而一味地要求自己不应已被此影响。同一病人，在后期能反转他的处境，进而赞许自己并未完全被早期的环境所征服，这乃是进步的征兆。
“回溯性的应该”不只表现于对孩提时期的态度方面（此种“应该”带来了虚伪的责任，以致徒劳无用）。譬如，有个人始终不渝地觉得，他当初应借着坦诚的批评而帮助他的朋友；还有一个人认为他应该将他的孩子健康地抚育成人，而不让他们患上神经症。当在某些方面我们失败了，感到遗憾是正常的，但我们可检讨失败的原因从而学会改善。但我们必须也要知道，由失败时心理障碍或困难始终存在这一点看来，当时我们确实已尽力而为了。然而，对于神经症患者而言，已经尽力而为并不令他感到安慰，因为他认为在某些奇迹出现的情况下，他应该会做得更好才对。
同样地，了解目前的任何缺点，对于那些被专横的“应该”所困扰的人是无法忍受的，无论困难是什么，它必须迅速被除去，“除去困难”的方法个个不同：一个人愈生活于想象中，则他将愈“易”摆脱这种困难。例如，有一个病人发现自己有追求君主般权力的强大驱力，而且了解了此种驱力是如何在她的生活中发挥影响的，一到隔天她却确信：现在此种驱力已全属往事了。她不应该被权力所奴役，所以她就不再被它奴役了。多次发生这种“改善”之后，我们知道这种为求控制与权力的驱力，只是表示在她想象中她具有的一种魔力罢了。
有些人试图凭借绝对的意志力来除去渐渐被察觉的困难，人们在这方面的做法有时达到异常的程度。譬如，我想起了两个年轻的女孩子，她们虽觉得不应惧怕任何事物，但其中有一位却很怕夜贼，于是她强迫自己睡在一间空屋里，直到不再害怕为止。另一位，如果碰到水不够清澈就不敢游泳，因为她觉得可能会被蛇或鱼咬到，而她却强迫自己游过一个鲨鱼群集的海湾。这两个女孩都成功地利用此种方法压服了她们的恐惧；对那些认为心理分析是一种新奇的蒙人招数的人来说，这些事件是对人有利的。她们不正是代表了必要的做法，即在于使自己得到协调吗？但事实上对夜贼或蛇的恐惧，乃是一种普遍且较为深藏的恐惧的最明显表现。其实这种隐伏着普遍焦虑的情绪并未因她所采取的“挑战”法（压服恐惧之法）而略有改变，它只是被掩盖了，但因解决法未触及其深层次的失序，借着去除焦虑的症状，反而使得焦虑被愈埋愈深了。
在精神分析中我们能够观察到，当他们一发觉自己的弱点时，意志力的机器是如何以某些方式开动的。他们下定决心并试着去维持平衡、去与人们相处、变得更武断或更宽怀。这没什么不好，只要他们同时也同样去关心并了解他们自己的苦恼的含义与来源。但不幸的，这种关心却少得可怜。仅第一步，深入了解所有的特定障碍的范围，可能就令他们大为不快，这真与他们那种欲使障碍“消失”的激昂驱力相反。同时，因为他们觉得借意识的控制应该足以征服它，所以细心排除障碍的过程，等于是承认自己的柔弱与败绩。所以当然这种伪装的努力早晚必会减少，因此，最多这种困难只是暂时变得更可控。我所确信的乃是困难（或障碍）已秘密地被赶到地下，而且继续以一种更隐匿的形式出现。所以分析师自然不应鼓励患者有此种努力，而应该去分析它们。
大部分神经症的障碍，甚至于对最艰辛的努力控制也会发生抗阻作用。意识的努力对于抗忧郁、抗工作上根深蒂固的禁忌或抗消耗性的白日梦简直是一筹莫展的。大家都会以为那些在精神分析中已得到某些心理方面认识的病人，这些问题会得以清除。然而思想之清晰并无法影响“我应该能够掌控它”的看法，结果他会因更忧郁等而痛苦。因为显而易见的，除了他原有的痛苦感觉外，他缺乏了万能的感觉。有时分析师可在开始时了解这个步骤，而防患于未然。因此一个已显露出有白日梦症状的病人，当她详细地揭穿了它是如何诡谲地影响了她的大部分活动时，她会开始了解它的害处——至少了解它是如何耗竭她的精力。下次她会因为白日梦仍旧存在，而感到有点犯罪感与歉意。了解了她对自己的“要求”后，我个人相信人为地中止那些白日梦既不可能又不明智，因为我们可以确信那些白日梦在她的生活中也具有重要的功用——这我们会渐渐了解的。她感到病情好了不少，于是告诉我她已决定中止这些白日梦，但因为她过去未能如此做，所以她觉得我必定会厌弃她。她已把对自己的期望投射在我身上。
许多在精神分析中所发生的失望、暴躁或恐惧的反应，主要是由于病人感到自己无法立即除去困扰的问题，而非由于病人已经发觉到困扰自己的问题所致（而分析师易于如此假定）。
因此，“内心的指使”虽然对维持理想的形象而言，比其他方式更为激进，但像其他方式一样，其目标不在于真实地改变，而在于求迅即的与绝对的完美。他们力求使缺点消失，或力求使其出现，一若得到一特殊的完美之物似的。就如上例，如果内心的需求被外移时，这就显得特别清楚。于是一个人的现实状况，甚至于他为之痛苦的一切，都变得无关紧要，只有能让别人看到的方会使他产生强烈的忧虑：如在社交场合中的手抖、脸红、别扭。
因此，“应该”缺乏对真正理想的道德真诚，譬如，在它们掌握中的人们，无法为迈向更诚实而奋斗，但却被驱策去渴求“绝对”的诚实——这总是何其遥远的，大约只能由想象中获得吧。
充其量，他们只能完成一种行为主义式的完美，就如赛珍珠在《女人阁》一书中所描述的吴夫人的性格一样，这是一个女人的完美典型，她似乎永远在实行、感觉、思考正当的事情。这种人的外表不需说，是最虚伪的，当他们突如其来地患上广场恐惧症或机能性心脏病时，他们自己便感到无比的昏乱。他们会自问，这怎么可能呢？他们已完美地支配了自己的生活，已是班上的领导者、组织者、结婚伴侣或父母亲的完美典型。最后，他们必定会遭遇无法以平常的方式过活的情况，而且，由于没有任何方法可用来对付此种情况，他们的平衡性便被打破了。分析师在逐渐熟悉病人并发现病人在极大且多种的精神压力下运转，会惊异于他们可以维持至今而没有遭到重大挫折。
对于“应该”的性质我们感觉出得愈多，则我们愈能清楚地了解，“应该”与真实的理想或道德标准间的差异并非是量的差异而是质的差异。它是弗洛伊德最重大错误中的一项，大体而论，他将“内心的指使”（他已经发现这类的现象而且将之描述为“超我”）当作是道德的组成元素。但实际上，首先他们与道德问题的关系就不太密切，为求道德完美的“指使”，在“应该”中确实是担任了显著的角色，原因很简单，因为道德问题在我们生活中是重要的。但我们不能将这些特别的“应该”与其他的分开，正如“坚持”，通常系由潜意识的自大而定，如“我应该能避免掉星期天下午的交通拥挤”或“我应该不经辛苦的训练或工作就学会绘画”。我们一定还记得有很多需求显然地都缺乏道德的托词，其中有“我应该能逃避任何惩罚”“我应该永远胜过他人”，以及“我应该永远有能力向别人报仇”。只有将焦点集中于事情的全貌上，我们方能得到针对道德完美的“要求”的正确看法。就像其余的那些“应该”，它们弥漫着自大的心理，目的在于增加神经症患者的荣誉而且使他变得“神圣”。就此意义而言，它们算是正常的道德奋斗的一种神经症式的赝品；倘若个人能再发现出此种赝品所具有的“潜意识的欺骗性”（此种特性，是使污点消失所必备的），则必会认为它们是“邪恶的”而不是“道德的”心理现象。为了要使病人具有“再定向”的能力，而能从骗取信任的世界中转入真正的理想的发展中，这些区别更须弄清楚才行。
“应该”还有一项性质可用来与真正的标准相区别。我在前文也暗示过，但它本身太重要了，因此须单独且明确地加以阐述，那就是它们的强制性。理想也具有一种支配我们生活的“拘束力”，譬如，如果我们自己相信那是我们应该完成的责任，则尽管可能困难重重，我们也会试着尽力而为，完成它们是我们的终极欲望或我们所认为的正当之事。这中间的愿望、判断与决定都是我们自己的，因为我们与自己是一体的，所以这样的努力便带给我们自由与力量。另一方面，在遵循“应该”的例子中，大约有独裁国家中的乐捐或“热烈欢迎”那样的“自由”。这两个例子中，要是我们无法符合期望的标准，都会有惩戒如影随形。而在“内心指使”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失败”将迎来一种暴烈的情感——一种包含焦虑、失望、自责与自毁等冲动的复合反应。对于局外人，这些反应的表现与激怒他的原因并不成比例，但对他个人的意义而言却是恰如其分的。
让我再引用“内在指使”的强制性的另一说明。有一个女人，她那坚决不变的“应该”中有一项是“必须预知一切的偶发事故”，她十分骄傲于自己具有此种远见的才能，以及能够凭她的预知与谨慎而保护家人免于危险。有一次，她做了一个精巧的计划，以劝诱她的儿子接受心理分析，然而她却忽略了她儿子的一个反对分析的朋友对她儿子的影响，当她了解她儿子的朋友未在她计算之中时，身体遂发生了休克反应，而且感到好像地面被推离开她。事实上，这位朋友是否如她所想象的那么有影响力以及即便她提前预知此事，她是否真能说服他来帮忙，都是万分可疑的。这种休克与崩溃的反应，完全是由于她突然觉察到她早该想到他的缘故。同样地，有个驾驶技术很好的女司机，由于稍微撞上了前面的汽车而被警察叫出车外，她会突然产生“非事实”的感觉，尽管这次意外极其微小，以及她只要觉得自己没有错时从不害怕警察。
焦虑反应通常都不为人所注意，因为对抗焦虑的习惯性防卫瞬即发生作用。因此一个自觉自己是个圣人般仁慈的人，当他发现自己曾经在朋友需要他时无情地对待过他的朋友时，他会变得毫不自制地开怀狂饮。又如，有一个女人觉得她应该是永远甜美可人的，因为有一次没去邀请一位朋友参加舞会而遭到另一朋友轻微的指摘，她便感到一阵焦虑，片刻间几乎昏厥过去，并觉得自己更加需要获得别人的喜爱——这是她用来抑制焦虑的方法。一个在“未完成的应该”束缚下的男人，会产生一种与女人同眠共枕的强烈冲动，性能力对他而言，是种用来感到被渴求及重建已丧失了的自尊的手段。
由于此种报偿的存在，“应该”具有强制力乃是不足为奇的。个人生活只要能与“内心的指使”协调，则他也可过得相当顺利，但要是他处于两个矛盾的“应该”之间，他就会产生毛病。譬如，有一个人觉得他应该是个理想的医生，且该将所有时间用在病人身上，但他也该是个理想的丈夫，须尽力拨空满足他太太的陪伴需求并带给她快乐。当他知道二者无法得兼时，轻度的焦虑由是而生，但却没有加剧的趋向，因为他立即试着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难题：决定定居于乡下。这意味着他放弃了更进一步学习的希望，因而承担了失去整个事业前途的危险。
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境最后借着心理分析而圆满地解决了，但它反映了由冲突性的“内心指使”所带来的绝望。有一个女人几乎快要神经错乱了，因为她无法协调当一个理想的母亲与理想的妻子这两种想法，后者对她而言乃是指要忍受酗酒的丈夫所做的一切。
自然地，此种矛盾的“应该”即使不是使人无法解决，也会使人难以做出合理的抉择，因为两种彼此相对的需求都具有同等的强制性。一位病人失眠了好几夜，因为他无法决定要与他太太去度假，还是留在办公室工作。他应该满足他太太的期望还是他老板所声称的期望呢？关于他自己最冀望的做法是什么，却丝毫不曾进入他的意念中，于是，基于“应该”，这一问题便无法做决定。
一个人可以不了解“内在的暴政”的冲击力以及它的性质，但对于此种“暴政”的态度以及经验它的方式却彼此大不相同，这些差异分布于顺从与反抗的两个极端之间，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发生于个人身上时，通常二者中会有一者较占优势。譬如我们可预测后者（反抗型）的特征，后者对于“内心指使”所持的态度以及经验它的方式，基本上乃是取决于生活中的哪一项对个人最具有吸引力：胜利（征服）、爱还是自由。因为这些差异吾人以后自会讨论到[30]，所以此地仅简短地予以说明，它如何在“应该”与“禁忌”的范畴内运作。
夸张型的人，“征服生活”对他是极其重要的，这种人易于使自己与“内心的指使”合为一体，而且在意识或潜意识中都会以他的“标准”为傲，他毫不怀疑它们的真实性，且力图去实现它们。他会通过实际行为去满足它们，他应该拥有众人所羡慕的一切：每件事他都应比其他人了解得更透彻；他不应犯错；对于任何想做之事——简言之，完成他的任何一种“应该”——他都不应失败。在他心目中，他的一切都确实符合他心目中所认定的至高无上的标准。他的傲慢可以大到使他毫不顾虑失败的可能，即使失败他也可以无视现实。他武断地认为自己是对的，这一信念坚不可摧，因此在他自己的心目中他只是简单地从未犯过错。
他愈陷于想象中，则愈不需要实际的努力。在他的心目中，他是如此地相信，无论他是如何地被恐惧所征服或实际上他是多么不诚实，他仍是极度勇敢或诚实的。在“我应该是”与“我现在是”两种情况间的界线，对他而言乃是模糊不清的；不过我们之中，可能也有人对此种界线不太清楚。德国诗人克里斯蒂安·莫根施特恩[31]在他的一首诗中已简明地指出这种现象。有一个男人被货车碾断了一条腿，卧病医院，在他阅报得知发生车祸的那条街货车是禁止通行的之后，他会因此而得到一个结论——这整个经过只是一场梦，因为他“斩钉截铁”地推论说：不应发生之事便绝不会发生。一个人的想象愈战胜他的论据，则前述之界线愈会消失，于是他可以是个模范丈夫、父亲、国民或任何他觉得他应该是的人物。
自谦型的人，“爱”对他而言似乎是一件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宝物，他同样地觉得他的“应该”形成了一则不可被质疑的律法，但当他试着——焦虑地——去满足它们时，却觉得他是如此无能以至于无法完成它们。于是，在他意识的经验中，最显著的元素乃是自我批判，这乃因觉得自己实际上并非是至高无上者而产生的一种罪恶感。
当达到极端时，对“内心指使”的这两种态度都会使个人难以去分析自我。趋向于“自以为是”的极端，会使他无法发觉自己的缺点；而倾向于另一极端——过度自愿承认的罪恶感——则带来一种危险，会让他过度洞察自己的缺点，而这一洞察只具有打击性而不具令人解脱的作用。
最后谈到退却型。“自由”的概念对于此类人比任何其他事更具吸引力，这一种人乃是三个类型中最易于反抗他内心指使的人。因为自由——或他所认为的自由——对他具有相当的重要性，所以他对任何“强制”便有着过度的敏感。他也许会以带点被动的方式去反抗。他觉得他该做的每一件事，不管是完美的工作，阅读还是与太太间的性关系，在他的心目中都变成一种逼迫，因而引起意识或潜意识的愤恨，结果使他变得冷漠。即使他把该做的事都做了，也只是其在内心的抗拒所产生的紧张下完成的。
他有时也会以更积极的方式去反抗他的“应该”，会力图完全摒弃它们；而且有时会走向极端，而坚持只在快乐的时候做自己高兴做的事。这种反抗或许会采取暴力的方式，且常常是出于绝望的反抗。因此，他要不是相当的恭敬、优雅、虔诚，就是十分的邪恶、放荡、信口雌黄。
有时一个平常很顺从“应该”的人，也会经历一段反抗期，此种反抗通常是针对外在的限制而产生的行为。马昆德[32]已用细致的笔调，描绘了这些暂时性的反抗。他已向我们显示，这些反抗甚易镇压住，因为限制性的外在标准与其“内心的指使”之间具有一强而有力的联盟，反抗期过去之后这个人会变得迟钝且冷漠。
最后，有些人或许会在自责的“美德”与反对一切标准的激烈抗拒二者之间交替。善于观察的人会发觉，这种人心中存在着一种无法解决的困扰。他们有时候对于性或金钱上的事件极端不负责，但有时候也会表现出高度发达的道德感。因此，当这位朋友正为了他们的不正直而绝望时，此番又发现他们确是好人，但过不久马上又会陷入严重的迷惑中。还有一些人在“我应该”与“不，我不要”间或许会存有一特定往返移动的关系。“我应该还债，不，为什么我应该？”“我应该节食减肥，不，我不要。”通常这些人会给人以具自发性的印象，而将他们对“应该”所表现的矛盾态度误认为是一种“自由”。
无论占优势的态度是什么，在发展过程中总有很多会被外移；它被感受为发生于自我与他人之间，其形态与被外移的特定方面及它被外移之方式有关。大略而言，一个人会强将他的标准加于他人之上，并提出完成它们（标准）的残酷要求。他愈觉得他自己是万物的判断标准，他就愈会坚持——不只坚持一般的完美，而且坚持要求别人满足他的那种特定标准。别人无法满足他时，他就会被激怒或轻视对方。更不合理的是，他因自己无法达到自认为应该的状况而生的激动，随时随地都会发泄在别人身上。譬如，当他不是一个完美的情人或说谎被拆穿时，他会对那些使他失败的人采取敌对的态度，甚至栽赃陷害以对抗他们。
另一方面，他会觉得他对自己的期望乃是来自他人，不管他人是否真的期望某事，只要在他自己的感觉中其他人乃是如此，他们的期望都会转变为必须被完成的要求。在心理分析中，他也觉得分析师期待他完成一些不可能之事，他将下列有关他自己的感觉归于分析师：他应永远精进、有成就，应永远有个梦以供分析，应永远谈论那些他认为分析师想要与他讨论的事，应永远感激分析师的帮忙并以进步表达出来。
要是他相信别人正如此期望或要求他的某些事物，则他会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做出反应。他也许会试着去预期或猜中他们的期望，而且极想去实现那些期望。在这种情况下，他通常也预期如果他失败的话，他们一定会责备他或贬低他；或者如果他对“强制性”太为过敏，则他会觉得他们乃是在强制他，干预他的事，催促他或压制他。然后他会心中愤恨，甚至于公然地反抗他们。他也许会拒绝送圣诞礼物，因为这种行为被人所期望。他无论办公或赴约都会迟到一些，他会忘却周年纪念、信件或者任何别人要求的帮忙。他也许会忘记去拜访亲戚，因为他妈妈曾要他去拜访，尽管他喜欢他们而且想要见他们。对于他人的请求他会有着过度反应，他较不畏惧他人的指责，而是愤恨此种指责。他生动而偏颇的自我批判，也固执地被外移了，然后他会觉得别人对他的判断是不公平的，或觉得他们总是在猜疑他有不可告人的动机。或者，要是他的反抗更富攻击性的话，则他会炫耀他的违抗行为，并且坚信他毫不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
对“被请求”的过度反应，乃是认识“内心要求”的良好路标。使我们感受为比例不相称的那种反应，对自我分析是特别有助益的。下面的说明，在部分的自我分析中，也许对于提示有关我们在自我观察中所导致的错误结论也是有用的。这一说明乃是有关于一位我偶然见过面的忙碌的行政官员，有人打电话询问他是否能去码头会见一位来自欧洲的逃亡作家，他很崇拜这位作家，以前在访问欧洲的社交场合中也曾见过他。因为他的时间已被会议及其他的工作所占满，所以事实上他有可能由于太忙而无法答应这项请求，特别是因为他可能还得在码头等上好几个钟头。事实上他有两种方法可行，而这两种方法都是明达的，他既可以回答说他将仔细考虑并看是否能去，也可以表示歉意并婉拒，且问是否有其他需要他效劳之处。然而，他却立即恼怒且唐突地回复说他太忙了，不可能到码头去迎接任何人。
过后不久，他便为这句话感到后悔了，接着他马上尽力去寻找作家的去处，以便在他需要时能帮助他。他不只悔恨此一事件，而且他也感到困惑。难道他内心深处认为那位作家不如他想象中那么高贵吗？他确切地觉得他是高贵的。难道他自己不像自己所以为的那样友善与热心吗？如果他真是友善的，那么他会因为被要求证明他的友善与热心而生气吗？
他这样的分析是正确的。他之能怀疑他慷慨的真实性，对他而言乃是一种正确的做法——因为在他理想的形象中，他是人类的恩人。然而，当时他并不能完全消化这一分析，他借着记起他后来也渴望给予帮忙来否认他具有此种可能性。但当他正要打消这一念头时，他找到另一线索。当他后来打算给予帮忙时他是出于主动的，而上次他拒绝时他是“被请求”这么做的。于是他了解了当时他觉得此种请求乃是一种不公平的强加。假使他早已知道这位作家到达了，他一定会自主地考虑去码头接他。他一下子又想起许多相同的事件——其中他总是对要求他帮忙一事报以愤慨，他感觉到许多事情都是负担与逼迫，而事实上它们只不过是请求或建议罢了。他也想到了他对于争论与指责的暴躁，他得到的结论是：他是一个欺凌弱小的人，而且总想要去支配他人。此处我提及这一点，是因为这种反应很容易被误认为具有支配他人的倾向。他由自身所获知的其实只是他对逼迫与指摘的过敏性。他无法忍受逼迫，因为他无论如何都感到被束缚。而他无法忍受指摘，因为他是他自己最严厉的批评家。就此而论，我们也可以重拾他怀疑自己的友善时所放弃的思路。大抵言之，他是热心助人的，因为他应该是热心的，而不是因为他对人类所拥有的那种相当抽象的爱。他对于每个具体个人的态度比他所了解的还更具分裂性，因此，任何请求都会使他陷入内心的冲突：他应该答应请求而且是以相当慷慨的态度，同时他也应该不允许任何人强迫他。愤怒乃是当时因无法解决这一左右为难之情况的一种表现。
“应该”对一个人的人格与生活的效应，随着他对它们的反应或经历的方式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是某些效应是不可避免而且是规则性的，虽然其程度大小有异。“应该”总会带来一种紧张的感觉，一个人愈试图在行为中去实现他的“应该”，则此种紧张程度愈大。譬如，他会觉得他仿佛始终都是用脚尖站立着似的，而且因慢性的疲惫而痛苦。或者，他会感到轻微的痉挛、紧张或被禁锢。或者，要是他的“应该”与他所处文化环境的期望态度一致，他也许会感到这种紧张是微乎其微的。然而“紧张”也可能强烈得促使一个本来积极向上的人失去参与活动与义务的欲望。
此外，由于外移作用之故，“应该”总是以一种或多种方式而促成人际关系上的障碍。在这方面最常见的乃是对于批评的过敏。因为残忍地对待自己，他会觉得任何其他人的批评——不管是事实上的或只是预期的，不论是友善的或是不友善的——正如他对自己的责难一样猛烈。当我们明白他因为落后于他自设的标准而感到何等地憎恨自己时，我们就会更了解这种敏感的强度了[33]。其他方面，人际关系的障碍种类乃依据较占优势的“外移作用”种类而定，此种障碍可使他对别人过于残酷或吹毛求疵，或过于忧虑、过于大胆反抗，或过于顺从。
最重要的是，“应该”进而会损害情感、愿望、思想或信仰的自发性——如感觉自己情感的能力与表达情感的能力等。因而，充其量这种人的行为只能具有“自发的强迫性”（引用某一病人的话），他只能“自由”地表达他所应该感觉、期望、思考或相信的。我们已习惯于认为我们是无法控制情感而只能控制行为的；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我们能够强迫他人工作，却无法强迫任何人去喜爱他的工作。同样的，我们通常能使自己在行为上装出那种毫不犹疑，但却无法使自己具有真实的自信感，这依然是基本无误的。若我们还需要证明，精神分析可提供不少这方面的资料。但是，如果“应该”发出有关情感的命令，则“想象”必会挥其魔杖而使“我应该感觉到的”与“我现在感觉到的”此二者的界线消失。于是我们会真的相信或感觉到，如我们应该相信或感觉到的一样。
在心理分析中，这种现象在对假情感的伪确信发生动摇时，便会不自觉地表现出来，病人也因此会经历一段痛苦的但却颇具建设性的“混乱期”。譬如有一个女人，她曾因为她的“应该”而相信她喜欢每个人，现在她或许会问道：我真的喜欢我的丈夫、我的学生、我的父母亲吗？或者，我真的喜欢任何人吗？此时这一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因为对一切阻碍真实情感之抒发的恐惧、猜疑与愤恨（这些还被“应该”所掩蔽着）此时只是刚刚被碰触，我说此一时期具有建设性，是因为它代表“求真”的开始。
自发的愿望所能被“内心指使”压制的程度是相当惊人的，下面我引用一个病人在发现了她的“应该之暴政”后所写的信：
之前我只知道我无法希冀任何事物，甚至于连死也不能！而“活”亦然。迄今，我以为我的困扰只是我无法去做事，无法放弃我的梦想，无法料理我自己的事情，无法接受或控制我的怒气，无法使我自己更有人性，不论是经由纯粹的意志力、坚忍还是忧伤。
现在我第一次发觉到我实实在在无法感觉任何事物（是的，尽管所有人都知道我出了名的敏感！）对于痛苦我知道得何其彻底——我的每个毛孔都填满了内在的愤怒、自怜、自卑与失望，六年了，一次又一次！但现在我又知道——一切都是消极的、过激的、强迫的，一切都是来自外部的强加；而我的内心，没有一样属于我的东西[34]。
“虚构情感”的创生，对于那些理想在于成为良善、爱与神圣的人而言最让人印象深刻。他们应该是体贴的、受欢迎的、富同情心的、慷慨的、钟情的，因此在他们心目中他们具有所有这些特质。他们的谈吐或动作姿态一若他们就真的是善良的与慈爱的一般。而且因为他们确信它，所以他们甚至于可暂时地使他人也相信。当然这些虚构的情感并不具深度支持力，在适当的环境下，他们也许是相当一致的，因此自然不会被人怀疑。在《女人阁》一书中的吴夫人，只当困难发生于家中及当她遇见一位感情生活相当正直且诚实的男性后，才开始怀疑她情感的真实性。
“定做的情感”其肤浅更常见于其他方式里，比如它们很容易消失。当自尊与虚荣心受到伤害时，“爱”迅速地让路而变为“漠不关心”，或“愤恨”与“轻视”。在这些情况下，人们通常不会扪心自问：“我的情感或意见何以这么容易就改变了？”他们只觉得有一个使他们对人道的信仰遭到挫折的人存在着，或觉得他们未曾“真正地”相信过他。这些并不意味着他们也许没有体会强烈且活跃的情感的潜能，而是在富意识的层次上表现出大量的伪装情感，通常极其缺乏真实性。长远来看，他们给人以虚幻而难以捉摸的印象，或者——用一句粗话来说——给人一种“骗子”的印象。突发之怒通常是唯一真正无所掩饰的情感。
在另一种极端行为中，无情与残忍的感觉也会被过分地夸张。在有些神经症患者中，其在感受温柔、同情与自信上的禁忌，就如其他患者在敌意与报复方面的禁忌一样大。这些人觉得即使缺少任何亲密的人情，他们也应该能够过活，因此他们相信自己不需要这些人际关系。他们不应享受任何事物，因此他们相信他们无所顾虑。于是他们的情感生活较少扭曲，只是赤贫而已。
必然地，由“内心指使”所酿成的感情画面，并不全像这两种极端一样简单化。其产生的命令可以是相互矛盾的；你应该很具同情心，因此不应逃避任何牺牲；但你也应该很残忍，这样才能达成一切复仇行动。结果这个人有时确信他是无情的，有时却是极端地仁慈。还有一些人，有如此多的情感与愿望被阻止了，因此普遍的情感泯灭也由是而生。譬如他们禁止一切为自己希冀的事物，这些禁忌可压住所有活跃的愿望，而且对他们之为自己做事产生普遍的抑制。部分由于这些抑制，他们发展出普遍的“要求”，因为他们觉得有权使生命中的每件东西自动放在银制的大盘上呈献给他。然后因此种“要求”遭受挫折所生的愤恨，又会被“我们应该忍受生活”的这种指使所遏止。
这些普遍的“应该”对我们的情感所造成的害处，比它们所造成的其他损害更少被人发觉到，实际上它是为了试图将自己塑造成完美典型所付的最高代价。情感乃是我们自己最具活力的部分；要是他们处于独裁政治下，那么在我们的基本生存中将会产生极深的不定性，它一定会不利地影响我们和内在与外在一切事物的关系。
“内心指使”的震撼力之强度永远比我们能估计到的更大。实现“理想化自我”的驱力在个人内心愈占优势，则“应该”就愈成为转变他、驱使他、鞭策他付诸行动的唯一动力。当一个与真我远离的病人发现了他的“应该”的一些阻碍效应时，他仍旧完全无法考虑放弃掉这些“应该”，因为如果没有它们——他如此觉得——他就不会或不能做任何事。有时他会以如下的说法来表明这种关系：一个人除了借用武力外，是无法使他人做“正当”之事的，这乃是他内心感受的外移化表达。于是对于病人而言，如果“应该”的主观价值已根深蒂固，则只有当他体验出在他自身内存有另一自发力时，他方能放弃此种主观的价值。
当我们了解“应该”的巨大强制力后，必定会提出一个问题，此问题的答案将于第5章中加以讨论：当一个人发觉他无法满足他“内心的指使”时，他会有何反应呢？先简短地暗示此一答案吧：他会因此而开始憎恨并轻视他自己。事实上，我们并无法完全了解“应该”此一压力所具有的震撼力，除非我们知道它们与自恨彼此相糅合的程度。此种震撼力乃是惩罚性的自恨之恶兆，此种自恨潜伏在“应该”的背后，而且使“应该”变为一种真正的恐怖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