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9点，两辆黑色的轿车开来了，从第一辆车里，钻出了佩戴上将军衔的新疆督办盛世才。他年约40岁，中等身材，阴沉的脸上卧着两道粗黑的眉毛，浓眉下一对白眼珠滴溜溜到处转动，给人以狡诈的感觉。他留着时髦的八字胡，披着一件宽大的黑呢风衣，走路昂头挺胸，左顾右盼，又给人一种装腔作势的印象。从第二辆轿车里出来的是盛世才的总顾问——苏联红军将领巴宁。巴宁身材高大粗壮，也穿着盛世才部队的军服，佩中将军衔。
“全体立正！”大队长张念勺大声发出口令，正步走到讲台前，向盛世才敬礼报告。盛世才还礼毕，同巴宁中将登上主席台就座。张念勺和航空队飞行总教官尤吉耶夫上校，也到主席台的桌子两侧就座。
典礼开始了，乐队奏起雄壮激昂的军乐。大队长宣读第三期飞行班和第二期机械班的学员名单、编组及教学计划。接着进行授衔仪式，在庄严的军乐伴奏中，张念勺给每个学员佩戴上有小飞机造型的军衔领章。飞行学员被授予上士军衔，机械学员被授予中士军衔。然后，请航空队飞行总教官尤吉耶夫讲话，他用俄语说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贺词，由一旁的翻译官逐句译成汉语。
盛世才在新疆只有一所军官学校和航空队，用于培训军官，因而他对航空队的开学典礼很重视。在请他“训话”时，他作出了激昂慷慨的模样，先是吹嘘他的“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说什么“是与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一致的”，大概是有意向我们这批学航空的共产党人炫耀他的“英明”。接着，他又将学航空的重要性大大夸张了一番，简直是飞机一响，包打胜仗，或许是为了鼓舞他的部属的士气。
典礼的最后一项，是由学员代表致答词。我走上讲台，大声地宣读了经过党支部委员会集体审议过的答词。此时，我们几十名共产党员的心情都十分激动，共同的心愿是：下定决心，刻苦钻研，一定要把航空技术学到手，为今后建设我党自己的空军，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贡献自己的青春！
欢迎延安来的战友
1938年3月10日左右，邓发同志派人通知我，延安来的同志已到，让党支部的几个委员，悄悄地请假去“新兵营”会面。当晚，我和方子翼、朱火华、陈熙、金生同志，匆匆赶到“新兵营”。一见到延安派来的19名同志，个个笑容满面，安然无恙，顿时放心了。
我们互相间热烈地握手、问好，共同的事业，使我们一见如故。邓发同志对19名同志逐一作了介绍，他们是：严振刚（又名严振球、严振）、方华、赖玉林、夏伯勋、方槐、黎明、吴峰、云甫、赵群、刘子立、李奎、陈御风、王聚奎、邓明、彭浩、彭仁发、谢奇光、杨光瑶和吴茂林同志。
方子翼见到方华，大吃一惊。原来，方华在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七团当政委，方子翼在红三十军政治部当青年科长，彼此熟悉。但在西路军西征的石窝战斗中，二六七团为掩护全军后撤，绝大多数指战员壮烈牺牲。方华与敌人拼到最后，跳下山崖，幸而未摔死，在一个山洞里躲避数日，待敌人撤退后，历尽艰险，化装回到了延安。方子翼随左支队辗转到了新疆。他俩都认为对方已经牺牲，彼此悼念过，现在塞外重逢，又是为了党的航空事业在一块战斗，怎不惊喜交加呢！
同志们互相询问着各自的经历。原来，这19名同志都是从延安抗大和摩托学校挑选出来的。
领队的严振刚同志，原是一方面军的，到陕北后，被派往红十五军团骑兵团任政委。他们一行于1月16日从延安出发，在党组织安排下，先穿八路军军服，经西安到兰州，然后又穿长袍、马褂，戴瓜皮小帽，装扮成东北流亡学生，佯称是盛世才的远房亲戚，投奔新疆。就这样，他们终于混过了重重关卡，搭乘兰州至新疆的运输车，赶到了迪化。
我向他们介绍了“新兵营”25名航空学员的简要情况，以及航空队的环境，教学的编组、安排，建议他们稍事休息后再去报到。这些同志一听说已经开课，纷纷要求马上就去报到，及早补上缺课。邓发同志笑着同意了，他指示：为了对外掩护身份，“新兵营”和延安来的同志，在航空队的公开场合，要像过去素不相识那样相处。为了庆贺会合，可以在下星期天外出洗澡时，都到“新兵营”来，开个联欢会。
一周后的联欢会一开始，首先由严振刚同志传达了陈云同志的重要指示。他说，陈云同志在延安窑洞里接见即将赴新疆学习航空的同志时说，你们将是第一批红色飞行师，是红色空军第一批骨干，不要怕文化低，不要怕人家看不起，要有坚强的毅力，刻苦学习，一定要把技术学到手；要搞好团结，遵守纪律，保持共产党员的荣誉。我们热烈地讨论着陈云同志的指示精神，一遍又一遍地回味着，把它铭刻在心田。大家又兴高采烈地唠家常，畅谈各自的战斗生活。可惜，当时没有条件照个合影，但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43名战友的音容笑貌（赖玉林同志因病未入学，后回延安）。
飞行班的25名同志是：陈熙、方子翼、方槐、方华、夏伯勋、袁彬、黎明、赵群、安志敏、李奎、刘忠惠、杨一德、胡子昆、汪德祥、王东汉、王聚奎、杨光瑶、邓明、彭浩、龚廷寿、余天照、黄明煌、谢奇光、张毅和我。
机械班的18名同志是：严振刚、朱火华、周立范、周绍光、丁园、陈旭、刘子立、陈御风、黄思深、刘子宁、金生、曹麟辉、云甫、吴峰、王云清、余志强、吴茂林和彭仁发同志。
我们来自红军的各个部队，其中，原红一方面军的有16人：陈熙、方槐、胡子昆、邓明、黄明煌、谢奇光、严振刚、周立范、周绍光、刘子立、陈御风、金生、曹麟辉、吴峰、彭仁发和我；原红二方面军的有2人：夏伯勋、彭浩；原红四方面军的有24人：方子翼、方华、袁彬、张毅、黎明、赵群、安志敏、刘忠惠、杨一德、汪德祥、王东汉、王聚奎、杨光瑶、龚廷寿、余天照、朱火华、丁园、陈旭、黄思深、刘子宁、云甫、王云清、余志强、吴茂林；原红二十五军的1人：李奎。这支43人的航空队伍，在陈云同志的精心组织下，选有红军各方面部队的代表，体现了全军团结奋斗、共创人民空军的精神。
航空队党支部
盛世才不允许他的军队内部有任何党派活动，在这森严的禁令下，我们航空队党支部是怎样开展工作的呢？
我们有巧妙的活动方式。1942年前，新疆没有公开的国民党机构。盛世才为了扩张自己的政治势力，领头组建了政治团体 “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简称“反帝会”），并要求新疆各阶层人民和军政人员普遍入会，广泛建立了“反帝会”的分会、支部、小组。我们党为了通过“反帝会”联系各群众团体和各阶层人民，推动新疆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准许我党党员加入“反帝会”。黄火青同志曾应“反帝会”会长盛世才的邀请，担任了该会的秘书长。
我党43位同志进入航空队后，都加入了“反帝会”，我们便利用这一合法组织，开展活动，凡党的会议都以“反帝会”小组会名义召集。“反帝会”分会的干部偶尔来参加我们的小组会，我们欢迎“光临指导”，畅谈一番反帝内容；等他一走，又变成了我们的党小组会。由于我们每隔一星期或半个月，都开这样的小组会，还因“经常组织反帝会活动”而受到 “反帝会”分会的嘉奖。
每月的党支部大会，多数是利用星期天放假的机会，悄悄地集合到党中央代表驻地附近的一所独立房子召开，偶然也利用休息时间，到教室里开，外人以为我们又在自学航空理论呢。
航空队党支部坚持集体领导，民主空气很浓。大一点的事，都由支委会或党支部大会讨论决定。支部书记要在每月的支部大会上，向全体党员汇报支委会的工作，征求大家意见。党支部还坚持定期总结布置工作，讲评党员的思想、学习和生活情况，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每年都按党章要求，民主改选党支部。继我之后，严振刚、朱火华、方华、汪德祥同志，分别担任过党支部书记。1942年7月，我党同志离开航空队时，我又任党支部书记。
支部的绝大多数党员，都久经战斗考验，有坚定的革命信仰和很高的党性觉悟，互相之间亲密团结，一人有困难，四面八方都伸出热情帮助的手。胡子昆、王东汉和吴峰等同志技术上薄弱环节多一些，技术较好的方子翼、陈熙、夏伯勋、朱火华等同志，就经常主动地传帮带，帮助他们克服技术难点。周立范同志患病动了大手术，在住医院和回队养病期间，同志们争着护理他，替他洗脸擦身，背他出去晒太阳，其他同志上街，都忘不了买点营养品带给他吃，早晚轮流帮他补习功课。在全体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曾经病危的周立范同志，终于恢复了健康，而且很快跟上了学习进度。他感慨地说，即使亲骨肉兄弟组成的家庭，也没有我们党支部这个革命大家庭温暖。
党中央代表陈潭秋
1939年夏天，陈潭秋同志从苏联回国路过迪化。当时邓发同志因汽车事故胸部受伤，党中央决定让他回延安，由陈潭秋同志接任中央驻新疆代表的工作。从那时起，一直到1942年秋天我们被关押，航空队党支部都在陈潭秋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我不熟悉陈潭秋同志，别的同志告诉我，他是湖北黄冈人，青年时代就坚信马列主义能够救中国，投身于革命事业。他和董必武同志都是我党在武汉早期组织的发起人，参加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中央根据地时期，先后担任江西、福建省委书记，中央苏维埃政府粮食人民委员（部长）。后来，陈潭秋同志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排斥，长征时把他留在根据地打游击，以后又按党组织的指示，化装到上海，辗转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他通晓俄语，在共产国际的四年工作中，参加了联共（布）党史中译本的翻译。
当时，陈潭秋同志在新疆的工作十分繁忙。首先是领导我党在新疆的人员。我党在新疆主要有三部分人：在盛世才的各级政府机构里任职的毛泽民、林基路等一批从延安来的党员和进步青年；“新兵营”的400余名指战员（于1940年初回延安）及航空队的43党员；还有在八路军办事处养病、休息的马明芳、张子意、方志纯等几位我党高级干部以及一批老弱病残的同志。
再是，巩固与发展新疆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王明1937年11月路过新疆时强调：“统一战线高于一切，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你们端盛督办的碗，就要归他管。”邓发同志受到这一错误主张的影响，与盛世才只讲联合，很少斗争，党在新疆的工作并不活跃。陈潭秋同志接任以后，开始贯彻党中央关于在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自主、既联合又斗争的正确方针，作了很大的努力，发展党在新疆的工作。但已经形成的局面，一时也难于扭转过来。
当时，苏联用里二型飞机，建立了通往
中国西北的国际航班，每星期一次，往返于苏联——伊犁——迪化——哈密——兰州——西安，中间在迪化过夜。我党的许多领导同志，都是从延安到西安，然后乘飞机赴苏联，陈潭秋同志负责在迪化联系接待，安排他们的生活和安全保卫工作。苏联与新疆有比较密切的贸易关系，陈潭秋同志时常按党中央指示，采购我陕北根据地紧缺的重要物资，用汽车运往延安。
在陈潭秋同志直接领导下的工作人员有八九名。其中，吉合同志比陈潭秋稍前从苏联回国路过迪化，后按党中央指示留在迪化，作为陈潭秋同志的助手。陈潭秋同志的机要秘书王韵雪等同志，是1938年春，中央组织部选派到新疆工作的。
“新兵营”指战员回延安后，整个新疆的共产党员只有100人左右，航空队占了近一半。陈潭秋同志用了相当大的精力领导我们党支部的日常工作。由于我们没有在航空队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陈潭秋同志不能直接来看望，就规定党支部书记或委员，每逢星期天都要到他那儿汇报工作。航空队党支部的每一次支部大会，他几乎都参加，直接布置、检查和讲评我们支部的工作。
陈潭秋同志爱读书学习，有很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他除了经常向我们传达党中央的文件和重大的方针、政策外，还多次辅导我们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作时事政策和形势报告。
他待人谦逊和蔼，对同志满腔热情。1940年，学机械的周立范同志老觉得肚子疼，航空队军医最后确诊肚子里长了个大瘤子，说是不治之症。陈潭秋同志闻讯后，四处奔走，多方联系，通过苏联驻迪化总领事，请苏联专家诊治，动大手术，切除了毒瘤。在周立范住院和回航空队养病期间，陈潭秋同志多次用自己的津贴，购买营养品送给他，还指示我们精心护理他。在陈潭秋同志的关怀下，终于把他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
1940年以后，新疆经济恶化，物价成倍上涨，盛世才没有相应的增拨学员灶的伙食费，我们只好经常吃咸菜疙瘩，人渐渐消瘦了，陈潭秋同志看到后，非常心疼着急。我们提出将个人的津贴费和以前积攒的股票拿出一半补助集体伙食，陈潭秋同志不同意我们这样做，他请示中央有关部门同意，从新疆历年节余的党费里，每月拿出120元补助我们的伙食，使我们深深感受到了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周恩来同志勉励我们
1939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