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业成长理论的流派与演化
1.古典经济学的企业成长理论
（1）古典经济学理论。古典经济学主要用分工的规模经济利益来解释企业成长问题。斯密（1776）通过制针工厂的例子说明了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巨大效应及其原因，即企业作为一种分工组织，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为了获取规模经济的利益，分工使更高的产量以更低的成本获得，因此单个企业的成长与分工的程度正相关，同时随着分工的自我繁殖，新企业会不断形成，因此一国经济中产业和企业的数量也与分工的程度正相关。尽管斯密没有区别社会分工（一般分工）和企业分工（特殊分工），但从他的分工理论中仍然可以同时解释国民经济中企业数量的增加和单个企业规模的扩大这两个范围的企业成长。
马歇尔在坚持规模经济决定企业成长这个古典观点的同时，试图把它与稳定的竞争均衡条件相协调。但当马歇尔试图综合稳定的竞争均衡条件与古典的企业成长理论时，这两者之间的理论矛盾就无法回避了。于是，他通过引入外部经济、企业家生命有限性和居于垄断的企业避免竞争的困难性这三个因素，把稳定的竞争均衡条件与古典的企业成长理论协调起来。马歇尔认为，由于企业规模的扩大会导致灵活性的下降，企业的负面效应最终会超过正面效应，使企业失去成长势头，更重要的是随着企业的成长，企业家的经历和寿命均会对企业成长形成制约，而且新企业的核心企业家进入竞争会对原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形成挑战，从而制约了行业垄断结构的维持。
斯蒂格勒以企业的功能划分为基础，根据产业寿命周期分析了企业成长的一般规律，重新解释了基于规模经济利益的企业成长与稳定的竞争均衡条件相容的原因。在一个产业的形成初期，市场规模较小，这个阶段的企业成长主要通过企业内部的分工来实现，企业大多是“全能”企业。随着产业和市场的扩大，原有企业通过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实现规模的扩大，另外产业的社会分工扩大则导致企业数量的增加。从古典经济学关于企业成长的解释可以看出，其主流作用的观点是规模经济，但在对规模经济的推崇中渗透着对企业成长中非规模因素的追求。
（2）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成长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成长论仍然是企业规模调整理论，企业成长的动力和原因就在于对规模经济（以及范围经济）的追求。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只是作为一个生产函数，作为一般均衡理论的一个组件，企业内部的复杂安排均被抽象掉，“代表性企业”概念排除了实际企业之间存在的各种差别，该理论中不存在独立的企业成长理论。仅有的关于企业成长的思想是作为成本分析的一个附带内容，即静态的最优企业模型，在这种最优企业规模的分析中，企业成长部分地与调整机制松散联系。新古典理论中的企业成长就是企业调整产量达到最优规模水平的过程，或者说是从非最优规模走向最优规模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在利润最大化目标既定、所有约束条件已知的情况下，根据最优化规则进行被动选择，企业没有任何主动性的余地。
在新古典理论中企业成长的基本因素均是外生的，如果企业面临的成本或需求曲线变动了，企业就会扩大规模。成本变动的原因通常来自技术变革或要素价格的变化；需求变化则是由于收入变化或偏好变化所致。值得注意的是在长期均衡条件下，企业成长与利润之间没有预期的关系，只是在短期会出现资源向利润率高的企业或产业移动，这时形成企业成长与利润之间的正向关系。如果在新古典企业成长理论中引入时间因素，则能够建立一种动态均衡模型，这时企业解决的是跨时约束最大化问题，企业目标相应的是实现未来利润流现值的最大化，这种情况下即使目前企业处于最优规模，如果未来预期的“最优”规模大于目前的最优规模，企业也会扩大产量，出现企业成长。
（3）后凯恩斯主义的企业成长论。后凯恩斯主义是当代宏观经济学的一个流派，但它是属于少数派，在宏观经济问题的主要观点和政策主张上既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不同，也与新凯恩斯主义有所区别。在微观经济问题上也独具特色，它把企业目标定义为增长最大化，其价格理论也不是关注如何通过价格机制来确定企业产品的稀缺性，而是关注通过价格来保证企业的增长潜力。在企业成长方面的贡献是，在企业增长率最大化的目标假设下，构建一个把企业产量决策、投融资决策和定价决策融为一体的企业成长模型。
后凯恩斯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正统理论中的利润最大化假设由于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和企业组织结构方面的特征而不具有现实性。现实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使利润最大化假设失去了基本前提。另外，现代经济中企业的典型形式是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公司制形式，由于经理集团在现代公司中居于支配地位，因此企业增长率的最大化而不是股东的利润最大化目标成为企业的目标。
（4）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成长论。新制度经济学发端于对企业性质的研究，其中的交易费用理论侧重于探讨企业与市场的关系，试图把握企业的性质以及企业的边界：委托—代理理论则侧重于探讨企业的内部结构及其代理关系。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企业成长通常既表现为经营规模的扩大，也表现为企业功能的扩展，即企业把一些以前通过市场进行的交易活动纳入企业内部进行，这意味着企业边界的扩大，因此从新制度经济学来看，企业成长就是企业边界扩大的过程，分析企业成长因素也就是探讨决定企业边界的因素，企业成长的动因在于节约市场交易费用。企业的边界可以分为纵向边界、横向边界、多样化经营边界，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成长论主要分析纵向边界的扩展。
科斯认为，由于市场交易存在诸如签约、监督履约和追索违约等相关的交易费用，这种情况下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由企业家权威来支配资源，就可以节约上述利用市场机制的交易费用，因此，企业组织是市场机制的替代物，市场交易费用与组织协调管理费用相等的均衡水平确定了组织的边界，节约市场交易费用的考虑是企业成长的动力。但是，一般而言，市场交易费用是与市场的发达程度呈反向关系的，即市场发达程度越高，交易费用越低，反之亦然。按科斯的理论预测，市场发达程度越高，则企业成长的动力越低。这与现实明显不符，因为现实中通常是市场发达程度与企业成长呈正相关关系。
为此，杨小凯和黄有光认为，应该考虑经济主体的交易效率因素，即市场发达程度的提高，扩大了市场交易范围，一方面增加了交易费用，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交易效率，并且后者更为重要，只要交易效率提高的利益大于交易费用，市场的发达与企业的成长就可以齐头并进。显然，杨小凯等的观点反映出了结构复杂性中的信息效率问题。威廉姆森从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效率三个维度定义了交易费用，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企业边界确定的原则，同时还从企业核心技术角度提出了企业“有效边界”的概念。企业是一种连续生产过程的纵向一体化实体，这个连续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之间如果通过市场交易关系相联系，就需要签订一系列的合约，而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签订的合约不可能是完全合约，这就给经济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条件，这样就会导致专用性资产事前投资不足的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企业会通过前向或后向的一体化，把原来属于市场交易的某些阶段纳入企业内部，在这种情况下的企业成长就表现为企业纵向边界的扩展。
格罗斯曼和哈特通过强调资产所有权的重要性，进一步明确了企业纵向一体化的含义，认为纵向一体化的水平取决于一方或另一方当事人控制专用性资产的程度，并且提出了物质资产专用性和人力资产专用性对于纵向一体化具有不同的意义。
2.现代企业理论的企业成长论
（1）彭罗斯的资源决定论。彭罗斯（E。Penrose，1959）是企业内生（Inherent）成长的先驱，她主张从企业内部来寻找推动或限制企业成长的因素，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规模经济理论对于企业成长的观点有很大区别。在研究中始终以单个企业为对象，以“不折不扣的理论”来分析企业成长这一过程，探究了决定企业成长的因素和企业成长的机制，建立了一个企业资源—企业能力—企业成长的分析框架。
彭罗斯把企业定义为一个依据一个管理框架结合在一起的资源聚合体，认为企业的现有资源是企业扩张的基础和诱因。无论是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发展程度，还是企业进入领域的数目以及行业的跨度要受到企业资源及原有独特专长的约束。企业的现有资源给定了企业成长的上限，并确定了其扩张速度的极限。规模只是成长的副产品，没有最优规模或者一定能够赢利的规模。
彭罗斯之所以认为企业成长的诱因主要来自于企业内部，主要在于企业存在剩余生产性服务、资源和特别的知识。企业要想更完全、更充分地利用现有资源，就要扩大生产规模或者进行多元化经营，这两者都将导致企业成长，并因此获得“成长经济”。显然，如果企业能通过扩张寻求到一种比当前获利更高的方式来使用企业资源，企业就有了扩张的动力。由于资源的不可分性、资源的功效多重性及资源的不断创新性导致企业内部资源的利用存在着永不平衡性，总是存在未利用的剩余资源，因而企业永远存在成长动力。
对于企业资源、企业能力和企业成长间的关系，彭罗斯认为，企业拥有的资源状况是决定企业能力的基础，而企业能力则决定了企业成长的速度、方式和极限。企业能力的关键是管理能力，因为管理能力决定了企业所有其他资源所能提供的生产性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最终制约企业成长率，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彭罗斯效应”。管理资源不可能通过市场交易获得，而是来源于企业中人力资源的知识拥有量、组织学习和知识的积累以及团队作业的经验积累。“历史最重要”是其最重要的观点，认为企业成长的本质是一个基于综合知识积累性增长的演化过程。
彭罗斯同时强调了创新能力对企业成长的重要性，在这方面她受熊彼特关于企业家和创新理论的影响。她认为，产品创新和组织创新都是企业成长的推动因素，因为企业成长的重要一环是发现潜在的成长机会，而二者又都取决于创新能力。
（2）企业成长的组织能力说。钱德勒在其名著《企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中指出，企业成长的动力是内生的，关键在于企业的组织能力。组织能力包括：设备和在生产、销售和管理方面的技能。建立现代工业企业的第一步就是为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而对生产设施投资，同时对营销与采购网络进行投资，最后是组织管理人员。这些设施与人力投资最后构成企业的组织能力。
组织能力是企业内部组织起来的物质设备和人的技能的结合体，这种能力主要是发展的能力，而不是新发明的能力。组织能力为企业的成长提供了内在动力，特别是组织能力激励了企业主体和管理人员在自己的国家进行扩张并进入更遥远的市场，然后走向国外，成为跨国企业。组织能力还鼓励企业在原有业务的基础上开发新业务，实行多元化。他还认为，企业追求三种经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交易成本经济，这三种经济的发展需要组织能力作保障，而这三种经济的发展又会强化组织能力。企业成长的战略基本是防御性的，即在组织能力强化并通过职能性和战略性竞争获得市场份额后，采用海外投资及多元化进行扩张。
钱德勒对于企业成长动力的总观点是，企业的组织能力是其成长的动力，是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重要原动力。现代工业企业史的重要主旋律是：建立和维护组织能力是个持续而长期的过程。需要对企业的健康发展负责的决策者持有坚定的长期观点的过程。他甚至断言，要保持持续的生产能力、竞争能力以及获利能力，就要维护、更新或扩大企业的组织能力，即对设备、技术和管理能力不断投资。
（3）企业成长的制度变迁理论。对企业成长制度变迁理论的探讨，钱德勒（Alfred D。Chandler，1977，1992）是从历史和宏观角度进行的。而威廉姆森（1975，1985）的主要贡献是从理论思维的角度系统地阐述了企业成长过程中组织结构的演变，以及不同组织形态的效率。钱德勒认为，从组织制度上可以把企业分为古典企业和现代企业，企业成长中由古典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这种制度变迁不仅对企业本身意义重大，而且对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变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企业制度变迁是随着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张而出现的，同时它又是维持和促进规模扩张的必要条件。企业经营规模扩张存在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大规模分配和大规模生产的发展；二是把两者结合（包括横向和纵向）于一个单一公司之内的一体化的需要，这种结合导致大量市场交易活动的内部化。在钱德勒看来，真正的企业成长是现代工商企业出现之后的事情，而现代工商企业的出现是与两项重大的企业制度变迁相联系的：一是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二是企业内部层级制管理结构的形成和发展。企业规模的扩张及与之伴随的技术和管理过程复杂化，导致了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分离的具体形式随着企业扩张的筹资方式不同而不同。在那些依靠内部资金发展起来的纵向一体化企业中，企业主本人或其家族在企业的高层管理中居于支配地位，所发展起来的是中层管理。而在那些依靠外部资金发展起来的企业中，则是支薪经理在高层管理中居于支配地位。钱德勒把以上过程称为经理式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家族式资本主义的衰落。
由于企业成长意味着一部分原先的市场交易内部化于企业之中，这就需要企业内部的行政协调机制的相应发达，因此，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变革是企业成长的一个重要方面。传统企业中没有中间管理层，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内部管理工作增加并日益复杂化，相应的内部组织分工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水平方向的不同职能部门的产生；一是垂直方向管理层级的产生。钱德勒认为，这种垂直层级组织结构的产生是现代企业区别于传统企业的一个显著特征。
（4）管理者理论的企业成长论。管理者理论是在伯利和米恩斯提出现代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这一命题之后，在经济学家对经理式企业（钱德勒，1977）目标行为进行探讨的过程中形成的。其主要观点是：随着现代企业所有者和经营管理者的身份分离，以及相应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掌握了企业的实际控制。因此，这些企业的目标已经不是追求企业所有者的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管理阶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由于管理者的利益并不是与利润直接相关，而是与企业的规模或增长密切相关，这就使企业成长变成企业的目标，因为这符合管理者的效用函数。管理者理论与企业成长论的共同之处在于，把管理者追求企业成长作为企业的目标，在此前提下探讨决定企业成长的因素以及实现稳定增长率的条件。
鲍莫尔（Baumol，1962，1967）的销售收益最大化模型指出，经理式企业的管理者在一个所有者或股东可接受的利润水平约束下，追求销售收益最大化，这会使企业的产量规模大于利润最大化目标下的规模。由于所有者可接受的利润率表示的是可能利润水平的最下限，同时利润最大化（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的产量或销售量并非最大水平，通常会小于最大化的产量或销售量（在边际收益等于零时达到）。这使管理者追求销售规模最大化成为可能。
威廉姆森（1964）构造了一个管理者效用函数模型，即管理者的效用水平取决于雇员数量、管理者的货币收入和可支配的投资这三个因素。这些因素并不与企业利润水平直接相关，而是在更大程度上和企业规模相关。因此，管理者存在追求企业扩大规模和成长的动机。马里斯（Marris，1964）建立的经理型企业模型是现代企业理论的经典，主要研究企业的成长率（包括产品需求增长率和资本增长率）。经理追求的目标被作为企业目标，而经理的目标是使这两种增长率同时最大化。总结其成长模型，企业成长率主要由以下四个因素决定：①因扩张成本降低了边际利润或提高了资本产出率而产生的需求约束；②由于扩张加速时管理者效率的损坏而产生的管理者约束；③由于股东出售股份或股票销售恶化产生的兼并威胁导致的财务约束；④管理者追求的目标。
他继承了彭罗斯的观点，认为企业的内部资源制约着企业的成长速度。并且指出：若要保持效率，企业不可能仅通过以无限快速招募的方式实现企业无限快速的成长；最优的成长速度是能够使效率最大化的速度。
（5）杨杜的企业成长论。杨杜在其《企业成长论》（1995）一书中，以经营资源为关键概念，探讨了经营资源的量、扩张、结构和支配主体四个方面。着重分析了构成企业成长理论核心的规模经济、成长经济和多元化经济，以及它们的结合体——复合经济。认为企业的最终目标是要追求以这三种经济构成的最大限度的复合经济效益。他的观点基本上没有脱离彭罗斯的理论思想，即内部资源是企业成长的动力。
他认为，企业成长不仅是经营资源的积累扩张过程，而且是其结构调整和特性革新的过程。由于资源的不可无限分割性，资源之间的永不平衡以及剩余资源的存在，决定了企业必然有未利用的剩余资源存在，这些剩余资源的存在是企业持续成长的源泉。其主要观点如下：
（1）经营资源是企业成长的基础。企业的成长主要取决于经营资源的积累，成长是新创利润与企业积累率的函数。
（2）成长比规模更重要。企业追求的目标是持续成长，而不是最优规模。经营者的最终目标是企业成长。
（3）多元化是企业成长的基本方向。多元化经济使业务间产生协同效应。推动企业多元化并使企业享受多元化经济的资源主要是那些企业特有的、无法交易的、难以分割的资源。
（4）成长是质与量结合的动态过程。其中，质的成长包括技术、产品革新、事业结构革新和经营制度革新。
（5）企业成长存在三大规律。一是企业的成长模式：原始的多元化小规模生产—专业化大规模生产—多元化持续成长。二是企业的非均衡成长模型：成长曲线不是直线性的，而是摆动的，主要受多元化战略和经营制度的集权与分权变化左右。三是复合经济模型：企业成长是追求规模经济、成长经济与多元化经济三种利益，它们是共存、相容和相接的，在不同时期追求的中心目标不同。
二、企业成长的模式
正如库兹涅茨所指出的：“主权国家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现代经济增长连同其增长的基础——企业成长、持续的技术和社会革新、结构的变动，需要一个主权国家来作为公证人和平地疏导变化，并承担公共品的供给。从这个角度来讲，现代公司的成长是离不开民族国家、离不开政府影响的。从世界上各个民族国家的企业成长的经历来看，根据市场与政府对企业成长的作用的不同，我们归纳出三种企业成长的模式：市场成长型模式、行政推动型模式和混合推动型模式。
1.市场成长型模式
市场成长型模式是一种自然成长的模式，即政府对于企业成长不加干预或干预很少，企业成长完全是企业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依靠自己具有的要素或生产经营优势和经济实力，不断发展壮大，以及企业不失时机地进行联合和兼并，吸引相关企业，彼此为求得要素互补，为了获得整体效益而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将双方的资源联合起来的结果。这种模式是典型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成长的发展方式，主要出现于市场经济发达、市场化程度高的国家和地区，比较典型的是英国和美国的企业成长。在英国和美国，人们普遍奉行的是“自由企业精神”，主张企业完全自由经营让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经济的发展。企业的成长主要靠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政府的干预和扶持很少。
总体而言，市场成长型企业具有以下几个特征：①企业按市场供求规律进行生产和销售，接受价格的自行调节。②政府既不干预市场，也不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③企业可以自由地进入市场，也可以自由地退出市场，企业之间平等竞争，优胜劣汰。④在一般情况下，政府既不对企业进行补贴，也不对处于经营危机中的企业或弱小企业进行援助。⑤政府通过制定政策和法律来规范市场行为和企业行为，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引导企业健康发展，同时鼓励企业之间开展竞争。
市场竞争型企业的成长靠的是与众多竞争对手在市场上的竞争，因此，它们的竞争能力、发展能力和应变能力都比较强。能够成长起来的大公司都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市场成长型模式不排除企业间通过合并实现成长的途径。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竞争必然引起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分化，为了在竞争中取得生存和有利的地位，迫使一些势均力敌的公司为了避免两败俱伤而联合起来，或者通过参股、持股、合并等方式控制其他公司，实行另外一种形式的联合。这两种联合都会导致大公司的出现，同时走向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
在市场成长型模式中，那些在市场竞争中惨遭淘汰的公司，其结果只有两种：一是破产倒闭；二是被兼并。由于市场竞争的残酷性，生存和发展迫使生存下来的企业更加重视企业管理，重视技术开发，重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从而使公司的竞争力大大增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竞争过程中的优胜劣汰，其实是大公司健康成长的“催化剂”。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企业通过追求效率的提高，积极寻求竞争优势，得以不断发展壮大。
2.行政推动型模式
行政推动型是指政府通过行政命令、行政手段等行政力量来组建公司，公司成立后也主要靠行政权力来管理，典型的行政推动型企业成长如计划经济时期苏联、中国的“托拉斯”试验。
行政推动型企业的一大特点是：企业规模较大，但市场竞争能力和市场应变能力比较差。其原因在于，其成长过程中形成的依赖思想，企业认为有某一行政部门为后盾，在经济活动中可以借助行政力量而不必用经济手段渡过难关。所以这种企业经营效率低下，政企职责不分。再加上企业成长为大企业后，规模扩大，结构众多，管理层次增加，更加大了摩擦和组织成本，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3.混合推动型模式
混合推动型企业成长是指在企业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生产和资本的集中是根本原因，但政府的积极干预也成为企业成长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因此，在这种模式中，市场和政府对大企业的成长共同起着作用。混合推动型企业成长主要集中在社会市场经济的欧美和亚洲国家，如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国。
在这种模式下，企业成长是在市场力量和行政力量的共同推动下实现的，但行政推动主要是指政府运用经济政策、法律手段引导企业的活动，保证市场的竞争，并推动市场体系的建立和保障市场的运行规则。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同时并存、同时起作用的，而且往往是市场推动力对行政推动力的产生起重要的作用。事实上，一些工业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在初期也常给予企业一定的帮助；政府为了实现某些社会目标，为了在一定程度下对国家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进行干预和调节，也会通过行政的方式组建大企业或推动企业间的重组；但这种力量仍然是有一定限度的，政府不能代替企业自身的选择和经营行为。
在行政推动型企业发展的过程中，政府的扶持手段主要侧重于政策与法律的调整和财政的支持。
三、企业成长的三种形态
“一个企业通过兼并其竞争对手的途径发展成巨型企业，是现代经济史上的一个突出的现象。”（施蒂格勒，1950）从现代公司的成长来看，通过并购来实现成长是一种重要而普遍的方式。企业的并购包括横向结合型、纵向结合型和混合结合型三种形态。
1.横向发展型
大规模分配和大规模生产在铁路与电报发展的基础上，现代公司得以形成并迅速成长。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分配与生产的规模有了更大的发展。规模经济的存在使生产规模较大的企业平均单位成本有可能低于较小的企业。在规模经济的条件下，凡是不能把生产规模扩大到足够大的公司，生产成本难免较高，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反之，若能把企业规模提高到一定水平，则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就大得多。大企业独特的组织结构使之更有机会对企业组织规模实施膨胀。
一般来说，横向发展以及实施横向兼并是现代公司成长的初级阶段。这是因为横向发展企业有诸多好处：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技术、人才、市场等资源优势，实现规模的迅速扩张，扩张成本比较小；可以实现规模经济，获得规模效益；可以增加市场份额，提高市场占有率；可以实现垄断，获得垄断利润等。因此，在现代公司的成长初期，企业总是通过增加新的生产线，提高现有设备的生产能力以及通过兼并、联合等方式来扩大规模，寻求竞争优势。
2.纵向发展型
市场极限及法律的限制使得企业的横向发展受到限制，这样一些企业便开始选择纵向发展来保持进一步成长。例如，在美国历史上发生的第二次兼并浪潮中，主要以纵向兼并为主。
纵向结合具有明显的选择性。也就是说，不同的部门、不同的产品，纵向结合的程度各不相同。对于一些部门和产品，生产和分配根本就没有结合，二者之间的交易仍由市场来组织；对于另一些部门和产品，结合则一直进行到零售阶段。对此，威廉姆森用了三个因素加以解释：范围经济、外部性和资产专用性。
企业的纵向变动通常与范围的经济性相联系，而资产专业化、交易的不确定性、交易的较高频率等，也都对大企业的扩张造成了压力。企业的纵向扩张主要是指把生产过程的产供销等不同环节的经济单位合成于某个成员企业之中，或接纳为大企业的新成员。当大企业向所需原材料部门的环节拓展，这是向前扩展；当大企业把产品销售环节纳入自身体系之中，即为向后拓展。
3.混合发展型
在某一产业内，以某种单一的产品来使企业成长，终究是有极限的。其中，市场与法律是极限形成的两个原因。
首先，市场制约着企业无限拓展。在某一市场内的不同企业之间，经过竞争而最后形成寡头垄断的平衡关系后，某一大企业想打破这种平衡谋求扩展就十分困难了。因为此时任何一方想要扩大自己的地盘就必须以压缩别人为前提，而这种进攻性行为是要付出代价的，竞争对手必然会施以报复。“两败俱伤”的结果使集中程度很高的行业中的主要几家大企业之间都会采取克制的态度。
其次，从法律角度看，如发达国家的《反垄断法》、中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也不允许某一企业在某一市场内形成“一统天下”的局面。
因此，现代公司只有跨入别的行业，才能开创新的天地。因此，既能避免经济风险，又有利于拓展组织空间的多元化经营策略，必然会成为大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谋求战略经营的策略之一。当然，这只能在大企业趋于成熟之后才有可能，很难想象一个连单一产品都经营不善的企业，一个在本行业都无法取得一定市场占有率的企业，能在多元化经营中大展宏图。
大企业的多元化经营可以由内部积聚后向新产品领域投资形成，也可与生产不同产品的企业合并或者收购别的企业，吸纳别的企业成为自己的成员，扩展自己的经营范围来实现。由于在向新的领域扩张时，会综合地运用横向结合和纵向结合的形式，因此，混合发展型常与多元化经营相联系。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横向发展和纵向发展已经没有空间的情况下，或者企业资源富余的情况下，混合发展不失为一条可行之路，而这似乎也是大企业发展的最终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