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官与用人
为政之道，端在得人，人才的选拔和任用，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治乱交替、兴衰相承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如何区分人才的优劣，如何建立、完善选举制度，如何选拔优秀的治国之才，成为历史上永恒不衰的话题，也成为每朝每代君臣都要面对和解决的重大问题。中国古代的选举制度，最重大的变化在于从西周世卿世禄制到隋唐科举制的嬗变，其间折射出王朝的兴衰更替，也反映了中国古代治国理念及治国方式日益走向成熟。
作为一部探讨国家治乱兴衰的杰出著作，《资治通鉴》对选官用人给予了相当的关注。本单元《汉武帝用人》、《曹魏选官》两篇选文，阐述了汉魏时期人才选拔的独特之处。汉武帝选拔人才，独具慧眼，不拘一格，各种人才相衔而出；更重要的是，他建立了在中国行用数百年之久的察举制度，为人才源源不断的涌现提供了制度保障。东汉末期选举制度弊端日益突出，由重道德转向重虚名，操纵舆论评价的名士因此左右了朝廷的选举。出于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曹操提出了“唯才是举”的选官方针，由重名转向重才，选举权回归官府，官府聘用的名士也依然决定着士人的进退。曹魏政权建立后，面对士家大族发展的现实状况，再次对选官制度进行调整，建立了以德、才、家世为标准的九品中正制度。中国历史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韩树峰)
选文
汉武帝建元元年(辛丑，前140)
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余人。广川董仲舒对曰：“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繇(yóu)：通“由”。），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敝，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奸(ɡān)：通“干”，犯，干扰。），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语出《论语·子罕》。凤鸟、河图：古代以为王者之瑞，见则天下太平。董仲舒认为此乃孔子自叹有王者之德而无王者之位。）！’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谊：通“义”。）。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庠(xiánɡ)序：古代学校名。商曰“庠”，周曰“序”。），渐民以仁（渐(jiān)：浸润。），摩民以谊（摩：砥砺。），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秦灭先圣之道，为苟且之治，故立十四年而亡，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嚚(yín)顽：愚蠢而顽固。），抵冒殊扞（扞：“捍”的异体字。），熟烂如此之甚者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残贼：破坏仁的人谓之“贼”，破坏义的人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见朱熹《孟子集注·梁惠王章句下》。），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贪狼：狼性皆贪，故谓贪者为贪狼。），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趋利无耻。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学（虖：古“乎”字。）；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充塞（氛(fēn)气：恶气。），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汉代常以薪俸指官秩。太子太傅以下至三辅长官及郡国守相等皆二千石。按西汉《任子令》的规定，二千石以上官员任职满三年，可保举兄弟或儿子一人为郎。），选郎吏又以富訾（訾：通“赀”，指家财。汉制，限赀十算(十万钱)乃得为官。），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
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殽，未得其真。
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官使：授之以官而任使之。）。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巨，故圣人莫不以暗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虖深山（传说尧以诸侯而为天子，舜兴起之前耕于历山，渔于雷泽。），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己，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着。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销膏而人不见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
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
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眊(mào)：眼睛失神，此处意为昏暗不明。），举其偏者以补其敝而已矣。
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
‘无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语出《论语·为政》。）。’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
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盭而陵夷若是（盭：古“戾”字，凶狠、暴戾。陵夷：衰颓。）？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傅：通“附”，意为“附着”。），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虖！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嚣嚣(áoáo)：众怨愁声。）。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朘（朘(juān)：削弱、减少。），寖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民不乐生，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语出《易·解卦》。负：背物。乘：乘车。致：招致。）。’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患祸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公仪休：春秋时鲁人，曾任鲁国相，奉法循理，无所变更，使百官自正。坚决反对食禄者与下民争利。），无可为者矣。
《春秋》大一统者（《春秋》开篇云：“隐公元年，春，王正月。”董仲舒等公羊学者据此发挥《春秋》大义，以为书“王正月”就是奉周王之“统”或“正朔”，由此演化出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会稽庄助亦以贤良对策，天子擢为中大夫（中大夫：郎中令属官，掌议论，武帝时更名为光禄大夫。）。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申、韩：指申不害、韩非子，先秦法家代表。苏、张：指苏秦、张仪，先秦纵横家代表。），请皆罢。”
奏可。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者皆师尊之。及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匡正，王敬重焉。
夏，六月，丞相卫绾免。丙寅，以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
上雅向儒术，婴、蚡俱好儒，推毂代赵绾为御史大夫（推毂(ɡǔ)：毂，车轮的中心部分，车辐凑集处。推毂，即屈身推动车轮，表示谦恭自下的至诚，引申为“推荐”、“抬举”。），兰陵王臧为郎中令。
绾请立明堂以朝诸侯（明堂：天子用以宣明政教、朝会诸侯之所。或者认为是天子用以祭祀的太庙或太学里的辟雍。明堂与下文提到的巡狩、改历、服色诸事，都是当时儒家学者鼓吹的古制。），且荐其师申公。秋，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以迎申公。既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年八十余，对曰：“为治者不至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太中大夫：郎中令属官，掌论议。），舍鲁邸，议明堂、巡狩、改历、服色事。
建元三年(癸卯，前138)
九月，上自初即位，招选天下文学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眩鬻者以千数（眩鬻(xuànyù)：夸耀求售。眩：通“炫”。）。上简拔其俊异者宠用之。庄助最先进，后又得吴人朱买臣、赵人吾丘寿王、蜀人司马相如、平原东方朔、吴人枚皋、济南终军等，并在左右，每令与大臣辨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屈焉。然相如特以辞赋得幸；朔、皋不根持论，好诙谐，上以俳优畜之，虽数赏赐，终不任以事也。朔亦观上颜色，时时直谏，有所补益。
建元六年(丙午，前135)
是岁，韩安国为御史大夫。
东海太守濮阳汲黯为主爵都尉（主爵都尉：秦置主爵中尉，掌列侯。汉景帝时更名为主爵都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更名右扶风，治内史右地。）。始，黯为谒者（谒者：郎中令属官，掌接待宾客，通报洽事。），以严见惮。东越相攻（东越相攻：东越指当时的闽越和东瓯。武帝初，闽越发兵攻东瓯，东瓯求救于汉廷，故云“相攻”。其后汉灭闽越，而徙东越之民于江、淮间，东越之地遂虚。），上使黯往视之。不至，至吴而还，报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内失火（河内：郡名，治怀县，今河南武陟县西南。），延烧千余家，上使黯往视之。还，报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烧，不足忧也。臣过河南（河南：郡名，治洛阳县，今洛阳市东北汉魏故城。河南郡在河内郡的西南，从长安去河内要先经河南，故云“过河南”。），河南贫人伤水旱万余家，或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持节发河南仓粟以振贫民。臣请归节，伏矫制之罪。”上贤而释之。其在东海，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任之，责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闺阁内不出。岁余，东海大治，称之。上闻，召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汉初，以奉常(后改太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后改大理)、典客(后改大行)、宗正、治粟内史(后改大司农)、少府为正九卿；中尉(后改执金吾)、主爵都尉、内史准九卿待遇，故云“列于九卿”。）。其治务在无为，引大体，不拘文法。
黯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时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
“吾欲云云（据荀悦《汉纪》卷10《孝武皇帝纪一》载：“帝问汲黯曰：‘吾欲兴政治，法尧舜，如何？’黯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如何欲效尧舜之治乎！’上大怒，变色而罢朝。”）。”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上退，谓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戆也（戆(zhuàng)：愚而直。）！”群臣或数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且已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满三月；上常赐告者数（赐告：告，休假。汉制，官员病满三月当免官，赐告则出自特许，可以不去官而居家养病。），终不愈。最后病，庄助为请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职居官，无以踰人；然至其辅少主，守城深坚（守城：当如《汉书·汲黯传》作“守成”，指立场坚定，不为外物引诱或胁迫。），招之不来，麾之不去，虽自谓贲、育（贲、育：指孟贲、夏育，都是古代的勇士。），亦不能夺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汉武帝元光元年(丁未，前134)
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孝廉：汉代察举科目之一。孝：孝者，即善事父母之人；廉：廉者，即清廉有节之人。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后合称孝廉。举孝廉者多任郎官，卓异者可迁为尚书、侍御史等职，于地方则多出任县令长及县丞等官。至东汉，则以人口定名额举荐。），从董仲舒之言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