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尉见他很有勇气，觉得大家都有枪就是他没有，实在可惜，就把自卫带的几颗手榴弹，分了两颗递过去。
这时，在乔家巷一线的国军阵地，只剩10来个国军士兵了，柴意新团长和高子曰副团长各持着一挺轻机枪，也成了战斗列兵，柴守着碉堡，高守着一段用石条掩护着正面的散兵壕，每处用一个带步枪的士兵协助。路上或两旁的散兵坑里、断墙下，都只以一名士兵或一名连排长据守。日军正面进攻，国军以点据守，只要有一点存在，敌人就无法冲过来。日军知道第57师的兵力是越战越少，但国军弟兄利用断墙、瓦堆、破屋、炸弹坑、炮弹坑的每一个射击死角抵抗，就使他们料不定守军的力量还有多大。
攻到30日上午，日军把炮的门数起码又加了一倍之多，对准街道两边的砖墙破屋轮流的轰击，在马路正中，平射炮见到高出地面的障碍物就射，连一根木桩也不放过，其疯狂程度已到了无已复加的地步。
国军官兵因为接到师长、团长的命令，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任何人不得变更位置，所以那些守点的弟兄们，连人带枪，一齐都被日军的炸弹掩埋到土里去了。
到了正午，乔家巷的碉堡和覆廊，已完全被平射炮摧毁了。柴团长就向余师长请示，师长命令他转到东面的泥鳅巷去，泥鳅巷的巷口有一座碉堡，巷内的散兵壕南联水星楼，北联图书馆，巷的后面有春申墓，墓旁有两个碉堡作为第二道防线，看起来比乔家巷要坚固得多。
柴团长、高副团长撤到泥鳅巷没多久，日军追赶而来的炮队就开始了轰击，轰了足有一个多小时，他们见国军正面的守军没有什么反应，就组织了波状部队，大声呐喊着冲过来。
日军士兵撕心裂肺的喊叫，倒是给了泥鳅巷左右翼的国军一个通知，国军北侧大高山巷的部队，南侧春申墓的部队，全都握起了武器，做好准备，等着敌人的波队冲过来。
足蹬大皮靴“咯吱咯吱”响的日军士兵没头没脑地冲到了巷底，没等定神，两面的国军就朝他们丢开了手榴弹。日军顿时大乱，趁着这时机，带队的国军指挥官大声喊杀呀，就领着所有的弟兄们都冲了出来。
冲出来肉搏的国军士兵，大部分端的是不响的武器，刀子砍，梭镖捅，茅枪扎。有一个浑身带血的士兵，挥舞着锄头连着砍倒了两个日本兵，他就是刘班长。他咬紧牙关，一副不要命的样子，逮着敌人，没有任何犹豫就扑上去，把日本人吓得以为是鬼神出现了。但刘班长毕竟是负过伤的人，如此竭尽全力地拼搏，使他耗尽了最后的一点元气，渐渐地，他腿发软，一步一趔趄。在肉搏中，像他这样的情况最危险，很可能成为敌人弱肉强食捕猎的对象，果然，一个结实的戴眼镜日本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向他扑来。中尉看见了，急忙提醒刘班长注意，但已经晚了，日本兵的刺刀从他的心窝里扎进去，一股热气腾腾的鲜血，喷在身后的瓦砾上，像打翻了一桶油漆。日本兵狞笑着要拔刺刀，但他没料到刘班长还活着。刘班长用劲最后一点力气，把中尉给他的手榴弹拉响了，“轰”地一声，只见日本兵的眼镜片，飞上了天空。
据曾负责修建常德会战阵亡将士纪念塔的岳其霖老人说，经过激烈巷战之后的常德城大街小巷，要收国军烈士的遗骨，根本无法收，因为遍地都是支离破碎的血肉。他们当时捧起一堆土就哭啊，哭着心里想，把整个城里的几公尺土都挖出来堆成座山吧，就叫抗日英雄山。
文昌庙余程万亲自肉搏
泥鳅巷的炮弹烟尘，渐渐的稀薄，在西北风吹过天空的时候，眼前也出现了一片阴暗的云天。因为这儿的房屋已彻底地被炸光和烧光了，所以日军再轰过来的炮弹，也就是涌起一股白烟而已，大火已无法燃烧，也没有东西可以供它燃烧。
柴团长和高副团长在泥鳅巷的碉堡里，得了片刻的轻松，便都坐在地上，双手抱起膝盖，想打个盹儿。就在这时，余师长的电话来了，命令柴团长立刻派一个班，由华严巷经圣公会，增援城西北角小西门内的四眼井。
柴团长接了命令，就赶去春申墓，他与驻守春申墓的吴连长商量好，叫一名排长马上带一个班向西北方向赶去。
援兵在路上奔跑之时，听到喊杀声机枪手榴弹声，在小西门那儿掀起了狂潮，他们这才知道西门口突然吃紧了。
11月30日，日军把进攻的重点指向大西门和小西门，重点的重点，又是小西门。因为日军侦察到第57师的指挥部设在中央银行内，而小西门到中央银行的所在地兴街口，至多是一华里，是一条最短的直径，严格地说，小西门就是师指挥部的外围，所以日军为了要一举击毁守军的神经中枢，不惜代价，向小西门发起了殊死的进攻。
大西门小西门这两道防线，巷战以来国军始终坚守着，没有让日军冲过来。此刻在小西门第一线的部队，是第171团第1营第1连，连长邓学志带了赖大琼、赵相卿、赵登元三个排长，都爬到了城垣上监督作战。
自28日起，敌人不断地炮轰、飞机炸、波状部队冲锋，到了29日下午，日军的炮位分成了三层，第一层是平射炮，第二层是迫击炮，第三层是山炮，三层炮都以24小时不间断地射击，他们想把小西门正面的一段城墙轰平。轰到30日拂晓的时候，敌人又放起了毒气。好在国军有了准备，都把洒了尿的棉花拿出来捂嘴抵挡了过去。放过了毒气之后，日军七八百人，就组织了十几个波状部队，向轰毁了的城基冲锋。
第2连连长方宋瑶，见情势危急，便率领全连士兵在西门右面作侧面射击。方连长的全连士兵，也就剩下了30多个人，大家不顾工事破毁，全露身在土堆外面，把步枪排成纵队，对着敌人的冲锋队伍，轮番齐射。
第1连排长赵相卿在29日一天，就向敌人作了7次逆袭，战到30日清晨，全排只剩了5个人，而且全负了轻伤，赵排长本人实际上是负了重伤，一条胳膊已被打断，但他忍着剧痛，用顽强的毅力支撑着自己。这时敌人冲上来了。5名受伤弟兄，一点没有更多考虑，也没等下命令，各自拿着身上最后的一枚手榴弹，拉开引线，和敌人同归于尽了。赵排长身上有两颗手榴弹，他先对敌人密集处抛出一颗，然后再拿起一颗拔开引线，连人带弹，奔到敌人群里去爆炸。
尽管国军士兵打得极其勇猛，打得艰苦卓绝，但终于寡不敌众，日军100多人，踩着双方官兵的尸山血海，冲进了小西门，这股敌人一直顺着大街，向文昌庙攻来。
文昌庙是小西门内的一个十字街口，向南的马路直通中央银行，论距离，最多是一百三四十公尺，像日军冲小西门的速度，只要10分钟就可以冲到第57师的指挥部门口。
但所幸国军在兴街口的工事，重重叠叠，做得十分周密，在文昌庙十字街口，有一座石砌的碉堡，通到中央银行的街上，全是覆廊工事，这样直接障碍了敌人的冲锋路线。
可工事虽然尚算稳定，兵力却极其微薄。在文昌庙碉堡附近据守的，是第169团第3营的残部，一共只有24人，而且一部分是受过伤的，在敌人气势汹汹的进攻下，实在很难抵御。
于是在碉堡内的第3营营长孟继冬，一面急电师部告危，一面亲自操机枪射击，令弟兄们跳出碉堡去用手榴弹与敌人死拼。余师长接到孟继冬的报告，立刻电令第2连连长方宗瑶率所部，下城去抄袭敌人的右侧面，他放下电话，又跑到指挥部门外，火速调集师直属部队里的杂兵30余人，和炮兵团的一班人，交第1营副营长刘昆率领，从残破的民房里钻墙穿壁，再去抄袭敌人的左侧面。
吩咐完毕，余程万叫传令兵通知特务连排长朱煌堂，调一排人在师部大门口外集合。他自己裹上绑腿，提了一支短枪，走出师部来。来到门口，他见那一排人已是荷枪实弹，挺立在墙根下，成双行站成一列。这时，文昌庙那儿的枪声喊杀声，已如海啸般地涌过来。余师长迅速地检视了一番弟兄们的姿态说：
“我知道朱排长和你们平素对我、对57师都很忠勇，可军人的事业最后还是在战场上见分晓，现在敌人逼近了师部，正好给你们一个立功的机会，就看你们各自的本事了，好自为之吧！”
言毕，余程万将手一挥，自己在前面提着枪，向文昌庙奔去。朱排长和士兵们，看到余师长首先赴敌，大家都鼓起了勇气，争先恐后向前冲去。朱煌堂多一个心眼，他和两名卫士，紧紧地尾随余程万两旁，寸步不离。
到了文昌庙，敌人的子弹是像雨点般地向街心射来。余程万被朱排长用身子护着，跳进最前的一段散兵壕，匍匐前行，进入到碉堡里隐蔽。朱排长出来后把弟兄们分成两部散开，大喊一声“冲啊——”便沿着街两边的路基向前飞奔，士兵们有的边跑边抛手榴弹，有的边跑边开枪射击，向日军进行猛烈的逆袭。
同时，左侧面刘昆副营长带领的炮兵、伤兵、杂兵30多人，也从西观街民房里钻了出来，到达箭道巷。刘副营长率先一人在街道的障碍物下，三级跳远似的，一层一层地往前跳，逼到敌人的面前就摔手榴弹。
日军调两挺轻机枪，向箭道巷射击，刘昆营长的手臂中了一枪，但他还是伏守在障碍物下，狂呼：“弟兄们，杀呀！杀呀！”
跟在后面的40多名国军，冒着日军的弹雨，占领了箭道巷各散兵坑、障碍物、掩蔽所，开枪投弹，拼尽全力，把敌人向东扩展的势头挡住了。
这时，右侧面的方宗瑶连长，也从西墙北侧白果树那里钻出。这样国军就有三方面的力量了，他们齐声喊杀，接连向敌人发起两次冲锋，把在十字街口向东西南面扩展的敌人，统统逼到了文昌庙的中心地段。
说来也巧，恰好中美空军给57师空投子弹的8架飞机，从正北方向飞来，它们低低地绕着西北城盘旋。国军士兵抬起头来，看见机翼上有中华民国的徽记，便狂呼起来，呼声如潮，简直比枪炮声还响三分。中美空军的护航战斗机，也观察清楚了中日双方交战的态势，就分出两架来，折到小西门城外，对着日军进攻部队的后路，来回扫射了三次。
日军受此打击，伤亡重大，心里恐慌无比，就急忙向北撤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