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是宋代的著名女词人，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她被视为女性作家的代表。也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她受到了研究者的普遍重视，成为宋代文学研究中的亮点。在二三十年代，就有李清照研究的专门著作；当时的一些词史和文学史著作，对她也都有论述。五六十年代，大陆学界曾围绕李清照及其作品有过争论，更增添了她在宋代作家中的知名度。80年代之后，有关李清照的各类论著层出不穷，从生平、思想到性格，从作品解析到词论等，各个方面的内容都涉及到了。
李清照正史无传，研究其生平的一手材料，是她写的带有自传性质的《金石录后序》。宋人著述中记载的她的改嫁传闻，让后人争辩不休。关于她的作品的辑佚整理，经几代人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现将有关的研究热点问题介绍如下。
一、《金石录后序》作年考
由于历经传抄，目前所看到的《金石录后序》多有舛错，其间记载的李清照的生平事迹，与其文末所署的作年款——“绍兴二年玄岁壮月朔甲寅日易安室题”——互有抵牾。因此学界于李清照之生年、嫁年等几经聚讼，未有定论；其中《后序》作年款的确定，为一重要的环节。关于《后序》作年的争论，大致说来，有以下几种说法最具代表性。
（一）绍兴四年（1134）说：
李文认为：“按易安居士撰《金石录后序》云：‘予以建中辛巳始归赵氏。’又云：‘余自少陆机作赋之二年，至过蘧瑗知非之两岁，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则易安归赵氏时年十八。及绍兴甲寅（或误作壬子）作《金石录序》时，年五十一。其间恰三十四年也。”则李文是将李清照嫁年定于十八岁，逆推其生年为1084年，顺推《后序》作年当为绍兴四年。浦江清于《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一文中指出：《后序》所述内容至赴杭为止，未提卜居金华事，当作于卜居金华之前，定为绍兴四年八月为适宜。又认为署年的甲寅，非纪日乃记岁者，而绍兴四年适岁次甲寅，又认为洪迈所见原稿或为“绍兴四年甲寅岁壮月朔易安室题，”后传抄者，误四年为二年，又置甲寅于下。徐益藩与浦江清意见相近，他在为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迹》所作的跋语中言：“依夏先生所考定，五十一岁当为绍兴四年，容斋云绍兴四年，年五十二。夏先生谓四年为五年之误，窃以为五十一尤易讹为五十二也。绍兴四年太岁又适在甲寅，甲寅二字或本以记岁者。”
王学初《李清照事迹编年》称：“反复观之，李（文）、徐（益藩）说为长。以李、徐于《容斋四笔》所云‘绍兴四年’之外，尚兼顾《金石录后序》‘三十四年’之说。”
（二）“绍兴五年”（1135）说：
在《〈易安居士事辑〉后语》一文中，夏承焘认为：“以蘧瑗句推之，后序作于52岁无疑；52岁减34岁，为18岁，与陆机作赋之语合。是建中辛巳归赵年18，亦属无疑。”由此，夏承焘认定《后序》文尾署年有误，且提出四条理由作为旁证，指出：“是易安实生于元丰七年甲子（1804——笔者），后序当作于绍兴五年乙卯也。”据此，夏承焘推测署年原文应为：“绍兴五年壮（八）月玄（壬）朔甲寅”玄（壬）所以记朔，甲寅则以记日。黄盛璋的《李清照事迹考辨》，其中的“生年与嫁年”一节，立论与夏承焘相近，而论证更加周详。
黄墨谷也力主“绍兴五年”之说，见于他的《翁方纲〈金石录〉本读后——兼评黄盛璋〈李清照事迹考辨〉中“改嫁新考”》一文，立论的主要根据是《说郛》卷四十六录宋无名氏《瑞桂堂暇录》所载《后序》全文，其中所载序尾署年一行作“绍兴四年玄壮月朔甲寅日易安室题”，与今传各本序尾署年迥异。据此，黄墨谷指出：“它首先证实了序尾署年是李清照原作所有，非后人妄加。今传各本序尾署年一行是经过后人窜改增删的。清照原文‘玄’下无‘岁’字，‘甲寅’下无‘日’字。‘玄’是记月朔，‘甲寅’是记日。但考《瑞桂堂暇录》所载序尾署年尚有舛误。在传抄时将‘绍兴五年’笔误为‘绍兴四年’。”关于这一点，黄墨谷在《〈金石录后序〉考》
中也有论证。
以上两说尽管持论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两说都认为李清照生年为元丰七年（1804），18岁出嫁。关于这一点，50年代之后的有影响的文学史和词史，如中科院文研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吴熊和的《唐宋词通论》等，以及一些李清照传记，如唐圭璋、潘君昭的《李清照评传》等，均持此说，几无异议。
（三）绍兴二年（1132）说：
事实上，不论“绍兴四年”说，还是“绍兴五年”说，都是以否定《后序》文尾署年的正确性为前提的。毕宝魁在《李清照生年新说》一文中，对此两说皆做出辩驳。他认为：李清照《后序》署年“绍兴二年玄岁壮月朔甲寅日易安室题”可信，与内容并无矛盾。“过蘧瑗知非之两岁”句证明清照时年52岁，据此逆推，李清照的生平可确定在元丰四年（1081），以前确定的生年元丰七年（1084）是不正确的。又通过“建中辛巳始归赵氏”一语，可推知其21岁结婚（胡适、郑振铎早主此说）。“18岁结婚”之说是误解“少陆机作赋之二年”所致，而该句所指应是李清照订婚或开始收集金石碑刻作品的时间，而不是结婚时间。其实，李长之《中国文学史略稿》即持此说，他说：“据李清照《金石录后序》，此序作于绍兴二年（1132），称‘过蘧瑗知非之两岁’”，可见这年她52岁，所以应该生于1081年。“因洪迈《容斋四笔》称此后序作于绍兴四年，遂致推算有误。应该相信李清照本人著作中的直接证据，不该相信洪迈间接证据。”华宝魁这里则提出更详细的论据：首先，明清时代各种版本的《后序》署年皆为“绍兴二年玄岁”，绝无例外。其次，署年的意义非常明确，与历法完全符合。第三，《打马图序》写于绍兴四年，在《后序》之后。第四，李清照18岁结婚的判断有误。毕宝魁又发表《李清照生年新说补证》一文，考定李清照18岁时，其父李格非受贬，其外婆家亦罹重难，故“绍圣五年（1098）对李清照来说，是初尝人间忧患，深受磨难的一年”。恰好为“34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一语之佐证。
二、李清照的籍贯及其他问题
李清照的籍贯、故居也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按传统的说法，李清照是山东历城（今济南市）人。宋代资料都说她是济南人，清初诗人田霁有《柳絮泉访李易安故居》一诗，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辑》便据此得出清照“居历城城西南之柳絮泉上”的结论，几成定论。80年代以前出版的文学史、李清照年谱和评传多持此说。
近年来，一些研究者据济南章丘县明水镇廉坡村发现的题为李格非所撰之《廉先生序》石刻，又提出李清照里居在“山东省章丘县明水”一说。于中航的文章《〈廉先生序〉碑与李清照里籍问题》认为：由于《廉先生序》碑的发现，得知李清照生于元丰七年，在她出生前的八年（熙宁九年），李格非已中进士。清照出生时，李格非早已在外地做官。他先后任“冀州司户参军，试学官，为郓州教授”，而未官于历城。按常理推断，李清照出生地，或在其故籍章丘明水，或在她父亲做官的任所，二者必居其一，而不可能生于历城柳絮泉。其《〈廉先生序〉石刻考释——兼谈李格非、李清照里居问题》又作了较为详细的考释，认为考李清照生平，婚前从父母居，婚后从夫居，未闻李格非、赵明诚曾居柳絮泉上。如去婚前故居，当在她的故乡明水镇。至于有人说，清照生于柳絮泉上，更属附会之词。褚斌杰、孙崇恩、荣斌《李清照里籍考》亦持此说，认为：称李清照为历城县人，甚至肯定其出生在历城，都是没有可靠根据的。正确的结论是：李清照，山东省章丘县明水镇人。
徐北文则持一种较为审慎的态度，他在《李清照简论——代序》中说：“此碑（《廉先生序》石刻碑——笔者）所刻文字既非一般之墓表体裁，仅是一篇人物散记，与通常之墓碑惯例不合，不排除元代的廉口谅为张大其祖德，伪造或窜改旧文的可能，因为古人为了光宗耀祖不惜作伪的事并不罕见。所以在没有新的证据出现之前，李清照原籍章丘之说，只能存疑，因其他史料像《宋史》等均只言格非父女为济南人。”
三、李清照的“改嫁”问题
李清照晚年是否“改嫁”，是学界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宋代已有胡仔、王灼、晁公武等记载李清照改嫁之事，明清以来，徐勃、俞正燮以及陆心源、李慈铭、况周颐等，都曾为李清照辩诬。
胡适在其《词选》的李清照“小传”中，有一段文字专为李清照改嫁说辩诬，认为：“一、旧说他嫁张汝舟，是綦崇礼作合的。但绍兴十一年五月十三日，綦崇礼的女婿谢级寓台州，自序《四六谈》，称清照为‘赵令人李’，那时，她已61岁了（俞氏说）。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说张汝舟因妻李氏‘讼其妄增举数’，得罪除名，后人因疑此妻李氏即清照。李慈铭指出《系年要录》明载此事在绍兴二年九月朔，尚自称‘易安室’，‘岂有三十日内忽载赵氏为嫠妇，忽载张氏讼其夫’；三、李慈铭又指出她在绍兴三年五月上胡松年诗，有‘嫠家祖父生齐鲁’之句，是她以老寡妇终，已无可疑。”
龙榆生在《漱玉词叙论》中说：“若以《云麓漫钞》载易安上内翰綦公（崇礼）启，则是汝舟蹈隙乘危，饵以甘言，欺人寡妇，震其才名之显赫，遂强迫以同居，藉令事实有之，吾辈当矜悯之不暇，宁忍责以失节？”况且，“据《金石录·后序》，此四年中，李清照方辗转于台、剡、睦、温、越、衢、杭等地，不遑宁居，则改嫁之说，殆为‘莫须有’矣”。夏承焘在《〈易安居士事辑〉后语》中，认为所谓“改嫁”为“诬谤”之辞，因后序作于绍兴五年，其时犹在张汝舟除名之后三年；即汝舟绍兴二年与其妻李氏涉讼之时，易安犹为赵家之“嫠”。其《后语二》则以李清照“改嫁”之时，正是张九成举进士之时，李清照曾作“桂子飘香张九成”之谑语。据此，夏承焘认为“清照断不会为谐笑刻薄之辞诮科第新贵，以自取诟侮哉。以情理度之必不致此”。李长之《李清照论》也认为：“至于传说她再嫁的事，我们不必从道德观点来出发辩证，只是从史实上看，她既没有功夫，也没有那种机会，而且更重要的，她没有那种心情，她也早超过了那种年龄了。”
从50年代到80年代，李清照“改嫁”问题依然聚讼不已。黄盛璋在《山东省志资料》1959年第3期发表《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年谱》，又在《李清照事迹考》中，对李清照晚年改嫁之事提出反辩诬，认为改嫁是事实。其理由是：其一，“说清照改嫁的，是出于宋人的记载，宋代并没有人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直到数百年后明、清时代才提出辩诬，原因之一是“爱才”，二是“封建观点”。其二，李心传、赵彦卫等宋人关于清照改嫁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并非伪造，其三，宋代并没有将改嫁看做十分不道德，李清照夫死无依，迫不得已改嫁，于情理也无违反之处。问题提出来后，未及展开讨论；80年代之后，辩诬与反辩诬的论辩才进一步展开。
王仲闻《李清照事迹作品杂考》，赞同黄盛璋的改嫁说，并就黄文所未及做了补充和充实，对为辩诬致力最勤的俞正燮的五条论据、陆心源的五证及李慈铭、夏承焘的辩诬说一一加以驳论。王延梯《漱玉集注》的再版前言，亦力主改嫁说，认为改嫁一事，在宋人的记载中已有定论，且有李清照《上内翰綦公启》作为铁证，毋庸置言。荣斌《清照改嫁难以否定——从俞正燮的“辩诬”到黄墨谷的“再辩诬”》一文，对黄墨谷重申和发挥的四条理由，以及黄自己提出的三条证据进行驳斥，声称：清照改嫁无罪，离异有理。
唐圭璋、潘君昭在《论李清照的后期词》中认为，南渡后李清照以诗笔反对偏安，主张北伐，为主和派所不能容忍；其洒脱不羁、越出礼教规范的举止行为，为封建礼法所深恶痛绝，因此与其被诬通敌为一恶毒阴谋一样，其因“改嫁”一事所引起的风波，也“明显地是卫道者的制造舆论、蓄意中伤”。80年代，唐圭璋又发表《读李清照词札记》等文章，进一步为改嫁事辩诬，他说：“《金石录后序》为清照自作之文，真情流露，千古传诵，此为清照最详尽，最真实最可信最可靠之生平实录，读其文，察其人，亦可知清照断非忘恩忘义、弃旧恋新之人。观其词……其凄苦之情正与《后序》相符。情深一往，生死不渝，清照绝不致忘怀明诚，另结新欢。”
黄墨谷是为李清照改嫁说辩诬最力之人，他在《翁方纲〈金石录〉本读后——兼评黄盛璋〈李清照事迹考〉中“改嫁新考”》、《〈投内翰綦公崇礼启〉考辨——兼评黄盛璋〈李清照事迹考〉中的“改嫁新考”》、《为李清照改嫁再辩诬——答荣斌同志质疑》、《对李清照人格之种种诬枉必须驳证》等一系列文章中，不余其力地为李清照辩诬。归纳其所列证据，大体有如下几点：第一，宋代记载李清照改嫁的七条材料，以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载最为具体，但这条有具体年月的材料，与李清照其他生平资料发生矛盾。周密《齐东野语》曾指出李心传《系年要录》有讹误，不能说《系年要录》所载就是无可置疑的可靠材料。第二，不能说宋人没有替李清照改嫁事辩诬，就证明改嫁为属实。况且，宋代说部笔记著录李清照生平事迹及诗词文赋的评价有49家之多，其中42种对李清照只有称赞而毫无微词，有部分学者在“易安居士”的名号之上冠以“赵明诚妻”或“赵令人李”，足以说明黄盛璋所谓“宋代并没有人怀疑这件事（指李清照‘改嫁’）的真实性”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云麓漫钞》所载（《投内翰綦公崇礼启》），内容羼杂，文笔劣陋，其间署名、所采用时间等与清照生平有“四不合”，或为谢解救“颁金通敌”之启，而为人改窜。黄墨谷认为：考察李清照的生平事迹，证明其是否改嫁，必须以仅存的传记性文字《金石录后序》为主要依据。
刘忆萱《李清照研究中的问题——与黄盛璋同志商榷》一文，认为黄盛璋用以证明清照改嫁之重要材料《投内翰綦公崇礼启》，本是一部“杂记古今、天文、地理、制度、故事等”的笔记之类的著作，其资料来自社会各方面，“其中也有记载失实之处”。且明清以来对之表示怀疑的，颇不乏人，许多迹象可以表明《谢启》为经人改窜过的伪作。而黄盛璋《李清照改嫁新考》所言王灼、胡仔成书时，“清照依然健在”，有的还是赵家的亲戚，没有必要造她的谣之说，经不住推敲。因此黄氏《新考》是站不住脚的。郑国弼《李清照改嫁辨正》一文，就《投内翰綦公崇礼启》作出分析，指出“《谢启》不但不是作者改嫁的自供状，恰恰相反，它是一篇声泪俱下的辩诬书”。郑文且提出几条清照未改嫁的佐证：其一，赵明诚表侄谢及提供了清照未改嫁的有力证据；其二，赵明诚死后若干年，清照逃难时，仍要千里投奔夫党，即赵家的亲戚；其三，清照及其子女继承了赵明诚的遗产；其四，清照本人晚年自称“嫠妇”；其五，清照终生挚念明诚；其六，清照的思想、性格及其晚年生活状况亦可证其无改嫁之事。本文的结论是：李清照50岁而犹改嫁，根本不是事实。一切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
在《李清照“改嫁”性质辨析》中，靳极苍提出新见，认为关于李清照“改嫁”问题多少年来争执不休，原来肯定与否定的两方，都对李清照专为此而写的《投翰林学士綦公崇礼启》中的一些词句理解错了，其中最关键的词句是：第一，“词”，主要指“官文书”；第二，“句”，主要指“岂其末事，乃得上闻”。并由此对《启》做了详细的梳理，指出：“改嫁问题根本不能成立，因为既说‘改嫁’就是以女方为主的，可是清照并不要求改嫁，而是因‘颁金’之谤有了错判的‘官文书’，导致了‘强以同归’”，其间清照一点错也没有，“所以按事实的性质说，根本不能叫做‘改嫁’。所以持改嫁说者与反改嫁说者观点都不能成立”。
台湾学者王光前编著《李清照和她的作品》一书，直承黄盛璋的说法，认为明、清以来尝得为其再嫁事竭力辩诬，无非出于两个原因，一是爱才，二是出于封建意识。另一台湾学者邵德润《关于李清照再嫁之争议》认为：“《云麓漫钞》所录李清照《投翰林学士綦公崇礼启》内容极不可靠，可能出自伪造，所谓李清照‘晚节流荡无依’之说纯属污蔑。宋人对李清照有些污蔑流言，盖由于李清照心高气傲，难免开罪于人，适有张汝舟之妻李氏控告乃夫贪污，遂有人诬指这李氏即易安居士，竟使李清照蒙千古不白之冤。”
四、作品辑佚、考辨和注释
李清照作品散逸极多，羼入伪作亦多。20世纪以来，许多研究者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多方罗致，细心考索，于李清照作品之辑录、考辨方面取得巨大成绩。流行的李清照集的辑校和校注本就有十余种，更不用说为数众多的选注和评释之作了。
近人李文尝搜罗李清照诗词杂文等为《漱玉集》五卷，有丁卯（1927）《冷雪斋丛书》的铅字排印本，又有庚午（1930）的再版本，颇为完备，其中收李清照词达78首之多，但往往疏于考证。王仲闻（学初）于《李清照著作考》中就曾指出：“李文辑《漱玉集》用力颇勤，惟误收无名氏词太多，未能考出；所注出处，多不可信……《行香子》注出《花草萃编》，又有十余首注出《梅苑》，而按之二书，则未有注李清照作者。他如所引《才妇录》一条，今无此书，盖自《清河书画舫》录出，而没其来源，一似曾见其书者。今人注清照词者，竟认为出自宋·陆放翁之《老学庵笔记》，且有人以讹传讹，互相承袭，贻误不浅。”
近人赵万里辑《漱玉词》一卷，见于《宋金元人词》1931年铅字排印本，录李清照词52首，虽较清王运鹏辑《漱玉词》仅多二首（一首为存疑之作），但校勘、考定之精审则远过之。三四十年代论李清照词者多据其本。之后，赵万里又在《新编通用启札截江网》一书中，发现大批不见于他书之宋人词，中有“易安夫人”一首，唐圭璋收入《全宋词》。
王仲闻（学初）校注的《李清照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是目前为止最为完备的笺注本。早在1962年，王仲闻即在《李清照事迹作品杂考》一文中，就清人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辑》中李清照词编年有误之作凡27首，进行了辨正，并将其中可以考辨其作年的，都作了编年。文中“作品真伪”一节，就李清照词之“误题他人作”者凡8首，“有疑问或甚可疑者”凡7首，“他人作品误题李清照撰者”凡39首，皆一一作出考辨。其《李清照集校注》中的《李清照著作考》，更对李清照诗文集、词集、杂著分别作了详细考证。岳国钧的《玉中之瑕——谈〈李清照集校注〉的注释》一文，就《李清照集校注》中以“未详”为注的；应注而没有注的；有的词条虽然注了，但注得不完全，或所引根据不够准确；脱注的——凡四种情形的失误，作了补充或改注，并对《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小重山》（春到长门春草青）二词的写作时间作了考定。
80年代以后，李清照作品的辑佚、考辨、注释工作进一步展开，一时间出现多种今人的整理本。除王仲闻的校注本外，还有黄墨谷的《重辑李清照集》，齐鲁书社1981年版；王延梯的《漱玉集注》修订本，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蓝天等人的《李清照诗词评释》，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侯建等人的《李清照诗词评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徐北文主编的《李清照全集评注》，济南出版社1992年版，等等。与此同时，有关李清照作品的考证仍在进行。王的《李清照词真伪考》，在王仲闻《李清照事迹杂考·作品真伪》的基础上，就王文中“于前人误收、误引诸作，仅举出处，略于论证，缺少推断，值得商榷”之处，重作详细考辨，类分三项：其一，正误——凡李词误题他人作者属之，所举词《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以下凡22首。其二，辨伪——凡他人词误题李清照作者属之，所举词《如梦令》（许伴明窗独坐）以下凡13首。其三，存疑——凡词之撰人疑莫能明者属之，所举词《捣练子》（欺万木）以下凡21首。此外，柳文耀《李清照和张文潜〈浯溪中兴颂〉诗创作年代辨》，《上海师院学报》1980年第1期；盛静霞《李清照〈浯溪中兴碑颂〉写作年代商榷》，《杭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刘瑜《李清照〈临江仙〉作年辨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3—4期，等等，或辨作品真伪，或考其作年、作地，其中不乏一得之见。日人村上哲见在《日本传存〈漱玉词〉二种》一文中，介绍了在中国已佚、仅存于日本的李清照《漱玉词》二种：《汲古阁未刻词》本《漱玉词》，与劳权手校道光刊本《漱玉词汇钞》，谓“上举两本，虽于李清照作品，比唐圭璋先生《全宋词》无所增加，但既在书志学上有不小价值，并且为查明清照词流传轨迹，提供许多重要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