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工作十四条”有它的局限性。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因此，1962年2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又成为会议的焦点。
这个时候，“左”的思潮已经有所抑制。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你们要相信过去三年有时候我们是做蠢事呀！我们是很蠢的呀！”借着七千人大会的东风，召开全国性的科技会议，是个好时机。
1962年2月，经中央批准，聂荣臻在广州主持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后来被认为是一个划时代的会议。
广州羊城宾馆，一间大会议室里，几十名科学家在开会讨论，钱三强就在这个组里。科学家马大猷站起来，激动地说：“为什么一提知识分子，就在前面加上资产阶级？我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么多年了，头上还戴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想不通！”
这个发言引起一阵骚动。有人大声附合：“说得好！”又有人站起来说：“是啊，一提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的，连子女也因此受歧视，从没有听人提谁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第三个人站起来，说：“国家办那么多学校，培养的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国家图什么？这不合逻辑嘛！”
又有人站起来，大声说：“有了‘科学十四条’，我们现在科研时间是有保障了，也明确了科研机构的根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但是你们想过没有？政治上不被信任，才是最让人伤心的！”
钱三强深有同感，频频点头。会场像炸开了锅一样。其它小组的发言也涉及到这个问题，会议出现了意料不到的情况。
这次会议是由聂荣臻主持的。傍晚，聂荣臻要钱三强陪他散步。聂荣臻问钱三强，下午小组会，你为什么不发言？钱三强说：“我觉得别人的话，能代表我，就没再多说。”
聂荣臻说：“那我问你，你在二机部，处境怎样？”
钱三强支支吾吾，说不上来。
聂荣臻说：“我替你说吧。不怎么样，对吧？”
钱三强只好说：“聂帅，个人处境，我没过多考虑。在科技攻关的要紧时候，我深感矛盾和痛苦的一个问题是，一方面，急需培养和安排有本事担当重任的人，而另一方面，这样的人，往往被别人当作‘白旗’来拔，三天两头敲打，动不动就戴上‘白专道路’的帽子。比如于敏同志，他是原子能所的骨干，业务上冒尖，可他却经常挨批，弄得压力很大。我真心希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不要再随便往自己同志头上扣，否则，没人敢业务上冒尖，免得被说成‘专而不红’，让人心有余悸。”
聂荣臻说：“我要的就是你这些真心话。”
晚上，聂荣臻把张劲夫等领导叫来，说起“科学工作十四条”的局限性。 张劲夫认为，靠一个科学工作条例来解决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也做不到。聂荣臻说：“但这关系到几百万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是党在政治上是否信任知识分子的根本性问题，应该给以重视和解决。”
谁都知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说法，是毛泽东最早提出来的，想改，难度可想而知。会议工作人员进来请示聂荣臻，下午小组会上的发言，言词很激烈，登不登简报？聂荣臻征求张劲夫的意见，张劲夫建议，先登在内部简报上，只给领导同志看。
聂荣臻思索一阵，似乎下定了决心，说：“要我说，既然登，就登在所有人都能看到的大简报上，变成全体会议的简报。”
结果，简报一发下去，引起了更大反响。聂荣臻觉得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会议就没法开成功。深夜，他给周恩来打电话，说：“科学家们对于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意见很大。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解决。怎么回答好？是否请你到会讲讲。”
周恩来说：“我已经决定去广州。具体怎么讲，我到会上再说。”
第二天周恩来就到了广州。正好陈毅也到广州出席军委常委会议，聂荣臻同他们两位见了面，请他们到会讲话。
3月2日，在广州市政府礼堂，几百名科学家齐聚一堂，听周恩来讲话。周恩来一讲就是近两个小时。他说：“现在不能笼统地称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旧社会过来的新社会培养的知识分子，构成了社会主义的知识界。12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
周恩来引用刘少奇的话说：“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他还说：“过去对同志们批评错了的、多了的、过了的，应该道歉。”并说，他代表中央，“利用这个机会，再作个总的道歉”。
周恩来的报告，引发了热烈的掌声。聂荣臻也感到振奋。周恩来代表中央道歉了，科学家们的气也该消了，这是再好不过了。
3天后，陈毅应邀到会与科学家们见面。那天，广州市政府礼堂座无虚席。平时一般不戴帽子的陈毅，戴了一顶深颜色的帽子走进会场，来到主席台上，众目睽睽之下，他脱了帽子，出人意料地向台下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所有人都愣住了。
陈毅把帽子放到桌子上，语出惊人：“今天，我是来为大家脱帽加冕来了。就是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
此言一出，会场气氛一下子达到了高潮。台下的钱三强等人，一下子流泪了。
陈毅接着说：“我先告诉大家，总理前天回北京的时候，我把今天讲话的大体意思跟他汇报了，他赞成这个讲话。建国以来，我们已经有了一支爱党爱国的、人民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科技队伍。你们是人民的知识分子，是革命的知识分子，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不能说大家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就是应该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
掌声猛烈地响着……
陈毅又说：“12年的改造、12年的考验，大家还是不抱怨，还是愿意跟着我们党走，还是对共产党不丧失信心。这至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10年，8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10年、8年、12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
掌声持续地响着……
陈毅最后说：“共产党不要尊重文化，共产党不要尊重知识，共产党不要尊重科学这类话，不晓得是马克思讲过？还是恩格斯讲过？还是列宁讲过？毛主席讲过？谁也没有讲过这个话！愚昧，是个很大的敌人。帝国主义是个敌人，封建势力是个敌人，愚昧——几万万人没有知识，没有科学知识，是个很大的敌人！”
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很多人泪流满面……
聂荣臻晚年回忆说：“广州会议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问题解决得很好，恩来同志和陈毅同志的讲话，使科学家们激动得热泪盈眶。我目睹了这一情景，心情也很激动。”
会议结束那天，聂荣臻特别指定竺可桢和钱三强代表科技界发言。钱三强由于工作特殊，他把握不住哪些该讲，哪些不该讲。聂荣臻鼓励他说：“三强，你在发言中，可以讲一讲大家关心的原子能工作，要放开了讲。”
当钱三强站起来讲话的时候，立刻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他激动地说：“同志们！我只想告诉在座各位，我国原子弹的总体设计和研制，已经开始走上了轨道，我国将在预定时间里，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话音刚落，全场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多年之后，人们才真正认识到，“科学工作十四条”和广州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新中国知识界产生的影响是里程碑式的。建国后第一个科学的春天，也随之到来了。后来钱三强回忆说：‘曾经以为是艰难困苦的关头，却成了中国人干得最欢、最带劲、最舒坦的黄金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