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弘是西汉淄川国薛人，少时，家贫，曾为富人在海边放猪维持生活。年轻时，他曾任过薛县的狱吏，因无学识，常发生过失，故犯罪免职。为此，他立志在麓台读书，苦读到四十岁，又随老师胡母子始修《春秋公羊传》。建元元年，汉武帝即位，便下诏访求为人贤良通文学之人。当时，公孙弘年已六十，他以贤良的名分去应征，被任命为博士。
建元三年，皇帝派他出使匈奴，归来后陈述的情况不合帝意，武帝认为他无能，再被免职。于是，公孙弘便称病辞官，在家赋闲。
建元五年天子又诏书征求文学儒士，淄川国便推举年已七十岁的公孙弘应诏，他一再推辞，不肯前去应诏。他说：“我出使匈奴，因没有才干被罢归，请大家另举贤者。”但最后，他还是应选。
公孙弘到了太常，所征百名儒士各写对策，公孙弘处为下策。后来，上奏天子，天子却拔升公孙弘的对策为第一名，待入见天子，公孙弘丰仪魄伟，深得天子喜爱，又被拜为博士。
当时，朝廷注重与西南夷的沟通，并在巴蜀设立了郡县，由于赋役酷虐，百姓为之叫苦不迭，天子便派公孙弘去视察。公孙弘归来奏对，又不合皇帝之意，弘大骇。可是，时过事转，皇帝并未深究其事。
淮南王、衡山王造反，朝廷严察两王党徒。公孙弘认识到自己在相位，未能辅佐君主治理国家，现在有王造反，自己难脱不称职之责。当时公孙弘正染病在身，于是上书皇帝，请求辞掉丞相，归还侯印，以避位让贤，汉武帝没有应允。
过了一段时日，公孙弘病渐好转，便再度入廷办理政务，元狩二年三月，弘以八十高龄卒于相位。卒后，青铜铸棺，葬于麓台，至今，墓址尚存。
公孙弘为相数年，曾建议设五经博士，置弟子员。著作《公孙弘》十篇，《汉书·艺文志》著录。他出身于乡鄙之间，居然为相，直至今日，人们依然对他推崇备至。尤其他的“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的精神，已成为历史长卷中最醒目的一章，永垂后世。
中国人积累了几千年的人生经验，就像一本厚厚的书。开卷便觉触目惊心，名利场，宦海浮沉，潮起潮落；富贵乡，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仕途雄心万丈进取之时，也要识趣地做出世准备，免得从金字塔一落千丈时万劫不复。
人看见庭前的花开花谢，和人间的荣辱是同样的光景，所以应当绝不对于得失荣辱动心。一旦致仕或除拜，对于去留升降应当毫不介意，把他看作天外的云彩一般，任他随风向去留，没有一丝一毫的固执与挂碍。这样的人生，才算是完满达成。
现在的人大多觉得活得很累，不堪重负。这是因为陷于世俗的泥淖而无法自拔，追逐于外在的礼法与物欲而不知什么是真正的安宁祥和。金钱的诱惑、权力的纷争、宦海的沉浮让人殚精竭虑。是非、成败、得失让人或喜、或悲、或惊、或诧、或忧、或惧，一旦所欲难以实现，一旦所想难以成功，一旦希望落空成了幻影，就会失落、失意乃至失志。
失落是一种心理失衡，自然要靠失落的精神现象来调节；失意是一种心理倾斜，是失落的情绪化与深刻化；失志则是一种心理失败，是彻底的颓废，是失落、失意的终极表现。
一幅对联，寥寥数语，却深刻道出了人生对事对物、对名对利应有的态度：得之不喜，失之不忧，宠辱不惊，去留无意。这样才可能心境平和、淡泊自然。一个“看庭前”三字，大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之意；而“望天上”三字则又彰显了放大眼光，不与他人一般见识的博大情怀；一句“云卷云舒”更有大丈夫能屈能伸的崇高境界。与范仲淹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实在是异曲同工，更颇有魏晋人物的旷达风流。
宠辱不惊，去留无意，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十分困难。我辈俱是凡夫俗子，红尘的多姿、世界的多彩不免令人怦然心动，名利皆你我所欲，又怎能不忧不惧、不喜不悲呢？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人穷尽一生追名逐利，更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失意落魄、心灰意冷了。
只有做到了宠辱不惊，去留无意，方能心态平和、恬然自得，方能达观进取、笑看人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赵朴初同志遗作中写道：“生亦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我兮何有，谁欤安息。明月清风，不劳牵挂。”这正充分体现了一种宠辱不惊、去留无意的达观、崇高的精神境界。
一句话，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是真英雄自洒脱，是真名士自风流！在花开花又落，花落花又开的周而复始中，笑看人生，笑看起伏，成不骄、败不馁，宠不乐、辱不怒，视名利钱财如宇宙尘埃，视喜怒哀乐如花开花落，视富贵贫穷如云卷云舒，昂起头，唱自己的歌，走自己的路，尽情地编织自己心中的梦境，又怎会有凄凉与悲哀的心境出现呢？
无论是宠爱或者屈辱，都不会在意，人生之荣辱，就如庭院前的花朵盛开和衰落那样平常：无论是晋升还是贬职，都不去在意，人生的去留，就如天上面的浮云飘来和飘去那样随意。
勤俭节约的美德是普降的甘霖，能让贫穷的土地开出富裕的花朵；勤俭节约的美德是甜美的雨露，能让富有的土地结下智慧的果实。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经常说：“节约便士，英镑自来。”可见勤俭节约也是致富发财的奥妙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