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试”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
在整个准备过程中，参试各单位都做到精益求精，有一个小故事，至今仍被人传诵——
发射二中队操作手王长山对弹体进行内、外检查时，发现弹体内部24号插头部位有一根约5毫米长的小白毛。他小心翼翼地用镊子夹，用细铁丝挑，都没能取出，最后找来一根猪鬃，费了好大的劲，终于挑出了那根小小的白毛。钱学森听说后，特意赶来，对王长山进行了热情的表扬，他还掏出一个手绢，郑重其事地把那根小白毛包好，说：“我要带回北京去，这是作风细致最典型的事例，是每一个科技人员都应该受到教育的。”
1966年10月24日晚上，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三人，来到钓鱼台国宾馆毛泽东临时住处，向毛泽东汇报即将进行的两弹结合试验。聂荣臻说，两弹结合试验箭在弦上，发射场、靶场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毛泽东笑道：“谁说我们中国搞不成导弹核武器呢，现在不是搞出来了吗？”
众人都跟着笑起来。周恩来说：“根据试验准备情况和天气情况，试验部队提出，就在这几天择机发射。现在就请主席最后下决心。”
毛泽东立刻道：“我同意！时机成熟就不要犹豫。”
众人点点头。因为周恩来、叶剑英还有别的事情向毛泽东汇报，聂荣臻说：“主席，我明天就坐飞机，去现场主持发射。那我先走一步了。”
毛泽东说：“好。”
毛泽东起身送客，和周恩来、叶剑英一起把聂荣臻送到门口。
聂荣臻说：“主席，请留步吧。”
毛泽东神情郑重地说：“荣臻同志，你过去是常打胜仗的。不过，这次试验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失败了也不要紧，搞科学试验和打仗一样嘛，哪有不冒险的。”
聂荣臻感动地说：“主席，请您放心，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聂荣臻步下台阶，钻进车里。夜色中，车子开动了。
2006年，我们在采访聂荣臻元帅的女儿聂力将军时，她说道：“其实呢，毛主席越是这样安慰，父亲越是感到肩上的担子重大。”
我们问：“那段时间，您发现聂帅有什么异常吗？”
聂力说：“事后回忆，我那几天看到的，仍然是一个和平常一样的父亲，泰然自若，波澜不惊的样子。我们那时和普通百姓一样，对即将发生的这一重大事件一无所知。”
我们说，我们查阅过一些资料，发现那几天聂帅身体不好。
聂力说：“是的。出发前，父亲感冒一直没好利索，有些发烧，发低烧。总理打来电话问，还能不能去？他回答说：身体好好的，怎么不能！放下电话，父亲不高兴了，就问：谁的嘴巴那么快？把我生病的事给透露出去了？”
1966年10月25日上午，聂荣臻从西郊机场登上专机，飞往导弹试验基地。他走的时候，还发着低烧。
聂力和爱人丁衡高带着3岁的女儿菲菲，到机场为父亲送行。他们不知道父亲此行去哪里，去做什么，只是一遍遍地嘱咐已经67岁的老人，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聂荣臻到了导弹基地。下了飞机，走马观花看了看，他有两点欣慰，一是基地的条件比6年前他第一次来时，大为改善，能看到很多的树，二是基地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严格按照军委坚持正面教育的指示进行，局势平稳，秩序井然，看不到北京街头发生的那种混乱现象。
聂荣臻一到，就召集七机部、二机部，还有导弹基地等单位的领导和科学家研究试验问题。根据气象部门预报，25日夜场区将遭受强冷空气袭击，和每秒20米的大风，直接影响两弹转运程序的进行。26日风速将继续增大，最大风速可达每秒25米以上，到27日零点，风速开始减弱，可下降到每秒5米以下，天气可以好转。因此，专家和基地领导建议，正式的发射时间可以定在27日。发射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到位，发射场、弹着区和场外的各项工作可以按这个时间展开。
聂荣臻同意一切按程序进行。他传达了来之前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提出前三次“冷”试验虽然顺利，“热”试验更不能掉以轻心，一定更谨慎，组织要更严密，工作要更周到，动作绝对准确，一定不能出现差错。
这个决定由张震寰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很快，周恩来打来电话：“张震寰同志，请你转告聂老总，中央批准27日9时为发射时间。”
但是26日那天的天气超出了预料，戈壁滩上，狂风怒吼，黄沙翻滚，遮天蔽日，能见度只有十几米。导弹、核弹头从厂房转往发射场时，遇到了很大困难。数辆转运车打开大灯，顺着电线杆缓缓行进，途中一度迷了路，50多公里的路程，竟然走了三个小时。
到了傍晚，风小了一些。按预定计划，要在发射阵地上进行吊装，然后进行两弹对接。此时，气温已下降到零下十几度。发射阵地周围是一片空旷的戈壁，无遮无拦。风渐渐弱下来，天气寒冷。导弹已竖立在发射架上，核弹头也已经吊上去了。钱学森、李觉、张震寰、李福泽、栗在山、王淦昌、陈能宽、郭永怀、屠守锷等人身穿军棉大衣，头戴皮帽，在现场观战。
这时，一辆小轿车开过来，停下。聂荣臻下车。李福泽等急忙迎过来：“聂帅，您来干什么？”
聂荣臻说：“你们能来，我为啥不能来。”
钱学森说：“聂总，要进行两弹对接和通电，这是最紧张最危险的时刻，您不能在这儿。”
李福泽喊来警卫战士，吩咐：“快送首长到隐蔽部！”
聂荣臻十分不满地挥挥手，说：“你们不怕危险，我有什么可怕的！什么时候对接、通电完，我就什么时候离开！”他拉了把椅子，干脆在发射架下坐了下来。
没办法，李福泽只能顺着他了。
一名操作手爬上塔架。导弹四周进行配合的人员，都专注地进行工作。扬声器里不断传出各种信号。寒风呼啸，操作手仍然在一丝不苟地操作……
这位操作手叫田现坤，是名老战士。导弹和核弹头的夹缝，仅有50厘米高，十分狭窄，为了操作方便，他不顾寒冷，脱去棉衣，脱去手套，只穿着单衣，按照平时练了成千上万遍的动作要领，熟练地做着每一个动作。
因为事情太重大了，所以尽管天气十分寒冷，但在场许多人的手心都捏着一把汗。
1966年10月26日晚8时，“两弹”完成了历史性的“结合”。
操作手田现坤走下塔架，聂荣臻从李福泽手中接过一件大衣，亲手披到他身上：“辛苦了！快到暖和的地方休息一下，别冻坏了。”
田现坤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两弹对接完成后，聂荣臻特意和现场的各有关单位领导和科学家们照了一张合影。
在招待所餐厅吃晚饭时，大家都表情严峻，闷头吃饭，没人说话。碗、筷、勺碰撞发出的声音清晰可闻。聂荣臻注意到了众人紧张的情绪。再过十几个小时，就要发射了。虽然采取了许多安全措施和防护手段，但是，谁也不敢保证绝对不出危险。如果几万吨TNT当量的核弹出现意外，那么，发射场将首当其冲，整个发射基地也许会毁于一旦，而且会造成不可挽回的重大国际影响。
聂荣臻对李福泽说：“晚上能不能安排点文化活动，让大家松弛一下，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嘛。”
吃罢晚饭，就在招待所大会议室放映了电影《奠边府战役》。聂荣臻以及各单位领导、主要专家、工程技术人员一同观看了电影。电影散场时，聂荣臻叮嘱道：“大家回去都睡个好觉，为明天的发射养精蓄锐。”
这一夜，聂荣臻基本没有睡觉。
27日凌晨两点，聂荣臻在基地政委栗在山陪同下，来到发射二中队食堂。发射任务主要由这个中队完成。食堂内热气腾腾，几个炊事员把蒸好的馒头从灶上抬下来。一口大锅里，熬着胡辣汤。
栗在山说：“聂副主席来看看大家。”
聂荣臻说：“你们干你们的，不要管我们，都去忙吧。”
栗在山一挥手，炊事员们散开了。
聂荣臻看了看餐桌上的鸡蛋、咸菜，又指着一个笼屉：“这里面是馒头吧？”
炊事班长回答：“首长，是馒头。”
聂荣臻问：“掺粗粮了吗？”
炊事班长回答：“首长，全是细粮。”
炊事班长掀开笼屉，聂荣臻伸出食指按了按馒头，满意地：“要保证发射期间让战士们全吃上细粮。”
众人点头，答应着。聂荣臻指着大锅：“这是什么？”
炊事班长回答：“首长，是胡辣汤，已经熬好了。”
聂荣臻拿起一个饭勺，又拿过一个碗，盛了点胡辣汤尝了尝：“好，好，有味道。一会让大家多喝点，可以驱寒。”
隐隐传来一阵起床的哨子声，聂荣臻说：“我们走吧，不要影响大伙就餐。”
他们随即离开了。
回到设在指挥部的首长临时休息室，张震寰、李福泽、钱学森、李觉等人都在。李福泽说，首区天气情况已经完全好转，建议按计划加注推进剂，准备实施发射。聂荣臻表示同意。
但此时，在末区——也就是罗布泊弹着区，却突然大风呼啸，飞沙走石，天地一片浑沌。见此情况，张蕴钰马上把电话要到首区指挥部，找到张震寰报告说：“几分钟前，罗布泊弹着区突然刮起6至7级大风，这一气象变化可能会对弹着区的安全形成很大威胁。请立即报告聂帅！”
指挥部的气氛立即变得紧张了。聂荣臻想了想，决定报告周恩来，电话很快接通，他把突发的情况说了说，并说可能会对发射造成影响，是否推迟发射，请总理指示。
周恩来果断地说：“荣臻同志，你在现场指挥，一切由你决定。”
聂荣臻放下电话，拿起另一部电话：“请接张蕴钰。”
片刻，传来张蕴钰的声音：“聂帅，我是张蕴钰。”
聂荣臻急切地问：“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张蕴钰的声音清晰传来：“报告聂帅，我刚刚组织气象专家作了实时观测和严格计算，初步判定，这阵大风将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移出弹着区，27日8时左右，天气可以好转。同时，考虑到最坏情况的出现，我们已着手组织弹着区部分人员，做紧急转移的准备。报告完毕。”
聂荣臻心里有底了，放下电话：他说：“我决定，发射程序不变，按时加注推进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