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饿肚子，邓稼先和他的理论部却一刻也不能停下来。那个数据如果不能确定下来，如果是个误差很大的数据，那么，照此设计的原子弹，很可能就炸不响，而且也许还会有巨大的危险。
在彭桓武的指导下，大家集思广益，经过反复验证和讨论，又提出了三个重要的物理因素，建立了三个数学模型，形成了第五、六、七次运算，结果出来，和前三次的结果一样！
到底是计算走入了歧途，还是苏联专家给出的那个数据有问题？人们一时拿不准。彭桓武、邓稼先等人进一步怀疑原数据的准确性。清晰的物理图像，多次重复得出的数据，都说明自己的计算不容置疑，但是，却缺乏理论上的论证，没有足够的论据来否定苏联专家的数据。大伙把机器停下来，进行讨论，这时搞方程的人提供了重要的依据，邓稼先又带领年轻人进行了第八、第九次计算，结果，还是和前几次一样！
这就是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过程中有名的“九次运算”。九次运算历时近一年的时间，光数据纸就有几大麻袋。
彭桓武阅看着一摞摞的手稿，觉得年轻人的计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问题是需要有一个科学的论证，才能使人信服。
这个论证在哪里？
恰在这时，32岁的周光召从苏联回来了，他被任命为理论部副主任，协助邓稼先工作。那几大麻袋数据纸又轮到周光召来翻阅了。那时，周光召患了哮喘，整天咳嗽，没有特效药，伙食没有营养，他人瘦得厉害，但就是在那种情况下，他日夜工作，绞尽脑汁，不时和他的导师彭桓武进行交流。终于，他找到了一个有效的办法，可以证明苏联专家说出的数据，是错误的。
这就是“最大功原理”。
在一次研讨会上，周光召抛出了他的想法：“苏联的数据和我们的计算，建立在相同的条件下，即炸药的数量是一样的，可是苏联的数据却大了一倍，这太离谱了，根据最大功原理，我做了一个大致的粗估计算，既使这些炸药的能量全部释放出来，也不可能达到苏联专家说的那个数据。”
人们的目光一下子被他吸引了，顿觉豁然开朗！都觉得用最大功原理，能够证明苏联数据的错误。彭桓武认为，这个路子是对的，但仍然属于“粗估”，还需要数学家进行补充计算。
数学家周毓麟站了出来。他编出了总体程序，又带领几个人，来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利用刚研制出来不久、计算能力每秒1000次的电子计算机，进行了模拟计算，所得结果都与邓稼先他们的结果很接受，误差在百分之五左右。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某个时刻的打印纸带上，出现了苏联专家列出的那个数据。大伙一起分析，判定那个数据只是冲击波振动过程中偶然出现的波峰值，其实是一个应该被忽略掉的数据！
现在已经没法核实，到底是苏联专家无意中说错了，还是他们故意布下的谜阵？为了这个数据，彭桓武、邓稼先以及他们手下的年轻人，脱了几层皮。周光召、周毓麟有力地证明那个数据是错误的，人们信服之后，第一个反应是惊喜，第二个反应是诅咒它。后来，无论是钱三强、彭桓武，还是邓稼先等，都认为，还是应该感谢它，因为它使我们仔细地做了各种分析，搞清了每种反应过程的物理图像，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深化和提高，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假设，一直用在以后的工作中。由于有了九次运算，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是十分扎实的。
不久，王淦昌、郭永怀、陈能宽带领的爆轰试验队，通过实际试验，再次证明邓稼先他们的计算是正确的。至次，原子弹的理论攻关，迈出了决定意义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