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告诉我，独立营于日落时从沅江出发搜索前进，沿堤民房荡然无存，湖汊里有一些破船，船上还有不少死难同胞。直至次日拂晓他们才找到一位乡民，他告诉李营长白天有三四百敌人在鸭子港骚扰，入夜后情况不明。李问他破船的由来，乡民悲切地诉说，原来是敌人掳得大批民船，把几条船连接在一起，在武装汽艇威逼下前进，用中国船民的血肉扫雷进军。大部分民船触水雷后船毁人亡。国军士兵听了后都很气愤，于是疾行向西突进。天亮时，到达鸭子港东侧，李晋忻发现堤转弯处有一片坟堆，道路由此下伸到垸中，横过垸子便是鸭子港。
从地形看，这片坟堆很有军事意义，李就命令担任尖兵的文礼中连严密搜索，可是并未发现敌情，于是文连就放心向垸中行进，但此时突遭坟堆内埋伏的日军轻重机枪猛烈扫射，文连损失严重。李晋忻见此情，马上命令炮排猛轰坟堆支援文连，10多分钟后，国军占领了坟堆，毙敌11名，生俘1名，文连则伤亡21人。接着搜索部队发现日军正在鸭子港渡河，显然，坟堆之敌是掩护渡河部队的。于是李营长命令用3个连的兵力附4门迫击炮，以强大火力猛击渡河敌人，日军一批批倒入水中，对岸日军虽然猛烈还击，企图掩护，但终不奏效。此次游击战果辉煌，共消灭日军100余人。
无疑，老人对这次战斗颇为得意。他接着对我说，鸭子港得手后，独立营当天就在原地布防休整。傍晚，接到邹鹏奇团长手令，大意是讲流花口有日军3个仓库，守敌只有1个中队，命令李晋忻立即奔进袭击。入夜，全营没有睡觉即向流花口前进，天亮时发现敌机侦察，李令部队隐蔽，借机休息，准备战斗。这当儿，李晋忻带几个副手爬到前沿去观察，观察的结果使他有些意外，敌人的人数超出了他的想象，他分析从鸭子港撤走的200多日军可能退到了流花口，这样敌人就不止是一个中队的兵力了。敌情有变化，于是他们立即派人把情况向邹团长作报告。黄昏，李晋忻指挥独立营继续向流花口街口搜索前进，抵达距街1公里左右的小松林时，邹团长和另两个营长赶上来了。
他们俘获了一个便衣敌探，是个岳阳人，汉奸，他谈了流花口的地形等概况。李晋忻和邹团长听了后觉得，这个汉奸的供词已经属于陈谷子烂糠，过时了，对他们没多大用处，他们决定自己重新侦察。白天，部队休息，邹团长和三位营长亲自率侦察排摸情况，从望远镜中看到流花口是条小街，堤上多是茅屋，斜面有几栋瓦房，没有炊烟。看不见人，静静地像一条死蛇。他们估计，瓦房附近地形复杂，没有障碍，显然是日军据点。几经寻访，又终于找到一个渔民，是刚从流花口逃出来的，他说半个月前街上的人就跑光了，日本鬼子常用船运一些东西来，几处瓦房都成了他们的仓库。他提供的情报虽不多，但对国军启发很大，首先，不必担心因攻击而造成同胞的死亡，其次，知道了敌人仓库的位置。邹团长决定，先以武力搜索，进一步摸清敌人兵力和火力部署等情况，俟后发动猛烈进攻。
下午，李晋忻派3个排长分率所部扑向流花口，立即遭到日军强烈火力的阻击，果然，敌人的阵势也就一目了然：街南北西口及三处瓦屋都是重机枪火力点，街上自南至北轻机枪有20余挺之多，但未见炮击。从火力看，敌人兵力决不亚于一个大队，从没有配炮看，可能是经各方拼凑的混杂部队，综合所见，大家一致认为流花口肯定是日军的一个补给中转站，攻下该地，对整个常德会战会有极大意义。但日军凭借有利地形和强劲火力固守，国军不易攻下，这时有人提议“围而不攻”，断绝日军与外界的联络，既可完成任务，又能保存兵力。李晋忻则认为敌人前后方联络并非只此一路，围困不足以打击敌人，只有迅速攻下流花口，才会给侵常日军造成后背的真正威胁，即使我方有些伤亡，也要在所不惜。李的意见征服了大家，于是他们决定独立营和邹团本部的炮兵联合起来，归炮连统一指挥，以掩护步兵冲击；独立营攻街北口和两个仓库，邹团的另一个营攻街南口和另一个仓库，任何一处得手后即把预备营投入，扩大战果；并决定于次日晨，在邹鹏奇团长统一指挥下行动。
凌晨6时半，天刚亮，李晋忻独立营率先发起攻击。在敌人密集的火力网下攻坚，危险性极大，尽管有我方炮兵的掩护，进展仍十分迟缓，以每前进一步都要有几名士兵牺牲作为代价。7时半，有3架飞机来援助日军防守，低飞扫射，国军攻势受到挫折。但在战斗中，李晋忻发现街北口敌人的火力较弱，可以是个突破口，于是他断然将攻仓库的兵力折锋转攻北口。果不然，9时稍过，部队即攻占了北口。可是一进入街区却遭到日军更猛烈的抵抗，独立营已死亡连排长3人、士兵百余人，双方胶着至11时，日军一个仓库突然中弹起火，爆炸声震耳欲聋，火光冲天之际，李晋忻令部队乘机再发起攻击，这真是用血肉铺成的道路，前进不过20米又伤亡30余人。午后，街内又有几处着火，但守敌并未动摇，坚持逐屋抵抗，直至日落，国军只前进100余米，攻下20多处房屋，南口尚未得手，伤亡却也不少。
当晚，李晋忻向邹团长建议，敌人因无退路，势必全力抵抗，依原计划理应全歼守敌，但全歼的代价国军也必然伤亡数倍于敌，国军游击远出，并无支援，难以持续作出如此艰巨攻击，不如放弃南口，给敌人引一条后路，然后将所有兵力转攻北口，从北往南席卷，逼敌不再死守而往南择生逃窜，这样虽不能全歼敌人，却可大大减少国军伤亡，亦可达到战斗目的。
这个建议被邹鹏奇采纳了，独立营和另两个营乘夜调整部署。
次日凌晨，国军3个营由北向南压迫日军，9时未到，已攻下大半条街。接着敌人放弃了最后一个仓库。残敌龟缩在街南口内外，经不起国军步、炮兵的协力攻击，终于向南撤走。
此次流花口战斗，歼灭日军200余人，国军伤亡则两倍于敌，打得艰苦卓绝。
老人有些黯然神伤。
不过我倒觉得这一仗是个了不起的胜利，端掉了日军一个重要的补给中转站，这该给守卫常德的第57师减轻多少压力呀。老人可能是因为当时死伤的国军弟兄太多，至今想起来都有些心里酸楚。
事实上李晋忻老人最响的话在后头，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我参加抗日战争以来打得最好的一仗”。
在流花口稍事休整后，独立营即向汉寿前进，李晋忻接受的任务是攻进汉寿县城。沿途无战事。但他们过了三圣宫后，突然发现围堤湖中有日军轻型军舰5艘、汽艇20余只。李晋忻心里痒起来，心想这不是送上嘴来的一块肥肉吗？吃，还是不吃，李晋忻马上向邹团长报告。
邹鹏奇知道李晋忻是匹野马，他怕给独立营放了羊，到时完成不了打汉寿的任务，所以他不赞成吃这块肥肉，要李晋忻还是按计划向汉寿继续前进，不要理睬围堤湖中的敌人。
李晋忻馋得要命，但还是忍住了，向汉寿前进。但他一转念，心里又想，不行啊，如果他置这股敌人于不顾，仍向汉寿奔袭，那么战斗一打响，这股敌人不就要在独立营的背后夹攻吗？他越想越觉得应该打这一仗，于是他又通过电报和邹团长联系，和邹商量。但一时竟怎么也找不到团司令部了，也许他们已与敌接火了。
几个连长摩拳擦掌对李晋忻说：“营长，你下命令吧，咱们打！”
弟兄们的情绪高涨，已不容推辞，李晋忻心头一热，将手一挥：“打！”
一阵枪弹扫过去，落在日军的舰艇甲板上“叮叮当当”直响，又一阵枪弹射过去，几艘军舰的窗玻璃被击得粉碎。哪知道，实力雄厚的日军船艇舰队，根本没把李晋忻他们这支小部队放在眼里，摆出一副不理不睬的样子，不予还击。
这下可把独立营的弟兄们惹火了，他们还没有受到过这样的轻辱慢待，李晋忻下令把炮支起来，“轰，先轰沉它一条船，看它还像不像死猪似的不怕开水烫！”
“咚、咚！”两炮先把一只拴在舰舷边的木筏子炸沉了。“咚、咚……”几炮又把一艘汽艇炸得跳起来，燃起了熊熊大火。
本来日军的舰艇以为李晋忻的独立营只是些散兵游勇，放几枪骚扰一下便会自动离开，可他们打着打着，越打越凶，打得日军终于被惹恼了。
日军的舰艇在湖上绕了个圈子，然后排成梯次队形向岸边边开炮开枪扫射，边推波逐浪地扑来，日军士兵则坐在小筏子上，利用炮火枪弹的掩护，发起凶猛的冲锋。
但敌人在水中，国军在岸上，地形对李晋忻绝对有利，他指挥机枪成扇面横扫过去，“哒哒哒哒……”日军士兵纷纷中弹坠入湖水之中，小筏子也东倒西歪，被打得翻天覆地。
几次冲锋，几次被打退。
这股日军见占不到什么便宜，就偃旗息鼓，停顿下来。
李晋忻还想狠揍它一下，他令一门迫击炮的炮手瞄准那艘最大的军舰，吊几颗炮弹过去。这炮手不仅瞄得准，吊得也准，那艘军舰中了弹炸开了，燃起冲天大火，滚起浓浓黑烟。
“打中它的弹药舱啦！”李晋忻兴奋地喊起来。
日军船艇舰队受了这个打击，本来就不愿过多纠缠，现在更不敢在此再逗留下去，连忙作退缩状，灰溜溜地开远了。
这一仗，李晋忻的独立营击沉敌舰1艘、汽艇8只，毙伤大批日伪军，而国军仅2人负伤。
本来，李晋忻是把这战绩当做喜讯向邹鹏奇报告的，没料到邹团长狠狠地收拾了他一顿，“野马本性不改”，身上带有严重的游击习气，“擅自行动”，“不听指挥”，等等，帽子一大堆。不仅是团长批评，而且战后李晋忻向万玄华叙述这段痛快的战斗时，也遭到了爱妻的埋怨，“你不要命啦，日本鬼子那么多兵力，你就敢去捅它的马蜂窝？我看邹团长批评得对！”说到这里，老人不禁开怀哈哈大笑起来，说，好像我这一仗白打了。
老人的这句话含义似乎很深。
因为，几十年的遭遇说明，不仅老人的这一仗是“白打”了，而且整个抗日战争对他来说，都是“白打”了。
跟着傅作义在1948年“立地成佛”后，李晋忻没有回他的山西老家，而是带着妻子一直往南跑。万玄华在湖南停下后，他还继续向南跑，跑到了广州，他把身上带的金条全换成了美元，买了两张去台湾的船票。在等船期的同时，他托人去湖南捎话给万玄华：赶快来广州，去台湾。但李晋忻踏出去的一只脚，却被万玄华死拖硬拉给拽了回来，不仅她不愿意离乡背井，而且也不让他去，这次野马终于成了家驹。
我对李晋忻老人和至今风韵犹存的万玄华老太太散布了个谬论，不同出身、不同信仰的人，千万别走串了领地，只要你是爱国的，你就尽管呆在你所属的阵营中，否则，将会成为何种政治的牺牲品。
他们这对老夫妻听了后没吭声，但显然他们是明白我的意思。我在想是否我把他们当初的动机和选择估计简单了？
儿女们说，父亲是“英雄难过美人关”，被母亲年轻时的美貌迷住了，所以寸步难挪。实际上，或许他们真有他们当时的想法，历史是个谜，人在谜中不更是个谜中谜吗？
李晋忻在湖南的乡间，厮守着缠绵万般的妻子，默默地当了个小学老师。如果他真是默默的话，也许就一生平安了。可他哪是个甘心沉默的人？
上世纪60年代初，全国又刮起了一个运动。对运动所有的观点，李晋忻基本采取回避的态度，但唯独听到“国民党不抗日”这个论点，他发言了，他说这种说法不对，国民党抗过日。自投罗网、引火烧身，他撞在枪口上了。可在高压下，他仍然是这句话：说国民党千般罪万般过，我都没意见，但说国民党没抗日，我不承认，因为我就是国民党员，我就抗过日。
李晋忻的抗日战争基本“白打了”的说法，就是此地而得来的。因为他“混淆历史黑白”替国民党唱赞歌，所以被判极刑。极刑就是杀头，就是让他一生彻底地空白。
临到死，大概每个人都会“垂死挣扎”一番，李晋忻冷静下来，想起他在北平军调处当参谋时，曾救过共产党的记者，于是他把这个重大情节申诉上去，以求宽大。
那个共产党的记者后来肯定有了相当地位，因为李晋忻一说出他的名字，经查确实，李就由死罪变成了10年徒刑。
“呵呵……”李晋忻老人轻轻地淡淡一笑。
就在他这声淡笑中，一切都过去了。
当笔者和湖南文艺出版社前纪实文学室的主任李一安，乘坐“伏尔加”，沿着一条窄得不能再窄的田间土路，开到最尽头，车到山前已无路时，我们看到了桑榆暮景中老人的身影。老人向我们迎过来，我们情不自禁地紧紧握手，这握手，是否意味着漫漫迢迢跨越了几十年的历史苍茫，一道深深的沟壑在慢慢弥合？
也许有人问，李晋忻不是也被重新发现了吗？你们出版社都组织作家去写他了。
我的这部介乎历史和文学之间的纪实专著，真能起到这个作用吗？但愿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