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当时金团长下令炸炮，炮阵地上的十几位弟兄都不顾这是军令，坚决抗拒，并哀求金团长，不要把这些炮，就这么炸掉。可我知道，不炸不行，撤，是撤不走了，埋到土里，也是项不小的工程，战斗正激烈，无法开展，我向金团长提出推到沅江里去，但冬季沅江的水很浅，把炮运输到江心下沉，不要说交战时刻，就是平时也很吃力，都否定了，最后为了不让炮落入日军手中，金团长才狠心作出决定，炸炮。
大家都哭了，我哭了，金团长也哭了，炮是我们炮兵的命根子，我们和炮朝夕相处，天长日久，都有了感情，谁忍心把它们炸掉！金团长命令我去执行这项任务，我心里真如刀绞一般，但我是副官，我应该懂得基本道理，炮决不能落入敌人手中，如果让敌人用中国人的炮再打中国人，那我们就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族！所以我就抹去泪，派人准备炸药。
炸药安好了，就要点火，我请示金团长，他背过身去，朝我挥挥手。导火索哧哧响起来，就在这时，我万万没想到，那十几个弟兄突然全向大炮扑上去，紧紧地和炮拥抱在一起，起初我还以为他们是想拔引信，但很快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没等我作出反应，炸药就爆炸了，大炮的灵魂和弟兄们的英魂，一齐升上了天空……
我为什么不离开常德，回我的东北老家去？其实自从炸炮后，我就不想回去了，我要在常德呆到死。这儿有我的弟兄们，有我的炮，我不能走，我走了，谁来陪他们呢？
老人深深地长叹一声。
我陪他坐在黄昏的暮霭之中，屋子里光线很暗，我只看见他眼里的那道浑浊的白翳，致使我想象他仿佛是一棵被风雨剥蚀的残年古树。
他不愿意搬迁，故土、新舍，他都拒绝了。他住在这“贫民窟”里，他的对面就是公墓，里面埋有常德会战阵亡将士的忠骨，有他的炮团大炮的残骸，他天天去溜一圈儿，天天那么坐守着。他是一个真正的守灵人。他是一个孤独的守灵人。
火牛阵
冰凉的晨风一阵阵飘过，把浓雾似的硝烟吹散、吹远。北门贾家巷前的阵地还有几株树木的残枝在冒着呛人的青烟，细瘦的枝干上竟深深地插进了十几块焦灼的弹片，标志着刚才进行的那场炮击的严酷、猛烈。
“殷排长，你看——”
阵地上一个像从土里爬出来的中国士兵对殷惠仁排长说。殷排长跟士兵一样，也是满身满脸的烟灰和泥土，他顺着这个兵的手指望去，发现前面的开阔地上，一群跑动着的黄色和黑色皮毛的动物向这边滚滚而来。什么东西？看不清楚。
“进入阵地，准备射击！”殷排长一边睁圆双眼，紧紧盯视着，一边挥手大声命令。
北门原来是169团第2营防守，在日军116师团对北线的激烈围城战中，第2营损失惨重，包括营长郭嘉章在内，阵亡、负伤兵员达四分之三之多。25日余师长调整兵力部署，将第2营撤回城内整编，调实力较完整的第171团第1营第3连接防北门城墙基地。
第3连的连长就是在河洑驻防时，被房东开明绅士的女儿爱恋上的那个马宝珍。偌大的一个北城门，要一个连的兵力防守，实在有些势单力薄，他只有将兵力全打散，分布到左右翼和正面的几个点上去坐镇。派往贾家巷正面阵地的，就是殷惠仁排。
贾家巷是由西北郊引向北门正街的一条街道，依着街道外的短堤，57师工兵已修筑了一条散兵壕，和两个地面碉堡，殷惠仁觉得碉堡目标大，肯定要挨炮击，所以就把队伍全埋伏在壕沟内。果然，日军在拂晓前的一个小时炮轰后，不仅是这两个碉堡，而且连贾家巷的百十幢民房，都完全被夷为了平地。天刚亮，又有数十架飞机来回逡巡，在北门贾家巷一带轮番轰炸和扫射。这样折腾了近一个小时后，才渐渐平息下来。按惯例，接踵而来就该是步兵冲锋了。果然，日军开始进攻，但冲上来的却不是人。
“牛，是牛！”弟兄们看清楚后，惊叫起来。
只见近百头耕牛，被日军用军毯把头蒙住，然后每头牛的尾巴上都缚着根火把，火在屁股那儿一烧，牛便疼得往前狂奔。牛是农家的宝贝，现在却成了日军进攻的武器，平时在田里一贯温顺柔和的耕牛，此刻暴躁如雷，疯了一般地朝国军阵地冲来。
进攻北门的日军部队，是第116师团的133联队，联队长黑濑，是一个典型的民族沙文主义者。就他用的这个火牛阵来说，并不是个新鲜玩意，这原是中国二千年前的老戏法。当年齐国将军田单守卫墨城，曾用这个方法破了燕国的步兵。他把耕牛涂上怪诞的五彩，在它们的角尖缚上利刃，然后把牛几百头列成一排，在它们的尾巴上绑上引火之物，同时燃烧起来，牛烧灼得痛不过，就向前乱冲。战国时打仗多用战车阵，燕国的兵，看见五彩怪兽横冲直撞，一时没了抵御的办法，战车行列就让火牛冲得七零八落，结果大败。
但黑濑用火牛阵，却另有一层意思。他认为大和民族是优秀的民族，日本人非常珍贵，让日本士兵就这么在进攻中轻易地死去，实在太可惜，所以用牛来代替人冲锋，让牛的生命换取他那些优秀人种的生命。按理说，这不符合日本人一贯提倡的“武士道”精神，日本在很多时候，是主张用精神和肉体来代替物质性的武器，和敌人作殊死搏斗的。譬如东条英机在众议院预算总会的答辩词中说：“战争是由三要素组战的。第一是人，我认为第一要素非常重要……”他在视察某航空队训练所时，问训练中的航空兵：“用什么击落敌机？”一各航空兵回答说：“用子弹击落。”东条说：“这样回答不行，是用人击落的！”后来日本以特攻队的身体去冲撞的战术，也是体现了人命优于物质的军事思想。所谓肉体死亡，精神永存的“叶隐”精神，在日本人心里是非常根深蒂固的<1>。发展到最后，有的日本大臣都向天皇提出用“一片玉碎”的全民决战来挽救败局，所以说，虽然日本人很自视民族高贵，却又是不怕牺牲的。
但这仅是事物的表面，因为大和民族的“叶隐”精神，从本质上来说，是针对比它更强，或者说和它一样强的民族的，而对那些他们认为是劣等的民族，比他们差档次的民族，日本人是绝不轻易以命换命的。这可能是一种等值或不等值的指导思想在起作用。
其实中华民族也有这样的现象，中国人对强大的“美国鬼子”和“苏修”不仅敢于刺刀见红，而且舍身炸碉堡，拉响爆破筒与敌同归于尽的英雄故事层出不穷，毛泽东也曾经下过这样的论断：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武器，而是人。人在与比自己厉害的对手交战中，不仅操纵武器，而且还变作了武器投射出去。但对嘴巴硬，底气虚的越南人，中国人的表现就完全不是这样。1979年的边境还击战，一位著名的老将军为减少战士过雷区的危险性，就毅然决定，也采取火牛阵的战法去冲锋。在许多次的进攻中，为把战士的伤亡率压到最低限度，指挥员通常是倾其全力，先用炮轰，轰到把山头削平，只需跑上去补几枪消灭残敌为止。人在此时，又成为最宝贵的生命财富了。
拉开距离看，这些说法作为战争心理来探究是颇值得玩味的，但处在实际的战争状态中，受到藐视对待的一方，就会因为这种不平等的作战方式而感到羞辱，他们决不会接受。
“不要射击！”殷排长命令。等他看清楚了确实是牛之后，他气得满脸通红，大骂道：“小日本鬼子，他妈的不用人来打，用牛！这牛还是咱中国人的牛！他妈的胆小鬼，他要怕死的话，就别来侵略呀！”他骂完了，就令弟兄们：“大家都散开，让牛冲过去，咱们不和牛打仗，更不和中国人的牛打仗，咱们打就要打小日本狗强盗，等他后面的人冲上来，狠狠地给我打！”
牛冲上来是漫无目标的，而且它们的眼睛被蒙上后也看不见东西，反正就是一直向前跑，跑到掩体前，因为壕沟浅而且窄，所以奔跑着的牛很轻易的就跨过去了，没跨过的挣扎几下也脱身了。所以，这火牛阵基本上没起到什么作用。
紧跟在火牛阵后面的，就是日军的波状部队。这个波队共有400人以上，组成塔式的6个波，列成一、二、三阵式。在波队冲锋的同时，日军又用迫击炮封锁殷排的退路，使他们不仅没有撤退的可能，而且后方的增援兵力也送不上来。这次敌人是拿出了势在必得的架势，做最凶猛的一次攻击。
看到这情景，殷惠仁排长也热血沸腾，豁出来干了。他命全体弟兄都把手榴弹拧开了盖握在手里或挂在身上，待到日军逼到很近的距离，几乎就要面对面的时候，全从堑壕里跳将出来，这样，对方连举枪扣扳机的工夫都没有，国军士兵手里的手榴弹就爆炸了，火花开处，敌我双方都人仰马翻，地上躺倒一片。
日军是分成6个波上阵，殷排长的弟兄也分作6个组与敌同归于尽。日军最后一个波进入阵地后，殷惠仁率了残余的几个弟兄，包括负伤的士兵，撕裂了嗓门虎吼一声，便投着手榴弹冲上前去。冲到日军堆里，根本就不需要肉搏了，把手里的弹壳往日本兵脑袋使劲砸去，砸的时候小指已拽开了导火索，一声声爆炸的轰鸣全消失在硝烟火焰之中了。
阵地安静下来。一片狼藉中，几头茫然无绪的牛，在尸横遍野的田地里踯躅。
平均算下来，每个国军士兵起码赚了近十个日军士兵的命。殷惠仁在告诉黑濑：中国人的命一点都不比日本人的命贱。
毒气弹
如火牛阵同出一辙，日军又在步兵冲锋前大量施放毒气弹。尤其是西北方向的日军，因为他们在上风口，所以他们不怕毒气会吹到他自己的头上。
这种毒气弹爆炸后，散发的多是芥子气味，乍一然嗅到很像是厨房里在炒辣椒的味道。中国军队装备落后，防毒面具根本不能在前线作战部队普及，土法上马的器械，就是随身带一条毛巾，上面抹些肥皂和酒，捂在脸上。连肥皂和酒都没有的话，就把棉军服的棉絮抽出一块来，把自己的小便撒在上面，然后把它塞在鼻子和嘴巴里。
日军在常德不仅使用过毒气弹，而且还进行过细菌战。1941年，湖南省卫生处主任邓一韪先生，曾以防疫特派员的身份，率领防疫人员前往常德协同防治日军投毒后带来的鼠疫病。据邓先生回忆，那年农历9月16日的早上6时许，天刚破晓，浓雾弥漫，常德市区发出了空袭警报。随即有巨型日本飞机一架由东向西低飞，在常德市上空盘旋三周后，又从西门外折转市区。当其折转低飞时，没有投掷炸弹，而是在市内鸡鹅巷、关庙街、法院街、高山巷以及东门外五铺街、水府庙一带，投下大量的谷、麦、豆子、高粱和烂棉絮块、碎布条、稻草屑等物。
日机投下谷、麦等物后的五六天中，在常德市的大街上常有死老鼠发现。有的病鼠在大街上爬行迟缓，致被行人践踏而死，街谈巷议，以为怪事，但没有人将死老鼠送医院检验，地方当局也没有引起注意。
11月12日，12岁的女孩蔡桃儿，由母亲背着来到常德广德医院急诊。桃儿母亲诉说，她家住在城中关庙街，先天晚上，桃儿吃了晚饭，到夜间9时左右，忽然畏冷、寒战，继而发高热，周身疼痛，整夜吵闹不安。经谭学华医师抽取病孩的血液及腹股界的淋巴节液，涂在玻璃污上染色检查，发现有少数两极染色较深的杆菌，初步诊断是鼠疫症。当即收留桃儿住院，隔离治疗，当夜，患者病况更加严重，多方抢救无效，13日上午死亡。
继蔡桃儿之后，关庙街、鸡鹅巷一带相继发生病例多起，往往没等医治就迅速死亡。染疫人数一天天增多，平均每天在10人以上，一人有病，波及全家。据后了解，蔡桃儿一家就死去两人。疫势严重蔓延，市民们谈鼠色变。
国民党湖南省卫生处最初接到省府转来的常德疫情电报后，认为是日军进行细菌战的结果，因此，急电重庆国民政府请示处理办法。得到复电的大意是，不得谎报疫情，有关国际信誉。后来知道真正发现了鼠疫病人，才开始认真重视，派出医疗防疫队赴常德。
由邓先生和护士长林慧清率领的医学职业学校学生50余人组成的省医疗防疫队抵常后，即向专署报到，并商量防疫办法。首先，设立隔离医院。
隔离医院设在东门外约两华里的韩家大屋，是迁走10余户居民，利用其住房临时改建的。房屋周围挖了一条一丈五尺深、一丈二尺宽的壕沟，引水灌注，使之与外界隔绝，并防鼠类窜入。沟上架设了活动木桥，以便随时出入。
火葬炉设在西门外，前后共火化了360余具尸体。当时群众对火葬很有抵触，防疫队强迫实行，并将已掩埋的染疫尸体也挖出来火化，因此弄得人心惶惶。一些群众怕火葬，往往有病不报疫情，或在夜晚偷运出城埋葬。东门外陈家大屋有个80多岁的老人病死了，家人不愿火葬，就在深更半夜偷偷埋在自家菜园里，结果惨剧发生了，家里去菜地里种菜拔菜的人，去一个病一个，病一个也就死一个。一家人全死光后，才被防疫队发现原因，经查，他家的土质、水源全被污染，大面积消毒后才渐渐绝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