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在城西南的一个破庙前，我们遇到了两个骑兵。他们手按着腰间的驳壳枪，说我们是“老共产”。我们说是回老家的，他们不相信，便进行搜身，又把我们带到一个村子里，说要把我们活埋。
这时，从围观的人群里走出一个绅士模样的老人，他身穿黑长袍，外套小马褂，留着小胡子，嘴上叼着一枝长烟管。只见他扬扬手对两个骑兵说：“干吗跟逃难人过不去！你们当兵的出门在外，就遇不着遭难的事？救条人命值千金，积积德吧。”那两个骑兵不吭声了。老人又说：“把他俩交给我吧。”他把我俩带到一个小院里，叫我们靠墙坐下。我和生标相互看了看，不知他要把我们怎样处置。那绅士对我们说：“放心吧，我放你们走。那两个兵是催粮的，那个班长是我的外甥，都得听我的。”他往我们身上看看，又说：“我劝你们俩在我家住几天，保证没事儿。不过，白天不要出去，近来马家军催粮的常来常往，让他们碰上，就麻烦了。”他把我们安排在一间草房里，每天有人给我们送来两顿饭。到了第三天，我们实在不敢再待下去，提出要走，那个绅士对我们说：“你们非要走，我也留不住，不过，你们要设法走山路。从这往西南，由南山转到古浪县，就可以找到你们的人了。”这时我们才明白，他确知我们是红军。临走时，我们再三向他表示感谢。
我们打算翻过乌鞘岭，在兰州附近过黄河。可是不巧，就在这时，我生病了，一连六七天高烧不退。我们在一座破庙里住下来，刘生标每天到村里讨饭给我吃。附近的老乡说我得了伤寒病，没法治。当时我确实不行了，心里很难过，我怕连累刘生标，就抓着他的手流着泪叫他走。可是刘生标坚决不走，他也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流泪不止。一天，有个老人来看我，说：“要是能出汗退烧，就有救了。”在我请求下，他从40里外买了中药和冰糖，煎成药汤给我吃，当天晚上，我就出了一身汗，头脑也清醒多了。那位老人每天来看我，给我送饭送药，一直治了三四天，我的病情好转了。老乡们见我的病好了，十分高兴，我望着他们的笑脸，连连道谢。这时，我心里就像亮着一盏灯，靠这些热心的群众，我们一定能找到党。我的病虽然好了，但身体还非常虚弱，一站起来，眼前就“放花”。一天早上，生标同志准备走出破庙去要饭。我想同他一块去，可是刚站起来又摔倒在地。生标同志把我扶起来，两个人相互看着，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掉泪。过了好一会儿，生标说：“我去要点吃的，你还得吃点东西才行。”他一边往外走，一边又转回头来看我。我躺在地上望着他，心里一阵难受。他走后，我爬到庙门口，晒着太阳等他，快到中午了，他还没回来，我心里很着急。到了下午，还没见人回来，我猜想：他准是出了事，可能回不来了。这时，真是哭没人知，喊没人听，我的心都碎了。
我不敢在这里久呆，就按我们商量的计划向兰州方向走。我流着泪，离开破庙，走几步一回头，总希望能看到生标同志。我一边走一边想：这几个月，要不是有生标同志，我哪能活到今天吗？可是他到哪儿去了呢？我就像一只离群的孤雁，孑身一人。累了，歇一歇再走，走不动了就爬，我下定决心，爬也要爬到陕北。
由于情绪不好，加上又累又饿，不到两天，我的病又犯了。我拄着木棍，一步三寸地往前挪，挪一阵又趴下，双手扒着地向前爬，爬着爬着就昏迷过去了。朦胧中，我听见有人说话，说前面就要到兰州了。我的心突然亮了：兰州？兰州离陕北不远，有希望了！我的精神振奋了，又拼命地往前爬。在去往兰州的大路上，人渐渐地多了，听到的情况也多了，路上的国民党兵不管我，我也就不害怕了。我吃在路上，睡在路旁，醒了就爬。
有一天，我爬到华家岭北面山下的公路上，抬头一看，不由得吃了一惊，有一些带枪的国民党兵押着很多人，这些人穿的衣服很杂乱，有穿便衣的，有披国民党军装的。我仔细一看，坏了，原来是被俘的红军战士，我想避开，但已经来不及了。正在这时，忽听有人喊：“老龚！”我扭头一看，正是我们电台的同志。有刘俊英、刘玉庭、曾庆良、黄子坤、陈祖林等，他们一下子跑过来把我围住，问长问短。这个给我一件衣服，那个给我一双鞋，还有一位女同志抱着我的脚直流泪。
这时，同志们都说：“老龚，你受罪了！”他们告诉我，他们是随红九军在祁连山突围时被俘的，现在要被押送到西安去。刘玉庭把我拉到队伍中说：“你这样是要死在路上的，我看先跟着我们走，以后再说以后的。”不大一会儿，几个同志回来说：“我们跟押解的负责人说了，有个逃难的老乡，快要饿死了，我们要救他的命。他说一起走可以，但是不算被俘人数，不发伙食。”就这样，我随着这个队伍一起走了，在同志们的照料下，过了十几天，我的病情好转了。
过六盘山的时候，秘密党支部决定：在临到西安之前，找机会逃跑，回八路军。为了逃跑成功，党组织让我先走，去了解一下前面的情况。因为我走不会引起敌人的怀疑。过了六盘山，我就单独走了，打听到从这里向北不远就有红军。当夜，我就向党支部作了报告，党支部立即决定：第二天过了平凉四十里铺以后，就开始行动，为了使我的安全有保障，让我先走。
这天半夜，刘俊英、刘玉庭、黄子坤等同志给我凑了些钱和干粮，我们恋恋不舍地告别了。
在从四十里铺去泾川县的路上，听老乡说，泾河对面就有红军。我连走带跑地赶到河边，但河水太深，过不去，我就在河边转悠。这时，走来一个老乡，我对他说：“我有病，想过河，有什么办法？”他看看我说：“我背你过去吧。”过了河，我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他。
他大概看出我的身份，就对我说：“前面大路上可以找到红军，他们常常在那里买菜。”
我高兴极了，情不自禁地向他鞠了一躬，转身就往大路上跑去。正跑着，前面有几个人向我招着手跑来，有一个人高声喊：“同志，你是从西面来的吗？”我问：“你们是红军吗？”他说：
“我们是红军的侦察员。”我的心扑通一下，像从空中掉了下来，双腿软了，眼泪不断地滚了下来，一下子扑到他们的身上，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过了一会儿，我才喊出声来：“同志们，我可把你们找到了！”原来，这些侦察员是专门在这一带等待收拢红军回归人员的。他们问我：“后面还有没有人？”我就把押解队党支部的决定告诉了他们。
过了几天，我在援西军司令部驻地意外地碰到了刘生标同志。我们俩一见面就紧紧地抱在一起，互相倾诉着分别后的遭遇，泪水洒满了我们的面颊。他告诉我，那天他迷了路，没能找到我，后来又遇到另外一些同志，这才回到了红军队伍。不久，我又担任了电台台长的工作，跟随部队开赴抗日前线去了。
林江整理，原载《星火燎原》丛刊1985年第6期。收入本书时作了一些删节。龚兴贵同志原是西路军总部电台的工作人员，西路军失败后在祁连山中打游击，后辗转返回陇东根据地，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