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防科委办公大楼的一间会议室里，聂荣臻召集罗瑞卿、张爱萍、刘杰、刘西尧、钱三强、李觉、朱光亚等人研究了二机部的“两年规划”，他本人同意这个规划。他说：“现在主要是如何搞响的问题，采用什么办法都行，将来再考虑装到运载工具上的问题。我个人觉得，第一颗原子弹最好在1964年炸响，最好不要拖到1965年，因为1964年是建国15周年，有纪念意义。”
罗瑞卿也说：“当然是越快越好。”
刘杰说：“两年规划是我给中央立的军令状，实现不了，我上军事法庭都没话说。”
聂荣臻说：“以后，二机部的工作我亲自管。这军令状是你刘杰立的，也是我聂荣臻立的。”
之前，导弹那一摊聂荣臻管的多，原子弹这一摊，他管的较少，这里有体制上的原因，原子弹的事，二机部有时找国防工办，有时直接上报到周恩来那里。聂荣臻作为主管科技的副总理，他提出亲自管原子弹，也在情理之中。
聂荣臻给与会者透露了一个消息：根据他关于调整国防科委办公会议成员的提议，军委马上要任命张爱萍为国防科委常务副主任，同时他的副总长还兼着，但主要精力要放到两弹上。聂荣臻吩咐张爱萍，二机部需要的科学家、干部，由他来办。
刘杰拿出了一个126人的大名单，都是李觉要的中、高级专家，需要他们尽快到青海的研制基地工作。张爱萍说：“最难的是调人，你一下子就要126个专家，而且还要人家到青海去。”
刘杰和李觉都无奈地叹口气。聂荣臻说：“再难也要调，爱萍，请你尽快协调办理。”
李觉又提出，青海金银滩的核武器研制基地，必须加快施工进度，半年内必须完工，需要大量部队和施工人员。罗瑞卿是总参谋长，他表示，调部队的事，由他来办。聂荣臻指示刘西尧，二机部需要的设备、材料等问题，由他负责。聂荣臻还指示钱三强，由他负责技术上的协作问题。
安排完毕，聂荣臻问罗瑞卿，还有什么意见。罗瑞卿说，没有什么了，今天会议的情况，我马上向中央报告。顺便向各位通报，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就要打响了，连印度都敢挑衅我们，说明我们还不够强，中国需要原子弹！
众人表情沉重地点点头。
到这时候，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又迎来了一个重要关口。
先是罗瑞卿向中央提出，由于原子弹技术的复杂性和高度综合性，涉及面很广，要钱，要人，要物，要地盘，为这些扯皮、吵架、骂娘的事情很多，靠一个部门很难完成任务，需要全国各方面的配合。由谁来抓呢？中央应有一个专门机构来抓。
然后是刘少奇，他随即提出，各方面的配合很重要，中央要搞个委员会，以加强这方面的领导，现在就搞，否则就耽误了。他还提出，这件事请总理出面才行。
形成了共识，刘少奇就让罗瑞卿提出一个方案和名单，报中央批准。很快，罗瑞卿写出了《关于建议成立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的报告》，报告中说：“最近，二机部在分析了各方面的条件以后提出，力争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在国内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而且会震撼全世界，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建议中央成立专门委员会以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我们考虑，最好是总理抓总……”
后来人们发现，罗瑞卿的报告中只说力争1964年，没说最迟1965年。经过考证，得知是罗瑞卿有意这样做的，他认为二机部是留有余地，所以，把“最迟1965年”给删去了。
报告中，罗瑞卿提出了由周恩来任主任的15人中央专门委员会名单。这个名单包括7位副总理——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7位部长级领导——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他们都是政府、军队、工交、财贸、科研、文教卫生各方面的负责人。这是个高规格的委员会，许多年里，外界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机构。开始它专门管原子弹，1965年3月以后，它不仅管原子弹，也管导弹、核潜艇、卫星等重大国防项目。
这个报告邓小平批过之后，很快送到毛泽东案头。
我们研究关于两弹一星的大量文献、资料、回忆录，从中发现，刘少奇、邓小平、罗瑞卿三人虽然直接出面的时候不多，但他们每每在关键时候，起到关键作用。
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在这份报告第一页的空白处，龙飞凤舞地批道：“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毛泽东这15个字的批示，成为当时最振奋人心的号召。大力协同——后来也成为我国尖端事业最基本的方针。
这份文件的原件，现存放在北京解放军总装备部司令部档案棺。可以说它是整个原子弹研制中最重要的文件。1955年中央书记处决策搞原子能时，没有留下任何文件。这份文件也是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过程中，惟一留下毛泽东批语的文件。它成为中国向原子弹进军的总动员令。
大约也就在那几天，邓小平对刘杰、张爱萍说：“你们的计划毛主席、党中央已经批准了。路线、方针、政策已经确定，现在是你们去执行，你们要大胆去干，我们书记处支持你们，干好了是你们的，干坏了是我们书记处的！”
张爱萍说：“我们一定把您的支持和关心转告大家。”
由于罗瑞卿向中央的报告上，把最迟1965年爆炸这一句留有余地的话删掉了，毛泽东批示了，这就成为了一种决策，没有退路了。刘杰回来传达时老讲，锣鼓点越敲越紧了。
设立中央专委会，历史证明它的作用太大了，周恩来亲自挂帅，力度更是大。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前，一共开过9次中央专委会，组织落实二机部的“两年规划”，讨论解决了100多个重大问题。中央专委的成立，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预定时间内炸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从1962年11月17日到12月4日，短短半个月内，周恩来亲自主持了三次中央专委会议，会议地点都是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请看，下面便是周恩来在某一次中央专委会上布置的任务：
“……放射化学工厂，需要钢材5万吨，不锈钢材1万吨，由冶金部解决；生产二氧化铀的特种树脂，由天津、上海负责生产；二机部所需的非标准设备82000台件，由一机部、三机部负责；新技术材料240项，其中冶金部200项，化工部8项，建工部19项，轻工部11项；部队支援问题，公路、铁路、热力管线、输水管线、输电线路等，交给军队，装备器材自带，由贺龙、瑞卿同志负责；电力方面，扩建火力发电站、水电站，由煤炭部、水电部分别解决；生活供应问题，由甘肃、青海、内蒙、湖南等省解决；新材料和科技攻关的协作问题，由荣臻同志负责……”
布置完以上任务，周恩来又说：“以上这些，都需要钱呢，先念同志，你得高抬贵手哪！”
李先念立刻把双手举过头顶：“对两弹，我的手始终抬得高高的。”人们发出笑声，严肃的会场一下子显得轻松了。
周恩来抬手示意大家安静，道：“各位，我们这个专委会，不是协调机构，而是权力机构，是政策领导、组织领导机构，负责行政组织、检查工作。同志们，现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反华大合唱，形势严峻，逼我们必须按计划搞出原子弹！”
第三次中央专委会是在夜里召开的，散会时，已是深夜。刘杰在走廊里追上周恩来，反映说，南京化工厂的总工程师姜圣阶一直调不来。
周恩来问：“中组部、化工部不是早都同意了吗？”
刘杰回答：“是他本人坚决不愿意改行，不同意离开南京。他家庭也确有困难，夫人偏瘫，一直卧病在床，他走不开。”
周恩来又问：“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真的需要他？”
刘杰立刻道：“那里总工程师的担子，他来挑最合适。”
周恩来没再说什么，扭头走了。
没过多久，姜圣阶接到化工部通知，要他来北京一趟。姜圣阶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国内有名的化工专家。南京化工厂以前是一个私人小厂，在他的努力下，已成为国内著名的化工企业，他和这个厂子感情很深。
姜圣阶到了北京，部里也不说请他来干什么，只是说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安排他坐进一辆小轿车，他看到车子是在长安街上跑，后来就进了一座很大的院落，黄瓦红墙，他搞不清是什么地方了。
小车在一座小院前停下来，有人从外面拉开车门，姜圣阶下车，一眼看到周恩来站在门口，身旁是刘杰。他顿时一惊，以为是看错了，眨巴几下眼睛，没错，真是周恩来。他疑惑不解地说：“周总理？……我怎么到这来了？”
周恩来热情地迎上来，握住姜圣阶的手说：“姜圣阶同志，我是周恩来。是我请你来的，事先没有告诉你，请你原谅。”
姜圣阶不知说什么好了。他被请进客厅，坐在周恩来、刘杰中间。他明白是为了调他的事，主动解释说：“总理，我都50多岁了，不是不服从组织，确实是事出有因，请您包涵……”
周恩来动情地和他拉家常，说我能理解，你在南京化工厂呆了20多年，亲手建起那个厂子，感情很深，舍不得离开。可是，国家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你，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很快就要承担原子弹铀部件加工，那里需要有个一流的化工专家。你看，为了咱们这个国家，我们好多科学家都改了行。有的多次改行，像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王承书呀，等等。很多大学生，还没毕业，就投入工作……
话说到这里，周恩来眼睛禁不住湿润了。姜圣阶低头思索一阵，眼里有了泪。他说：“总理，您别说了，我去。”
周恩来站起来，紧紧握住姜圣阶的手：“姜圣阶同志，我代表国家，谢谢你了。你夫人，组织上会派人帮着照顾，请你放心。”
姜圣阶激动地说：“谢谢总理，今天您让我眼界开阔了。”
周恩来说：“从你们这些爱国的科学家身上，我也学到很多东西。”
姜圣阶回到南京，简单把手续一办，就来到茫茫戈壁滩上的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他从化工方面，为中国核武器的发展立了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