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
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
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1937年7月7日19时30分，侵驻丰台的日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在靠近北平近郊卢沟桥中国军营的龙王庙一带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诡称一日本士兵“失踪”，藏在宛平城内，要进城搜查。事实上这个所谓失踪的士兵是因解手而离队，20分钟后便归队了，但日军隐瞒了这一事实真相，非要进城不可，以造成武力进攻的借口。
中国驻军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第219团(团长吉星文)的金振中营迅速请示旅长何基沣。何旅长果断地命令该部：(1)不同意日军入城搜索“失踪”士兵；(2)日军如武力侵犯则坚决回击；(3)我军守土有责，决不退让，放弃阵地者军法从事。不久，日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电话威胁中国驻军声称：我方如不允许，将采取武力行动。但仍被我方坚决拒绝。于是日军以此为由，对宛平城采取包围态势，企图占领宛平城。
与此同时，深夜21时40分北平市长秦德纯接到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魏宗瀚和专员林耕宇打来的电话：
“刚才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来说：在卢沟桥附近演习中的日军受到中国军的射击，日军1名士兵去向不明；日本军官要求进入宛平城检查。”
这就是迫使中国8年抗战的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的第一份报告。
秦德纯市长沉思少许，这样作答：
“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日本士兵失踪，我方不能负责，日军更不能进城检查；但考虑到两国友谊，可等天亮后，令该地中国军警代为寻觅。”
7月8日2时松井再次要求进入宛平城内检查，并表示：“如不接受，日军便包围宛平城。”8日凌晨4时，秦德纯答复日方：为避免武力冲突，由双方派代表进行紧急交涉。可是，4时30分，我方的河北省宛平县县长王冷斋等人与日方代表樱井等人进入宛平城进行调查所谓“失踪”士兵，交涉进行到20分钟，即4时50分钟时，忽闻东城外枪声大作，接着西门外大炮、机枪声又起。原来日军毫无诚意，对卢沟桥发动全面进攻，打响了攻城第一枪。我驻军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乃奋起抵抗。同时我29军司令立即发出坚决抵抗命令，并指出：保卫国土是军人的天职，卢沟桥就是我军最光荣的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于是官兵士气大振，给予侵略者以迎头痛击。
就在卢沟桥我军将士奋勇还击日寇侵犯的当天(7月8日)北平市长秦德纯给正在庐山牯岭别墅避暑办公的蒋介石拍了电报，报告卢沟桥事变情况。接到报告后，蒋介石当即给29军军长宋哲元回电，指示：
“宛平应固守忽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同是这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同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9人联名对蒋介石发出电报：
“庐山蒋委员长均鉴：日寇进攻卢沟桥，实行其武装夺取华北之已定步骤。……平津为华北重地，万不容再有丧失。敬恳严令29军奋力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亡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剀切陈词，不胜惶恐待命。”
蒋介石这一日的日记上看，是否立即进行全面抗战，仍未下定决心。当时，对日本整个意图还没搞清楚，因此在日记中自问自疑。但有一点他是清楚的：应该准备在日方扩大事态时，与之抗争，决不屈服，不可麻痹大意。因此当接到卢沟桥事变的报告后，立即给宋哲元拍了那份电报。
这一天，蒋介石经过一整晚上的考虑和思想斗争后，终于下定了准备进行全面抗战的决心。次日(7月9日)他下令在四川的何应钦立即驰赴南京，着手编组部队，准备全面抗战。并指示在庐山的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火速下山，北上河北保定、石家庄地区，准备同日军作战。同时，蒋介石又命令各军事机关准备总动员，并加强各地戒备体制。这一天，他又电令宋哲元严阵以待，促其坚定决心，加强警戒，其电文是：
“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惯伎，务须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
“7月12日”
倭关东军到津，内阁昨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对华政策，全国政党与产业界宣言拥护其阁议。以余观之，皆为其外强中干之表现，但战事势必扩大，不能不亟谋应付之方。
1937年7月9日，中共将领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等代表全体红军，打电报给蒋介石：
“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同一天，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由天津到达北平，和驻北平武官今井武夫等人反复洽商与中国的对策。
7月10日，日方向秦德纯提出“第29军负责人道歉，中国方面撤兵”等无理要求；秦将交涉中心移往天津，第29军第38师师长张自忠为中国军方代表继续交涉。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向日本大使馆提出“日军是有计划的挑衅，极其不法”的书面抗议。
这时的蒋介石已有全面预防日军扩大侵华战事之意。当日，他采取三项紧急措施：
一、编组战斗部队，第一线为100个师，预备军为80个师，在7日底以前秘密组建好大本营和各集团军、军团司令部；
二、将现有的6个月用量的弹药屯置长江以北三分之二，长江以南三分之一。如果兵工厂万一被敌机炸毁，就向法国、比利时购买军火，并确保经由香港、越南路线运回国内。
三、准备兵员100万人、军马50万头和6个月的粮秣。
这一天，中日双方是在两军对峙的情况下进行交涉。日军方面加紧对宋哲元进行要挟。
7月11日下午8时，张自忠代表宋哲元，未向中央请示便与松井太久郎签署的屈辱和约，其协议如下：
1？第29军代表向日方表示遗憾，并处分责任者，将来负责防止再发生类似事件。
2？和丰台日本驻屯军接近的宛平城、龙王庙不驻中国军队，改以保安队维持其治安。
3？彻底取缔抗日团体。
身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宋哲元，竟对此协议予以同意。
蒋介石对这份未呈核准的屈辱和约不予批准。并命外交部长王宠惠以备忘录形式，通知驻南京的日本大使馆：“任何谅解，未经中央核准者，无效。”
日本见蒋氏如此强硬，于是当天，在东京首相府邸举行五相会议，决定派遣内地3个师团、朝鲜1个师团、“满洲”两个旅团的兵力“对支那出兵”。
事情发展至此，蒋介石已感到必须急谋对策。7月12日下午，他命何应钦主持召开关于卢沟桥事件的第二次会议。会上专门研讨国民党中央的指示：“本委座所示不挑战必抗战之旨，如宋主任(宋哲元)环境关系，认为需要忍耐以求和平时，只可在不丧失领土主权原则下与彼方谈判，以求缓兵，但仍须作全盘准备。”
这一天的日记，蒋介石一方面分析情势，一方面强调指出：“战事势必扩大，不能不亟谋应付之方。”
“7月19日”
政府对和战表示决心，此其时矣！人以为危，我以为安。立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对倭最后之方剂，唯此一着耳！
书告既发，只有一意应战，不再作回旋之想矣！
就在蒋介石写下“亟谋应付之方”的当天(12日)，日本外务省当局声明：“今后为军人对军人交涉，非外交当局时期云云。”蒋介石由此已完全意识到，日本必将贪得无厌，于是在第二天(7月13日)对宋哲元发电告诫，表示准备抗战决心，电报指示：“万勿单独行动，不稍予敌方以可乘之隙。”同时命令道：“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可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
至此，从7月8日写完当天日记的那天晚上，彻夜未眠，经过周密的考虑和激烈的思想斗争开始，到13日向正在负责卢沟桥事件交涉的宋哲元发电为止，可以清楚地看出蒋介石被迫下定抗战决心的整个思想轨迹。
但是，宋哲元虽然已经到了这一阶段，并不理会蒋的告诫和准备抗战的决心，仍是执意希望“当地解决”，并再次派张自忠等人出面交涉。
7月14日，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来到中国后，派该军参谋专田盛寿向宋哲元强硬提出7项苛刻的、完全控制华北的条件：
1？彻底镇压共产党之策动。
2？罢黜排日之要人。
3？有排日色彩的中央系机关应从冀察撤退。
4？排日团体如蓝衣社、CC团等，应撤离冀察。
5？取缔排日言论、宣传机关及学生与民众运动。
6？取缔学校与军队中的排日教育。
7？北平市之警备由保安队担任，中国军队撤出城外。
蒋介石得知协定细目后，预料到，日方并非仅止于军事性的停战，而扩大到包括有政治性的条件在内了，因此，他当然不予批准，7月16日，电示宋哲元切勿对日军抱有任何幻想，要他冷静而严谨地面对现实，提高警惕：
“连日，对方盛传兄等已与日军签订协定，内容大致为：一、道歉；二、惩凶；三、不驻兵；四、防共及取缔排日等项。此种协定条款，殆已遍传欧美。综观现在情势，日本决以全力威胁地方签订此约为第一目的。但推其真意，签订协议为第一，俟大军调集后再谈政治条件。……今事绝非如此易事，只要吾兄等能坚持到底，则成败利钝，中(蒋介石)愿独负其责也。如何？盼复。”
然而，并未见宋哲元复电到来。
蒋介石心急如焚，他决定公开发表演说，让国人与世界公众必须认清当前的事态已不是简单的地方性局部问题，而是涉及中国主权与领土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严肃问题。此时此刻，对于日本、对于全中国的军民，都是到了必须宣示中华民国决心的时刻了！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了题为《对于日本的一贯方针与立场》的讲话：
“……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允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
“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日本)军队无限制地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而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扎；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
“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6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
“今日的北平，如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
“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
“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方法。……
“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
在国家、民族存亡危急之秋，在“最后关头”，蒋介石能表示抗战，决不投降，这在民族大义上，是值得称道的！
同一天，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同国民党方面的蒋介石、张冲、邵力子等在庐山举行会谈。中共代表将一份题为《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交给蒋介石。在《宣言》中提出如下四项保证：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后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发，担任抗战前线之职责。《解放周报》第一卷第18期，1937年10月2日出版。
会谈中，共产党代表建议以《宣言》作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由国民党将其公开发表。
蒋介石虽然表示了准备抗战的决心，但从自身的利害得失上考虑，他还是抱有说服日本和平解决卢沟桥事件争端的幻想。因此，在庐山谈话会上，蒋介石的“最后关头”演说又重申了《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表达他呼吁和平解决的希望：
“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
当然，蒋介石的和平解决是有条件的，他说：“但是，我们的立场明显有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允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蒋介石秘录》第十一册，第24页。
他最后表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还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篇“最后关头”的讲话发表在隔一天的7月19日的报纸上。蒋介石的这个讲话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它标志着蒋介石开始实践它屡次表示的团结抗战的许诺。
然而，日本方面正盼望着这“最后关头”的到来。就在蒋介石“最后关头”讲话公开发表的同一天，日本驻华大使馆送给中国外交部一份照会，指责中国政府的态度是挑战性质的，并要求“中央政府对于华北地方当局解决条件之实行勿予妨碍”。中国外交部当即复文反驳：
“我国政府愿经由外交途径与日本政府立即商议，俾得适应之解决。倘有地方性质可就地解决者，亦必经我国中央政府许可。”
还是在同一天，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喜多诚一登门访谒军政部长何应钦。喜多诚一毫不客气地指责中国为何向保定和石家庄地区增兵。并以胁迫的态度表示：如中国方面不撤兵，则局势必急变，必然引起中日全面之冲突，由此引起严重后果，必由中国方面负责。何应钦当即予以驳斥：“中国军队之移动，全系出于自卫，日本新增加之军队如撤退，中国方面亦可考虑将新增加之军队撤退。当然之扩大与否，在日方，不在中国。”
事实上，日本政府是在向中国下“战书”。
“7月23日”
明轩(宋哲元)只报告11日与倭方所协商之三条，而对19日所订“细则”，尚讳莫如深，似以不加深究为宜，使其能负责也。
7月19日，蒋介石的“最后关头”的讲话引起国内外、敌我方的强烈反响。第二天，蒋介石由庐山回到南京，召集全国军政负责人研讨抗战的对策。20日，反蒋派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通电表示拥护中央，决心抗日到底。随后，其他反蒋派系也纷纷表示拥护蒋抗日，并表示服从蒋介石的指挥。
7月20日的这一天，日本驻华大使馆参事日高信六郎拜会外交部长王宠惠。日高信六郎提出强烈要求：
(一)南京方面应承认在华北当地的一切协定。
(二)立即停止煽动反日，并停止中央军北上。
王宠惠反复申明：任何协定都必须在事前得到中央的承认。
然而，作为29军军长和卢沟桥事件当地交涉的负责人宋哲元却对中央表示动摇，故意不经中央批准，就在“最后关头”讲话发表的7月19日，擅自承认了日军方面提出的7项协定的条件，并撤除北平防御工事。
蒋介石闻此情况，震惊不已，于7月22日急电宋哲元：
“闻38师阵地已撤，北平城内防御工事亦已撤除。如此，则倭寇待我北平城门通行照常后，彼必有进一步要求，或竟一举占我平城，思之危险万分。务必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勿为所算。与倭所商办法，究竟如何？盍不速告？俾便综核。”
但宋哲元的复电却是38师师长张自忠与日方的松井太久郎于7月11日下午8时签署的三条协议内容。这其实已是迟到的报告，而且措辞模糊，看不清是已经签订了，还是仅仅是商定而已。蒋介石很气愤，但从全面考虑，他在7月23日写这篇日记的当天，又向宋哲元发了电报，其内容如下：
“中央对此次事件，自始即愿与兄同负责任。战则全战，和则全和，而在不损害领土主权范围之内，自无定须求战，不愿言和之理。所拟三条，倘兄已签字，中央当可同意，与兄共负其责，唯原文内容甚空，第二条之不驻军(宛平县城、龙王庙)，宜声明为临时办法，或至某时间为止，并不可限定兵数，第三条之彻底取缔(抗日团体)必以由我自动处理，不由彼方任意要求为限。此点应明加区别。
“至此事件之真正结束，自应以彼方撤退阳(7)日后所增援部队为重要关键，务希特别注意。”
当天，蒋介石特地派遣参谋次长熊斌秘密到北平，意在把中央的抗战决心及对事件的意旨当面传达给被日方要求“就地解决”而不可自拔的宋哲元。宋哲元也借故提出：“须赴北平一行，使部下遵守协定”，取得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的同意，由天津到北京会晤熊斌。
熊斌向宋哲元语重心长地讲：为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必须坚持抗战的信念，千万不能被日军的甜言蜜语所迷惑。熊还传达了蒋介石的抗战决心。宋哲元这才对中央的坚定意志有所体会，从而定下了抗战决心。
“7月24日”
日来运用军事与外交，费尽心力；而倭寇迫我形势之险恶，亦于昨今两日为甚--以彼恐我反对宋哲元所订条约而不肯撤兵耳。
7月22日宋哲元与熊斌在北平会晤后，宋得知蒋介石的抗战决心，觉察到自己备受蒙骗，于是转变了态度，7月23日下令21日开始从北平撤出的37师立即停止撤退。
至于日军这一边，一方面公开宣称遵守“就地协定”不扩大事态，一方面向平津地区秘密派遣8个师团约16万人的军队，并有满载战车、重武器、弹药等军需品的火车连日由山海关驶入华北。
7月24日，中国驻军38师师长张自忠为了解日军撤军情况，到天津的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求见司令香月清司，但香月闭门不见，声称有病在身。
宋哲元听此报告后，进一步体察到以往所有的就地交涉均为徒劳，日军不过是实行缓兵之计，面对日军的狂妄野心，宋哲元将一度撤退的军队全部进驻原来阵地。蒋介石得知29军的动向，很高兴，为了充实该军力量，把河南省的高射炮部队调驻河北保定，归宋哲元指挥。
何应钦签发命令，命各地补给基地通力支援河北省，并将300万发弹药急发河北。
在蒋介石“最后关头”演说的精神鼓舞下，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决心奋起抗战，对给日本侵略者以迎头痛击、打响抗日第一枪的29军，给予热切的期待与鼓励。北平、天津的大中学生们，纷纷跑到前沿阵地，协助29军构筑防御工事，并组织歌咏队为阵地的将士演唱。北京大学全体教授在同一天(24日)发表宣言：“我们为人道正义、为自由、为和平而牺牲，在所不惜。唯望全世界明达认清这个破坏和平、摧残文化的罪魁是日本，而不是中国！”
第29军全体将士在举国上下的声援下，精神无比振奋，誓与来犯之敌决一死战。
蒋介石在写这篇日记的当日致电宋哲元，促其做好应战准备：
“以中(蒋介石)判断，不久彼(日本)必有进一步之动作，我北平城内及其附近尤应严防。若我能积极准备，示人以无机可乘，随时可起而抵抗，则或可消弭战端，戢其野心也。兄有否准备？盼详复。”
“7月26日”
廊坊、广安门之挑战，是倭必欲根本解决冀察与宋哲元部也。……遭必不能免之战祸，当一意作战，勿再作避战之想矣！
7月18日蒋介石曾电示宋哲元：“倭寇不重信义，一切条约不足为凭。”但当时的宋哲元被日方要求“就地解决”所迷惑，直到22日与熊斌会晤后，方有觉醒。
日寇果然先以“就地解决”为缓兵之计，到了7月25日，日军业已完成全面进攻平津的一切准备，河北日军已增达10万之众，只等找个导火的借口了。
7月25日下午4时，由天津开往北平的一辆装甲列车到达天津与北平之间的廊坊车站，从车上跳下100名日军，借口修理电话，将该站占据。此时，驻守廊坊的中国军38师刘振之的113旅要求日军撤走，日军毫不理会，双方僵持到午夜。
当晚12时，日军突然向廊坊驻军开火，两军进入战斗状态。与此同时，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向宋哲元提出最后通牒：
“(一)卢沟桥及八宝山附近配备之第37师须于27日正午以前撤至长辛店。
“(二)北平城内之32师、西苑之第37师部队亦须于28日正午以前移至永定河以西。”
并要求29军退出北平，由警察维持秩序。最后言明：
“如不实行，日军则采取独自行动。”
7月26日，日军14架飞机，对廊坊进行轰炸，接着，在上午7时，由天津派来日军增援部队，对平津分三路实行分割包围。廊坊驻军的营房、车站均被摧毁，上午10时，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无效，被迫放弃阵地。
这一天，蒋介石向宋哲元发出指示电：
“此刻兄应下决心如下：
一、巩固北平城防，立即备战，切勿疏失。
二、宛平城防，立即恢复戒备，此地点重要，应死守勿失。
三、兄本人立即到保定指挥，切勿再在北平片刻停留。
四、决心大战，照中(蒋介石)昨电对沧(县)保(定)、沧(县)石(家庄)各线从速部署。”
同日(26日)晚上，日军又袭击了广安门驻军。当时，有载满日军的数十辆军车，驶达广安门，声称是野外演习归来的日本总领事馆的卫兵要返回北平城内。担任广安门城防的第29军独立25旅679团团长刘汝珍识破敌方诡计，并认出他们乃是驻屯丰台的战斗部队。于是刘团长命令士兵打开城门，诱敌入城后，开枪射击，日军陷入混乱，死伤10多人，最终来犯之敌被击退。
这一天，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上记下了他的感想。他从廊坊、广安门之挑战，看到日军的险恶用心，一切情势表明，战争在所难免，和平解决“卢沟桥事件”已是不可能，只有“一意作战”了！
“7月28日”
“历代古都，竟沦犬豕矣。悲痛何如！然此为预料所及，故昨日已预备失陷后之处置，此不足惊异也。”
日军已经急不可待。那个他自己所定的“期限”还未到，便于7月27日凌晨3时整，突然向北平东方的通县中国驻军发起进攻。紧接着于清晨5时，又有在18架飞机配合下的日本骑兵突袭北平南方的团河中国驻军。29军该地驻军牺牲千人以上。当日午后，日军又陆续攻击北平北方的高丽营、昌平、汤山、沙河等地。至此，北平已陷入日寇的三面包围之中。
7月28日拂晓，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亲自率领日军铃木混成旅团、河边旅团及机械化旅团向北平城外的南苑发起猖狂进犯。日军20架飞机轮番轰炸，驻军阵地一一被摧毁，官兵大量伤亡。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并力指挥，与敌激战竟日，给日军以重创。在孤军无援的情况下，佟副军长和赵师长身先士卒，沉着指挥。两位将军身中数弹，依然斗志昂扬，直到最后与许多官兵一同殉国。
同时遭到日军猛烈攻击的还有北苑、西苑和黄寺等地。
28日下午，宋哲元在北平召开紧急会议。会上讨论北平是死守还是放弃的问题。本来蒋介石希望他们选择死守这条道路，这也是全国民众的心愿。但当地绝大多数人不忍使这座文化古城毁于战火之中。于是决定退守保定，留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主任、北平市长之职。宋哲元与秦德纯在当天晚上9时按照蒋介石的指令，离开北平，撤退到保定。
7月29日，北平陷落。
在日军进攻北平的同时，天津也遭到攻击。驻守天津的国民党38师在副师长李文田的率领下，于29日凌晨2时，反攻企图占领天津警察机关的日军；奇袭并攻克了天津火车东站和西站；又奔袭日军东局子机场，破坏了机场，捣毁了飞机；还炮轰了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给不可一世的日寇以沉重打击。但在日军的飞机轰炸与炮击下，30日被迫放弃天津。
在通县方面，于7月29日，伪原“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保安队3000人高举义旗，投入抗日战线。他们歼灭了日军特务机关人员和警备队员300人，并逮捕了伪主席殷汝耕(后被日军夺回)。
国民党军队在平津战斗中，伤亡官兵达5000余人。
蒋介石于29日，在南京就放弃平津的计划向新闻记者发表讲话，其内容如下：
“军事上一时之挫折，不能认为失败，而且平津战事不能认为已经了结。日本既蓄意侵略中国，不惜用尽种种手段，则可知今日平津之役，不过其侵略战争之开始，而绝非其战事之结局。国民只有一致决心，共赴国难。”
蒋介石在7月31日发表了《告抗战全体将士书》：
“……这几年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实在为的要安定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
“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炎黄子孙，只有齐心努力杀戮、驱逐万恶的倭寇。”在此书中，虽然有为其以前“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辩解之嫌，但毕竟表达了他在日本逼他订立城下之盟，而使他别无选择之时，决心奋起抗战的态度。
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开始部署全面抗战，成立大本营。编组全国军队，急速调动军队投入战斗。
“8月1日”
苏俄之外交诡诈无比。如苏俄先与我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借以威胁倭寇，亦要求倭寇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而作固守中立之计，此亦不可注意也。
蒋介石对斯大林一直不存信心。虽则他能对日抗战则必联俄，何况当时苏联提出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蒋介石原指望日俄开战，中国中立；现在的局势则是中国与日本进入长期的战争，苏联中立，斯大林观望。蒋介石对这事态的发展也不能无介于怀。
“8月11日”
对倭取胜之要诀，在于深沟、广壕、坚壁、厚盖、固守、坚拒、乘机袭击，大敌则避，小敌则战，制敌死命，全在于此。而临战之时，则须负伤不退，宁死不屈，操胜之道，如此而已矣！
蒋介石为扭转局势，先命驻扎在绥远省平地泉的汤恩伯所属十三军移驻察哈尔省要冲张家口，接着命令其所属主力第89师于8月6日从居庸关南下进驻南口，由北而南向北平推进。8月11日，孙连仲的27师，挺进到北平西南的窦店，由南而北向北平逼近。到这一天为止，空军也完成了华北的作战准备。
8月9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党最高国防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出席会议。会上，继续讨论了有关发表庐山会谈(7月17日)《宣言》和红军改编中的问题。
同一天，在上海发生了虹桥事件。这是继卢沟桥事变的又一战争导火线，是日本海军部蓄谋已久的“老调重弹”。
8月9日下午5时，日本侵驻上海的海军特别陆战队西部派遣队长大山勇夫中尉和一等水兵斋藤与藏驾驶汽车，强行突破中国方面的警戒线，驶向虹桥飞机场。中国保安队令其停车，可他们置之不理，并开枪打死一名保安人员。保安队被迫还击自卫，把两个挑衅者当场击毙。
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市长愈鸿钧马上通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冈本季正，约定通过外交方式加以解决。
可是，日军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借口“事态恶化”，急不可待地派遣陆战队3000多人登陆。此时，日军以设在虹口的陆战队本部为中心，其兵力已达12000人，并构筑阵地约80多处，虎视眈眈，不可一世。
而中国方面，此时此刻，由于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役后签订的停战协定之规定，上海市除留有保安总团、警察总队和保卫团等少数维持治安的武装力量外没有驻扎正规战斗部队。但是冈本季正却在8月11日向俞鸿钧提出“撤退保安队”和“拆除保安队防御工事”的无理要求，俞鸿钧对日方要求当即予以拒绝。
面对日军向上海市内增兵的事实，中国方面不能不有所准备。8月11日，蒋介石调5年半之前曾与日军在“一？二八”淞沪战役作战的劲旅，京沪警备总司令张治中所指挥的八十七、八十八两个师进驻上海近郊，准备对日作战。
中国军队在上海周围的龙华、虹桥、真如、闸北、江湾、大场等处，利用自然河汊沟渠，从1935年即开始构筑防御工事，现已形成对上海的合围之势。
蒋介石之所以加强上海的部署，确实是要与日寇在东南沿海地区进行一次决战。他认为，日军作战意图是控制中国的中枢地区武汉，如果日军沿平汉线南下，则东南部的中国军队就会处于背水之战的不利地位，因此他置华北于不顾，把主力军投入上海，诱使日本大本营将其主力转入上海，使其形成沿长江西上仰攻的态势，这样便于赢得时间，进行持久作战，打破日军速战速决的侵华计划，从而等待国际局势的有利变化，促进英、美等国加速干涉。
基于此种考虑，蒋介石在“决战”前夜的日记上构想出“操胜之道”的战略战术“要诀”。
“8月13日”
(一)
对倭作战，应以战术补武器之不足，以战略弥武力之缺点，使敌处处陷于被动地位。
中日两军势不可免的交锋在上海开始了。8月13日上午9时15分，日军陆战队的一个小队首先冲入横溶路、宝山路地段，向中国军开火，仅20分钟便停止。到了下午4时许，又在八字桥、通天庵、宝山地区向中国军开火，全面燃起战火，接着，黄浦江上的日本军舰也一齐向上海市区开炮轰击。
这天深夜，蒋介石向张治中下达了发动总攻击的命令。自此，为时百天的“八一三”淞沪会战迅速展开，以中国为战场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蒋介石在这页日记里提出了“使敌处处陷于被动地位”的战略思想。
(二)
“共产党乘对外战争之机会，发动其阴谋，当设法防制之。”
谁能想到，就在“八一三”淞沪会战危急关头，蒋介石竟然想到这一层。
说怪也不怪，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来，特别是卢沟桥事变以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因此在我国迅速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成为摆在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中国共产党为此作了艰苦的努力，为团结抗日、捍卫民族独立，作出了卓越贡献。但蒋介石毕竟是蒋介石，虽则他急切希望红军出师作战以牵制日军，被迫停止“剿共”并开始谈判国共合作问题，可是他仍怀着“防人之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事实胜过雄辩，历史可以作证，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大义是谁都否定不了的，且看中共促进两党合作的进程表：
1937年年初，为讨论国共关系和对日政策，国民党筹备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立即作出反应，于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如果国民党能够实行上述五项要求，共产党愿意提出如下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和态度，表达了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迫切愿望，受到各界人士的拥护，也给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以重大影响。(正因如此，蒋介石十分恐慌，担心共产党因日益得人心而最终得天下。
2月12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在西安开始对国共合作的具体问题进行谈判。谈判中，中共代表坚持《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所提五项要求、四项保证的原则立场；在政治方面，承认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取消暴动政策及没收地主土地政策，要求国民政府分批释放被押的共产党员，允许共产党员适当时期公开；在陕甘宁边区问题上，取消苏维埃政府，将红军驻扎地区改为陕甘宁行政区，执行统一法令与民选制度，其行政人员经民选推荐，由国民政府任命；取消红军称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并提出愿将现有红军中之最精壮者编为3个国防师，计6旅12团，每师15万人。在3个国防师之上，设某路军的总指挥部。另外，提出了参加国民大会、国防会议和停止对西路军的军事进攻等要求。国民党代表在蒋介石授意下，提出：要中共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完全服从国民党的领导；要分割陕甘宁边区，划归地方行政区，直属各省，并取消民选制度；要求红军改编后，服从蒋介石的一切命令，南京政府向红军派遣各级军政人员，每师编制不得超过1万人。中共方面对此等条件当然不能接受，这次谈判没有达成协议。
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14人向大会提出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指出“近半年来，迭次接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并呼吁“趁此机会恢复总理之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
同一天(2月15日)三中全会上通过宣言和《根绝赤祸案》，其内容重点为：根绝赤化宣传；根绝阶级斗争等，看出蒋介石对中共的态度没有改变，其反共的立场没有放弃，他的所谓国共合作，只是策略问题。在大会召开前的2月5日，蒋介石的日记就已写得明明白白：“对内避免内战。然一遇内乱，则不放弃戡乱安内之责任。”在大会召开后的3月6日，蒋介石又对日本大使川越茂说：“我国对共产党政策并未有何变更。此点可于前次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证明之。”在这里，蒋介石已把他内心世界大白于光天化日之下。
但中国共产党依然为国共合作不懈努力。
3月13日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代表向国民党方面重申“顾(祝同)、贺(衷寒)提案完全不能承认”，“谈判须重新作起”，要求与蒋介石直接面谈。随后，周恩来回延安，叶剑英留在西安联络。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国共正式谈判，周恩来于3月下旬去杭州，与蒋介石谈判。周恩来表示了中共愿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重申了关于两党合作的原则立场，向蒋介石提出十一项书面要求和六项口头声明。蒋介石回避应解决的具体问题，只表示原则上同意国共合作。他说：不要提国共合作，只提共产党与他合作，并要求共产党拿出一个与他永远合作的办法；并示意可以把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这充分表明了蒋介石的国共合作的真正意图何在，是中共在“发动其阴谋”，还是他在“发动其阴谋”？尽管当时没能具体达成协议，但内战是可以停止了。
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告全党同志书》，明确指出“全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的目的已经实现了，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基本上已经结束”，并号召全党“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
6月4日，周恩来到庐山与国民党商讨国民大会代表问题，并与蒋介石谈判。蒋介石闭口不谈共同纲领问题，而强硬提出：一、两党合作的形式问题。由他指定国民党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提出同等数量干部，共同组成一个国民革命同盟会，他任主席，有最后决议权；两党一切对外行动与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共同纲领亦由同盟会讨论；若同盟会工作顺利，将来可视情况，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并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代替共产党的关系。二、军队问题。由共产党根据以前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先发表对外宣言，然后南京政府发表三个师的番号，并委任师长。三个师仍照十二个团编制，人数可容纳45000人。在三个师之上设政治训练处，负责部队指挥。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出国留洋。南方各游击区由共产党派人联络，经国民党调查后，对部队进行编遣。原领导人须离开部队。三、陕甘宁边区问题。蒋介石坚持由国民党方面人员担任边区政府的正职长官，副职由边区自行推举。蒋介石提出可由林伯渠担任。另外蒋介石还表示，狱中中共党员，可由国民党分批释放；由共产党指定其出席国民大会代表人选，不能以共产党的名义出席。周恩来对蒋介石的无理要求异常愤慨，当即表示不能同意。
6月25日，中共中央为了尽快促成两党合作，重新拟定与国民党谈判方案，在一些问题上作了让步。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以便奠定同盟会及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在承认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同意国共两党各推出同等数量的干部组织最高会议，以蒋介石为主席，承认其依共同纲领有最后决定权；对同盟会将来发展趋势及与第三国际关系，不加反对，但必须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性。并提出，从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任选一人任边区政府正职长官。还提出红军改编后，朱德为指挥官等。此方案电告蒋介石后，蒋仍坚持红军改编后设立政治训练处，负责指挥军队。因此，谈判未能达成协议。
卢沟桥事变第二天，7月8日，中共中央立即发表《为日军进攻卢沟桥的通电》，向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全国军民呼吁，其大意如下：
“本月7日晚间10时，日军进攻卢沟桥中国军，……现在双方仍在战斗中。
“平津、华北有被日军武装侵略的可能，情势紧迫。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同时，中共中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9人联名打电报给蒋介石，表明鲜明的态度(电文前面已引，从略)。
7月9日，又由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等人代表全体红军，打电报给蒋介石表示“与日寇决一死战”。
7月15日，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同蒋介石、张冲、邵力子等在庐山举行会谈。同时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题为《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三项政治主张，作为国共合作的总纲领和全国人民奋斗的目标。其内容(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二)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改善人民生活。为了共赴国难，共产党还向国民党郑重提出四项保证，(《宣言》中保证部分，从略)这份宣言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大公无私以民主大义为重的态度。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举行谈话会，参加会议的有各省省长、各军总指挥及名流学者、大学校长等，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为代表参加了这次谈话会。
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应邀出席最高国防会议期间，与蒋介石在南京就红军改编后的人数、设立总指挥部和保持独立自主等问题，继续进行磋商。蒋介石企图删掉政治主张的全部，只留下向国民党的四项保证。中共代表拒绝修改，并主张《宣言》暂缓发表。在红军改编问题上，反对蒋介石委派政治主任的要求，坚决主张设立指挥部，提出由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指挥，此问题未解决前，暂缓出兵。由于淞沪和华北战势日益紧张，国民党不断溃败，蒋介石急切希望红军尽快出兵助战，于是被迫同意了中共关于红军改编问题的主张。
8月22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并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指挥。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红军改编命令。红军改编后，随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事实表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是经过了一段艰苦曲折的历程。从两党多次商谈合作抗日，蒋介石一再坚持“容共”方针来看，他对中共的态度的确没有改变。蒋介石是害怕并坚持禁止中共宣传共产主义的，因此才有日记中的那句话。
“8月15日”
倭寇空军技术之劣，于此可以寒其胆矣！
8月14日，在上海东部海面上，出现了由东向西移动的暴风雨圈达300公里的台风。整个东南沿海阴云密布，气候恶劣。但是，中国空军却出其不意地实行空袭。当天的上午10时整，首先轰炸了日军起卸物资的上海汇山码头和陆战队司令部、纺织厂，还炸伤了日本第三舰队的旗舰“出云”号。
接着，在当天下午5时整，由大队长高志航率领的中国空军第四大队的27架飞机，从河南省周家口飞往杭州，当即将在笕桥中央航空学校降落之际，与日本海空航空队台北基地的第三空袭部队鹿屋队的18架九六式轰炸机遭遇。
高志航当机立断，命令第四大队对日机开战，高志航首立战功！中国空军在这次空战中共击落6架日机，其余日机逃遁于南方阴霾之中。当天晚上，日方广播：“18架飞机之中，13架失去联络。”而中国空军却没有受到任何损失。高志航的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写下了中日战争史上最初击落日机的光辉记录。
后来，在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的提议下，确定8月14日这一天为“空军节”。
提到宋美龄，还得说几句。国民党空军是宋美龄组建的。为了组建空军，她在全国发动募捐活动，同时还认真钻研航空理论。她用募集来的巨款从德国、意大利等国购入大批先进的战斗机、轰炸机。国民政府和国民军事委员会决定成立第一支独立建制的空军部队，并任命宋美龄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实际上是中国第一支空军的第一位司令)。
蒋介石在这页日记中，表现出对于对日首次空战胜利的异常兴奋与感慨。
“8月17日”
唯信仰可以移山也。
上海攻防战正在激烈进行，双方兵力相差悬殊。
战前双方兵力比较如下：
日本兵力：现役38万人，预备役73万人，后备役87？9万人。常备师团17个，每个师团官兵共约2？7万人，其中马匹5800匹、步骑枪9500枝、轻重机枪600挺、各式火炮108门，战车24辆。海军仅次于英、美，居世界第三位。飞机2700架。
中国方面：全国总兵力200余万，无预备役和后备役。步兵师182个，新编制的步兵师共有官兵1？0923万人，步枪3800支，轻重机枪328挺，各式火炮、迫击炮46门，掷弹筒243具。步兵独立旅46个；骑兵师9个，独立旅6个；炮兵旅4个，独立团20个。海军新舰艇66艘，最大吨位3000吨。空军有600架飞机，可参战的仅305架。由于经济落后，中国军队的装备和训练远不如日本。
“八一三”淞沪会战的当天日方有两个师团增援上海。14日，以松井石根为司令官，以第三、第十一师团编成“上海派遣军”。先后投入总兵力20万人，共十个兵团，火炮300门，战车200辆，飞机300多架，军舰10艘。
面对向上海不断增强兵力的日军，中国方面所投入的陆军兵力虽居相当优势，但由于缺乏重武器，8月19日本来闸北、虹口、杨树浦一线还切实在我掌握之中，却仍不能给敌人以决定性的打击。
蒋介石面对敌我双方悬殊的现实，只好发出“唯信仰”之感慨了。
“8月26日”
此事未知英国取何种态度，或于全部战局之胜负有关也。
早在卢沟桥事变刚一爆发时，蒋介石就急忙从庐山回到南京，以行政院院长的身份与各国驻华大使恳切会谈，希望得到各国的同情和理解。
7月21日，蒋介石接见英国大使许阁森，提出如下希望：“现在局势，只有英美两国努力从中设法，或可变为和缓，而东亚和平亦可维持。此意请即转达贵国政府。”
英国的态度如何呢？当英国外相艾登接到许阁森加急电报后，立即在下院答复质询：“在华北目前局势之下，欲举行英日亲善关系之交涉，尚非其时。”表示出英日正待进行的亲善谈判宣告中立的态度。接着，艾登首相接见日本驻英大使吉田，向日本提出忠告：“英国政府重视中日之间的和平解决。日本为了远东全局之利益，应该自我节制。东京似乎认为中国的抵抗不过嚷嚷而已，这种看法实则大错特错；我深知中国极愿和平，但蒋介石委员长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超过了限度，是不能再忍的。”
英国的态度很鲜明，对日所说的话也很强硬，这与国际诸国相比也算得上较为积极的了。但由于英政府正忙于筹谋应付蠢蠢欲动的德国的对策，因此只要它在长江流域的权益不受侵犯，则尽量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
美国反应冷淡。7月25日，蒋介石在南京接见美国大使詹森时强调说：美国是表明尊重中国主权的《九国公约》的发起国，在国际法与道义上都有协助制止日本行为的义务。可是美国国务卿赫尔在8月12日发表的声明里，只是轻描淡写地希望遵守国际条约，中日两国不要诉诸战争，而且只在强调“美国所关心的是保全在华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并没有涉及什么具体的制止措施。
法国袖手旁观。7月26日，蒋介石接见德国大使和法国大使。法国大使齐雅说：“在百年战争时代(14、15世纪)，英国想征服法国，扩张势力于欧洲大陆，但结果终于失败，缩回三岛；今日之日本，下场也不过如此。”未言其他。
各国均从其本国利益出发，虽极言反对日本侵略行径，但又不愿得罪日本，拿不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统统在作壁上观。
为了阻隔中国从外国购入武器，日本于8月25日宣称：封锁由上海到汕头的海岸线。中国被迫只好经由香港铁路转运。
当8月26日，淞沪会战正激烈时，英国大使许阁森由南京乘汽车前往上海途中，被日军飞机扫射负伤。
蒋介石得知这一事件，希望英国以此与日本发生冲突，因此在这天的日记里道出对英国的希求，他认为英国毕竟比其他几国强硬些。
但事后日方只是简单道歉赔偿，英国并无任何反应。9月4日，日军又炸坏英国两艘商船，甚至炮击“瓢虫号”军舰，也仍是由日方道歉赔款了事。看到英国对前后两件事的屈辱态度，蒋介石不禁为之寒心，他感到很气愤。于是，在9月4日接见美联社记者时，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他说：“我国抗战，非仅为中国本身之存亡而战，亦为维护世界之和平而战。制止日本之侵略行为，乃为九国公约签字国及国联会员国之责任。”
由此可见，中国抗战初期，是在国际间作壁上观的情况下进行的。
“8月28日”
近日战局渐转劣势，人心动摇。此次战事本无幸胜之理，唯冀能得持久耳！
淞沪战役中，日军来势凶猛，全力以赴，不断增援。8月22日深夜到23日晨，日军以永野修身为统帅的五个兵团的33师团，由狮子林、石洞口、川沙口方面登陆，同时有一部分从张华浜附近强行登陆，企图威胁中国军队侧翼。第三战区(包括江苏南部及浙江)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陈诚指挥左翼军在宝山、月浦、罗店、浏河一带与日军展开了惨烈的激战，给日军以迎头痛击。在整个淞沪战役中最为激烈的是“罗店--月浦”一线的争夺战。
罗卓英率领的18军的11师，14师、67师抵挡了精锐的日军一个旅团的兵力。日军先用舰炮、重炮、飞机进行猛烈轰击，随之战车后面跟着蜂拥的步兵冲锋扫荡。中国军队只能用密集的轻武器火力阻击日军前进。我军往往整连、整营地全部牺牲，然后成连成排地补充上去，始终没有后退。前仆后继，将敌人包围起来。但敌人又增加兵力将我反包围，就这样层层包围与反包围，双方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反复争夺，短兵相接，互掷炸弹，肉搏厮杀，使“罗店--月浦”变成一片焦土。中国军队的英勇顽强使日军胆战心惊，把这里称之为“血肉磨房”。这场争夺战拦阻了进犯上海之敌，挫败了日军原拟的战术包围袭击我上海守军左侧背的计划。但是，作战部署主要是由最高统帅兼第三战区总司令官蒋介石来决定。而蒋这时又听信外交部的意见，想依靠“九国公约”的布鲁塞尔会议来制裁日本。蒋介石偕同白崇禧、李宗仁赴淞沪前线各部队，面对激战着的将领们说：“九国会议的结果，一定会制裁日本的侵略行为，只要淞沪战场再坚决死守一下，战争就可结束”等等。这样，日军便乘隙改变了进攻目标，重点进攻比罗店更接近长江口岸的宝山县城。
8月27日、28两日，中国军被迫放弃罗店，退守施相公庙，但29日，我又夺回罗店，敌人又集中火力，向我进攻，而我军火力仍未减弱，士气异常旺盛，阵地毫无动摇。
而蒋介石这页日记所言“人心动摇”，实则是他自己内心的独白。他一边希求着“九国公约”奏效，一方面让广大官兵死守上海，并声言要在上海抗战3年！而且他刚愎自用，不接受正确意见，在后来应当撤军的时候未能及早撤军，以致造成后来的惨局，实在是由他一人促成。
尽管如此，把日军主力从华北引到上海地区的重大战略意图还是实现了，完成了“持久战”总体规划的一部分。
“8月31日”
自二十三日倭寇在狮子林、小川沙镇与张华滨各处强袭登陆以后，我六十七师进攻川沙不利，罗店为敌占领，吴淞线又被突破，我军遂转入被动地位矣。
从现已公布之蒋日记看来，淞沪地区作战无全般计划。最初蒋希望以优势兵力消灭敌之据点，此计未酬，他即下令严守一九三二年第五军及第十九路军在“一？二八战役”之防线，逼近黄浦江西岸，此阵线被突破，他再扼守罗店、大场、蕴藻浜之线，距原阵地仍不过五至十公里。凡此在精神上不与不放弃“守土尺地”之原则背离，他从未作敌方可能使用之兵力及进攻目标之判断，本军防守期间之预计，全面反攻计划，次一步之战略防御，和总预备队之区处与控制。从日记文字看去，这一切均未经考虑。
从这则日记内亦看出无争取主动之表现。
“9月7日”
“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皆为我国所有，敌国焉得而不败乎！”
9月6日，中国军队，除罗店一线坚守阵地外，全线停止进攻，部署持久抗战态势，采取第二期作战方案：以确保上海市和加强南京防卫为重点，但避免牺牲过大的正面攻击，采取机动作战，各个击破方针，以图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
但中国军队停止进攻，以谋求调整布局的计划，日军有所窥测。因此在同一天(9月6日)，日军集中20多艘炮舰在吴淞口外，并配以空军向宝山城猛轰，随即发起猖狂进攻。驻守该城的18军98师第三营营长姚子青，率领全营500多名官兵冒着敌人炮火进行反攻。他和全营官兵宣誓：“与阵地共存亡！”大家抱定固守城池、抵抗到底的决心，面对日军海陆空三面夹击，一次又一次打退日军的进攻。
最终，日军用大炮向城内外发射硫磺弹，引起熊熊大火，日军乘机冲入宝山城。姚子青率领官兵与日军展开肉搏，持续两昼夜，全营500余人全部壮烈牺牲。这是蒋介石写这篇日记后的第三天(9月9日)的事。
在9月6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共两党的协议，将陕甘宁苏区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辖23个县，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所在地设在延安。
蒋介石纵观全面抗战的形势，虽则眼前失利，但正义在中国一方，于是他想起古代先哲孟子的话来，异常感奋。只要“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为我国所有”就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他此时对抗战的最终胜利是有信心的。
“9月8日”
我抗战决策既定，沪战虽稍有不利而心神仍泰然也。
本来就无争取主动，处处挨打。及至左翼胡宗南之阵地被突破，他写出这番文字，仍缺乏进一步之打算。
“9月25日”
敌以为反复轰炸可以逼我迁都或屈服，其实唯有强增我国抵抗之决心而已。
9月10日以后，日军实力大增，除先已调来的两个师团之外，又从本土调来第9、13、101三个师团和野战重炮兵第5旅团及由台湾调来一个旅团，投入上海战线。总人数达10万多人，重炮300多门，坦克200多辆，飞机300多架，采取用飞机、重炮为先导，然后施放烟幕弹，最后以坦克掩护步兵前进的战术，对上海加强全面攻击。
9月11日，日军主力进攻杨行，14日，在吴淞等地强行登陆。中国最高统帅部再次调整抗战部署，把淞沪战场的作战部队组编成右翼、中央、左翼3个作战军，全军战斗序列是：
司令长官蒋中正(兼)
副司令官顾祝同
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
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兼)
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
中央军总司令朱绍良
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朱绍良(兼)
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廖磊
左翼军总司令陈诚
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薛岳
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
另外，还直辖9个师。
同时，组织了江防军，防守长江下游各要塞。
9月16日，上海守军全线退守北站、江湾、罗店、庙行、杨家宅一线。虽然我方武器落后，攻击不利，但我军将士在极艰苦的环境中仍继续奋战，有时24小时内，与敌交锋十几次，将敌打退。就这样，白天遭到敌炮轰击，晚上整修战壕，日复一日顽强地坚守在阵地上。
9月22日起，日军为了确保自己侧背的安全，向浏罗公路发起猛烈进攻。同一天，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9月23日，中央通讯社发表了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讲话》。蒋介石在讲话中说：“此次共产党发表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与红军，皆为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且均与本党三中全会的宣言及决议相符合。而其宣称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更是证明中国今日只能有一个努力之方向。余以为吾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蒋介石这一讲话，实际上是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可是，同在这个讲话里，蒋介石又说：“今日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使有效忠国家之机会。任何党派，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旗帜之下，共同奋斗者，政府自无不开诚接纳，在本党领导之下，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路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以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革命之使命。”蒋介石这段话，不但没有承认过去10年来在民族危机中国民党所应负的责任，而且把同其他党派的合作说成是国民党对他党的“领导”、“接纳”。这种既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又不承认各抗日党派之间平等地位的态度，反映了蒋介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把国民党凌驾于其他党派之上的态度。但不管怎么说，蒋介石毕竟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这个大方向上，有了明显的转变。
中国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的讲话发表，宣告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日军看到国共合作不利自己的速胜战略实施，于是急于结束淞沪战役。9月25日，先后五次共派遣94架飞机轰炸国民党总统府所在地南京。
与此同时，在朱德、彭德怀率领下的八路军，为配合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作战，从侧翼打击日军。9月23日，正当晋北战局危急时，八路军115师以一个团和一个骑兵营向灵丘、涞源、广灵之间前进，钳制企图突破平型关，抄袭雁门关后路，夺取太原的日军。9月24日，又以三个团冒雨埋伏在平型关东北的公路两侧山地。9月25日拂晓，敌板垣师团第21旅团主力约4000人进入我伏击圈内。八路军以居高临下之势，向敌突然发起猛攻，日军毫无准备，慌作一团。八路军战士冲下山去，与日军展开短兵肉搏，激战数日，歼灭日军1000多人，击毁汽车80余辆，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物品。平型关战斗是抗战全面爆发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亦是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首战告捷。这一胜利，震动中外，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的必胜信心，对日军也是一次有力打击。
面对敌人的狂轰滥炸，蒋介石已经猜测到日寇的险恶用心。四方传来我军将士奋勇抵抗的战报，使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敌愈是如此狂妄，愈“强增我国抵抗之决心”。
日记表示蒋介石个人倔强不服输的个性，但不能表示其思想缜密与逻辑上的前后一致。日空军曾以飞机94架分5批轰炸南京。蒋介石当日记下坚定之语，然而未出两月，国民政府便于11月20日正式宣告迁都。
“9月30日”
俄狡而倭暴，吾中华实处其中。
蒋介石对苏联态度始终未脱离“苏俄之外交诡诈无比”(1937年8月1日日记)之一概念。与日本比较，他得出本日记之结论。
“10月3日”
闻此消息，忧患为之尽释，而精神胜于物质之效，庶于此可见。最后胜利必归于我矣！
9月30日，日本30万之众的“上海派遣军”开始发起总攻击。海陆空联合作战，日军的炮击与轰炸极其猛烈，直指高桥和刘行正面，延伸到我军阵地3公里。我军一面以密集火力阻止敌人快速前进，一面继续后撤，向蕴藻浜南岸的广福、施相公庙方向转移。尽管在火力方面日军占绝对优势，相比之下我国军队战备工作极差，阵地工程质量低劣，战壕积水3尺，官兵日夜泡在水中；对前线物质供应，对士兵生活，对伤亡人员的治疗和处理做得都很差，但广大官兵不怕牺牲，英勇战斗。受到日军猛烈攻击的67师所属某连，在激战之后，只剩下4个人，而由其中1人将连长的遗体送往后方，其余3人则仍然死守在阵地上，等到援军赶来转守为攻；又有一连，只剩下连长1人。
正像日本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在其所撰《中国事变纪录》中所记：至9月底日军在上海方面伤亡达12334人，为华北方面的2倍，同时提到中国军队的斗志甚高，其内容如下：
“在上海战役中，中国军的抗战意志和战斗力，推翻了三宅板(陆军省)一向的判断。……中国的步兵虽在日军毫不留情的炮击与轰炸之下，仍坚守阵地，绝不后退。”
中华儿女在保卫民族独立的神圣战斗中，的的确确是视死如归。
难怪像蒋介石那样的铁石心肠，“闻此消息”，也会发出由衷地感叹。血与火炼铸的民族精神，是任何顽敌所打不垮的！
应该补述的是，在蒋介石写下这页日记的前一天(10月2日)，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协议，将原在南方湘、闽、奥、赣、浙、鄂、豫、皖8省坚持游击战争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为新四军)，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随后，新四军在大江南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10月7日”
此皆于我精神助力甚大；唯以军事局势不能转入主动地位为可虑耳！
蒋介石虽然对国际的冷漠态度异常气愤，但他对国联和英美依然抱有幻想。9月4日，蒋介石接见美联社记者，强调列强各国坐视日本侵华是不公道的，是也有责任的。而后，他进一步开展外交活动，以求唤起国际舆论。宋美龄在这方面也竭尽全力，她于9月12日在南京对美国发表讲话。她向美国民众诉说中国艰苦抗战的状况，呼吁美国支援。她更对国际社会的冷漠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她说：
“世界上的人们，忽略了当前正在中国逐渐扩张的灾祸实况。列强曾订立巴黎非战公约，防遏战争；并且设有国联。用这双重的保障来制止侵略国家向弱国作无望的侵凌。奇怪的是，今竟荡然无存。更奇怪的是，积年累月，逐渐形成的战时国际法，它复杂的结构，原是节制战时行为，保护非战斗人员的，竟也和这些条约同化了灰烬。所以我们今天重复回返到了弱肉强食的野蛮时代。”
可惜的是，宋美龄的这种谴责竟无作用。两天后(9月14日)，美国政府却声明对于中国和日本适用“中立法”，不过问日本侵华战争。国民政府立即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蒋介石于9月24日在南京以行政院长的身份接见外国记者，发表下述谈话，要求美国改变国策：
“中国此次抗战，不仅攸关中国本身之存亡，且亦为九国公约联盟伸张正义。因此九国公约签字国联合会员国，均应遵守其义务，对于中国之奋斗以援助。尤其美国为华盛顿会议之召集者，而九国公约及国联盟约之订立，悉属美国之力，故其责任尤为重大。”
恰恰在这一天，北平西南重镇保定被日军攻陷，有记者问：“中国战争会经过多少时间？”蒋介石没有直接回答多少时间，但却指出：
“中国抵抗日本之侵略，并无时限。在日本侵略继续进行中，战争势难中止。中国已不能允许日本军队之以压力加诸中国，故战争期间之久暂，全视日本及列强之态度。
“不论此次战争延长至何日，中国已有无限制抵抗之能力，因中国实一潜力无穷、财力无尽之国家也。日本对中国海岸封锁，或将给予他国极大打击，但于中国影响极微也。”
可是国际各国仍无反应。
直至9月27日，国际联盟将中国的要求提交到23日远东咨询委员会审议，该委员会通过了对于日本滥肆空袭的谴责案。在审议中，中国代表顾维钧一再主张对日本的行动应认定其侵略性，但英美国家迟疑不决。
10月1日，日本提出拒绝国际调停中日纷争。国联各国对日本的强硬态度显出无可奈何的软弱态度。
10月6日，在国际大会上，勉强通过决议。决议虽然断定日本违反公约，但并没有提出任何抑制措施，只表示：“对中国给予精神上的援助……”
同一天(10月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指斥：“日本的行为，违反了国际关系的原则，抵触了九国公约与非战公约。”仅此而已，并无下文。
蒋介石在10月7日的日记上只好写道：“于我精神助力甚大”，接着自责自悲起来，显得忧心忡忡。
“10月25日”
共产党之投机取巧，应切实注意，然此辈不顾信义之徒，不足为虑，只要晓以利害，动之以正义，则可矣！吾当一本以正制邪、以拙制巧之道应之。
1937年10月，日军开始了以攻战太原为目标的作战。中国军队为了保卫太原，调集16个师的兵力，组成3个兵团，配置于以忻口为中心的两侧山地，进行防御会战。
10月2日，以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率部组成右集团军，在五台山至忻口一线占领阵地。“除以主力位于平型关、雁门关、朔县之线之两翼侧外，另组织4个支队挺入敌人后方”，“各支队出动后，先后均有胜利。”“总共缴获敌汽车80余辆(均已烧毁)，九二野炮一门(无炮弹)，七三、七五山炮炮弹3000余发，步枪300余枝，机关枪及其他军用品甚多，并毙敌千余人。”“涞源、广灵、灵丘交通已被我完全截断。”“计前后我伤亡官兵共约600余人，内副团长、营长各2名。”《朱德、彭德怀致蒋介石等密电》10月3日--见于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
对八路军所取得的战绩，蒋介石通电嘉奖：“捷报传来，无任欣慰。袭敌侧背，断其联络，收效甚大。希更发动民众，扩大行动，使敌有后顾之虑，则与战局更有裨益也。”《蒋介石致朱德密电稿》10月6日--同上。
八路军于4日又传捷报：“宋(时轮)支队于冬日3时袭击朔县西北之井坪镇，当将该处敌千余人全数击溃，收复井坪。计是役缴获坦克车8辆、装甲车15辆、汽车5辆、毙敌200余名，缴步枪36枝，轻机关枪两挺，枪、炮弹8箱。”《朱德、彭德怀致蒋介石等密电》10月4日--同上。
10月7日，蒋介石致电朱德、彭德怀：“宋支队奋勇杀敌，收复井坪，殊为欣慰。若能扩大游击，向平绥线山地行动，使敌感受痛苦，尤有意义。并希望转前方将士代致嘉勉为盼。”《蒋介石致朱德、彭德怀密电稿》10月7日--同上。
10月13日，第18集团军在朱德总司令指挥下，奉命配合友军“对增援之敌，负责阻止，对退却之敌，相机歼灭”，《第2战区忻口会战纪要》--同上。在敌侧翼和后方钳制打击敌人。
当日，八路军第115师占领平型关。
14日，该师又在平型关东面的小赛村截获敌援军汽车数十辆，歼灭200余人。
15日，八路军第120师在永兴村地区配合友军打击敌人。
16日，第115师再占团域口，乘胜收复广灵、涞源、尉县等县城，在冀南、冀北切断日军晋东北的交通线，直接威胁敌后方。
10月17日蒋介石致电朱德：“接通捷报，无任欣慰。着即传谕嘉奖。”《蒋介石致朱德密电稿》10月17日--同上。
19日，八路军第129师第767团冒雨奇袭代县日军阳明堡泊水村机场，毁机24架。
20日，120师攻克雁门关，接着又在同蒲路岱岳和崞县附近分别设伏，给敌以重大杀伤，切断了忻口方面日军通往大同的后方交通线。
八路军将士1937年10月初至11月上旬在晋北、冀西独立作战，游击敌寇，有效地消耗、牵制敌寇。此次战役是国共合作抗日初期两党所领导的军队相互配合、相互支援，团结对敌，英勇杀敌的最好例证。这是已经载入史册，为世人所公认的事实。
蒋介石写这天日记的时候--10月25日，八路军还正与国民党军并肩战斗在太原保卫战之中。然而，他不顾血写的事实，竟说什么共产党“投机取巧”。世界上有这样“投机取巧”的吗？！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的利益，甘愿忍辱负重，将几次“围剿”所剩的精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随即将八路军主力开赴抗日前线，有力地配合友军作战。这样的“投机取巧”，世上有吗？蒋介石在此，辱骂正在领导抗战军民浴血奋战的共产党为“不顾信义之徒”，实在不公道！另外，在忻口战役中他给予八路军的嘉勉函电是明摆着的证据，难道这么快便通通忘了不成？即使“过河拆桥”，然而现在河还没有过完呢！看来，此时的蒋介石恶性未改。
至于孰正孰邪，只有历史是最好的见证。
“10月27日”
我军留守闸北之谢晋元团，孤军奋斗，中外人士均受感动，且表示崇高敬意；以与敌军野蛮残忍、受世人之唾弃两相比较，则不啻有霄壤之别。此战虽退，犹有荣焉！
10月6日，日军在飞机、重炮的掩护下，强渡蕴藻浜南岸，企图扩大突破口。这时蒋介石亲自兼任第3战区司令长官，兵力增至40多万。但终因敌军武器精良，又占据有利地形，再加上施放催泪瓦斯，使我军几乎丧失战斗力。因此造成了10月26日的闸北大撤退。
在这次大撤退中，第88师第262旅524团团副谢晋元中校率领该团第一营(营长杨瑞符)800名官兵固守上海的最后一个抵抗据点，位于闸北区的公共租界苏州河对岸的四行仓库。
四行仓库原为大陆、金城、盐业、中南四家银行联营的仓库，是一座6层钢筋水泥的建筑，在高层建筑不多的闸北区，占有首当其冲的位置。
谢晋元部是10月26日夜晚进入阵地的，任务是吸引住日军，延缓他们的进攻速度，掩护友军撤退。
10月27日午夜2时，谢晋元率部在四行仓库内进一步作了防御部署。这天清晨，日军沿着苏州河岸边的房屋进行纵火、搜索前进。直到下午2时，日军大部队接近四行仓库，这时，他们并不知道这里面有伏兵。谢晋元待到日军进入我军有效射程之内时，一声令下，众枪齐发，日军顿时大乱，当场击毙80多个日军官兵。
从这一天起，接连展开了4昼夜的生死搏斗。日军出动大炮、战车，不分昼夜地进行波浪式的攻击。坚实的钢筋水泥墙壁，到处被炮弹轰开了洞眼，但守军官兵把存放在仓库里的成袋黄豆、面粉等堆垒起来充作工事，并从楼上投下手榴弹和发射迫击炮，使仓库四周的日军尸体堆积如山。并有3辆战车被烧毁，4辆倾覆。
800名壮士孤军固守闸北最后阵地的奋战情景，在隔着一条苏州河的对岸公共租界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对岸云集的中国老百姓和许多外国人都在为他们呐喊助威。
租界地上的英军司令见到宋美龄时，噙着热泪谈起他亲眼所见的感人战况，他对中国军队死守四行仓库的精神赞叹不已。
这种惨烈的场面，这种可歌可泣的壮举，奏起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赞歌！难怪蒋介石在自己的这页日记上有感奋的词语和飞扬的文章。
“10月30日”
为主帅者，爱惜所部与牺牲所部皆有一定限度。今谢晋元死守闸北一隅，任务与目的已达，故令其为荣誉之撤退，不必再作无谓之牺牲矣！
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的4天战斗中，中国方面所受损失，仅有37人战死。他们在四周全被日军占领，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不退让，不投降，激战4昼夜，打退日军使用飞机、大炮、战车进行的连番多次的进攻，重创了敌人，胜利完成阻击敌人，掩护友军后撤的任务。他们的英雄行为实在可歌可泣。
在这次战斗中，还出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事件。
10月28日夜半，有一个中国少女冒着枪林弹雨，冲进日寇的包围圈，连游带爬地窜进了四行仓库。她，就是年仅18岁的女童子军杨惠敏。
她从浸透汗水的制服下面，取出了藏在身上的一面长达4米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
29日清晨，这面杨惠敏冒死送到八百壮士阵地上的国旗，在四行仓库的屋顶上迎风飘扬。此时的闸北，除此弹丸之地，已全被日寇占领，到处悬挂着血腥的“膏药旗”。当战火中的上海军民看到中国国旗飘扬在最高处的四行仓库的屋顶时，都激动得流下热泪，受到极大的鼓舞。
10月30日，英国方面唯恐战火波及租界而出面调停，提议谢晋元部队撤进公共租界。中国方面接受了调停，命令谢晋元部于31日清晨放弃四行仓库，渡过苏州河，进入公共租界地。
可惜的是，蒋介石命令其“荣誉之撤退”为的是“不必再作无谓的牺牲矣”！但是，结果怎样呢？
谢晋元部队10月31日奉命撤入公共租界，按中央双方调停约定中租界当局承诺，部队本应撤经租界后马上回到中国战线上去，可是租界当局受日军胁迫没能履行约定，而对谢晋元等763人(原800，牺牲37)实行缴械，羁禁在租界上的沪西星嘉坡路(今余姚路)的“孤军营”，由万国商团武装看守。1941年4月24日，谢晋元被受日军收买的叛徒刺杀身亡；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租界，谢部官兵于是沦为日军俘虏，被押往各地充苦工，直到战争结束后，平安返回的不过100多人。
从八百壮士的这一悲惨结局，即可见国民党政府的软弱无能与不负责任之一斑！
“10月31日”
此次抗战成败得失固难逆料，但统一局面必可因益见巩固。
此次抗战，实被迫而应战；与其坐而待亡，忍辱受侮，不如保全国格，死中求生，与敌作一决战。如我再不抗战，则国民精神亦必日趋于消沉，民族生机毁灭无余矣！
设或与倭妥协，即或答应其要求，甚至承认伪满，但其一遇国际矛盾冲突之机，彼必不顾信义，继续侵略不止。
这一天，是蒋介石51岁诞辰。他在检讨自“七七”卢沟桥事变以来近4个月的抗战形势。
就整个战局来看，呈现连连失利的趋势。10月中旬，绥远失陷，山西太原也危在旦夕。这时上海方面，浏河、闵行、江湾、闸北、真如等地已被日军占领，中国后方又无兵力增援，敌我战斗力对比悬殊，我军疲惫不堪，难以支持，再苦撑下去，只有消耗兵力，徒劳无益。可是由于蒋介石严申命令，擅自撤退，军法从事。前线指挥官都不敢报告真实情况，倘有直陈实情者，即遭蒋的申斥。
10月末，守卫上海军队实在无法支持，大本营副参谋长白崇禧和作战组组长刘斐才向蒋介石再三苦谏，说明上海会战应适可而止，以便更好地打击敌人和保存我军的战斗力。蒋介石无奈，采纳了将主力部队撤往吴(江)福(山)一线和江(阳)无(锡)海(盐)一线，从事调整，伺机反攻的意见，下达了撤退命令。
10月30日蒋介石开始迁都重庆。
这篇日记意在强调“与敌作一决战”的战略思想，正因为如此，在命令下达的第二天，蒋介石又听信了外交部意见，寄希望于九国公约签字国的布鲁塞尔会议迫使日军退走的意见，要收回成命，要各部队仍回到阵地上死守三天。当时有的部队已经撤退，有的正准备撤退。正在此时，忽又传来停止撤退的命令，并要再坚持3天，部队顿时大乱，虽奋力苦战，已难挽回战局。这是后话了。
总之，从日记与现实的印证上，可以看出蒋介石这一时期的抗战思想变化的轨迹：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被迫抗日后，他们想依靠外援，迅速取胜，每当战局稍有利时，就高喊“决战”、“反攻”；但当其军队一再溃败时，又转而手足无措，指挥混乱，对于长期持久的抗战，言之有余，实则不足。
“11月4日”
军事失利，国内各反动派逐渐猖獗，共党尤为跋扈。外患未消，内忧日增，不有大勇，何能旋乾转坤？凡事应以国家利害为前提。如我自认为是，则当以大无畏精神行之可也。
即在武汉时代，他的文件里也留下不少对中共猜忌的记载，有如1938年2月1日他获得沈钧儒与叶剑英谈话的记录，据称共党欲利用联合战线作扩张实力的工具，一俟时机成熟将与政府作战。6日蒋电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注意中共在陕北创办抗日大学，“诱骗麻醉无知青年”应加防范。4月5日张国焘与毛泽东决裂，张发表《敬告国人书》，提及毛“不以国家民族为重，缺乏团结抗日诚意”。引起蒋的注意。10月5日周恩来面呈蒋毛泽东亲笔信，内称：“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蒋阅后认为此系苏联主使，因为欧局紧张，斯大林深恐两面受敌，此时外间又有蒋政权即与日方媾和之传言，苏大使亦以六十师之装备及飞机五百架相助示意，所以毛周“敌甚恭顺”，同出于此一时之权宜。
蒋的猜忌心太重！
“11月7日”
保持战斗力，持久抗战；与消耗战斗力，维持一时体面，两相比较，当以前者为重。此时，各区应发动游击战，使敌于占领各地疲于奔命也。
在蒋介石51岁诞辰那篇日记上，他下定“死中求生，与敌作一决战”的决心，主要是出于对九国公约的幻想。所以，当下达撤退命令的第二天(11月1日)，蒋介石突然召开师长以上将领参加的紧急会议。他在会上讲了40分钟的话，首先对前线官兵的英勇作战给予表扬和鼓励。紧接着就说：“九国公约会议将于11月3日在比利时首都开会，这次会议对国家的命运关系甚大。我要求你们做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战场再坚持一个时期，至少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利的同情和支援。”同时他又说：“上海是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基地，如果过早放弃，也会使政府的财政和物资受到很大的影响。”看来“决战”决心已定。
日军方面的反应如何呢？他们一边猛打，一边又于11月2日向蒋介石提出要与中国和谈。11月5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来见蒋介石和财政部长孔祥熙，转达日本的7项和谈条件，其内容是：
一、承认伪满、内蒙独立；
二、扩大“何梅协定”，划华北为不驻兵区域；
三、扩大“淞沪协定”，设非武装区域，上海由国际共管；
四、中、日共同防共；
五、中、日经济合作，减低日货进口关税；
六、根绝反日运动；
七、尊重外国人在华权利。
蒋介石见此丧权辱国的停战条件，予以拒绝。表示欲和谈，必须恢复战前状态，否则国民政府会被舆论浪潮淹没，因而蒋介石仍然决心抗战到底。
与此同时，11月5日，日军3个师团在80艘军舰的配合下，在杭州湾的金山卫登陆。登陆后，日军兵分两路对上海进行侧面迂回，企图对我军实行围歼。这样，坚守上海之命难以执行，于是全军被迫仓皇撤退，再加上事先毫无计划，造成几十万军队同在一条公路上，拥挤不堪。后有日寇机械化部队的追击，上有敌机的轰炸与扫射，后撤的部队只好尽量疏散，结果更加混乱。部队撤到指定的吴福线和锡澄线国防工事时，由于阵地没有留守部队和向导人员，不能启用，在追兵迫近情况下只好白白放弃。这样，阻挡日军的最后一道防线，便轻而易举地为敌所破。上海即将陷于敌手，日军兵临南京城下。
上海战役结束，虽说中国军队向后方撤退，但却已使日寇“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遭到彻底粉碎，从此使它长期陷入泥潭中不得自拔。
蒋的这页日记是“逼”出来的！事后九国会议上对日本侵略者并没给予任何制裁，无疑对蒋是一严重打击，他的幻想破灭了。正像蒋介石顾问端纳总结的那样：
“中国方面，则因为对条约与国际法的信念，与对国联势力及美国等信誉之依赖过深，卒为重大的牺牲。”
从此日起，坚定了蒋介石的持久抗战的决心。
“11月8日”
苏州河南岸，以兵力用尽，不能不令撤退，但并非为金山卫登陆之敌所牵动。唯藉此战略关系，使敌知我非为力竭而退，不敢前进，此乃于将来之战局有利。
此日记是对11月7日日记的补叙。亦是对他收回撤退成命而在强敌之下不得执行的自圆其说。
当然，他有“于将来之战局有利”的长远打算，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在他写下这页日记的当天(11月8日)，山西太原陷落。在山西战役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军长郝梦龄、师长刘家骐先后殉国。至此，战火漫无边际地扩展开来。
这一段暴露出他缺乏预筹战略上第二线防御之计划。如有此计划，此间之体面问题根本不应考虑，撤退已毋庸踌躇。
此日记源于他自己的所谓积极想法，蒋介石经常在失意时安慰自己，有时不免在日记中自圆其说。此时他希望对方将他的先退都看作侧翼行动之后果，而并非正面实力不支。其实此间区别，亦甚难蒙骗熟练之军事家。倒是今日吾辈看来，更可窥见当时主帅蒋介石未及考虑情况尚在彼掌握时自动后移进入第二线阵地，利用有利地形及生力军抵抗，而必等至山穷水尽时被迫后撤。
“11月13日”
抗战最后地区与基本战线，将在粤汉、平汉两铁路以西。
到了这个时候，蒋介石只好谋持久抗战之良策，作出全局的战略部署。
蒋介石的持久抗战战略构想留下的最有力的资料是蒋的次子蒋纬国对日本作家古屋奎二就此问题所做的分析：
“当时料想到日本在作战方面所能给予中国的最大危害，是沿平汉铁路南下，首先迅即攻占武汉，对长沙、醴陵一带形成威胁。于是日军在控制了中央地区之后，如果对留在东边的中国主力部队加以压迫，则中国军便只有背海决战；同时，在中国东南地区最具战略价值的人力和物资就要落入日军的掌握，而使中国军处于决定性的劣势地位。
父亲(蒋介石)为了避开这样的危险趋向，所以采取能够相机立于有利态势的持久战略。”
这个持久战略构想的要点如下：
以中国军一部对华北之敌持久，确保山西；相机集中主力于华东，对上海之敌取攻势，以迫诱日军转变其作战线路为沿长江由东向西。中国军基本此一构想，先调集有力部队在察、绥、晋方面，向将会由华北南下的日军右侧发动攻势，并确保山西，以牵制或迟滞日军南下；继而藉“八一三”事件集中精锐部队于华东方面，主动向淞沪之敌猛攻，迫诱日军大本营自东北基地、日本本土以及华北原主作战方面相继增援淞沪，其侵华之作战线遂形成沿长江自东向西。
“此一战略指导，获得了下列战略效果：
第一，日军仅能压迫中国沿通往大后方之补给线撤退，无法迫其决战，因而日军‘速决战略’被否定。
第二，使中国军不仅能确保其补给线之安全，且获得充裕时间，将东南地区之人力与物力迁移于大后方，从事整备建设，因而为后来的转移攻势奠定基础。
第三，使日军补给线延长，且无法发挥其海上优势，增大其作战困难。”
历史证明，这些构想是比较切实的，在实施中取得了预想的效果。
“11月15日”
九国公约会议宣言，虽语气软弱，仍不足为虑；其后，共同行动必能实现也。
在国际舆论压力下，九国公约会议决定于11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
10月16日，比利时政府向包括中日两当事国在内的最初签订公约的九国和后来相继参加的19国，以及未参加签约的德国与苏联两国发出邀请书。
10月27日，日本经内阁会议决定不参加九国公约会议。并发表“关于中日两国纷争他国没有干涉的权利”的声明，其大意如下：
“国际联盟根据中国片面虚伪报告，通过了支援中国政策的决议。此次受到邀请的九国公约参加国，当然要受国联决议的约束；是则日本既或参与会议，也难期有公正妥当的结果。包括有和东亚毫无利害关系的国家在内之此一会议，会徒然刺激中日两国的民心，反而使事态益趋纠纷。”
日本的同伙德国也宣布不参加会议。
11月3日，九国公约会议开幕。
会议一开始，美国代表戴维斯发表演说：“中日两国的冲突倘越发扩大，则世界和平将大受危害。美国政府考虑应由参加各国共同努力，觅至适当方法，以维持远东和平。”英、法、苏代表相继表示赞成美国代表的见解。只有日、德的另一个同伙意大利，在会上充当日本代言人的角色，他袒护日本说：“没有日本出席的九国公约会议，纵使作了维持和平的协议，但也不能顺利进行。现在，我们所能做的，是只有邀请中日两国直接交涉。”
九国公约会议开幕后，决议再度向日本发出邀请书，日本的回答是“没有再度考虑的余地”，拒绝到会。
会议进行得很困难。蒋介石寄予很大希望的美国和英国，会上互相推诿，最后，竟然提出“中立”和“不介入战争”的政策。
11月15日，九国公约会议对日本拿不出“强硬态度”，只好通过了回避日本是否违反公约问题的对日宣言：
“中日两国现在之敌对行为，影响到各国之权利及物质上之利益，全世界对之均有一种不安之忧虑。
“各国代表仍信当事双方倘同意停战，俾乘机试行解决，或可达到成功之目的。中国代表团具有此种准备；但对于日本坚决拒绝讨论之态度，各国代表殊难理解。
“国际公约之一方(日本)，如固执其与所有其他签字国相反之见解，则各国对之不得不考虑其共同应取之态度。”
蒋介石在九国公约会议宣言通过当天，在他的日记里表示不满意的情绪，但他依然对九国公约抱有幻想。
中国代表顾维钧在11月24日九国公约为最后一次会议上，对会议没有获得满意结果即席提出抗议：
“自‘九一八’以来，不幸各友邦未能充分发扬各国际公约之实效，制止日本之侵略，以致在东亚则侵略战争日益扩大；在欧洲则受东亚之波动，而崇尚武力侵略之风遂亦大起，今日欧战之发生(德国进攻波兰)，其受东亚之影响者，盖甚大也。
“中国具有世界四分之一之人口，实为世界和平之一大柱石，尤其东亚未来之治乱兴衰，全以中国为其枢纽，深望英美法苏各国当认识中日问题实为世界之中心问题。”
对此抗议，各国以“沉默对待”，只有法国代表喃喃地说：“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英、美、法等国的这种作法，无疑更加纵容了日本的侵略。此时，淞沪方面的日军已向中国的首府南京进攻了。
“11月26日”
南京孤城不能守，然不能不守，对国对民殊难为怀也。
成败利钝，非所道料，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蒋于11月24日委任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此时即已准备离京。他又于26日谒辞总理陵寝及阵亡将士公墓，当日全未向外宣布，只在日记内写下这番话。
“11月27日”
对上对下，对生对死，对艰难缔造之首都实不忍一日舍弃，依依之心不胜言矣！
余能多留京一日，则国家与人民及前方军队，则多得一日之益，总理与阵亡将士，亦多得一日之安。
此日记是昨天日记情绪之延续。
这些情绪彰显著蒋介石是一个宗教性格浓厚的人物，可是另一方面也证明他的作战计划缺乏纵深。李宗仁说及唐生智受命之前，蒋曾召集高级将领及德顾问讨论南京应防守或放弃。如果在淞沪地区作战近三个月，而对南京的防守与否全未做过切实的计划，即不能说是顾及周详。推而论之，我们可以想见其未预料敌侧翼行动，无打算在苏嘉国防线的抵抗，以及过度重视淞沪地区守土的重要，前后如出一辙。
写了日记之后蒋介石又并未即离南京。此后又逗留10日，这也许是第二则日记的一种解释吧。12月5日，他尚且往南京正东20公里之汤山对守城部队训话。当时正面敌军业已逼近。至7日清晨，他始乘飞机离南京。
“11月28日”
忧患生忍耐，忍耐生智慧。
抗战初期的超级空军英雄刘粹刚与高志航均未殒身于空战：刘因无夜航设备而触城楼以致机毁殉难，高因警报传递过迟而被炸毙。高志航殉国之日蒋为之悲悼，只因不愿引用哀伤消极文字，仅此日记中书数字纪念此事。而其实类似这样令人扼腕长叹之事迹又何以胜数。
“11月29日”
为缓兵之计，不得不如此耳！
尽管九国会议宣言，“语气软弱”，不能使中国满意，但蒋介石“仍不足为虑”，他仍然抱着通过国际调停进行“和平谈判”的幻想。
日本不想使战争长期拖下去，也在寻求“和平之路”，当然，它的“和平”是通过停战议和劝诱和压迫国民党政府向日本投降。
虽然双方“各怀心腹事”，但总算是“一拍即合”了。
和谈是在九国公约会议召开之前的11月5日，蒋介石在南京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会谈的基础上进行的。
此时的德国完全站在日本一边，打着斡旋和平的旗号，充当第三者。
蒋介石对陶德曼表示不能接受日本所提出的议和条件。这里所说的议和条件是指11月2日日本外相广天弘毅交给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又由狄克逊转交给陶德曼的那一份，共7项内容(详见对1937年11月7日日记评述部分)。
如此丧权辱国的议和条件，蒋介石当然不敢全部接受。并对陶德曼讲出中国方面为进行议和的必要原则是：
“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况，中国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中国如同意日本的要求，国民政府将会被舆论浪潮所冲倒。
“日本正在执行错误的政策--现在不对中国采取友好的态度以奠定日后的友善基础，却只顾提出要求。假如日本继续作战，中国也不会放下武器。
“假定国民政府因日本采取的政策而倾倒了，则结果是共产党在中国占优势。
“中国不能正式承认收到日本的要求，因为中国正是布鲁塞尔的九国公约会议各国关切的对象，各国是要在九国公约的基础上觅取和平的。”
蒋介石这时对英美各国出面调停仍抱希望，因此，没有向日本妥协，并要求陶德曼对于这次谈判“一切都不要公布”。陶德曼仍表示：我现在的步骤仅仅是极秘密地通知中国政府。
可是，九国公约会议对于日本侵略中国并未能决定任何具体措施而闭幕。此时的中国，在华北失太原；在淞沪，由于日军在杭州湾登陆而迫使中国军队撤退。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认为这正是向国民政府诱降的好机会，于是积极促请德国出面调停。
11月28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武汉与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晤面。紧接着11月29日，陶德曼又与外交部长王宠惠会谈。进一步提出议和条件，并要求“再次和委员长会面”。
蒋介石经过一番思索，答应接见。
当然，蒋介石的姑且答应，乃为“缓兵之计”。
“12月2日”
联俄本为威胁倭寇，如倭果能有所觉悟则济矣！
蒋介石之所以同意和苏联交涉，是因为在列强各国对中国断绝援助之际，如果是站在中苏两国平等的基础上订立条约，是有利于集中抗日力量的。
于是，1937年8月21日，蒋介石委派外交部长王宠惠为代表和苏联驻中国大使鲍格洛夫在南京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条约的主要内容：
一、两方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之方法，否认在两国相互关系间以战争为施行国家政策之工具；
二、两方约定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一国或多国对于彼此为任何侵略；
三、当一方遭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另一方不得直接或间接协助第三国；
四、条约有效期为5年，如在条约期满前6个月不向对方通知废除本条约之意见，条约自动延长2年。
这个条约还附带一项口头约定，即在条约有效期(5年)内，双方承诺：苏联不与日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中国不与第三国签订共同防共协定。
8月29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正式公布于世。
当日，中国外交部发表谈话如下：
“此举不能独对于中苏两国间和平多加一重保障，且为太平洋各国以不侵犯之保证共谋安全之嚆矢。……
“中国今日虽受外来极度之侵凌，不能不以武力抵抗武力，然酷爱和平为我国人之特性，今日以武力侵凌我者，苟能幡然觉悟，变更其国策，则我国人亦深愿与之签订不侵犯条约，共维东亚之安全，而谋人类之幸福。……”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签订了由苏联购入武器的借款协定，先后签约合计约3亿美元。苏联的军事顾问和航空志愿队，也先后来华援助中国抗日战争，从签约到9月4日止，苏联运往中国的战斗机共72架，轰炸机54架，侦察机20架。此外，还运来大炮、战车、弹药等军火。这些对日本政府来说，无疑是一个当头棒喝！
蒋介石在本篇日记中，希望《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能促使日本政府改变政策，“有所觉悟”。
“12月4日”
倭俄均欲以中国为战场，以中国为牺牲品，我国又焉能不亟图自强哉！
抗战初期以来，真正支援中国抗日的，在世界各国中只有苏联。在布鲁塞尔会议上，也只有苏联代表李维诺夫伸张正义，坚决主张谴责日本侵华。
中国政府希望苏联早日参战，10月间，苏联国防部长伏罗希洛夫向中国驻苏大使馆参事张冲表示：“中国对日战争到生死关头，苏联必定出兵，决不坐视”。参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第691页。
可是，12月，斯大林又说：“苏联如果参战，会被视为有赤化中国之野心，反而于中国不利。”
蒋介石认为苏联出尔反尔，无非是“欲以中国为战场，以中国为牺牲品”，这都是因为中国的国民经济落后，基础太差所致。因此他想，一味地依赖外援终不是长久之策，应该“自立自强”！
“12月6日”
倭寇对德大使所提调停办法，以我不能屈服，彼已决绝乎！
倭军所惯用者为奇袭与包抄而已！
12月1日，德国外交部长牛赖特向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劝说：“为中国利益着想，不宜拒绝日本的和平提议，如果迟延下去，中国国家解体的危险也会越大。”
12月2日，蒋介石在听取外交部次长徐漠的报告后，生怕“和谈”破产，于是急忙在南京召集了在京军事长官会议，把日本所提的议和条款交给与会者征询意见。白崇禧、唐生智、顾祝同、徐永昌等人表示可以接受。电商阎锡山，阎也表示赞同。于是就决定了两条原则：
一、不拒绝德国的调停；
二、华北政权需要保存。
当天下午，蒋介石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第二次会谈，特别强调指出如下几点：
“中国政府愿以德国所提出的各点作为谈判的基础，但我们有两个极重要的条件：(一)在恢复和平的全部过程中，由德国通过调停予以帮助。(二)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
“在敌对行动继续进行的时候，是不可能进行任何谈判的。假如贵国总理向中国和日本提议停止敌对行动，中国愿意接受。
“在谈判完成以前，一切不要公布。
“虽然贵大使提出来的各点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但不能被认为是像最后通牒一般而不可以改复。”
陶德曼在告别时透露出“能有希望”的语气。
12月4日晚8时，蒋介石召集守卫南京的师长以上高级官员开会。这是蒋介石决定由唐生智为南京城防司令固守南京方针后，决定迁都四川重庆之前的善后会议。他说：“守卫南京是一个伟大而光荣的任务，大家要在唐司令长官指挥之下，同心同德，抱定不成功即成仁的决心，恪尽军人守土卫国的神圣职责。”并声称他到达武汉后，将亲率从云南调来的三个装备齐全的师，来解南京之围。
12月5日晨，蒋介石和宋美龄乘飞机离开南京飞往武汉。12月6日开始，日寇以大批飞机经常轰炸南京城内外的军事要点。
蒋介石在这忧患之中写下了对德国出面调停寄予很大希望的日记，但他为自己确定了一条原则：“我不能屈服”，可又担心日本拒绝“和谈”。
日军登陆施行大小迂回，占领嘉兴、松江，又以汽艇横渡太湖，直逼溧阳，更以一部兵力出安徽，经由广德、宣城及芜湖完成其对南京之大包围，蒋介石对此出奇制胜之策划不表示惊羡，反以轻蔑态度在本日记二则表露。这种矜持的态度也只表示其缺乏对策。
“12月7日”
应迁移之物品，皆能如数运完，若早10日离京，则大局更不堪设想矣！
国民政府基于战局紧张，于11月19日举行国防最高会议，正式决定将首都迁移到四川重庆。
当天，凌晨5时25分，蒋介石偕宋美龄乘飞机依依不舍地离开南京飞往江西。
12月7日清晨，日军由东、南两面迫近南京城。
蒋介石在此日记中所说“若早10日离京，则大局更不堪设想矣！”其意有二：(1)稳定军心，想与南京共存亡；(2)诱敌深入，迫使日军放弃中原南侵的意图。
“12月16日”
近日，各方人士与党中重要负责同志以军事失败，非违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殊不知此时求和，无异灭亡，不仅外侮难堪，而内乱益甚，彼辈只见其危，不知其害；不有定见，何能撑此大难也。
由于蒋介石希望以和平解决“争端”，并表态答应以原宋哲元接受的7项条件为基础与日谈判。接着，于12月7日，把这意思通过陶德曼转告给日本外相广田弘毅。这一系列的对日活动，使得中国的求和派有所抬头，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求和派叫嚷“一连失败之下，非求和不可！”顿时在党和政府内部刮起因恐慌而谈和风。这些情况，则反而给予日本以可乘之机，日本政府因连战获胜，直逼南京城下，而更加得意忘形、趾高气扬起来。
蒋介石一见“众口一词”“求和”风张，诚惶诚恐，顿感非申明大义，喻告天下不可了。岂不知这阵“风”是由谁煽起的！
“12月26日”
倭所提条件如此苛刻，决无接受余地。
12月7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将12月2日他与蒋介石调停经过备忘录，通过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递达给日本外相广田弘毅。
出乎意料的是，广田弘毅表示出“是否能以1个月之前(11月5日蒋介石在南京与陶德曼会谈的七条)的条件为基础来进行谈判，颇成疑问”的态度。
显而易见，这是因为在这一个月之间，日军已在杭州湾登陆，攻占南京即在眼前，军事上已占优势所至。
12月13日，南京沦陷。
12月14日，在日本策划下，在北平中南海居仁堂成立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汤尔和为议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为行政委员会委员长，董康为司法委员会委员长。
当天(14日)日本方面开始举行日本政府和大本营的联络会议，与会的各大臣在原7项条件基础上又提出4项新的条件，即：
一、中国放弃容共、抗日、反“满”政策；与日、“满”两国合作，实行反共政策。
二、在必要地区设立“非武装区域”，并在各区域分别设立“特殊机构”。
三、日、“满”、中三国之间缔结密切的经济协定。
四、中国对日本给予必要的赔偿。
12月26日，陶德曼将上述条件传达给中国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
蒋介石顿感意外，认为新增加的4项是“亡人之国的条件”，令人气愤的是，这里竟有在日寇所占地域建立伪政权和中国对日本侵略者给予战争赔款等内容，简直苛刻已极，无法令人忍受。
“12月27日”
今日除投降外无和平，舍抗战外无生存，彼等实昧于大势，不知国家利害，此革命之所以未能成功而一至于此也。
在蒋介石通过德国与日本秘密进行和谈期间，中国方面有人表现出了迎合敌人迫降的倾向。以汪精卫为首的投降派甚至在12月27日的最高国际会议中还主张和谈，实在令人气愤！说起汪派的投降史是由来已久的，早在抗战一开始，身为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和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竟大肆鼓吹民族失败主义。7月29日，汪精卫在南京也发表了以“最后关头”为题的广播讲话。他说：“我们是弱国，抵抗就是牺牲，牺牲的程度是要使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随后，汪精卫与周佛海、梅恩平、高宗武、陶希圣等人组成“低调俱乐部”，诬蔑抗日派的主张是“唱高调”，而他们大肆散布“战必大败，和不致陷于大乱”的论调，为其卖国投敌制造舆论。时至今日，南京已经陷落，全军都在败退，日寇诱降条件不断加码，投降派们更加嚣张起来。
作为日本的同伙，德国、意大利与此同时抓紧拉拢蒋介石，帮着日本诱降。蒋介石这个时候并不坚定。
蒋介石退到武汉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意大利驻华大使齐亚诺向蒋介石透露：由他们调停中日双方共同结盟，以对付苏联和英、美。蒋介石认为可以商量。可不久，接到了日本的4项苛刻条件，并提出不承认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要征服整个中国。蒋介石被迫表明态度，对日方提出的和谈条件决无接受余地，坚决予以拒绝。同时反而为此苛刻条款而感到安心了，认为这样求和派再无话可说。蒋介石决意继续坚持抗战，于是在12月27日召开了国防最高会议，重表抗战决心。同时蒋介石又一次发表了抗日文告曰：
“不问目前的时局如何改变，我们必不屈服。我们必须勇往前进。屈服的结果便生惨祸。不问国际局势如何转变，我们自己必尽最大努力，而不轻易表示失望。我们不要依赖他人。我受命于党国，自然绝不放弃此项主张。”
当天(12月27日)蒋介石写下了这篇从迷茫中自拔，较为清醒的日记。
基于汪派在最高会议上唱反调，会议的第二天(28日)，蒋介石把汪精卫、孔祥熙、张群等召集到武汉寓所里开会，进一步统一思想，决定今后对日本所提条件一概不理。
12月29日，蒋介石对于右任谈话，说日本所提的四条，“等于灭亡与征服，我国自无考虑余地。并应坚决表明，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