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历史观点看，中日近代以来的不愉快，均来自西方文明东来所引起的世界格局变化，源自东亚传统秩序解体。
宗藩解体
进入近代，东北亚问题一直成为国际问题的焦点，成为影响远东乃至世界全局的火药桶之一。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因此而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第一次动用军队也为此而来。因此怎样结束东北亚乱象，除现实政治考量外，应注意其与历史传统的关联度，因为在“前近代”，这一地区并非如此。
在西方势力渗透到东北亚以前，这个地区许多国家实际上是中华帝国的藩属，他们在自己的国度里享有完整行政权，但由于与中华帝国有着某种程度的藩属关系，受到中华帝国在各方面的关照与保护。此时的中华帝国对这些国家享有名义上的宗主权，因此在履行宗主国责任的长期过程中，中华帝国不能不奉行“王道政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持公道、正义，竭力维护中华帝国与周边藩属间和平及良好的互动关系。不到万不得已，中华帝国不会出手动武，更不会纵容或支持某一国家向另一国家挑衅、大打出手。中华帝国的尊严、信誉大于一切，与藩属诸国所有交往，都必须从政治上考虑。
然而，当西方势力向亚洲渗透后，中华帝国在西方强势压力下逐步退却，它虽然有心继续维持帝国与周边藩邦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但实在说来已力不从心，西方势力不仅要将中华帝国的宗藩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它们的根本目标是要将中华帝国纳入西方主导下的“世界一体化”秩序中。中华帝国在差不多一百年时间里，尊严丧失殆尽，主权、领土完整受到严重破坏，逐步沦为西方势力殖民范围。帝国素来信奉、坚守的“王道政治”不再，转而不得已信奉西方近代国家所向披靡、所向无敌的“进化论”。
进化论观念在中国由来已久。严复在解读西方这一近代思想时也曾注意它与中国古典思想的相似度，只是这一思想在中华帝国古典政治学范畴中一直不被看好，更不被提倡，因为仅仅凭借“力”的角逐去获取霸权，只是一种“霸道政治”，与中华帝国一直信奉的“王道政治”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是儒家伦理不太赞赏乃至根本反对的一种政治理论。只是在西方压力下，中华帝国出于国族存续现实需要，不得已放弃王道政治，转向霸道政治，转向自身力量积聚，于是乎远东地区直至整个亚洲，失去了可以信赖的“共主”，先前各藩邦在失去了中华帝国保护后只能依附于西方各强势国家，转向近代，自谋出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北亚乱象形成有许多复杂因素，然认真考究，与中华帝国政治原则调整有着重要的因果关系。
西方国家对中华帝国施压始于18世纪90年代。随着中英贸易逆差逐步扩大，英国人开始寻找机会向中国施压，迫其开放市场，无奈当时的中国基本上还处于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市场发育不完全，无法接纳消化英国更多的工业品，于是英国人一方面寻求利用鸦片弥补贸易逆差，另一方面试图进入中国，由自己或与其他西方国家一道直接开发中国市场。
因为鸦片平衡贸易严重侵害了中国利益，于是在二十年间，接连发生了两次鸦片战争。两次战争都以中国失败而结束，中国被迫向西方开放市场。
至19世纪80年代，中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微妙变化。列强不再满足两次鸦片战争所获得的市场准入条件、范围，他们试图依靠军事实力进入中国内地，将整个中国都纳入他们的市场体系。为此目的，外国势力不断在中国边境集结、窥伺、示威、蚕食，北有沙俄，南有法国，西有英国，东边则是日本、美国对台湾、朝鲜的觊觎，并最终导致19世纪80年代中期边疆危机、外交危机。
中国边疆危机、外交危机最先因越南问题而引起。基于历史原因，越南在历史上比较长时间为中国附属，只是后来因中国自身危机无暇顾及越南，而恰当此时法国势力东顾，遂使越南有意脱离中国控制。这在中国因一系列危机而无暇兼顾时，也就不能不予以容忍。但是到了19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因洋务新政综合国力有了一定程度恢复，当国力足以应付（其实是自认为足以应付）某些外交危机时，大清王朝统治者自然不能继续容忍越南脱离中国的企图，顽强地要把越南保持在它的政治、军事、经济势力范围内，从而引发了与法国的矛盾、冲突。法国政治、经济势力正在东向，它的初期目标就是要将越南等中国南部藩属纳入自己的体系。
法国对越南的觊觎很早就已经开始了，但真正着手进行实质性占领、控制还是在1858年与中国达成《天津条约》之后。1859年，法国军队占领西贡，之后不久又相继兼并了南部诸省，拥有对越南南部地区的实际控制权，中越之间的宗藩关系受到严重影响、挑战。
1874年，法国政府与安南（越南）当局在西贡订立和亲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法国表面上承认安南独立，实际上是将其降为法国保护国。条约宣称法国有义务保卫安南政权不受外国侵犯、干扰，唆使安南国王将刘永福和黑旗军从河内附近及红河三角洲赶出去。对于法国迫使安南签订的这个条约，清政府当时无力干涉，但清廷坚守安南为中国附属国这一原则，始终不予承认。
从中华帝国自古以来所信奉、遵守和执行的宗藩政策而言，清政府此时所执行的政策显然有其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之处。因为从宗藩体制所具有的伦理观念说，藩邦有难，宗主国无论如何都要出手相救，即便因为自身力量的原因无法相救，也必须取得藩邦的充分理解。很显然，清政府此时已无力奉行宗藩体制下的“王道政治”，无法履行宗主国对藩邦的保护责任，与宗藩体制下的伦理观念相反，清政府此时与法国冲突、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对藩邦尽责任、守义务，而是近代“霸道政治”伦理中对势力范围的争夺。清政府政策中的最大矛盾，是希望或者说期待“王道政治”与“霸道政治”两者兼顾。
法国对越南的军事占领也引起了安南政府的忧虑。为了抗拒法国的推进，安南政府加强了与清政府的联系，既向中国政府进贡，又请求驻扎在中国和安南边界上的非正规中国军队黑旗军给予援助。1882年，黑旗军开始与法国军队作战。翌年，清政府又秘密派遣正规军进入越南协同作战。
对于法国的企图，清政府当然看得很清楚，一旦法国完全控制了越南，肯定会对中国南部地区构成相当威胁。然而问题在于，当中国军队“近代转型”尚未完成前，当中国海防计划尚没有落实时，中国是否有必要为安南这一附属国不惜与法国这样的西方强国开战？这成了清廷内部持久争论的问题。主持朝政的恭亲王奕訢、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素来被认为最具国际视野，最懂近代国家外交原则，其实转换一个说法就是，正是他们两人比较多地认同近代国家的“霸道政治”，认同力量，而不再主张中国在无法解决自身问题前提下为周边藩邦履行责任、尽义务，所以他们均认为中国此时应尽量避免与法国开战，应尽力以谈判为手段解决中法间冲突，既维护安南利益，也不使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损失过多。
作为务实、相对比较清醒的政治家，恭亲王奕訢、北洋大臣李鸿章等人太清楚中国的真实处境、实力，中国社会经济、国防实力经过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等一系列事件消耗，几乎丧失殆尽，自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洋务运动虽然使中国状况有所改善，国力有所提升，但那毕竟只是相对于原有落后的基础而言，毕竟时间太短，无法与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相比，当然也就不足与西方强国言战，更不要说正面交锋。在恭亲王奕訢、李鸿章等人看来，中国的正确选择就是尽可能争取更长和平时间发展自身。于是，他们设计了一个“明交暗战”的战略方针：派一些正规军队驻扎在镇南关外谅山一带，在国际社会面前表现出只求保境，而不愿与法国决战的姿态，争取国际社会同情、支持。另一方面，暗中派一些非正规军队深入越南北部援助黑旗军，以期在实际效果上给法国军队以打击，至少让法国军队不能那样为所欲为。
平心而论，这个设计从现代国际关系角度看，不失为一着可以一试的“好棋”。无奈，在传统心态支配下，人们不能容忍政府在边境告急情况下故意沉默。而且，清廷内部相对比较边缘的所谓“清流党人”或许是因为近二十年洋务新政已初见成效，或许是基于传统宗藩观念、道义力量，对法国扩张行动颇为不满，他们共同谴责恭亲王奕訢、李鸿章的“绥靖政策”只会鼓励法国人更加贪得无厌。
清流的观点深深影响了清廷决策者，使清廷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荣誉要求捍卫一个朝贡国，可是畏惧心理却不允许它去和一个西方头等强国打仗。”[1]1882年12月，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法国驻华公使在北京进行谈判，中国政府同意从越南北部撤回黑旗军，并在法国承诺放弃侵占越南北部企图后，允许法国经过红河流域和云南进行过境贸易。双方还约定，中法两国政府共同保证越南独立。这样一来，越南就由先前中国的附属国一变而成为中法两国的共同保护国。
1882年协定部分解决了中法两国在越南问题上的冲突，中国虽然放弃了对越南的完全宗主权，但毕竟没有诉诸武力与法国开战。而且，当中国国力并不足以支持中国拥有更多藩邦时，中国部分放弃对某些周边国家的宗主权，也是中国建设近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然而，1882年的北京协定并不被1883年初上台的法国新政府所接受，法国新政府决议对印度支那实行更为直接的殖民统治。1883年5月，法国议会通过对越南北部进行军事远征计划，中法关系陷入紧张状态。同年8月，法国军队开始在红河盆地对黑旗军作战，并很快突破黑旗军防线。8月25日，法国与越南当局签署新协定，越南政府自认为法国的保护国，声明中国不得再干涉越南事务，完全否认中越宗藩关系。这对大清王朝的信誉无疑是一沉重打击。
黑旗军的失败尤其是越法新协定的签署极大激怒了清廷中的主战派，二十余年经济发展尤其是军事实力提升使这些主战派底气十足，无法接受丧失越南的事实。曾纪泽明确向清廷表示：“越南本属中国，理应全境保护。”[2]他认为中国如果放弃在越南的利益，那么法国以及其他西方强国就会乘机从南方直入中国本土，对中国进行商业、政治渗透，南部中国就要为此付出很大代价，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所以，清廷主战派在批评李鸿章求和政策时，坚决要求派兵支持刘永福和黑旗军，收复失地，恢复、巩固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而恰当此时，越南政府内部也发生了变动，一批亲中国的军政大员发动政变，请求中国政府出兵援越抗法。
主战派的要求和越南政府的请求，获得了清廷最高统治层的回应，清廷决定以武器弹药支持黑旗军，并从云南、广西调正规军五万人入越作战。1884年3月，中法军队在北宁附近交战，仅有一万六千人的法国军队竟然挫败了五万人的清军。中国军队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慈禧太后利用外部危机解决内部危机，改组政府，乘机罢免了恭亲王奕訢，委派李鸿章与法国人谈判，寻求解决方案。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上校福禄诺在天津达成协议。根据这个协议，中国政府承认法国与越南签订的所有条约，中国驻越南的军队立即撤回；法国承诺不向中国要求战争赔款，保证中国南方边界不受侵犯，并承认中国在越南的势力，同意在将来与越南缔结任何条约时不使用有损于中国威望的字眼。
“李—福协定”或许是李鸿章心目中解决越南危机的一个比较好的办法，但这个协定却遭到清流党人激烈反对，他们要求清政府追究李鸿章的责任。该和约本为预备性条约，正式签订应在三个月后。可是法国方面在该和约商定后就要求中国驻越军队执行和约，从越南撤出，因此遭到中国军队拒绝。6月23日，中法军队再次冲突，战事又起，尚未发生效力的“李—福协定”无果而终。
占领越南并不是法国在远东地区进行军事行动的终极目的，它主要是希望能够以越南为跳板，将势力渗透到广大中国腹地。所以，和约无效、军事冲突再起使法国更有了战争借口。1884年7月12日，法国政府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立即执行“李—福协定”，并索赔大笔战争赔款。法国的强硬态度并没有改变清政府的立场，清廷迅即将主战的清流党领袖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张佩伦会办福建海防，摆出不惜与法军决战的态势。然而，法军并没有按照清廷的思路行事。8月23日晨，封锁闽江口的法国军舰以突袭方式攻击福州，仅一个小时就击沉中国十一艘兵船，并将1866年以来由法国人帮助建造的马尾船厂彻底摧毁。10月1日，法国海军陆战队在台湾基隆港登陆，23日宣布封锁台湾岛。
与福建战线情况相反，在越南本土，中国军队在经过几次失败后，又向越南派遣了大量援兵，新任将领冯子材指挥有方，中国军队遂于1885年3月重新占领谅山，并准备向北宁、河内发动攻势。中国在军事上又获得了优势地位。
军事上的优势并没有促使中国乘胜追击，扩大战果，相反，因为北部边疆危机再起及朝鲜问题困扰，清廷决定乘谅山大捷机会争取和平，以便赢得体面结果。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在天津签订条约，中法战争至此结束。根据这项条约，中国承认法国与越南签订的所有条约，法国则撤走在台湾的军队；中国不必向法国支付战争赔款；然而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至此彻底丧失。
东北亚危机
中国“不败而败”表明二十余年洋务新政不堪一击，经不起考验，外交、政治和技术上的“有限现代化”根本不足以支持中国对付列强，中国南部边陲朝贡国一个接一个丧失。1885年，英国效法法国入侵缅甸，迫使缅甸脱离中国而沦为英国保护国。这样一来，中国南部实际上已面临英法两国共同威胁。
逐步被迫放弃对越南、缅甸等南部附属国宗主权，是清政府不得不选择的丢卒保车战略。早在中法战争爆发前，清廷内部已有相当一部分人充分意识到中国真正的危机并不来自边远的南方，清政府所面对的真正危险，除了国内骚乱外，主要来自毗邻京畿的北方，中国如果丧失对朝鲜半岛的宗主权，那将失去京畿的重要屏障。因此，包括恭亲王奕、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内的许多满汉大臣真正关切的是京畿周边华北、东北地区，他们不愿意在越南这块“无用之地”上与法国人决战，以免列强乘虚而入，从北方尤其是从朝鲜进入中国。这也是清政府为什么在谅山大捷后急于与法国和解的一个理由。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清政府有着深刻教训，那就是琉球国无端丧失。
琉球群岛是太平洋上一颗璀璨明珠，面积三千平方公里，包括四百七十多个岛屿，自东北向西南蜿蜒横列在日本九州鹿儿岛与台湾岛之间。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琉球被称为蓬莱、瀛洲等，历史上，琉球与中原王朝有着悠久的关系，1372年即明洪武五年起就隶属于中国，其历代君主至少从明朝永乐年间（1403—1425）起就接受中原王朝册封。明清两代派往琉球王国进行册封的使臣络绎不绝，至此历时五百余年。琉球王国也按照朝贡体制要求按时进贡，并一直使用中原王朝年号，奉中原王朝正朔，使用汉文。中原王朝与琉球王国官方、民间交往相当密切，留下了大量诗词歌赋，见证中国与琉球非同寻常的宗藩关系。
琉球是个小国，中原王朝固然是其靠山，但小国特殊的生存环境导致其总有一种不安全感。中原王朝固然有力量，但毕竟太远，交通也不是那么方便，因而琉球王国在维护与中原王朝宗藩关系同时，于1451年向日本称臣纳贡。1602年即明万历三十年，琉球向日本萨摩诸侯称藩。又过了几年，1609年，琉球被萨摩诸侯征服。并且，从此以后，琉球每个继位国王也接受日本君主的封号并自愿臣服。换言之，小国琉球一下子成了中原王朝和日本两个国家的藩属。蒋廷黻就此比喻说：这就像一个女子许嫁给了两个男人。[3]幸而两个男人未曾在这个女子家遇到，所以这个奇怪的现象竟然安静无事存在了两百七十多年。
其实，“一妇事两夫”的说法是不恰当的，是大国不理解小国处境的反映。不论在传统中国的“世界秩序”中，还是现代国际关系，小国奉行“事大主义”外交路线，左右逢源，广交朋友，如今日之新加坡，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至于后来琉球“一妇事两夫”引发争议，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与中日面对西方、应对西方选择了不同路径有着密切关联。
特殊的地理环境、历史渊源也是琉球危机值得分析的因素。由于琉球很长时间自认是中原王朝、日本两个国家的保护对象，既是中国藩属，也是日本藩属。而中国进入近代开始学习西方以后，对于藩国事务又是那么不经心、无所谓，再加上中国作为宗主国素来不愿干涉属国具体事务——“番邦自主”，因而各种因素叠加，琉球与日本的关系应该说可能更亲近一些。
亲近的藩属关系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好的一面，可以享有宗主国的保护、帮助；不好的一面，就是还有随宗主国一致行动的责任。
日本在明治维新开始，就力主“废藩”。我们当然不能说日本这一举措是专门对着琉球来的，但这个举措确实让琉球的命运发生了惊天大逆转。
对琉球来说，日本与清国，都是他们的“上国”，是凭借。如果仅从地理环境、区位优势而言，不论是琉球，还是日本，显然都认为他们的关系更近些。所以，中国人可以说日本很久以来就觊觎琉球，但琉球与日本，可能并不这样看。
在日本看来，琉球既然是自己的藩国，就应与日本其他藩国一样，享有同等待遇，就应终止与清国的宗藩关系，专注于与日本的宗藩关系，纳入“日本秩序一体化”发展轨道。1872年10月，亲政不久的明治天皇宣布设立“琉球藩”，以琉球国王为藩王，列入日本“华族”。紧接着，日本政府宣布接管琉球王国外交权，由日本外务省统一管辖琉球外交事务。再一年（1873），日本政府将琉球进一步日本化，将琉球视为日本的府县，并将其划归内务省管辖。琉球的租税像其他府县一样，缴纳给大藏省。
日本的做法激起了琉球的反抗，琉球派员前往天津谒见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请求中国政府率有道伐无道，履行宗主国的责任，尽逐日兵出境：“伏维中堂威惠播于天下，海岛小邦久已奉若神明，必能体天子抚绥之德，救敝国倾覆之危。”[4]
此时中国南部藩邦安南及西北边陲都相继出现问题，清政府接受琉球请求后，确曾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本政府据理力争，然而终究没有履行宗主国的责任出兵伐日，维护琉球国主权完整，主持正义、公道。“自为一国”的琉球生生被日本灭绝了社稷。这不仅极大损害了大清王朝作为宗主国的信誉、尊严，而且使其他藩邦感到失望、寒心，从而与宗主国离心离德。
日本的战略目标当然不是一个琉球，它要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踏上大陆，就必须占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朝鲜和台湾。
朝鲜与中国山水相连，具有久远的交往史，很早时候就是中原王朝的属国，依附于中原王朝平静地生活。到了近代，朝鲜没有像中国与日本那样尽快接受西方影响，而是在很长时间我行我素，闭关锁国，继续过着宁静的“世外桃源”生活。
正像马克思分析的那样，资本的世界化，不会容忍地球任何一个角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例外。朝鲜可以利用列强精力不济，也可以利用亚洲诸国分裂以小国玩转大国，但其最终依然无法自外于经济全球化。
作为中国属国，朝鲜坚信中原王朝是其稳定的后盾，因而不论西洋还是东洋与其“套磁”，引诱开放，朝鲜始终就是一句话：有事你们去北京找我们朝鲜的“上国”谈判吧。
而中国，在很长时间对于自己的问题手忙脚乱，确实没有弄清西方的意图，没有明白资本主义的意义，更没有那么多时间继续维系宗藩贸易体系，因而对于东西洋开放朝鲜的要求，也就没有格外注意。更何况，那时的中国与东西洋的交道并不那么顺心，留着一两个小邦国与列强叫板、搅局，制造一点麻烦，对于天朝而言，并非绝对的坏事。所以，面对东西洋开放朝鲜的要求，中国政府很长时间的标准答案就是四个字：藩国自主。
根据总理衙门的解释，所谓“藩国自主”，就是作为宗主国，中国从来不干预藩国内政、外交。至于朝鲜是否与各国谈判建交，完全是朝鲜的权利，中国不愿就此干预。
中国的态度并不是朝鲜立场的决定性因素，但很长时间，东西洋都拿朝鲜毫无办法，朝鲜继续坚守不开放、不接触政策，继续以“隐士之国”傲然独立于亚洲。
在资本全球化大潮冲击下，朝鲜傲然独立肯定不会持久，随着中国在19世纪60年代“有限制地”对西方开放，西方的资本、商品、舰队、传教士等络绎不绝来到东方，他们除了进入中国内地，也试图进入中国藩邦。
西方人对朝鲜的想法今天看来并不复杂，这就与他们对中国、对日本的看法一样，就是要打开朝鲜国门，就是要朝鲜开放市场。对于西方的要求，朝鲜统治者做出了自己的解读，他们总以为西洋人不怀好意，威胁朝鲜的独立、主权，干预朝鲜内部事务，因而朝鲜人不愿就此对外开放。
面对西方不断施压，中国早已自顾不暇，更无力保护朝鲜。自1867年始，中国政府有意识劝导朝鲜与西方国家和解，建立适当的条约关系以抗衡日益增长、强大的日本影响。对此，朝鲜方面并没有给予积极回应，它既不愿意向西方开放，更对日本的维新运动不屑一顾，以为日本脱亚入欧，文明开化，与西人交好，不过是化为夷狄，与禽兽无别，朝鲜坚守不与日本交往的原则，宣布“与日本交际者处死刑”。对于清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量一再劝告朝鲜与西方接触，朝鲜政府感到非常不舒服，这对中朝宗藩关系无疑投下了阴影。
朝鲜的冷淡使通过维新运动正在凝聚力量的日本甚为不满，日本政府遂于1875年准备以武力敲开朝鲜大门，并为此专门委派使者前往中国试探清政府的反应。中国政府此时正穷于应付各种外交危机无力东顾，遂告诉日本，朝鲜虽是中国藩属，但其内政、外交从来悉听自为：“朝鲜自有国以来，斤斤自守，我中国任其自理，不令华人到彼交涉，亦信其志在守分，故无勉强。”[5]清政府的表态、立场显然与其宗主国地位不太相称，无疑是在推卸自己的保护之责，是一种角色混乱。
受清政府鼓舞，日本决心以武力促使朝鲜开放，而清政府为避免冲突，遂指令朝鲜与日本进行谈判。1876年2月24日，日本政府利用云扬号事件与朝鲜政府达成和解，双方签订通商条约，日本承认朝鲜为自主之邦，享有与日本平等的权利；双方同意建立外交关系，互派使节；朝鲜同意向日本开放三个通商口岸，日本在这些口岸享有领事裁判权。由于中国没有履行宗主国义务维护朝鲜利益，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在下降。中国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无论中国怎样继续强调，但在日本此后再也不愿承认，这是后来甲午战争爆发的一个诱因。
中国政府当然不甘心就此放弃朝鲜，特别是日本吞并琉球后，中国对来自东邻日本的威胁更加敏感。为了抵消日本对朝鲜的影响、控制，中国政府在无力履行或不愿履行宗主国权利、义务前提下，决定推动朝鲜对西方国家开放，试图借助于西方各国的“均势”抵消或减弱日本的影响。这一政策选择毫无疑问是放弃了宗主国的权利，当然也就放弃了宗主国的“王道政治”伦理。清政府对朝鲜的帮助与劝告，实际上只是一个友邦的做派，不再具有宗主国的风范。
1882年，主管朝鲜事务的李鸿章派员促成朝鲜与美国谈判，美国承认朝鲜的独立，双方同意建立外交关系，互派使节；朝鲜同意美国在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此后不久，中国还促成朝鲜与英、法、德签订了类似协议，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朝鲜的对外开放及现代化进程。中国在朝鲜的影响也因此而明显有了上升趋势，朝鲜依然自认为是中国藩属。
日本对中国在朝鲜地位的上升心有不甘，其驻朝公使努力在朝鲜政坛培植亲日派。1884年12月，朝鲜内部亲日派在日本支持下，乘中国忙于中法战争无暇东顾机会突然发动政变，中国驻朝军事将领袁世凯迅即出兵镇压，平息了叛乱，中日两国因朝鲜问题发生正面冲突。为了协调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矛盾，李鸿章与日本政府专使伊藤博文于1885年4月18日在天津缔结条约。由于此时中国政府和李鸿章的精力都用在中法战争上，因此在朝鲜问题上不得不向日本让步，使朝鲜由先前中国为唯一宗主国的权利改由中日两国分享，日本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权力，这就为后来的中日冲突埋下了伏笔。
走向战争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1885年天津谈判时互有让步，伊藤博文确实没有在甲申政变中方责任问题上穷追不舍，没有试图利用中法战争这个档口去占中国的便宜，这大约是让李鸿章出乎预料地做出一个令人惊诧的自选动作的根本原因，李鸿章郑重其事对伊藤说：“我有一大议论，预为言明，我知贵国现无侵占朝鲜之意，嗣后若日本有此事，中国必派兵争战；中国有侵占朝鲜之事，日本亦可派兵争战；若他国有侵占朝鲜之事，中日两国皆当派兵救护。缘朝鲜关系我两国紧要藩篱，不得不加顾虑，目前无事，姑议撤兵可耳。”
李鸿章的这段话显然是对伊藤博文立场的善意回应，而且其做出的让步远远超出伊藤的预想。甚至可以说，伊藤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伊藤对李鸿章这段话也非常感动，以为李鸿章所说“光明正大，极有远见”[6]，他希望中日两国均能按照这个思路进行交往，东北亚乃至亚洲稳定，应该值得期待。
此后，围绕着李鸿章的“大议论”，中日双方又进行几轮技术性谈判，李鸿章一直希望保留中国对朝鲜的出兵权，因为李鸿章一直认为朝鲜就是中国的属国，中国有责任在朝鲜遇到重大危机，或在朝鲜政府请求时，出兵援助。而日本，由于在1876年《江华条约》已经否定了中国对朝鲜拥有宗主权，因而伊藤博文对于中国有权出兵朝鲜的立场持反对意见。最后达成的妥协是：“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7]
根据朝廷给出的原则指示，李鸿章又与伊藤博文谈判细节。4月18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署中日《天津专条》。其内容主要有：
一、中日双方各自撤回驻朝鲜之兵，自画押之日起四个月内撤竣；
二、朝鲜练兵，由朝鲜选雇他国武弁一人或数人教练，中日两国均勿派员；
三、将来朝鲜遇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相行文知照，及至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8]
《天津专条》从理论上说并没有哪儿不合适。但是，第一，这个专条再次确认了日本不承认中国对朝鲜拥有宗主权。从日本视角看，中日两国在朝鲜的权限、利益是相等的，因而如要出兵，必须互相知照。第二，日本彻底束缚了中国的手脚。中国此时如果明白这些，此后十年就应该致力于重建与朝鲜的“正常国家关系”，不应该继续满足于一种“想象的宗藩关系”。
从事后观点看，李鸿章让日本分享对朝鲜的出兵权，无疑是甲午战争一个无法回避的导火线，是中国外交，特别是李鸿章外交的重大疏忽。但是从当时情形看，李鸿章让日本分享出兵权主要目的在于力保中国对朝鲜一种“想象的宗藩关系”：“夫欲防日本用兵，侵夺其土地，既有先互知照之约，我亦可随意派兵；欲防西国用兵，侵夺其土地，既有互相知照之约，我更可会商派兵，似于大局无所窒碍。”[9]在李鸿章看来，这是一个万全之策，不仅可以防备日本，更重要的还可以防备与朝鲜山水相连且一直虎视眈眈的俄国。
李鸿章以“大国均势”外交原则处理朝鲜事务，这并没有错，既防日更防俄。李鸿章的理想盘算是，既然与日本签署了共同出兵的协议，那么，假如俄国侵夺朝鲜时，日本就是可以凭借的力量。李鸿章此时的目标，还是最大限度想让朝鲜保留在所剩无几的中华帝国宗藩体系的架构中。如果一定要说李鸿章在1885年《天津专条》谈判以及此后十年有什么疏忽或问题的话，主要是李鸿章还是不具备近代国家知识，不知道适时将先前的宗藩关系转化成正常的国家关系。假如李鸿章那时有这样的认识，凭借中国在壬午兵变、甲申政变对朝鲜政局稳定的贡献，凭借中国对朝鲜半岛的经济影响力，帮助朝鲜走向现代，构建现代民族国家，那么，朝鲜一定还是中国最坚定、最紧密的盟友，毕竟地缘因素让中国得地利之先。
无奈，那时的中国根本没有近代国家从殖民地撤退的经验，没有将藩国变成盟国的经验，因而朝鲜问题即便不在1894年爆发，也依然会在一个不确定的时间点爆发。这是注定无疑的。
中日之间迟早发生冲突，主要是中日两国利益交集，特别是中日两国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地缘政治导致的利益冲突由于没有一个可协调、妥协的机制而变得非常复杂。
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以富强为诉求，对于外部世界并不愿意给予太多关注，只要不明显损害中国的利益，中国在很长时间得过且过，听之任之，甚至面对宗藩解体这样的大事变，中国也没有觉得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宗藩毕竟不是本土，解体就解体吧，独立就独立吧，宗主国面对西方的压力已经显得无能为力。
日本与中国的情形很不一样。作为一个岛国，作为一个没有经过战争而被美国强制打开国门的岛国，日本迅即尝到了自由贸易的甜头。日本比中国更早地明白自由贸易是双向度，不是单向度。日本向美国、向世界开放了自己的市场，其实也意味着美国，意味着世界向日本打开了市场的大门。所以，日本较中国更早体会到市场开放的好处，更早地生发走向世界的冲动。
走向世界，对于岛国日本来说，面对的一个物理空间就是冲出岛国，踏上大陆；而踏上大陆，势必与中国利益交集，与中国利益冲突。日本能够选择的两个踏板，一个是台湾，另一个是朝鲜半岛。日本如果不能说服中国借道，那么武装的冲突势不可免，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在明治维新开始后，一直注意发展军事力量，尤其是在壬午兵变后，日本渐渐将中国视为假想敌。兵变之后一个多月，日本陆军重要将领山县有朋于1882年8月15日向日本政府提交了一份意见书，毫不迟疑断定，根据壬午兵变后所呈现的新形势，欧美诸国距离日本太遥远，在很长时间还不会构成直接冲突，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日本的假想敌人就在“直接的近处”。山县有朋充满忧患地表示，日本如果还不针对中国进行切实的军备提升，那么日本帝国“还同谁一起维持独立，又与谁共谈富强”？[10]对于1882年的中国，山县有朋这样说，无疑是在煽动一种对中国莫名的仇视，但对日本而言，确实又是一种深刻影响后来历史进程的忧患意识。根据山县有朋的建议，日本陆军就此进行重大改革，将未来的作战目标锁定在大陆平原作战的运动战，并且改革陆军建制，将先前的镇台制改为更具有现代意义的师团架构。维新老臣岩仓具视鉴于壬午兵变时期日本没有办法及时派遣足够海军的事实，建议日本政府不惜代价大规模扩建海军。在他的建议下，此后日本海军建造军舰的计划翻番，计划每年建造六艘。
1883年，中国因越南前途与法国关系紧张，直至诉诸战争。日本朝野对这场战争格外关注，以为中国不论在这场战争中是胜还是败，日本都会受到相当影响，因为中国总会因宗藩体制的变化而调整对朝鲜的政策，这就必然会影响日本，所以，与日本毫无干系的中法战争也成为日本扩张军备的一个理由。
实事求是说，日本对中国生发危机意识并无大错，中国并没有因为日本与朝鲜签订《江华条约》而放弃宗主权，也没有因为壬午兵变、中法战争而放松对朝鲜的控制。相反，中国对朝鲜的控制因此时李鸿章的因素，改为让各大国进入朝鲜，以大国均势牵制日本，牵制俄国。由此，日本更感到在朝鲜的势力迟早总有被中国驱逐的危险，所以日本在那些年格外注意培植亲日势力，并趁中国在越南的危机发动甲申政变，试图夺回对朝鲜的控制权。日本人没有想到袁世凯那样厉害，经过周密筹备的政变竟然被袁世凯轻松翻盘，朝鲜的控制权重回中国手里。
日本当然不会甘于在甲申政变的失败，他们此后一方面向朝鲜索赔，另一方面派伊藤博文到天津与李鸿章谈判，都是为了将来，而不仅仅是善后。日本深感在甲申政变中不敌袁世凯，主要的还是军事实力不行，于是扩军备战，时刻准备着复仇，准备与中国一决胜负。
基于这样的判断，日本在与中国达成妥协后一点都没有放弃自己的战争准备，开始从德国聘请教官训练陆军，有计划地将日本陆军改造成德国式的军队。此外，对军队建制、战争动员，也有相当调整。针对中国的海军建设，日本也加大了海军投入，扩大建造军舰的级别、规模，甚至为此专门发行海军建设公债，改善海军设施。
1889年初，日本帝国宪法颁布。这部宪法大幅度调整了日本的军事建制，这对后来的战争动员、战争爆发，都起到了关键作用，使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发展被纳入到一个对外扩张的战争体制中，和平发展在日本朝野渐渐觉得根本不可能，战争渐渐成为发展的唯一手段。
在日本通往战争的道路上，山县有朋是个至关重要的人物。1888年，也即北洋海军成军那一年，山县有朋在手拟《军事意见书》《外交策略论》等文件中，详细分析国际格局，明确规定朝鲜半岛为日本的“利益线的焦点”，坚定主张日本外交应该联合英、德，并且通过与中国缔结“日清同盟”去共同保护朝鲜。很显然，日本此时最大担忧似乎还不是中国，而是俄国对朝鲜的觊觎、蚕食，所以日本此时愿意与中国结盟共同对付俄国。
日本有意与中国结盟，并不是尊重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而是在否定中国宗主权的前提下，与中国共同维护朝鲜半岛的稳定。假如中国此时也能有类似的认识，特别是假如中国此时能够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走出，即便不与日本联手，也完全有把握帮助朝鲜建构一个现代国家，继续以“大国均势”应对俄国对朝鲜的觊觎蚕食，甚至也能遏制日本的野心。
对于日本这样的设想，中国政府当然不愿意回应，理由只有一个，即中国政府并不承认朝鲜是一个完全的主权独立国家，并不承认日朝两国的《江华条约》。中国的立场自有其正当性，于是日本在面对俄国很可能一剑封喉，控制朝鲜，严重危害日本利益时，只有扩军备战一条路。
1890年12月6日，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在帝国议会发表施政纲领《外交政略论》，以为国家自卫之途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犯；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为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为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山县有朋的这个理论对后来日本的发展至关重要，标志着以大陆政策为主体的近代日本亚太政策大致形成。这个政策的要点，未来的日本不仅要紧守住自己的“主权线”，不容他人侵犯，而且为了帝国根本利益，必须进而坚定不移维护“利益线”，经常立足于“形胜之地位”。
山县有朋的这个理论，肯定是后来甲午战争的理论根源，因为根据这个理论，日本的利益并不仅仅在自己的境内，而是与其利益相关的地区，都将被划在“利益线”之内。这样，当日本发展到觉得朝鲜半岛为其利益范围时，日本就会不惜代价控制朝鲜；当日本发展到觉得亚洲大陆成为其利益范围时，日本就会不惜代价控制亚洲大陆。如果从近代国家发展的一般逻辑看，资本主义发展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境内的孤立主义行动，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决定着近代国家无法埋头赚钱，不问外务，也决定了近代国家的国防不是简单的防务，而是怎样随着自身利益范围的扩大而延伸防务空间。所以，山县有朋在演讲中说：“方今于列国之间，欲维持一国之独立，独守主权线已不足，非保护利益线不可。”
根据山县有朋的“利益线”理论，琉球、朝鲜、中国、越南、缅甸等，都是日本“利益线”所辖范围，而其焦点最初集中在朝鲜。日本不能容忍中国对朝鲜的绝对控制，因而为防止想象中的朝鲜危机，山县有朋明确提出日本陆海军经费必须占年度支出大部分，于是日本就此走上疯狂扩军的路。日本天皇从皇室经费中划拨专款支持购买外国军舰，以为国民示范。1891年，日本自己建造的“桥立”号完工并交付海军。第二年（1892），日本在法国订购的巡洋舰“松岛”“岩岛”交付日本。1893年，日本又从英国购买“吉野”号。又一年（1894），由英国设计，在日本横须贺海军造船厂建造的防护巡洋舰“秋津洲”号正式交付海军。至此，也就是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海军已拥有军舰31艘、鱼雷艇37艘，总吨位达6万吨。
海军之外，日本陆军也在过去几年获得迅猛发展。日本陆军相机组建了6个野战师团、1个近卫师团，均配有炮兵、骑兵、工兵等，现役兵力达12.3万人，野、山炮计240门，战马3.8万匹。
至此，日本战时总动员兵力可达23万。为扩大军需产品生产，除强化国内军工企业，大量制造枪炮弹药外，还拨出巨资从欧洲购买武器弹药等战备物资，仅1894年购买军火就花费日元达420多万。
为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战争，日本海陆军频繁进行联合或单独军事演习。而在所有这些演习中，日本军队都不再提及俄国军队，反而完全以中国为假想敌。
根据许多方面的研究，日本在疯狂扩军的同时，还向中国、朝鲜派出大批间谍，化装成商人、旅行者，有的干脆就化装成中国人，千方百计搜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地理、人文等各方面情报。日军参谋次长、对华谍报总负责人川上操六亲自出马，对烟台、天津、上海、南京等地实地勘察，熟悉山川形势，了解风土人情，探查军队部署。日本间谍绘制的军用地图，将中国东北、山东半岛每一个村庄，每一条道路、土丘，甚至水井，都标示得清晰准确。
日本的间谍如果不是对着中国作业，其专业精神、细腻的手法，还是很值得学习与模仿的。
中国自古是以农立国的内陆国家，尽管有漫长的海岸线，但中国古代并没有真正遇到过从海洋过来的巨大敌人，毕竟那个时候受制于交通工具。即便到了“大航海时代”，郑和下西洋，中国依然没有想到去建设什么海军。没有想到，主要还是因为不需要。
直到英国人从海上进入，打开了中国大门，中国人开始知道有海军、有水师。这一点，处于“军事斗争”第一线的林则徐有清醒认识。他认为，与英国人作战，最要之处在“船炮水军”，中国不思建设自己的船炮水军，就没有办法与英国军队正面对阵。为此，林则徐在自己有限的权力范围内尝试着仿造西方人的兵船，但他的尝试并没有得到清政府的认同。
林则徐的思想没有得到清政府积极回应，但在他的朋友魏源那里得到了继承、发扬。魏源在其名著《海国图志》中明确地提出海权主张，以为中国所面对的近代难题，就是中国能否像西方国家那样建立一支所向披靡的海军，驰骋于世界。
魏源、林则徐都属于生不逢时。他们的思想见解，没有在政治实践中发挥作用，只具有思想史的意义。中国又经过二十年蹉跎，西方科学技术又获得了长足发展，蒸汽技术已全面替换了原先的船舰，1860年，英法联军凭借着“坚船利炮”长驱直入，陷大沽，占天津，直逼京师，清廷不得已与各国签订城下之盟，中国人至此方才猛然醒悟，意识到时代不同了，继续凭借原来的那种武器装备可能不足以对付这个变化中的世界了，真正认真思考建设一支自己的海军。
洋务新政的第一步，可以说就是强军，就是要建立一支自己的水师，因为中国在与西方诸国达成妥协后，依然存在一个巨大的心腹之患，那就是已经在南京城里长达十年之久的太平天国政权。太平天国的存在，让最富庶的东南半壁不在清政府的手里。
太平天国之所以在南京城里安稳如故，除却其他因素，一个重要原因是那时的南京易守难攻，巨大的江面成为南京的天然屏障，没有一支强大的水师，在那个时代确实很难破城。
为攻城，清军将领曾国藩、左宗棠等想了无数办法，甚至仿造西方的轮船，但是根本弄不清西方轮船的内在技术，仅仅外表的模仿根本无法解决问题。于是，清政府只能重金聘请西洋技师、工匠，于1866年设立福州船政局，开始建造新式船舰。这就是近代中国海军的萌芽形态。
聘请西洋技师、工匠在中国本土建造船舰是一条最正当的路，只是这种方式毕竟见效太慢，远水解不了近渴。因此，清政府在决定发展自己的海军之后，除了建造，还花费大量资金到西洋诸国购置战舰。1862年，恭亲王奕訢授命署理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委托身在英国的李泰国代为装备一支火轮舰队。
李泰国曾任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熟悉中国，知道中国之所需，于是他在没有与总理衙门充分协商时，自作主张为中国购买了八艘轮船，并且做主雇佣英国皇家海军舰长阿思本为总司令，负责统率中国将要创建的这支海军，并且规定阿思本将来在这支军舰的行动上，只接受代表中国皇帝的李泰国的命令。
很显然，李泰国太不了解中国国情，他后来为这个鲁莽决定付出了代价。中国不可能容忍一支桀骜不驯的洋人水师，在无法达成指挥权、管理权妥协的情况下，中国只能自认倒霉赔偿了阿思本一笔违约金。至于李泰国，也只好拿到一笔赔偿后丢掉海关总税务司之职。中国第一次创办海军的尝试付出了不小代价，依然失败。
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等中国大臣都不会接受一个不受约束的现代化洋人军队，创办属于自己的海军就成为李泰国之后中国自强运动的本有之意。1865年，曾国藩鉴于李泰国事件的深刻影响以及他几年来尝试建造军舰不断失败的教训，建议朝廷在上海建立江南制造局，委派留美归来的容闳负责机器的采购，利用西方技术在本土制造现代化战舰。
仅三年时间，江南制造局制造的第一艘木制汽船“惠吉”号于1868年竣工，这艘船耗资8万两。至1872年，江南制造局总共打造了五艘战舰，最后一艘拥有四百匹马力，配备26门火炮。
创办一支属于中国自己的海军，并让中国人自己能够制造、使用与西方技术水平比较接近的军舰、枪炮，是洋务新政既定主题，但究竟应该怎样做，在那个时代，恭亲王、曾国藩这些主政者并没有既定蓝图或“顶层设计”。凡此均为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事业，中央政府只能最大限度让各省督抚自己探索，寻找办法。
如果说曾国藩、李鸿章先后领导的江南制造局从全局上为洋务新政布局的话，那么左宗棠、沈葆桢创建的福州船政局则在中国海军创办方面下了切实工夫，直接引导了中国海军的诞生。1866年，即曾国藩创办江南制造局第二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船政局，又名马尾造船厂。后在继任大臣沈葆桢苦心经营下，成为远东最大的造船厂。
福州船政局由中国投资经营，但在技术、管理方面，从一开始就重金聘请西洋人为正副监督，总揽船政局一切事务，完全按照西洋人的方式方法进行。1869年，福州船政局制造的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下水，至1874年，福州船政局共制造轮船十五艘。这些战舰主要交付给福建水师或南洋水师使用，成为那个时代中国水师的主要战舰。
沈葆桢是经手处理日军1874年侵台事件的主要当事人，通过这一事件，沈葆桢预感中国的发展如果外交问题处理不好就势必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不仅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而且极有可能阻碍中国发展进程。要想杜绝日本对中国的觊觎、蚕食，不再发生日军侵台类似事件，沈葆桢清楚意识到中国必须要拥有一支强大水师，必须用实力震慑日本野心。
日军侵台以及由此导致的琉球丢失给清政府的教训是多方面的，清政府由此确实一度意识到必须加强海防建设，必须构建强大的足以遏制日本的海军。于是1875年4月，清廷谕令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中国海军建设从此走上了轨道。
根据这一原则，沈葆桢1875年就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督办南洋水师，负责南洋防务，选派船政学堂学生前往欧洲学习海军，后来极富盛名的严复，就是沈葆桢的爱徒，也是第一批留学欧洲的海军。
曾国藩、左宗棠、沈葆桢，都是洋务新政时期海军建设事业的开创者，都为中国海军诞生、初期发展贡献出了心智。但是，说到中国海军建设，最重要人物，无疑还是李鸿章。
李鸿章在与太平天国交手时，与洋人军官戈登、华尔等都有密切交往，很早就知道洋枪洋炮特别是洋人制造的军舰具有不可思议的威力，比较早地真诚渴望中国也能够拥有这样的武器，以抵御外来威胁，以防范太平天国这样的骚乱再发生。
1870年，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参与处理朝鲜、日本及部分外交事务。在与东西洋广泛接触中，李鸿章在1872年就敏感地意识到中国可能正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标志是西洋人自印度而南洋而中国，步步紧逼，稳步推进，中国必须面对、顶住这一挑战，而要达成这样的目标，唯一的路径就是用西洋人的“坚船利炮”武装自己。
基于这样的认识，李鸿章在此后任职北洋二十年间，无论辖区以及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好还是坏，他都坚定不移、不遗余力推动强军，推动海防，推动海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建设。如果一定要说李鸿章在洋务新政中最大贡献是什么，毫无疑问就是1888年成军的北洋海军，以及北洋海军附属的水师学堂等相关设施。
1875年，在总税务司赫德帮助下，李鸿章主持从英国阿模士庄厂订购了四艘军舰，耗银四十五万两。这四艘军舰后来被李鸿章命名为“龙骧”“虎威”“飞霆”“策电”，既是北洋海军最初的家底，也是英国军事工业刚刚投入批量生产不久的新款军舰。其特点为舰体虽小，但配置的火炮却是主力战舰上的大口径火炮；其主要用途不是出海打仗，而是当作海上可运动的炮台，精致灵捷，转移方便，一旦某一港口局势吃紧，需要加强防务，临时抽调这几艘军舰是最便捷的事情。
从后来的观点看，第一批军舰当然还算不上真正的海军舰队，但考虑到中国毕竟第一次接触西洋现代装备，第一次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已经很不错了，令人欢欣鼓舞，于是三年后（1878），李鸿章再接再厉，仍请赫德帮忙，继续从英国购买了四艘小型军舰，分别命名为“镇北”“镇南”“镇东”和“镇西”。
四“镇”系列原为替南洋购置，后来留在北洋服务。但这个系列与第一批“龙骧”等舰一样，都存在很多缺陷，船体狭小，大炮沉重，行动迟缓很不方便，只能在沿岸浅水中行驶，根本没有办法驶向大洋，与敌舰正面交锋，无法用于实战。
对于李鸿章主导的早期购舰活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多批评，不过实事求是说，李鸿章或许在这些活动中有看走眼的时候，或许价格虚高，军舰性能也不甚合乎中国海防需要，但如果不脱离海军初建历史背景，应该承认李鸿章主导的军舰采购大体上合乎一般规律，因此清廷并没有因为这些批评而停止向西方购买军舰。
1881年，李鸿章继续依靠赫德从英国购买了两艘快船，后来被分别命名为“超勇”“扬威”。这两艘巡洋舰尽管在后来使用过程中也发现不少问题，但不论性能、体量、火炮装备，都是先前北洋战舰的更新换代，具有明显的升级意义。这两艘军舰都参加了后来的黄海大战，而且表现出色，为北洋海军的骄傲。
英国海军是北洋海军的模范，也是北洋海军的理想，因而北洋战舰许多都购自英国，只是这些早期购置的英国战舰还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战舰，因而北洋稍后向德国定制了两艘七千吨级的铁甲舰，1885年相继交付北洋使用，被分别命名为“定远”“镇远”。这两艘军舰后来都成为北洋海军的主力战舰，为当时远东最大型的军舰，也是中国海军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两艘铁甲舰，装甲厚12至14英寸，并分别配置有四门12英寸口径的主炮。“定远”舰更同时成为舰队旗舰。
与“定远”“镇远”同厂出品的还有“济远”。“济远”舰的订购计划为“定远”级第三艘，只是后来因为经费的原因而缩水改为穹甲巡洋舰。这艘军舰在后来参加过丰岛海战、黄海海战以及威海卫之战，只是首任管带方伯谦表现不好，在黄海海战时临阵逃脱，让“济远”舰蒙羞。
又经过几年经营，至1888年底，清政府颁布《北洋海军章程》[11]，标志着北洋海军成军。自此，北洋舰队规模初具，拥有大小舰艇近五十艘，总吨位达五万吨[12]，官兵多达四千多人，被誉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八，确实是值得那个时代的中国人骄傲的，是“同光中兴”的重要标志。
近代海军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简单购买了西方现代战舰就一定能够战胜西方。后来，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其实就是没有充分领悟现代化工具一定要有现代化的人去操控。假如人的思想还停留在坚船利炮之前的时代，无论怎样先进的工具，其功能都不可能获得充分施展。
李鸿章与洋务新政的领导人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在推动近代海军建设的时候，格外注意海军人才的培养，注意海军基地的建设。1879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水师营务处，专门负责处理北洋海军日常事务。第二年，又在天津创设水师学堂，从全国调派优秀师资，为北洋海军培训最急需的人才。
根据1888年颁布的《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现有战舰分为中军、左翼、右翼三路，每路三船，即以一船为一营，由北洋大臣委任某营官管带。参照这些原则及英国海军章程，北洋海军成军之初，酌定官制如下：
提督一员：统领全军操防事宜。归北洋大臣节制调遣。择威海卫地方建衙门或建公馆办公。另于威海卫、旅顺口两处，各建全军办公屋一所。根据李鸿章提名，海军衙门奏请以北洋水师记名提督直隶天津总兵丁汝昌补授北洋海军提督，也就是北洋海军最高指挥官。
对于丁汝昌的任用，由于后来黄海海战打得一塌糊涂，威海卫之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因而后来的研究者对于丁汝昌是否有足够能力出任北洋海军提督存疑，甚至以为李鸿章任用私人导致了甲午战争失败。这些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其实没有逃脱以成败论英雄的旧路。就大节而言，丁汝昌不仅是北洋海军最早的介入者，而且在海军业务方面并非外行，至于品质，更是以死殉国，从容就义，具有古代豪杰的风度。
按照《北洋海军章程》，提督之下有总兵官二员：
左翼总兵兼管中营事，委带“镇远”铁甲战舰。此时任命担任这一职务的为记名总兵林泰曾。林泰曾出身于福州船政学堂，后留学英国习海军，为海军专业人才。
右翼总兵兼管中营事，委带“定远”铁甲战舰。此时任命担任这一职务的为总兵衔水师补用副将刘步蟾。刘步蟾与林泰曾一样，都是福州船政学堂出身，后留学英国习海军，都是海军专业人才，也都是严复的同学、好友。
根据《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设副将五员，分别委带“致远”“济远”“靖远”“经远”“来远”快船。而且，按照规定，总兵以下各官都必须“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13]但是这些规定后来似乎并没有获得认真执行。
北洋海军初建，在制度、等级、编制、人员、俸饷，以及员弁升迁处分、训练、会操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这些规定基本上参照西方国家的标准制定，严格且可操作。只是，甲午一战让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所有一切无法再提。
配合北洋海军建设，清政府于1885年创设海军衙门，任命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庆亲王奕劻、李鸿章为会办，汉军都统善庆、兵部右侍郎曾纪泽为帮办。当然，既然为“北洋海军”，那么真正掌握这支新型军队的，肯定是北洋大臣李鸿章。
在李鸿章主持下，北洋海军的发展势头相当不错。由于不错，也就引起了日本的警觉，日本在后来加大对海军的投入，并将其假想敌由俄国转为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反证了北洋海军并非失败后所说的那样不堪。北洋不仅拥有可以与日本媲美的一流战舰，而且由于中国地理环境优越，北洋海军还拥有日本海军望尘莫及的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基地。这些天然良港为北洋海军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四周的炮台，让这些良港进可攻退可守，进退自如。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北洋海军残部后来会在自己的威海卫良港成为瓮中之鳖，被日军死死围住。
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可检讨的问题很多，但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不应继续以成败论英雄，应如实肯定北洋海军的成绩，如实探究失败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