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工后，马步芳又将我们迁到循化查汗大寺、古什群峡等地，开荒修渠，筑路修桥，修造房屋。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我们用背斗、铁锹、镢头等工具，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而生活却是极端困苦。每班只发一个小铜锅，吃的尽是菜汤和发霉了的豆面糊糊、饼子。晚上，在薄草铺上席地而睡。寒冬腊月，屋里没有火，我们被冻得缩成一团，挤成一堆，许多同志的手脚被冻坏，红肿溃烂。我们如有伤残疾病，敌人从不给医治，只能用土法治疗；重病重伤，只有束手待毙。就这样，在这个劳役队里，不知有多少好同志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有个姓陈的医生，不堪忍受这种非人的折磨，愤然出逃，但被敌人追了回来，吊在树上毒打。当时同志们还不知道党和红军的下落，加之路途遥远，便相约暂时不再逃跑，避免无端牺牲，就地和敌人展开斗争。
敌人不仅从肉体上百般摧残我们，而且从政治上欺骗、瓦解我们，妄图使被俘的红军从思想上解除武装，放弃共产主义理想，充当他们的仆人和走狗。起初，他们只是登记一下年龄、籍贯就算了，关于在红军中担任什么职务，是不是共产党员，一般不加过问。后来，他们接受了国民党青海省党部的建议，由党政负责人轮流给我们集体“训话”。这些国民党、马步芳的特务人员，在讲话中肆意攻击我们党和红军，说什么“共党已亡，红军已灭”，要我们“悔过自新，改恶从善”。
对这些恶毒的攻击，我们十分气愤。红军战士身可囚而志不可屈，对每次“训话”，我们都以沉默来抵制，对一些年纪小而容易受骗的同志，我们都暗暗地进行帮助教育。记得有一个同志被敌人所诱惑，曾说某某人是党员、某某是干部。同志们知道后，用铁锹把子狠狠地揍了他一顿，告诉他胆敢再使坏，绝不客气。在同志们互相帮助、互相教育下，大部分同志保持了革命气节，没有人当软骨头。我们还在劳动中故意损坏工具，拖延时间，欺骗敌人，搞得敌人干瞪眼，没办法。
（三）
转眼到了1937年底，经过繁重劳役的摧残和折磨，劳役队3300多人，仅剩下2600余人，大多面容憔悴，体质虚弱，腿脚失灵，不能干活了。这时，适逢蒋介石向马步芳要兵，于是，马步芳将我们当中的1500人，顶了青海应征的国民兵名额，转手以每名作价300块银元的价格，向各族人民摊派了征兵款。同志们认为这是逃出魔窟、重见天日的好机会，便“顺从”地换上国民党的军装，开赴内地。第一批没有抽上我，不久又抽调第二批，又没有轮到我。我暗暗地找到送兵的马排长，要求他把我带上，他答应了。出发那天，我抢先藏在半路上等候。因为我们即将成为“国军”，对我们看管的也不那么严密了，所以我顺利地插进队伍，到了兰州。
在青海，我们看不到报纸，听不到广播，不知道国共已经合作，当年的红军已改编成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到了兰州，我们才知道形势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党还在，红军还在，我们的心像滚水滚水：正在沸腾翻滚的开水。
一样地沸腾起来，恨不得插翅飞回党的怀抱。然而国民党惧怕猛虎归山，愈向东开，对我们看管得愈严。在兰州，他们把我们和抓来的壮丁分插编班，连门也不让出，接着又分批用火车送往南方前线。我乘的那列闷罐子车，行到临潼停下加水，我装作要小便，乘这个空子跳下车，躲进附近的厕所里。心想，如果有人追问，就说是拉肚子；没人问，等火车一开，就溜出车站，往黄河边跑。听说八路军在那一带打鬼子，打得可好哩！
我忐忑不安地蹲在厕所里，一分钟比一天还长。好不容易等到火车开动，我才放下心来。
正当我出站时，不料从旁走来一个持枪的哨兵，拦住我问：“你是干什么的？”我吃了一惊，但很快镇静下来，说道：“我回家呀！”那家伙晃着脑袋恶狠狠地说：“你小子是想开小差吧，你是从火车上溜下来的。哼，你瞒得过旁人，瞒不过老子，走，到团部见长官去。”
我看看四周站的全是国民党的兵，不敢违抗，就随他到了团部。一个军官“赏”了我几个耳光，便把我弄到团部电话排充当二等兵。
一天晚上，我到车站去转悠，见到一个身穿灰布军装的人，正和一群旅客说着八路军打日本的事。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立即引起我的注意，莫非他就是红军！我心里一热，不顾一切地挤进去，又把他拉到一边问：“你是八路军的？”他打量我一下说：“是啊，是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的电话班长，听你口音是江西人吧？”我立即回答：“对，对，对！我是西路军被俘的红军啊，在马步芳的集中营里关了一年多，又被他们送出来当兵。同志，我可找到你们啦，你告诉我，咱们的部队在哪儿？我要回部队去。”老班长看我一脸急切的神情，嘿嘿地笑着说：“咱们的部队离这儿可远啦！在山西前线哩。”于是我把闷在心底的问题一股 脑儿向他提出来。这个老同志很健谈，从他的谈话里，我得知红军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有了很大发展，有些当年熟悉的老首长，现在还健在，八路军在西安还有个办事处。我们畅谈了好大一阵，共同商量找党、找红军的问题。
一个月后，我俩悄悄从灵宝上火车，到了坝桥东站。这里离西安只有40多里路，驻有国民党的军队，他们的哨兵把枪一横，拦住我们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按照事先商量好的话告诉他：“我们是八路军一一五师的，我们请长假回湖南去，在潼关叫人偷了路费和护照，回不了老家了，只好到西安去找八路军办事处。”
这个哨兵把脖子一扭说：“你们不是八路军，你们是从国军开小差的吧！”我们竭力争辩，他要我们拿出证明来。我们哪里有证明啊！他见我们拿不出证明，便带到连部，连长一脸横肉，气势汹汹地说：“说老实话，是不是开小差的？”我们一口咬定是八路军一一五师的。
那连长很不耐烦地说：“好了，好了，老子没空和你们磨牙，是八路军也好，是逃兵也好，统统不追究，就留在这里当兵吧，亏待不了你们。”我们一听让我们留下当兵，连忙拒绝说：“不行，我们是八路军的，你不信就到西安办事处去问嘛。”他把手一挥说：“少他娘的啰嗦，去，站队出操去。”我俩打定主意不去，他见我们这么坚决，便恼悻悻地说：“好吧，既然你们是八路军，老子也不留你们。不过你得先打来一个证明才行。”他指着老班长说：“你去打证明吧，来了证明，老子再放他走。”
老班长走后不久，我故意大发脾气，又跳又骂，闹得他们连里的许多士兵都围上来看热闹。
那个连长轰了几次也轰不走。这家伙见留不住我，便说：“滚，滚吧！给老子把棉袄、棉裤脱下来，滚！”当时虽然时值寒冬腊月，但我因归队心切，又在火头上，一听到这话，便连脱带撕地把衣裤扔在地上，拔腿就朝西安方向跑。
“站住！”耳际又响起一声号叫，眼前又闪出一柄刺刀，铁道边的一个哨兵狞笑着把我挡住。这，把我气急了，便对着他的脸狠狠地打去。接着，哨棚里又冲出一群如狼似虎的士兵，他们对我拳打脚踢，把我打倒在地。昏迷中，我听到一个当地老乡在为我说情：“老总呀，你们不要再打了，他是个疯子呀，这样三九天，有哪个穿这么单薄的衣裳呀，算了，算了，别和他一般见识喽。”那些士兵们走了以后，老乡把我扶起，于是我给他重重地磕了一个响头，挣扎着向西安走去。
（四）
1938年2月初，我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一位保卫干事问了我的情况后，便发给我一身崭新的军装。当我重新穿上军装，心情十分激动，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热泪。
在西安愉快地度过春节，便回到延安。当我走进总卫生部的院子时，总卫生部长孙仪之同志急步迎了过来，他说：“欧阳辉同志，你可回来啦！同志们知道你还活着，都高兴极了，都等着你回来呐。”正说着，很多熟悉的首长和同志们拥了进来，把我围在中间，争着和我握手。我置身于这火一样的热情之中，情不自禁地又一次流出了幸福的热泪。
晚上，同志们为我的归来开了欢迎会，我把被俘后的情况同大家作了简要的汇报，同志们都热情地赞扬我有骨气，做得对，说得我怪不好意思。会后不久，组织上根据我的医务专长和要求，分配我到军委警卫营当医生，不久，又任军委机关卫生所所长，继续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
作者欧阳辉同志，江西兴国人，生于1916年，1931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在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工作，后任红西路军总医院卫生队长、卫生所长。回延安后，历任卫生所长、医务主任，和平医院内科主任、副院长、院长，华北军区第一后方总医院院长，察哈尔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后勤部副部长、部长，华北军区卫生干部学校校长，山西省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省军区顾问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