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1日”
余之赞美耶稣者五：一曰牺牲精神，二曰忍耐精神，三曰奋斗精神，四曰纯一精神，五曰博爱精神。
中国在此期间所缺乏者为宗教思想。专制时代皇帝为天子，所颁“圣旨”有如天命，民间亦供奉“天地君亲师之神位”，于是融合宗教思想、政治体系、伦理教育与社会习惯为一炉。所以其衙门结构简单，其向心力仍能凝聚。民国肇造后，旧思想既与旧体制一并推翻，新人物复视所有宗教均属迷信。(崇拜西方者不可不察：今日美国重要官员就职均手按《圣经》宣誓，国会开幕即有牧师祷告，所有软硬币均镌有“我们对上帝存信心”之一贯字样。)相形之下，中国缺乏宗教上之向心力，亦为当日企图率领全国之人士所感重大困难之一。冯玉祥被称为“基督将军”，亲用水龙头为部下行浸礼；唐生智军中拜佛，以“大悲大慈，救人救世”为号召，即是针对此缺陷之补救办法。
蒋介石较此二人含蓄。他虽于1930年受洗为基督徒，但在此日记中写出五曰赞美耶稣词。这样看来，他所崇拜的仍是耶稣之人身属性(Humanattributes)而非接受三位一体(trinity)之神学。再加以我们知道他对王阳明之崇拜，所以敢于说蒋之宗教思想已具有深厚之人生哲学成分。
“4月18日”
我国宜如何发奋图强，以雪此耻也？
塘沽协定虽有停战之功效，却未能制止日本之继续侵略。当日本对中国压迫节节加剧之际，以前似为关东军少数将校的擅自行动，自此不乏政府出面支持。1934年，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天羽英二承外相受外相广田弘毅之命发表声明，称维护东亚之和平及秩序乃日本之使命，中国如有利用他国势力，以图排斥日本之企图与行动，必遭反击；其他各国对中国财政及技术之援助，包括售卖飞机及建造飞机场等，亦为日本反对。现在已发表的蒋介石日记，只有在天羽声明的次日寥寥的几个字。
“5月15日”
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
宗教思想与人生哲学过于辽远，在提供日用的场合上他仍借力于“礼义廉耻”。管仲提倡四维时，以内政寓军令，本来有全国皆兵的姿态，又开始将西周以来在各地区保持平衡的国家赋予活力，推进而为东周时代带竞争性的国家。他也主张尊王攘夷，这标语成为了日本明治维新时的口号。本来这些成分都可以作蒋介石团结人心，扩张本身权力之基础。但是他到底不能在20世纪利用法家与霸道去宣扬一个2600年来的复古运动。经过他解释：“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这样看来礼、义、廉、耻没有固定的内涵，视时代与环境而定。
然而，1930年间中国的复兴民族的时代，也面临着抵御外侮的环境，于是蒋介石才能因着这些条件充分发挥。在他伦理体系之内，四维以“耻”为先。对他讲来，五卅惨案首为深耻(自是在日记内每日写下仇英字句，持续一年余)，次之济南惨案也是奇耻(自是之后，日记内添“雪耻”一栏，前后数十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北，在他看来也还是“济南惨案”之国耻未雪，而沈阳惨痛之国仇又来。在这情形下，知耻者必雪耻。所以他所说规规矩矩正正当当，绝非消极在旁应付日常的生活，而是通过严肃的纪律参加他领导的群众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