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约公元前145或前135～前87年），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被后人尊为“史圣”。汉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接替父亲做了太史令。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他历时十八年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史记》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长达三千多年的历史。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巨著《史记》，居“二十五史”之首。
少年受业，立志撰史
司马迁幼年是在韩城龙门度过的。龙门在黄河边上，山峦起伏，河流奔腾，风景十分壮丽。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滋养了幼年的司马迁。他常常帮助家里耕种庄稼，放牧牛羊，从小就积累了一定的农牧知识，养成了勤劳刻苦的习惯。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他一边读一边做摘记，不懂的地方就请教父亲。由于他格外的勤奋和绝顶的聪颖，有影响的史书都读过了，中国三千年的古代历史在头脑中有了大致轮廓。
一天，快吃晚饭了，父亲把司马迁叫到跟前，指着一本书说：“孩子，近几个月，你一直在外面放羊，没工夫学习。我也公务缠身，抽不出空来教你。现在趁饭还未熟，我教你读书吧。”司马迁看了看那本书，又感激地望了望父亲，说：“爸爸，这本书我读过了，请你检查一下，看我读得对不对。”说完把书从头至尾背诵了一遍。父亲感到非常奇怪。他不相信世上真有神童，不相信无师自通，可是，司马迁是怎么会背诵的呢？他百思不得其解。
第二天，司马迁赶着羊群在前面走，父亲在后边偷偷地跟着。羊群翻过村东的小山，过了山下的溪水，来到一片洼地。洼地上水草丰美，绿油油的惹人喜爱。司马迁把羊群赶到草地中央，等羊开始吃草后，他就从怀中掏出一本书来读，那朗朗的读书声不时地在草地上回荡。看着这一切，父亲全明白了。他高兴地点点头，说：“孺子可教也！”
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十九岁的司马迁随父从夏阳迁居长安。从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国学习《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原来家学渊源既深，现在复从名师受业，启发诱导，获益匪浅。司马迁又身居史官世家，能够看到当时一般人无法看到的典籍，这为他的历史观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在父亲的熏陶下，他从小就立志做一名历史学家。
行万里路，文化访古
司马迁的家族，世代都是史官，而作为史官，他的父亲司马谈就一直有志于整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试图撰写一部规模空前的史著，在他做太史令之后，就开始搜集阅读史料，为修史做准备。但是司马谈感到自己年事已高，要独立地修成一部史著，无论是时间、精力，还是才学知识都还不够，所以司马谈寄厚望于他的儿子司马迁，希望他能够早日参与其事，最终实现宏愿。
司马迁在读万卷书的基础上，开始行万里路。司马谈要求他儿子来进行一次为期两年多的全国游历，目的是为写《史记》做准备的一次实地考察。于是，司马迁二十岁时，开始了人生一次重要的游历，首先是通过“上会稽”和“窥九嶷”向虞舜、夏禹表示敬意。按照古籍的记载，会稽和九嶷，分别是舜、禹墓葬的所在。这是他对《尚书》和《春秋》等古史的熟习而选取的出发点。
南游到长沙郡时，看到屈原自沉之处，想到其悲剧人生，不禁为之落泪。也是在楚国的旧地，他见到了当年春申君所拥有的富丽宫室。他南登庐山，观览大禹曾疏导过的九江。在会稽，司马迁详细了解越王勾践的故事。此前，他已经在载籍中知道了吴越之地与中原的渊源关系。他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网罗天下放佚旧闻”，搜求古史传说，以及被秦王朝焚灭了的古诸侯史记。
齐鲁之地学术发达，是重要的文化中心。司马迁说自己看到孔子故里的车服礼器，流连忘返，于是专门在那里学习饮宴和射箭的礼仪。
秦汉之际群雄逐鹿，是司马迁实地考察的重点。在淮阴，当地人向他讲述了韩信年轻时的故事。当地人说起韩信少有大志，连他母亲的坟墓都建得与众不同。司马迁亲自去看，果然是丰沛之地，汉初许多重量级的人物均出身于此。刘邦曾为“沛公”，萧何、曹参、周勃、樊哙等，都是当地人。司马迁到丰沛广问当地遗老，又参观了这些汉室名臣的故居所在。从樊哙的孙子樊他广口里，司马迁听到了这些风云人物的许多逸事。
由于他亲自采访，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他这次游历，也是《史记》实录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司马迁此次游历的印记，不时出现在他对历史感慨的笔端。
二十多岁游历回长安之后，司马迁仕为郎中，奉使新开辟的巴蜀诸郡，又子承父业任太史令，侍从武帝出行，足迹几乎遍及全国。他有责任来记载帝王圣贤的言行，也有责任来搜集整理天下的遗文古事，更有责任通过叙事论人而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借鉴。所以，在《史记》开篇的《五帝本纪》中，司马迁说，“余尝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
洛阳相会，奠定志愿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举行大规模的巡行封禅，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浩浩荡荡。司马谈是史官需随行，司马谈却病了，经过汉武帝的允许留在洛阳养病。正好司马迁从长安匆匆赶去追随汉武帝，当司马迁追到洛阳时，司马谈已经奄奄一息了。他紧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对他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记我一生希望写出一部通史的愿望。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这一番谆谆嘱托极大地震动了司马迁，他看到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也知道父亲将自己毕生未竟的事业寄托在自己的身上。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悲痛而坚定地说：“儿子我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愿。”洛阳相会，竟成为这对钟情于历史学的父子之间的生死之别。
自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以后，着手资料整理工作，此工作非常繁复。由于当时的那些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序，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木简和绢书中找线索，去整理和考证史料。司马迁几年如一日，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几乎天天都埋着头整理和考证史料。司马迁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手写他的伟大著作《史记》。
李陵事件中，直言遭宫刑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贰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陵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兵，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不幸被俘。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投降了，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贰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让他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被判了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阉割男性生殖器）。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此“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量，他毅然选择了腐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完，“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正因为还没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大赦出狱后，发愤著《史记》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的这段时期的历史。
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这时司马迁五十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尊宠任职”，但是，他还是专心致志地写他的书。直到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记》全书完成，共得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余字，历经十六年。这是司马迁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对古代一些著名人物的事迹都作了详细的叙述。他对于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给予高度的评价；对被压迫的下层人物往往表示同情的态度。他还把古代文献中过于艰深的文字改写成当时比较浅近的文字。人物描写和情节描述，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活泼。司马迁写的《史记》，不仅内容翔实可靠，而且文字生动优美，栩栩如生，是一部了不起的文学著作。
“文学成就”
司马迁是中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世界史学界中不可多得的历史学家。他主张“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中第一个字就是“究”。他是把历史作为研究对象，将史学作为一种创造性的科学实践活动。他为撰写《史记》曾广泛收集原始材料，并注重实地考察，详细勘辨真伪。所征收的古代典籍，仅标明书目的就达八十余种，还参阅了大量的宫廷档案。大胆提出了黄帝是人，作出“黄帝崩，葬桥山”的新论断。
司马迁笔下的历史，是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生产、生活、宗教、自然为一体的以人物活动为中心的历史。他另一可贵之处，是发现世界各民族的交流是一个客观事实，奉献是共同的，影响是相互的，所以，他又写了许多与汉朝帝国有关的其他地区与民族的历史。正如翦伯赞先生所言：“即以世界规模研究中国历史”。史学是一门科学，而科学需要批判精神、实践精神和理性精神，而司马迁恰恰在三个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1957年，司马迁被联合国命名为“世界历史之父”。
作为文学家的司马迁，开创了散文叙事的传记文学，成为历代文学大家和广大读者学习、借鉴的典范。《史记》遗泽后世，对后世传记文学、散文、小说、戏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司马迁的散文成就，不仅代表了汉代文学的高峰，而且在散文发展史上，也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文学发展史上，文学家司马迁的地位，应和大诗人屈原比肩并列。
唐宋八大家是我国古典散文的杰出代表，他们反对六朝骈文，提倡古文，把《左传》、《史记》作为旗帜。他们开展的古文运动，主要是学习司马迁，并把《史记》文章当作古文典范来借鉴。明清评点家，尤其是清代的桐城派古文家，更是把《史记》奉为古文正宗。在现代学校的语文和文学教育中，《史记》仍不失为热门教材。
“点评”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之为最。”他认为司马迁作品的风格是“雄深雅健”，《史记》成为韩愈作文的样本。郑樵称：“六经之后，唯有此作”。金圣叹可谓司马迁的知音，他对《史记》与小说关系的探讨独树一帜。“《水浒传》方法即从《史记》出来”，“《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是一篇列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