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胶州湾事件爆发时，中国思想界正在酝酿新一轮变法维新思潮。两年前在北京出尽风头的康有为虽然不知道北部中国发生了什么事，但他恰巧离开差不多隐居讲学两年之久的故里广州，于1897年9月至上海。稍后至杭州西湖泛舟。11月，复还上海。
伏阙忧危数上书
在上海，康有为拜会了文廷式，向他讨教北京官场的情况。文廷式是珍妃的老师，师生关系非同寻常，而且因光绪帝宠爱珍妃，爱屋及乌，皇上对文廷式自然是另眼相看，推崇备至；而文廷式则自以为当今帝师，有时不免不知收敛，无形中不知惹得多少显贵不舒服。
但不管怎么说，文廷式是京城乃至全国范围内的显要名流，只是由于他深深介入了宫廷内部纷争，于是在甲午战争后失宠于慈禧太后，又受到言官弹劾，遂被驱逐回江西原籍，郁闷中经营煤矿，等待时机东山再起。文廷式不仅对京城官场的人脉了如指掌，而且自认为帝党中坚，当然乐意为帝党物色康有为这样的青年才俊。
康有为与文廷式也不是初次认识，他们于《马关条约》签订前后，一起在京师从事过救亡运动。文廷式在甲午战争后力主追究李鸿章的责任，并予以严惩。对于《马关条约》，文廷式痛心疾首，坚守拒约、迁都、抗战三大原则，这些主张都深刻影响了康有为。
稍后，文廷式为改革现状，挽救国家，在北京发起成立强学会，思开启风气，变法图强。康有为、梁启超闻讯加入，并逐渐成为该会领袖人物。康有为与文廷式政治理念比较一致，因此文廷式也就乐于为康写了密札数通，为其到北京后疏通各方面关系提供方便。
康有为此次北京之行主要是为了请求清政府准许国人移民巴西。康以为中国人满为患，若大规模移民巴西，不仅可以化解这个问题，而且可以在巴西建立一“新中国”。据康说，这个想法由来已久，在1895年公车上书后似乎就已坚定了这一信念，在其当年不得不离开京师南下时，曾与友人陈炽郑重相约：“君维持旧国，吾开辟新国。”广东具有移民海外的悠久传统，如果一切顺利，康有为可能会成为海外移民的领袖，在巴西广袤的土地上建立一个以华人为主的新国家。
然而甲午战争后，中国的政治不仅没有多大变化，而且在康看来，简直是一切不变、压制更甚，心虑必亡，于是“欲开巴西以存吾种”的信念更加坚定。与此同时，康遇见葡萄牙人及曾经游历过巴西的中国人，知巴西政府曾来约通商招工，其使至香港，而甲午战争起。巴西使节在香港逗留数月，本计划战争结束后与中国方面进行谈判，不料战事久拖不决，只好空手返国。而香港、澳门的商人获悉此消息后，均愿承担此任，尤以何穗田的计划最为详尽，任雇船招工之事。
何穗田又名何廷光，澳门巨商，且具有非凡的政治眼光，与孙中山、康有为等人都有不同寻常的交往。康有为此次赴京，其实只是为了这桩移民巴西的生意。
在北京的那些天，康有为主要为移民巴西的事奔波。他通过关系找到当朝大臣李鸿章，向李详细介绍了这个构想。李鸿章原则上表示同意，只是他略感困难的是，此事并非中国政府说了算，而必须待巴西政府委派专使前来谈判乃可行。
李鸿章的表态合乎情理，在这种情况下，康有为再待在京师似乎已经没有多大必要。
在这一短暂时间里，正是中国外交危机急剧发生及变化的关键时刻。由巨野教案引发的胶州湾危机弄得朝中大臣不得安宁，尤其是德国政府不仅不肯让步，反而步步进逼，至12月5日出兵占领即墨城，故意扩大事态，迫使中国政府让步。
康有为有着天生的政治热情，他是不得已才从事移民巴西的商业活动，一旦有机会参与到现实政治中来，政治热情使他很快放弃一切。这段时间，因文廷式等人的关系，接触了不少像李鸿章、翁同龢这样的朝中大臣，他与他们的地位虽然比较悬殊，但这并不影响他发表自己对这些外交危机的看法。因为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康有为曾就中国政治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向清政府表达过意见，这几次上书虽然都没有取得具体效果，但康有为的名字在京城官场似乎并不陌生。所以，胶州湾危机可能是清政府的外交难题，但对康有为来说，无疑使他因此获得了一个难得的发言机会。据他自己后来描述，胶州湾事件确实给他极度脆弱的心灵以致命打击，爱国保种之心油然而生，于是奋笔疾书，上书言事，很快草就《外衅危迫分割洊至急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以少存国祚呈》。康有为期待由此重演1895年公车上书故事。
在这份后来被称为《上清帝第五书》的文件中，康有为详尽分析了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以为甲午战争后三年来，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瓜分中国为言。其分割之图，传遍大地，筹划详明，绝无隐讳。康有为推测，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实在为列强瓜分中国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德如成功，列强必群起而效尤，诸国咸来，并思一脔，瓜分豆剖，渐露机牙，犹如地雷四伏，导管遍布，一处火燃，四面皆应，胶州湾事件只不过是列强的借口而已。
在康有为看来，中国如欲摆脱被动的国际环境，只有在内政上下功夫，使中国尽快以近代民主国家的形象出现在世界舞台。至于如何变法，康在这份奏折中提出上中下三策：
上策：取法俄、日以定国是，铲除旧制度根基，建立君主立宪体制。
中策：大集群才而谋变政。
下策：中央政府拱手无为，听任疆臣各自变法。
康自信，实行上策，国家可以富强；能行中策，中国还可以维持积弱的局面；仅行下策，大清王朝则不至于尽亡。若徘徊迟疑，因循守旧，上中下三策都不实行，那么幅员日割，手足俱缚，腹心已刲，大清王朝欲为偏安，无能为计，必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人宰割，终必如前明一样，重演煤山故事[1]。
康有为此时的官方职务为工部主事，理所当然，这份建议书要想上报清廷政治高层，只能通过工部主管予以转递。不料工部尚书淞溎读到“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时，以为这些词句尽管说得极为痛心，极为真诚，但无疑具有明显的“犯上”倾向，至少不是吉祥之言。淞溎为此极为震怒，而且决定不能以工部的名义转递。
淞溎字寿泉，满洲镶蓝旗人。原为翁同龢任工部尚书时的属员，据说是翁一手提拔起来的。翁同龢获知康有为上书情形后，觉得有必要通过正常渠道将这份上书送到光绪帝手里，所以他凭借自己与淞溎的交情，先后两次到工部与淞溎交涉，做疏通工作，劝他将这份上书转呈。或许是淞溎受到其他更高层面的压力，或许是他真的认为这份上书没有多少价值，总之他并没有听从翁同龢的劝告。
不过，康有为在呈递给工部的同时，就有意识将这份上书分发出去。京城内外广为传抄，且刊载于报，受到一些士大夫和开明官僚的称赞。而翁同龢大概也是通过外间的流传看到这份上书，才找淞溎进行交涉的。
翁的交涉并没有起到作用，京城官场上关于这件事的各种传言大概也使康有为有点不快。总之，根据他的既定计划，将于1897年12月11日（十一月十八日）离开北京，返回南方，因为“是时将冰河”，不便久留，所以“行李已上车”。
临行前，康有为又草三疏交内阁侍读杨锐分转监察御史王鹏运、给事中高燮曾上之，又与户部主事曾习经（刚甫）相约同赴都察院面呈，并先与都察院主管徐寿蘅言之。就政治理念而言，康有为清楚地知道徐寿蘅本属旧党，不过他的优点也很突出，即“能待士”。徐寿蘅看了康的上书后，并不像淞溎那样以为有什么问题，很爽快地答应将这份文件转呈清政府高层。
当此时，梁启超的内兄、时任刑部左侍郎的李端棻也在胶州湾事件的刺激下，激昂忠愤，欲联九卿上书清廷，于是康有为在临行前也为他起草了一份奏折。不过遗憾的是，当李端棻拿着这份奏折找人联署时，竟然没有人同意。不得已，李端棻将此折转交国子监司业贻谷上之。
处理完这些文件后，康有为前往当今帝师翁同龢的官邸告辞。翁不在家，康“投以书告归”，留个纸条，说他将在今天（12月11日）返回南方[2]。
翁同龢并不是故意不见康有为，这些天他正为胶州湾的事情忙得不可开交[3]。所以当他退朝回家看到康的留言后觉得有必要劝他留下，以为外援，遂以帝师之尊枉顾南海会馆，明确告诉康不要走，并告诉康，他已在今天早朝时力荐康于上矣，谓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举国以听。相信朝廷不久将“大用君矣，不可行”。
或许是翁同龢知道光绪帝将大用康有为的心迹，或许是其真的爱才如渴，总之，翁期待这位将来终有一日掌握清政府大权的年轻后生要耐得住寂寞，不要计较一时之得失，不要因为这些小小的挫折就放弃多年的追求，更不应该因为上书无法转至高层就意气用事一走了之。他似乎还就自己所知的一些情况做了介绍，甚至向康表白自己也是主张变法维新的新党，与他在本质上是同道。
在翁的劝说下，康有为回心转意。他觉得无论从哪个方面说，自己都应该继续留在京城利用已赢得的机会，更应该对得起翁师傅的厚爱，为国尽力，为国效忠，在政治场上进行一番拼杀，以达到光宗耀祖、留名青史的人生目的。不管怎么说，康此时至少相信，留在京师进行政治投资，肯定要比回到南方进行移民巴西的商业活动有利得多，也有效得多。
对于翁的诚恳挽留，康有为感激至深，他在后来所作的一首诗中比较真切地留存了这次晤面对其后来的深刻影响。诗中写道：
胶西警近圣人居，伏阙忧危数上书。
已格九关空痛哭，但思吾党赋归欤。
早携书剑将行马，忽枉轩裳特执裾。
深惜追亡萧相国，天心存汉果何如。
诗意虽然比较隐晦，但多少透露出他们谈话的信息。他把自己与翁的关系比喻为韩信与萧何，说翁深夜来访并挽留他，就是萧何月夜追韩信，是大清王朝礼聘能够辅佐江山的能臣贤相。他在这首诗的“题记”中说得更明白：“胶变，上书不达，思万木草堂学者，于十一月十九（12月12日）晓，束装决归。是日朝，常熟力荐于上，凌晨来南海馆，吾卧未起，排闼入汗漫舫，留行，遂不获归。”[4]不过这次见面并不见于翁同的日记。
开学会振士气
翁同龢的挽留是康有为中止回归故里的原因之一，而康最终决定留在京师的另一背景是另外一位官场朋友、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曾的帮助。
高燮曾（1841—1917），字理臣，名楠忠，湖北孝感人。同治十三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甲午战败，高燮曾联名上奏折弹劾李鸿章误国，要求惩处，以儆将来，又曾疏指慈禧太后懿旨有“挟朋比私，淆乱国是”之语，具有浓厚的维新思想。
根据康有为自编年谱的记载，他在戊戌年间曾数次为高燮曾代拟奏折，可见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康在准备离京南下时，曾草三疏由杨锐分发给王鹏运、高燮曾寻机上奏清廷。这次草拟的奏疏特别是康转交给高燮曾的那份奏折究竟是什么内容我们不太清楚，但根据他的一贯做法，似乎是借助高的力量推荐自己。12月12日，高燮曾向清政府呈递了一份《请令主事康有为相机入西洋弭兵会片》。这是清政府官员第一次正式举荐重用并请求皇上召见康有为，因而引起了清廷的高度重视。片上当日，即有上谕责成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酌核办理”[5]。
然而由于高燮曾的建议有违清廷惯例，所以总理衙门在经过研究后并没有采纳。这其中并不像康有为后来回忆的那样有多少阴谋，因为高的建议不仅有违惯例，而且从当时的实际情形看，委派康有为相机参加西洋弭兵会更不是当时之急务，不需要现在就做出决定。总理衙门当时最头痛的事情还是正在进行中的中德、中俄交涉。也正是在这一交涉过程中，康有为不断从旁介入，方有后来故事的发生。
清政府没有很快启用自负的康有为，这其实也在康的预料之中。所以当他决定继续留在京师从事政治活动的时候，政治策略实际上就已形成，即继续采取先前行之有效的政治手腕：既上书求变法于上，复思开学会振士气于下[6]，以双管齐下的老办法，在向清廷上书的同时策动正在京师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成立新的政治组织，并以此为阵营，相机联名上书，向清政府施压，重演1895年公车上书故事。
1898年1月5日，康有为策动在京广东应试举人及各界名流二十余人聚会于南海会馆，宣布成立粤学会，欲续先前强学会之旧，意在团结粤籍维新志士。康又觉得各省会馆皆为各地京官会集的中心场所，因此值得在各省会馆中推广这一以地域方式命名的新学会，于是草疏交江西道监察御史陈其璋上言，请将总署同文馆群书颁发各省会馆，以便各京官讲求。正是在粤学会的影响下，清政府接受陈其璋的建议，下旨办理。各省旅京志士纷纷成立区域性的维新团体，从而使百日维新前的新学会总数急剧上升。
在创办成立粤学会的同时或稍前，康有为还与詹事府中允文焕、翰林院编修夏虎臣等满洲官员数人计划筹组“经济学会”，拟将京中八旗士大夫自亲王及各大臣以下集中在经济学会的旗下，“讲求实学，可以为天下风气”。由于该会的组织构成以八旗贵族为主，故曾一度有“八旗学会”之称[7]；又由于此会的主体为八旗士大夫，因此康有为等人计划邀请庆亲王奕劻主持，并将已拟定的章程送呈，甚至已代他草就序文。奕劻原则上答应了康有为等人的请求，但对“经济学会”这一名称略有异议，坚持要删除“会”字。奕劻的意见不为康等人所接受，“议不合，事遂已”[8]，经济学会最终胎死腹中。
经济学会虽然没有办成，但康有为办学会的想法正浓，于是他令原福建巡抚丁日昌之子，时有“四公子”之誉的丁惠康协助满洲贵族弟子寿富创办“知耻学会”，其宗旨是“警顽傲，励自强”。
知耻学会的筹设似乎比较早，至少在1897年9月26日出版的《时务报》第40册上就刊载有梁启超的《知耻学会序》及寿富的《知耻学会后序》。梁在这篇文章中着重强调经过甲午战争的惨败，已经证明中国确实处在危机之中，中国人应该由此而觉悟，更弦易辙，知耻而后勇。然而反观中国现实，官、士、商、兵、民，几无一真知中国所面临的真实处境，无一真知中国之耻。他指出，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偶然的失败并不可怕，但举国上下在失败之后而不知耻，则是更可怕的事情[9]。
知耻学会的内部组织及其活动情况和影响，由于史料阙如，现在都已不太清楚。有学者结合寿富的整体活动，认为该会的创设“在当时清朝官僚士大夫间颇有震动，对外地也有影响”[10]，而另外一些学者则根据梁启超的记载，以为知耻学会之设，“都人士咸以为狂，莫或应也”[11]，以为此会的参加者寥寥无几，影响不大[12]。
康有为在京城的政治活动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以各省会馆为中心成立地域性的政治团体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各地官僚“排排坐，吃果果”的心理，各地政治新人对此格外热心，期待在这种新的政治操作中寻找到脱颖而出的机会。1月31日，闽籍内阁中书林旭遍谒福建省籍旅京同乡贤达，鼓吹成立闽籍旅京人士参加的新学会，一日而成，闽籍旅京知名士大夫云集福建会馆，宣布成立闽学会，福建在京名流张铁君等为领袖。
继闽学会而成立的是关西学会。关西学会又称西学会[13]，成立于1898年2月8日[14]，发起人为陕西、山西旅居京师的二品顶戴山西候补道朝邑阎乃竹、山东道监察御史醴泉宋伯鲁和工部员外郎咸阳李岳瑞等，“学会题名”者还有内阁中书渭南雷延寿、户部主事郿县王步瀛、户部主事咸宁王凤文、候选府经历渭南焦连城、举人咸宁张翰等。关西学会当时公布的成立缘起强调主要是基于甲午战败的刺激，欲组织学会，唤醒国人，更要唤醒沉睡已久的关中人民。
根据制定的学规，关西学会确乎为一学术性的维新团体，其目标为推动中国的变法维新运动，其方法则是从学术入手，致力于学习西方及日本的语言文字、自然科学等。对于外省有识之士，关西学会也不拒绝其参加，愿入会者，不分畛域，一律延揽，所有会员，交会费二十金，享有会员同等待遇，每星期聚会一次不少于四小时，各以读书所得，质疑辩难，会员若有著述，也可互相质证，以期相互提高[15]。
3月，由川籍内阁中书杨锐与川籍刑部主事刘光第等人积极奔走，邀集旅京川籍同乡募集巨资，仓促在北京四川会馆发起成立蜀学会，又在北京善堂旧址创办蜀学堂。杨锐、刘光第二人与湖广总督张之洞有着非同寻常的特殊关系，因而他们所创办的蜀学会、蜀学堂虽然也与康有为此时重续强学会之旧有关，但其显然不以康的学说为指导理念，而是以张之洞为其精神导师，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强调学会及学堂都应该兼习中学和西学，以“讲新学，开风气，为近今自强之策”贯彻始终。学会定期召集会员聚会，纵谈家国天下事，商讨强中国、强四川的战略方针；学堂侧重于为新政培训人才，为各省养成新学方面的师资。
在康有为等人创办新式学会思想的影响下，特别是在胶州湾危机的深刻刺激下，一度消沉的知识分子再度活跃，形成第二次创办新式学会及学堂的高潮。在1898年春那短短的时间里，直隶、湖南、浙江、江西、云南、贵州等省在京人士都差不多被康有为等人鼓动起来，准备或已经成立各种各样的新政治团体。
新政治团体的相继成立为康有为的民间政治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使他拥有了相当重要的政治背景、丰厚的人脉及人事资源。于是他在利用自己工部主事的官方身份从事政治活动，不间断地通过各种渠道向清廷递交奏折外，更注意利用民间力量向清政府进行舆论方面的施压。3月19日，康有为向总理衙门提交《为胁割旅大覆亡在即乞密联英日坚拒勿许以保疆土而存国祚呈》，坚决反对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以免引起英、法等列强的仿效，进而瓜分中国。25日，康有为拟就《俄患孔亟所请宜坚持勿允谨陈三策以资抵御折》，建议清政府将旅顺、大连开辟为通商口岸，供各国通商；或联合英日与俄国对抗；或设法向美国贷款数万万以练陆军、创海军，进而与俄国一决雌雄。
这些建议都没有能够阻止清政府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的既定政策，于是他决定联合各省举人集体上书，继续向清廷施压。3月27日，由康有为口授、其弟子麦孟华笔录的《乞力拒俄请众公保疏》，在其弟子梁启超、龙应中、况士任等人联络下，由两广、云贵、陕西、山西、浙江、江苏等省在京应试的百数举人联名，送达都察院。不过，由于清政府已经决定接受俄国的租借要求，这份上书并没有转送清政府高层。
爱国的权利
零星的请愿活动不足以引起清政府高层的警醒，分散的政治组织也不可能发挥真正的作用。经过甲午战争后三年大体平静的发展，清政府内部和士大夫阶层对于新的政治问题失去了必要的敏感，要想重新唤醒他们的觉悟，促使他们重新关注中国的生存危机，意识到中国犹若鱼烂瓦解，危在旦夕，而举国处于沉舟之下、覆屋之中[16]，康有为觉得有必要联合各个分散的新政治团体组建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政治团体，以申国愤[17]，使少数先知先觉的爱国热忱化为全民族的自觉行动。
有这种想法的知识分子和中下层开明官僚在当时也不在少数。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当此时也有意联络在京应试举人成立全国性政治团体，以民间外交压力去应对俄国政府要求清廷允诺其租借旅顺、大连的蛮横主张。经过协商，李盛铎与康有为达成合作的意向，由他们二人作为主要的发起人，开始筹建全国性政治团体保国会。
经过一番紧张筹备，1898年4月17日，保国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南横街粤东会馆举行，到会的有各省应试举人及京城中央各部上至二三品大员、翰詹科道、各部员郎主事，下及在京之行商坐贾等二三百人[18]。
粤东会馆的入口处大书保国会的标语，在后院戏楼设置的会场上，人声鼎沸，座无虚席。康有为发表了极富激情、声色俱厉的演讲，历数西方列强在鸦片战争以后短短半个世纪，尤其是进入1898年以来这几个月中，向中国提出的一系列无理要求，企图联手瓜分中国，中国当前面临着国土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的生存危机。与西方近代国家的国民相比较，康有为认为，当今中国人犹如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只能供人驱使，听人宰割。这实在是人类社会的大悲剧，是中国人的奇惨大痛。他期待肩负着民族责任的士大夫阶层能够重新振奋起来，激励其精神，增长其心力，联合全国四万万民众，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卧薪尝胆，人人热愤，惩前毖后，以图保全国地、国民和国教。中国如果不能充分利用目前危机进行政治体制方面的全面改革，那么势必要重蹈缅甸、越南、印度、波兰等国覆辙，或亡国，或沦为西方某一大国的殖民地[19]。
康有为的演讲极富感染力，当讲到伤心悲痛之处时，泪随声下，听者无不为之动容，甚者随之而泣下，整个会场充满着肃穆庄严的气氛[20]。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讨论了保国会的章程及组织机构，宣布保国会正式成立，并期待各省迅即响应，成立各省分会。根据当日议定的章程，该会实际上具有明显的近代政党性质。它的宗旨是保国、保种和保教，具体而言就是保全国家之政权、土地，保全中国民族种类之自立，保全孔子圣教之不失。其具体运作方式就是广泛团结全国士大夫阶层，对内共同讲究内治变法之宜，讲究经济之学，以助有司之治；对外讲究外交胜败之故，刻念国耻，激励奋发。其组织形态是在京师及上海两地设立保国总会，各省各府各县皆设立相应分会，形成全国性组织网络。会中公选总理、值理、常议员、备议员、董事各若干人，分别负责会中各项事宜。对于入会会员，章程也有明确规定，既欢迎志趣相投者随时入会，也对那些心术品行不端、有污会事者予以拒绝。会中同人要遵守北宋吕大均兄弟在其家乡奉行的《蓝田乡约》中“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患难相恤、礼俗相交”等基本原则，努力提高会员道德修养水准，必求心术品行端正明白。至于保国会的经费来源，主要依靠会员的捐赠。
保国会成立后，立即遭到了一些人的攻击。最先发难的是来自康、梁的广东同乡——礼部尚书许应骙及兵部左侍郎杨颐攻击保国会“惑众敛财，行为不端”[21]，必须严加斥逐，警告广东同乡不得再允许康、梁及其所谓保国会在粤东会馆聚会。
刚刚宣布成立的保国会尽管良莠不齐，可能也会有行为不端之徒以及惑众敛财的嫌疑。不过从总体上说，它的成立毕竟合乎当时的实际需要，因此反对者的意见在当时的舆论背景下只是一种政治攻击。粤东会馆不敢再让保国会使用，但这根本无法阻止保国会在堂堂京师继续举行活动。4月21日，保国会假宣武门外达智桥胡同河南会馆嵩云草堂举行第二次大会，公推梁启超等人发表演说。
梁在演说中指出，甲午战败后三年相对平静的政治发展严重麻痹了中国人的心智，使许多中国人以为中国在列强相互竞争的国际环境中必将逐步获得恢复和发展，西方各国在中国相互利用又相互冲突的利益均衡足以保障中国不被他们所瓜分。中国之亡，不亡于贫，不亡于弱，不亡于外患，不亡于内讧，而实亡于中国士大夫阶层之不知真相的空发议论，以自己的善良愿望代替对国际国内环境的真切观察。梁认为，经过甲午战争后三年调整，国际环境、东亚政治格局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中国的民族危机并没有从根本上获得化解，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一刻也没有停止。最近所发生的一系列外交冲突已清楚地表明民族危机就在眼前，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亡国灭种的关键时刻，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充分利用这一时刻行动起来，组织新的政治学术团体，以讲究救国之道，唤醒民众，救亡图存。梁启超相信，“人人如是，而国之亡犹不能救者，吾未之闻也”[22]。
梁的演讲说理充分，感情激昂，对于动员激励士大夫阶层组织起来，参加以保国、保教、保种为宗旨的救亡图存运动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甚至使清廷部分当权者也觉得有必要重新检讨几年来的内外政策。
4月25日，保国会又在贵州会馆举行第三次集会，进一步扩大了政治影响。先后列名参加保国会的人数，仅《京城保国会题名记》就有一百八十六人，而全国各地先后参加的人数则一直没有完整的统计。再加上与保国会具有重要关系的各地及京城相继成立的保浙会、保滇会、保川会等不同名目类似团体，其政治影响确实已不容小视。
保国会的政治影响正在逐步扩大，但反对的力量也开始重新集结。在保国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的前夕，“恶西学如仇”的体仁阁大学士徐桐就以座师身份将保国会的另一重要发起人李盛铎找来责问，深怪李作为国家公职官员不该参与组织这类民间政治组织，致使他在第一次大会召开时借口别有要务而迟到[23]。此后不久，李盛铎又受到荣禄的责怪，于是李宣布退出保国会，不再参加任何活动。
同时，荣禄还向外放话称，康有为妖言惑众，僭越妄为，成立什么保国会，简直是混账之举。现在许多大臣都未死，即使亡国也轮不到你康有为去保。并扬言对康这样的人非杀不可，以绝后患。对于其他有意参加保国会的人，荣禄警告他们小心自己的脑袋[24]。
徐桐、荣禄等人对保国会的态度很快传播出来，从而使那些本来就与康、梁等人政治见解有异的反对者更加肆无忌惮。4月26日，浙江籍举人孙浩在吏部主事洪嘉与的指使下向清廷上奏《驳保国会折》及由洪嘉与拟定、由孙浩署名的《驳保国会章程》，对保国会及康、梁等人竭尽谩骂之能事。攻击康、梁等人厚聚党徒，擅自成立什么保国会、保浙会之类的政治组织，是干涉宪典，妄冀非分，务在动摇民心，瓦解国基，形同叛逆。如果真的依从康、梁等人的政治见解进行政治改革，必将天下大乱，华夏糜烂，人民流离失所。他们指出，康等竭力鼓吹的所谓变法维新，就其本质而言是“尽变成法以从海西，是谓客强而非自强”[25]，根本无法解决中国问题。
5月2日，御史潘庆澜向清廷最高当局呈递《请饬查禁保国会片》，指认康有为等人擅自成立保国会是“聚众不道”，不利于政局的稳定，建议清廷予以查禁，以绝后患。第二天，曾经参与发起保国会的李盛铎见势不妙，担心自己受到牵连，亦“幡然悔悟”，向清廷呈递《会党日盛宜防流弊折》，建议清廷尽快将保国会之类政治组织予以查禁。5月17日，御史黄桂鋆上奏参劾保国会及保浙会、保滇会、保川会等政治组织均是保国会党包藏祸心，乘机煽惑、纠合那些落第举子而成立的非法政治组织，他们逞其簧鼓之言，巧立名目，以图耸听，希望能够博得政府的准办谕旨，便可以此为“揽权生事之计”。如果政府允许并宣布保国会合法，允许各地类似政治组织成立，恐“会匪”等不良人等闻风而起，势必天下大乱，国无宁日[26]。在这一片严厉查禁的鼓噪声中，军机大臣刚毅甚至准备好了人马，一旦查禁令下，立即将康、梁等人逮捕归案。
查禁保国会的风声甚紧，但光绪帝似乎并没有查禁的意思。在光绪帝看来，保国会的宗旨既为保国，那便不可能有意推翻政府，煽动造反。统观其章程，并非有碍国家，有碍君权，会能保国，岂不大善？任其自由发展，并给予适当的指导，不是比严厉查禁更好吗？[27]所以当御史文悌当面诋毁保国会“名为保国，势必乱国”的时候，光绪帝不客气地痛斥文悌实在是不负责任的胡说八道，并下令将他革职查办[28]。对于所有弹劾保国会的奏章，为了防止外泄，特别是为了防止慈禧太后借此动怒，查禁保国会，光绪帝特别嘱咐一律归档封存。保国会终于在光绪帝的直接干预下度过了成立之初的生存危机。
保国会虽因光绪帝的关照而未受到查禁，但实际上在反对者的压力下，保国会在召集了三次会议后于无形中消散，此后并未再以该会名义举行过什么重要活动。
保国会虽然消散，但它传播了爱国维新的思想种子。各省志士纷纷继起，自是风气大开，人心大振，士大夫阶层在中国必须走上维新变法道路这一问题上有了更多共识。这对于此后光绪帝正式宣布诏定国是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提供了重要的舆论氛围。康、梁以及康门其他重要弟子也都在这次重要的政治活动中得到了锻炼，为后来的政治变革准备了丰富的人事资源。京城士大夫阶层及官僚阶层中一些开明人士一度以结识康、梁等新派人物为荣，这也为后来他们的政治活动提供了丰厚人脉。
不过，就保国会的内部组织形态来说，也有许多可议之处。虽说保国会是近代中国较早具有政党意义的政治团体，但其内部组织实在无法与后来的政党同日而语，外在形式也确有许多被反对者抓住的把柄。比如说，保国会在成立之初为了扩大影响，在《题名录》中将一些并未参加保国会的人也拉了进来，这就有点“行同诓骗”“借众人以自保”的嫌疑了[29]。至于康有为竭力将保国会变成极具个人色彩的派别组织，竭力张扬并非知识界多数认同的保国、保种、保教等，就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无端增加了政治变革的难度[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