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文明对欧洲的影响几乎是渗透每一个细胞的，这就像是遗传基因，虽然每一代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但前后相隔数百年、数千年的人却保持着差不多的遗传基因，如果细细品味，几乎方方面面都可以找到源自希腊的遗传因素。如同中国经常引用春秋战国时的事件、典故、战例、政治信条、哲学道理等，欧洲也会经常从古希腊人那里寻找各种理由、证据。热那亚、威尼斯重温了雅典之梦，那么德国就想重现亚历山大的辉煌，这首先就是德国的统一。
德罗伊森（J。G。Droysen，1808～1884年）是普鲁士著名的政治家，也是普鲁士历史学派的创始人，他毕业于柏林大学，在校期间受到黑格尔、伯克等人的影响。毕业后担任方济各会牧师，并同时在大学授课，1835～1840年在柏林任古典语言学教授，1848年成为法兰克福议会议员，并任立宪委员会秘书。1849年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拒绝当德国皇帝，使他大失所望，随即退出政界。1850年与桑威尔（C。Samwer）合编《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与丹麦关系史》，晚年编写《普鲁士政治史》（14卷，1855～1886年出版）。作为政治家，他宣扬一种大德国观念，他认为，德国的统一只有在普鲁士的领导之下才能实现，故在他所有的著作中都散发着一种强烈的现实主义政治思想。他的《历史知识理论》是一部兼重史事考证与史学理论建构，从1857年起，他曾17次在大学讲授“历史知识理论”。德罗伊森是第一个用“希腊化”这个词来指称亚历山大后的希腊时代的，他此后的主要兴趣转向了普鲁士历史，《普鲁士政治史》就是他的成就。德罗伊森实际上是一个卑斯麦的支持者，他的现实政治历史关怀就表现在他用马其顿的扩张征服来论证卑斯麦“铁血”政策的合理性。
德罗伊森年轻的时候就对亚历山大很感兴趣，他的《亚历山大大帝传》（Geschichte Alexander der Grossen）早在1833年在汉堡出版，那时他不过24岁。他认为亚历山大具有很高的创造性，且以一人之力影响了整个东西方历史，他认为这是一个新历史的开端，对东西方而言都是如此。后来，他又研究了亚历山大的继承者，并且很快又出版了《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一书。在这本书中，他认为“古希腊政治、教育制度在东方民族中的扩散”。它使用了“hellenism”一词，德罗伊森认为希腊化时代的时间范围应该从公元前280年希腊化世界三足鼎立开始，到奥古斯都大帝为止，此后，历史学界就开始普遍使用“希腊化时代”这一概念。德罗伊森认为，希腊始终是分散的，直到马其顿在亚历山大崛起后，使用武力才统一了希腊世界，并且把希腊文化大幅度地扩展到了东方。他虽然没有在历史研究的书籍中直接用此说明德国武力统一的必要性，但他的意思已经显而易见。他曾写信给他的朋友说：“在我看来，没有任何重要的时期像我冒昧称作‘希腊化时代’的时代受到这样的忽视”。
除了德罗伊森外，19世纪还诞生了一大批历史学家，他们中很多人对“希腊化时代”进行了重新研究，比如伯瑞（J。B。Bury），比万（E。R。Bevan）、罗斯托夫采夫（M。I。Rostovtzeff）、塔恩（W。W。Tarn）等，这之后，“希腊化时代”被正式写进教科书。
其实，欧洲之所以迟至19世纪才忽然注意到亚历山大至奥古斯度这段时间的希腊化历史，因为19世纪也是欧洲工业革命时期，正是欧洲重现向外大扩张的时候，在方向上也是从西向东的扩张，只不过这一次是真正的全球性的，整个世界都被纳入到西方体系中，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放大版的“希腊化”，或者说欧洲化更合适，不过，欧洲也是希腊的继承者，所以，说这一次欧洲对全世界的扩张是第二次“希腊化时代”也不算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