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北宋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诗人、文学家、改革家，他是“唐宋八大家”里唯一没遭逢贬谪他处的人。北宋丞相、新党领袖。其诗文各体兼擅，词虽不多，但亦擅长，且有名作《桂枝香》等。而王荆公最得世人哄传之诗句莫过于《泊船瓜洲》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传世文集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
随父宦游南北，立志矫世变俗
王安石出生于临江军（今江西樟树），生活在地方官家庭，自幼聪颖，苦读诗书，过目不忘。而且他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各地，更增加了社会阅历，开阔了眼界，目睹了人民生活的艰辛，对宋王朝“积弱”的局面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青年时期便立下了“矫世变俗”之志。在他进入仕途地方官吏时，能够关心民生疾苦，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由于较长时期接触了解社会现实，对北宋中期隐伏的社会危机有所认识，“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
步入仕途，提出变法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三月，王安石考中进士，授淮南节度判官。之后调任鄞县（今浙江宁波），为人正直，执法严明，为百姓做了不少有益的事。组织民工修堤堰，挖陂塘，改善农田水利灌溉，便利交通。在青黄不接时，将官库中的储粮低息贷给农户，解决百姓度荒困难。
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任三司度支判官，向宋仁宗上万言书——《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法度必须改革，以求其能“合于当世之变”，要求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抑制大官僚、大地主的兼并和特权，推行富国强兵政策。王安石认为变法的先决条件是培养人才，因此他改革科举制度，改革取士。废明经，设明法科。进士科不考诗赋考时务策，整顿太学，唯才是举，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
任参知政事，即主持变法
公元1068年宋神宗继位，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旋即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对”，王安石即上书主张“变法”。次年任参知政事（为宰相副职，掌管行政权，职权、礼遇接近于宰相），主持“变法”。为指导“变法”的实施，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物色了一批拥护变法的官员参与制订“新法”。
宋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地改革变法运动。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同时，改革科举制度，为推行“新法”培育人才。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地主和豪商对农民的剥削，促进了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国家财政状况有所改善，军事力量也得到加强。
教训苏学士，三难对下联
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苏轼与弟弟苏辙同登进士。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一举成名，当了翰林院学士，做了宰相王安石的学生。王安石非常器重苏轼的博学多识。当时，王安石正在编写《字说》一书，一个偶然的机会，二人论起东坡的“坡”字，王安石就说“坡”字的意思是“土之皮”。苏轼失声笑道：“如果像老太师说的那样，那么‘滑’字的意思一定是‘水的骨头’喽？”讥讽之情溢于言表。
又有一天，王安石又解释“鲵”字，认为“鲵”字是“从鱼从儿”，合起来应该是“鱼子”，如此类推，那么四匹马拉的车叫“驷”，天生的虫叫“蚕”。苏轼再次讥讽道：“九个鸟合在一起叫做‘鸠’，您知道不知道这还有一个典故？”王安石信以为真，让他快快讲来。苏轼笑着说：“《诗经》上说‘鸣鸠在桑，其子七亏’，也就是说，七个小鸣鸠，再加上它们的爸爸妈妈，不就是九个鸟了吗？”王安石一时语塞。从此以后，王安石就不喜欢苏轼，认为他轻薄，自以为是，便找了一个机会，把苏轼贬调到湖州当刺史。
在冯梦龙编的《警世通言》中，有这样一则故事：有一天，苏轼去看望宰相王安石，恰好王安石出去了。苏轼在王安石的书桌上看到了一首咏菊诗的草稿，才写了开头两句：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苏轼心想：“西风”就是秋风，“黄花”就是菊花，菊花最能耐寒、耐久，敢与秋霜斗，怎么会被秋风吹落呢？说西风“吹落黄花满地金”是大错特错了。这个平素恃才傲物、目中无人的翰林学士，也不管王安石是他的前辈和上级，提起笔来，续诗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王安石回来以后，看了这两句诗，心里很不满意。他为了用事实教训一下苏轼，就把其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轼在黄州住了将近一年，到了九月重阳，这一天大风刚停，苏轼邀请好友陈季常到后园赏菊。只见菊花纷纷落瓣，满地铺金。这时他想起给王安石续诗的往事，才知道原来是自己错了。
据说王安石曾出题刁难苏轼，他出了一副对联的上联，要苏轼对出下联。这副对联的上联是：一岁二春双八月，人间两度春秋。原来那年是闰八月，阴历正月和十二月都有立春这个节气，的的确确是不折不扣的两度春秋。另外，对联的第四字与第十二字都是“春”字，要求下联也具备同样的特征，这就增加了难度。苏轼虽是奇才，但碰到这种怪题，想了好久也对不出来，只好交上白卷，受到王安石的耻笑。不过，王安石本人当时并没有亮出他的下联。苏轼挨了“整”，好比“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时间过去几百年之后，直到清朝中叶，对联专家梁章钜才给出了一个令人满意的下联：六旬花甲再周天，世上重逢甲子。
王安石再难苏轼联。王安石并不因上述出联难住苏轼而就此罢休，紧接着又说道：“从湖州至黄州，一定要经过苏州、润州，苏州从金阊门外到虎丘，这一带叫做山塘，约有七里路，其中间叫做半塘，润州古名叫做铁翁城，坐落在长江边上，有金山、银山、玉山，这叫做三山，都有佛僧房，想子瞻都游览过了。”东坡答道：“是。”王安石说道：“老夫再将苏州、润州各出一个对子，希望你能够对出下句来。”
苏州的对子上联为：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
苏轼又被难住了，后人假托乩语，对了出来：九溪蛮洞，经过中洞玉溪中。
润州的对子上联为：铁翁城西，金、玉、银山三宝地。
苏轼面对三个对子的上联，苦思冥想，但还是不能成对，至今仍无人对出，大家不妨一试！
王安石知道东坡受的教训不少，今后定能虚心求学了，加上心里非常喜欢苏轼才学，便奏过神宗皇帝，恢复了苏轼翰林院学士的任职。
“文学成就”
王安石既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又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主张“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所作多为有关政令教化、适于世用之文。他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
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王安石的政论文在“唐宋八大家”中是突出的，他驾驭语言的能力非常强，其言简练明快，却无害于笔力雄健。
王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其中，《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笔力劲健，文风峭刻，极富有感情色彩。评价人物时给人以显豁的新鲜感觉。
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用简单的自己游山洞的经历说明了大道理：“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
其诗歌，以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王安石被罢相的时间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
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王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变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
从文学角度总观王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中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做出了贡献。一些诗篇，虽然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
“点评”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他的词，今存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