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月30日是中国旧历辛亥年正月初一。所谓辛亥年，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像往常一样，辛亥年的大年初一照旧平淡无奇，该拜年的拜年，该上香的上香，京城内外一派节日气象。太阳照常升起，老百姓的日子还是那样不咸不淡，并没有什么值得记住的地方。这一天唯一值得后来历史学家反复强调的，只是发生在武昌的一件事情，即湖北革命党人蒋翊武、詹大悲、刘复基等人将先前已经存在的“振武学社”更名为“文学社”。他们以研究文学为幌子，在湖北新军中宣传革命，后来又与共进社一起成为武昌首义的发难者、领导者。文学社的成立对辛亥来说，具有极其强烈的象征意义，但究竟是象征着革命高潮的到来，还是象征着革命危机，或象征着革命进入低谷，其实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一个人的革命
说文学社的成立意味着革命高潮的到来，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也就是过了十个月的时间，文学社确实和共进社发起了一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革命。这是从后来的历史反推过来的看法，而按照当时的感觉，文学社的成立，其实标志着孙中山倡导的民族主义革命已经陷入低谷，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间，随着清廷立宪运动按部就班稳步推进，革命眼见着就真的没有希望了，革命者开始发急了，发毛了，于是开始一系列更惨烈的暴力革命，试图打开一个缺口，挽救革命。要弄清楚这个过程或道理，还是让我们简单回溯一下革命的发生和发展。
晚清的民族主义革命思想起源并不是太早。经过几百年的民族融合，特别是面对西方“新异族”的出现，汉族知识分子久已认同了满洲人这个“老异族”，久已没有传统中国士大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样的心理紧张。汉族知识分子在“我大清王朝”体制下活得也比较滋润，特别是在慈禧太后当国这近半个世纪中，满洲贵族集团只是在名义上享有大清帝国的所有权，而经营权、管理权都几乎交给了汉族高官，清廷虽然在中央部院等一些重要岗位上设置满汉双首长制，但满大臣基本上是尸位素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只要不是涉及、侵害满洲贵族集团的利益，满大臣一般都很放手地让汉大臣尽心出力地工作。
汉族特别是汉族知识分子阶层已经被清廷的“联合执政”统一战线弄得神魂颠倒，不分东西，即便是后来反满意识强烈的孙中山，其最初阶段也不是要反满，而是要参与联合政权，希望在联合政府中谋得一个职务，哪怕这个职务只是一个小小的幕僚角色。
1894年6月，医生出身的孙中山关闭了自己的诊所和药房，又通过关系找到上海名流郑观应、王韬、罗丰禄等人写了几张条子，北上天津找到当朝汉族第一高官李鸿章，希望能够在李的幕府中谋得一个职务。为此，孙中山精心撰写了一篇建议书，对清政府怎样才能摆脱困境、重建辉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份上书中，孙中山提出了富强治国的四大纲领，即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孙中山认为，这四个方面是现代西方各国富强之大经，治国之根本，是大清国继续发展应该遵行的道理，而不是只知道坚船利炮。
孙中山的这些意见，在他自己看来或许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但是不要忘了，他期望中的读者是李鸿章，那么从李鸿章立场看，这四点建议似乎就显得很小儿科了，李鸿章对这四点不是一般的知道，而是知道得比这还要深。李鸿章的幕僚早在十年前就向他讲述过西方走向强盛的根本原因，在大清高官群体中早已知道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道理，甚至知道民主，知道议院，知道立宪。即便拿孙中山的这四条建议与康有为六七年前提出的“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建议相比较，[1]虽然说不上是理论上的倒退与弱化，但其思想主旨似乎还没有康有为式的政治意识，而更多地则与早期改良主义者如冯桂芬、王韬以及郑观应等人的主张相仿或相同，并没有多少独到见解。[2]
李鸿章当然还知道，孙中山这样的上书在大清国并不是唯一的孤证或特例，在过去两百年中，没有功名的读书人，除了花钱捐官，一个最重要的途径就是不厌其烦坚持不懈地上书，万一哪一天哪份上书打动了某一位高官，那就“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这样的终南捷径，在那个年代太正常了，孙中山这样做，康有为也这样做。
在李鸿章看来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但在上书者，在孙中山看来却是一件非常不一样的大事。孙中山此时不论多么有名，他的名也只限于他的那些年轻朋友中，还是典型的“名不见经传”。而李鸿章是什么人？那可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皇太后和皇上当时最为信赖的心腹大臣，是大清国的栋梁。
李鸿章拥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孙中山当然是知道的，而且孙中山还知道，李鸿章不同于一般的老官僚，李鸿章门下有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门生或幕僚，孙中山不过就是想到这个幕府中去充当师爷，期待有朝一日获得一个实缺。
孙中山对这次上书看得很重，在某种意义上说，那简直就是背水一战，孤注一掷，孙中山为此放弃了药房和诊所，那可是他的吃饭买卖，而他本人已经拖家带口，需要收入需要工作，他将所有的希望都押在了李鸿章身上。
1894年6月下旬，孙中山信心满满前往天津，和他同行的还有好朋友陆皓东。到了天津，他们手持沪港两地一些重量级政治文化名人写的介绍信拜见李鸿章的亲信幕僚罗丰禄、徐秋畦等人，述说了自己的想法和要求。
罗丰禄、徐秋畦收下了这些政治文化名流的信及孙中山的上书，答应尽量帮忙满足孙中山。
孙中山的上书很快交给了李鸿章，李鸿章似乎也就孙中山在这封上书中提出的要求作了批示和安排。孙中山在这份上书中强调农政之兴尤为今日中国之要务，表示愿意出国考察农业，以便拯救农业、农村和农民。
对于孙中山的这个要求，李鸿章欣然答应，大约还真的以为孙中山是个讲究实际的实干家，李鸿章责成罗丰禄代领农桑会出国筹款护照一本交给孙中山。至于接见面谈的事情，李鸿章推托实在太忙，也就不见算了。
李鸿章不愿意见孙中山，或者说是罗丰禄、徐秋畦等人根本就没有安排见，这在后来看当然是一个不得了的大事情，但在当年，其实真的不算一回事。尽管孙中山有这么多社会贤达写的推荐信，可他毕竟是一名不名的年轻人，不说李鸿章是大清国屈指可数的当朝大臣，仅其71岁的年龄，不见20来岁的年轻人闲聊一通，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当然，李鸿章不见孙中山最直接的原因是军务繁忙。这一点是孙中山最大的不满和不理解。但实事求是地说，李鸿章此时真忙得不可开交。是年4月，朝鲜东学党起义爆发，紧接着中日之间为是否派兵前往朝鲜镇压发生持续不断的争执。到了6月初，李鸿章听信袁世凯所谓日本“志在商民，似无他意”的错误判断，决意“遣兵代剿”，令丁汝昌、叶志超等率领军队跨过鸭绿江，出兵朝鲜。
李鸿章的决策正中日本人的圈套，日本遂借机出兵朝鲜，并迫使清政府同意由中日两国共同监督朝鲜改革内政的方案。到了6月下旬，也就是孙中山、陆皓东抵达天津的时候，正是中日交涉最为紧要的关头，中日双方虽然尚未兵戎相见，但由于利益攸关，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此后不到一个月，战争就真的爆发了。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即便李鸿章借口军务繁忙，拒绝延见孙中山这一平民百姓，[3]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今天心平气和地看来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在孙中山当年却不这样看。因为他把这次投靠看得太重了，他不仅关闭了药房，斩断了退路，而且又通过那么多朋友郑重介绍，结果只拿来一纸护照。这些事实不能不对孙中山造成强大的精神压力，使他觉得李鸿章太不够意思，他怎好意思拿着这张护照去见那些真诚帮助他的朋友呢？
中国圣贤一直告诫当权者要礼贤下士，对那些地位比较低的读书人要格外尊重，绝不能居高临下，盛气凌人。中国圣贤为什么这样反复告诫呢？道理很简单，尽管这些读书人还处在比较低的层面，没有功名没有地位，但是他们的内心却异常丰富异常脆弱，经不起任何蔑视、轻视、忽视，或白眼。否则，其后果就不堪设想无法预测。近代中国几个来自下层的革命者，差不多都有相似经历，如果不是李鸿章阴差阳错错过了与孙中山见上一面，如果能够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幕府中，那么中国近代的历史必将改写；如果北大校长蒋梦麟能够接受李大钊的建议，给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毛润之增加几块大洋，相信毛先生大概也就在那儿安心整理图书抄抄目录卡片；如果胡适之、张申府当年不是那么以北大名教授的身份无视毛先生的存在，而是像北大讲师梁漱溟那样以相对比较平等的身份寒暄几句，估计后来的历史都会重写，历史的走向都会因这些偶然性而改变。
然而，历史无法假设。机缘巧合使李鸿章没有接见提携孙中山，李鸿章的这一失误不仅导致了孙中山由李的崇拜者转变为反对者，更为重要的是，孙中山由此被冷落转而变得对整个体制彻底失望，他由先前真诚地想进入体制谋取发展，转而决绝地要推翻这种体制。他不仅不再相信李鸿章不再相信清政府，而且不再相信清廷统治者有能力有诚心带领中国继续前进。对于康有为、梁启超同时代人提出的改良维新方案不屑一顾，对于严复所张扬的达尔文进化论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孙中山也不再感兴趣，他此后的所有思想所有行动，都集中到一点，那就是要唤醒民众，推翻清朝，推翻这个异族政权，重建汉族人的中国。
基于这种认识，孙中山开始了他“一个人的革命”历程，他先从朋友圈子做起，联络同志，争取同道。1894年11月，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确立“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政治诉求。翌年2月，又在香港成立兴中会。很快就策划武装起义，试图以暴力手段夺取政权，至少是制造政治影响。只是那时清政府虽然面临内外交困的窘境，但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并没有受到普遍质疑，特别是清政府在内外压力促动下一次又一次地启动政治变革，也为其政治统治的改善、加强和巩固赢得了机会赢得了时间，所以孙中山的革命理想很长时间只是一个理想，革命理论也在很长时间只是同志之间信奉的理论，并没有产生全国性的影响，更没有左右中国政治走向的能力。尽管后来的研究将孙中山的革命经历考察得非常详细，但实事求是地说，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在1904年之前并没有转化为政治实践的契机和可能。
清政府1901年开始启动新政后，国内的政治管制开始松动，孙中山以暴力手段推翻清朝，重建汉族人的国家这样极端的政治理想几乎没有任何生存的空间，所以在那之后，孙中山的主要活动范围实际上一直囿于海外华人和留学生的圈子里。
然而到了1904年，新政的动力在逐渐衰减，清廷面对政治改革“深水区”，一时还拿不定主意是渡过，还是止步。就在这短暂的犹豫徘徊之间，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在汉族知识分子中获得了空间和发展机遇，至少一部分汉族知识分子开始相信孙中山的政治判断，相信清廷在涉及自己根本利益，在涉及满洲贵族集团根本利益等问题上，与汉族人还是有区别的，满洲贵族集团永远不可能将包括汉族人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利益。于是汉族人的离心离德开始出现，于是清廷又获得了一股新的改革动力，看来只有进一步加大政治改革的力度，只有自己主动地变，才能摆脱“被革命”、“被推翻”的危险。
革命与改良赛跑
清政府之所以在1904年或稍前对政治改革发生了犹豫和徘徊，除了许多复杂原因外，还有一个直接背景是清政府对改革目标发生游弋，不知道中国究竟应该选择一种怎样的模式。
在1895年之后的历次政治改革中，清政府几乎每一次都在紧扣“维新”这个主题，预设的目标和榜样，也几乎没有离开过东邻日本。新政重启后，清政府的所谓官制改革、所谓仿行立宪等，在在刻意模仿日本明治维新。具体如商部之设，就来自载振对日本商政的考察和制度移植。日本明治维新在中国官绅的记忆中，已经走出近代第一阶段的不屑一顾、不以为然，转至由衷钦佩、真诚模仿。经过几年短暂时间，制度移植使古老中国焕发出勃勃生机。
如果我们不是太健忘的话，我们一定还记得近代中国很长一段时间以俄为师，师法俄国。当胶州湾事件发生后，严复一方面对沙俄乘人之危谋取不义深表不满，另一方面希望中国执政者要虚心学习俄国，尤其是要学习沙皇彼得大帝发奋为雄，以俄皇大彼得之心为心，大彼得之政为政，屈九重之驾，观列国之风，内兴文治，外修武备，求他人之所以文明，以去吾之粗鄙；求他人之所以强盛，以救吾之微弱；求他人之所以开化，以革吾之拘泥谫陋。[4]显然，严复以俄为师的思想并不是他个人的冥思苦想，而是俄国在过去两百年里，在彼得大帝领导下，从一个落后贫穷国家发展成强大军事帝国。
俄国人的道路和其成就始终被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所关注所乐道，康有为1898年向清廷所提出的政治改革建议，其实就是参照俄国和日本两个国家的历史经验归纳出来的。他的《日本变政考》主要研究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而其《俄大彼得变政记》，就是沙皇俄国发展史。
日本是典型的东方国家，通过明治维新实现华丽转身，成为位于世界东方的西方国家，日本的经验深深吸引了中国人，只是日本在实现这些现代化目标过程中，在许多中国人看来，似乎也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日本的民族性似乎受到严重戕害，这在具有“以夏变夷”悠久思想传统的中国读书人看来，似乎并不是最佳选择。
反观俄国，俄国是横跨亚欧两大洲的国家，说它是亚洲国家，它又具有欧洲人的许多习性；说它是欧洲国家，它又具有许多亚洲人的特征。更重要的是，在许多中国读书人看来，俄国人在迈向现代化、西方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像日本人那样实现华丽转身，但它同样实现了建设一个强大国家的基本目标。更重要的是，由于俄罗斯没有像日本那样彻底西方化，而是保留了浓厚的历史遗迹，保留了自己的民族根性，这才是当时最吸引中国的地方。中国人始终像张之洞不厌其烦所唠叨的那样：既想要西方的现代化，又想要中国的传统。中国终于在俄国人那里找到了知音和先例。这就是中国在新政获取一些进步后迟疑不前的思想文化原因。
清政府执政者此时稍微倾向于俄国模式，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日本明治维新通过君主立宪，还是比较明显地限制了天皇的权力，天皇虽然是日本国最高权威和一切权力的来源，但日本天皇与俄国沙皇相比，在行使权力的时候还是受到了某些限制。中国尚没有走到这一步，但无论如何，作为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本能地不希望像日本那样通过立宪限制住自己的权力，而是倾向于俄国的高度集权，倾向于沙皇的大权独揽。沙俄的这种政治模式并不必从自私的层面去分析，事实上在一个落后的国家要发展经济，要走上现代化道路，可能并非只有一条民主、立宪的道路，可能并非一定要限制最高领导人的权力；真实的情况或许相反，要一个能将总量有限且分散的社会资源集中起来高效使用，又能接受了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理念和运行规则的统治者的话，集权统治可能是更好的选择，更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如果从善意角度去理解，清廷统治者在新政启动后不几年稍有迟疑，可能与究竟是选择日本还是选择俄国的发展模式有着很大关系，而且清廷统治者内心实际上是倾向于俄国模式的。
当然，要说俄国人与中国人的心理疙瘩，丝毫不比中国与日本人之间小。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俄国人始终是中国发展中一个重要因素，而且每每是中国人吃亏。更奇怪的是，中国人吃亏之后反而更加佩服俄国人。俄国人在《马关条约》签订后确实帮过中国人的忙，它和德国、法国一起，让中国多出了几千万两银子将辽东半岛赎了回来，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三国干涉还辽”。
三国干涉还辽确实给了大清王朝不小的面子，因为辽东半岛毕竟是大清国的龙兴之地，这块土地如果像台湾一样割让给了日本，其后果确实不堪设想。然而，这块热土回归中国并没有多久，就在1898年春天被俄国人据为己有，理由是中国政府已经同意德国人在胶州湾修建一个海军基地，那么为了维护远东均势，俄国人必须占领旅顺和大连湾。
这还不算。到了1900年，义和团战争爆发，俄国一方面与列强一致行动，攫取关内利益，企图染指英国等西方国家在长城以内乃至长江流域的利益；另一方面避开列强单独行动，趁着中原大乱，清廷无暇眷顾且不得不在很多方面有求于俄国人的时候，出兵占领了东三省，将原本与俄国领土相邻的东三省变成了俄国人的殖民地。
俄国将东三省据为己有，是清政府一块挥之不去的心病。自1900年开始，清政府想尽一切办法就此与俄国人交涉，希望俄国人看在中俄友谊的分上，将东三省还给中国。然而俄国人就是有办法，就是一拖再拖地赖在那里不走。
东三省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双边问题，俄国人强占东三省打破了列强在远东的均势，影响了各大国特别是英、美、日等在华利益，而尤以日本为甚，因为日本在明治维新开始就制定有东亚大陆扩张政策，其重要路径就是通过朝鲜进入中国东北地区，进而向亚洲腹地扩展。所以，日本在一开始就坚决支持清政府对俄交涉，并通过各种方式向俄国施加压力。
日俄两国在列强的唆使下进行了复杂艰难的谈判，但由于利益冲突，谈判始终没有结果，最后终于引发一场战争。这场发生在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最难堪的是中国，清政府莫名其妙地接受列强建议，宣布局外中立。因为战争毕竟发生在你的土地上，那里有你的父老乡亲和财产家园。
清政府在最初阶段确实有帮助日本从东三省赶走俄国的想法，然而一来是日本的拒绝、列强的劝说，二来是清政府本身的利益考量。
俄国人在事实上占据了东三省，东三省的人民、财产都是清政府放在俄国人手中的抵押物。战争尚未爆发时，清政府内部就很担心，一旦日俄决裂，中国就面临非常困难的处境，中国如果与日本接近，不要说结盟、联合作战，那么俄国人就很可能像1900年的海兰泡惨案一样，在东三省大规模屠杀无辜。东三省的生命财产这时确实成了一个问题。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清政府如果不宣布局外中立，那么战火就极有可能无法控制，极有可能烧到关内，而关内一旦受到日俄战火的牵连，不仅中国利益受损，还势必会影响到列强在华北、在长江领域乃至华南的利益。这显然是列强不愿意看到的。
列强和日本都不愿意中国公开站在日本的一边对俄国宣战，而清政府也不可能站在日本的对立面俄国人一边，中国政府所能够作出的唯一选择就是按照列强的指点，追随列强宣布局外中立，以此最大限度维护中国利益，保护东三省的生命财产。日俄两国相互宣战后，英、美、法、德等国很快宣布中立，并明确建议中国政府也这样做，甚至照会日俄两国尊重中国局外中立的立场，不要侵害中国的国家利益。
列强的压力，中国的现实处境，在在迫使清政府只能如此。2月12日，清政府照会各国宣布中立，并谕令各省督抚按照局外中立的原则去处理与日俄两国相关事务，表示日俄两国均为中国友好邻邦，只是一时失和不得已而用兵，所以中国应该从大局出发，局外中立，不去偏袒任何一方。
日本对于这场战争已有足够准备，说打就打。在宣战的第二天，日本军队出其不意偷袭停泊在旅顺口外的俄国舰队，毫无准备的俄国舰队损失惨重。此后一段时间，双方反复争夺制海权，俄国舰队的控制力逐渐减弱。与此同时，日本军队开始登陆作战，在朝鲜，在辽东半岛，重创俄军主力。随后，日军长驱直入，经辽阳大战、沙河大战、奉天大战，日军是连续进攻，而俄军则节节败退。到了1905年3月，俄国军队死伤惨重，已有不堪支持的迹象，陆战败局已定。5月底，两国海军再经对马海峡一战，俄国远程赶来增援的第二太平洋舰队被日本海军一举歼灭。俄国人虽然还没有告饶投降，但实际上已经没有力量继续支持这场战争。当然，日本此时也已捉襟见肘，人力物力财力似乎都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在交战双方都需要停下来的时候，列强也不希望远东局面继续混乱，不可收拾。6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出面调停。8月日俄两国代表在美国朴茨茅斯开始谈判。9月5日，双方签订议和条约，规定俄国将旅大租借地以及该租借地内的一切权益、公产等转让给日本；将长春（宽城子）至旅顺间的铁路连同其支路、利权、煤矿等无偿转让给日本。很显然，这个议和条约无视中国政府的主权和历次声明，俄国人只是将东三省的权益转交给了日本，而不是还给中国。
俄国之所以在朴茨茅斯议和中做出如此大让步，除了俄国力量经过日本打击后日趋衰竭外，又与其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有关。而其国内局势的急剧变化，又深刻影响了中国国内。
在日俄战争进行过程中，俄国军队虽然拥有较日本军队更加先进的装备，但在战场上却几乎一直处于劣势，俄国军人的自信心自尊心严重受创，这引起俄国国内军政各界强烈震撼和严重不满，一般民众也对沙皇的领导能力、战略战术表示不满和深深忧虑。俄国国内形势开始动荡。1904年12月，圣彼得堡发生大规模的罢工事件。翌年1月下旬，又有东正教神职人员发动工人到冬宫外广场和平游行，要求沙皇进行社会改革并终止日俄战争，帮助劳工阶级和社会底层。
和平示威引发暴力冲突，军警的血腥镇压唤醒更多劳动者和社会底层起来抗争，他们不再相信沙皇的领导和许诺，一连串的罢工、示威，在全俄各地接连发生。
面对国内的动荡，沙皇政府给予积极善意的回应。1905年1月18日，沙皇宣布改组政府，撤换了内政部长，并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各地罢工原因及事实真相。2月17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做出更大让步，宣布准许成立咨政团体，包容各种宗教，开放言论自由，以及减少农民赎回土地的费用。
沙皇的让步进一步唤醒了俄罗斯人的政治意识，1905年5月，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自治会代表在莫斯科集会，要求成立一个国家层级的议会。6月，沙皇允许召集成立人民代表会议。12月，沙俄政府颁布选举办法，第一届国家杜马预定于1906年春天经选举产生。
俄国因日俄战争发生的1905年政治革命，是后来政治变动特别是十月革命的预演，不仅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而且对中国也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日俄战争深刻改变了远东的政治格局，但其后果却使中国人深深失望，正如许多人老早就预料到的那样，清政府的局外中立政策可能会使中国在这场豺与狼的战争中两面不讨好，两面都受伤。中国在战争爆发之初或许有不得不局外中立的理由，但在战争进行到一定阶段后，中国实在应该有所改变，应以收回东三省的主权为自己的行动方针。
俄国人在1900年乘着中国的危机抢占东三省，本来就引起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痛恶和反感，只是中国人在义和团战争结束后所面临的困难实在太多，并没有来得及与俄国人较真。中国政府在与俄国进行交涉时，俄国人原本答应分批分期逐步从东三省撤离，如果这个步骤得以实现，中国与俄国因东三省事件而发生的裂痕或许能够弥补。然而，令人失望的是，俄国政府实在不愿将已经吃到嘴里的肉再吐出来，它在1903年以一个并非恰当的理由拒绝了第二批撤兵，这不仅惹恼了日本，引发一场日俄战争，而且在中国人心中留下很坏的印象。中国人为此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要求清政府坚定立场，坚决不能承认俄国人的无理要求，北京、上海、武汉等地的学生集会抗议，罢课示威，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甚至组成了“拒俄义勇队”，每日操练不懈，准备随时回国参加拒俄战争，将俄国人从东三省驱逐出去。只是中国人尚未来得及与俄国人在战场上一决雌雄，日本人为了自己在朝鲜在亚洲的利益，先向俄国人叫起板来。
一场大战，嚣张的俄国佬不仅败在日本这个小国的手里，而且俄国内部所发生的革命给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震动。先前还是“一个人的革命”，经过俄国1905年革命的刺激，孙中山的革命理想逐渐被更多的人所接受。
1905年，孙中山的革命影响日趋扩大，他在比利时、德国、法国等地的中国留学生中间先后建立了革命团体，这些团体也通过各种方式与国内的革命组织建立了联系，革命者的组织网络大致形成。同年8月20日，各个革命团体负责人在日本东京举行集会，决定将各个分散的革命组织整合成一个有统一领导和严密组织系统的同盟会，会议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
同盟会的成立无疑是1905年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件，对于清政府来说，标志着先前分散的反政府力量终于在海外集结起来了，这无疑加剧了清政府的政治危机，怎样才能消弭孙中山、黄兴这些政治反对派的革命，确保大清王朝的政治统治不发生沙皇俄国那样的政治变动，或者怎样才能够像沙皇俄国那样主动变动，以化解孙中山、黄兴等人政治革命的压力，都成为清政府未来政治运作中的一个重要选项。这是日俄战争、俄国1905年革命带给中国的巨大影响之一，革命与改良开始赛跑。
革命暂时领先
日俄战争带给中国的另外一个巨大影响，是在战争爆发不久就开始的一种新认识，即随着战争的爆发，随着俄国军队节节败退，日本军队高歌猛进，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和开明官僚很快敏锐意识到政治变动对于中国未来的重要性，意识到俄国人的失败，不是武器不如日本人，而是制度使然；是俄国的君主专制机制严重束缚了俄国军队的手脚，而日本的君主立宪体制则使日本军队放开了手脚，自由发挥。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的利弊得失通过日俄战争一清二楚地摆在中国人面前，摆在大清王朝统治者面前。不再需要辩论，不再需要论证，制度优劣既然如此，那么中国怎么办，也就不言而喻。
其实，随着1901年新政的开启，国内政治环境也开始改善，清政府虽然在政治改革方面一度裹足不前，但政治上的宽松还是为进一步改革提供了条件和可能，国内知识界在那时应该说没有什么不敢讨论的，从君主专制走上或者说改制变为君主立宪，也并不是非常重要的政治禁区，所以在1904年之前的国内知识界，也对君主立宪的可能性有过相当多的讨论，以回应梁启超等立宪党人在海外的呼吁。
在风云变幻的近代中国，梁启超素以“善变”而知名于世。对其变，褒之者誉其紧随时代，贬之者责其看风使舵，罪莫大焉；就连梁启超本人亦往往“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自嘲，弦外之意，肯定现在，否定既往。只是从政治史的立场看，梁启超的每一次思想转变大致都能紧扣时代脉搏，提出与众不同的方案。
清政府1901年新政诏书发布后，敏感的梁启超就在流亡途中感到这可能是中国政治发生大变化的一个重要契机，因此他很快捐弃前嫌，不再计较清政府两年前残酷杀害六君子的罪恶，开始帮助清政府尽快走上一条正确道路。几个月之后，梁启超在其主编的《清议报》第八十一期上，以“爱国者”的名义发表《立宪法议》，详细评述世界上正在实行的各种政治体制，这就是君主立宪、君主专制和民主立宪，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均为立宪政体，立宪政体的权力具有相当有限性，专制政体具有无限性。从表面上看，无限性的权力似乎对君主很有利，君主可以动用一切资源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其实从实际运作程序看，无限性、不受任何制约的君主，恰恰是将自己推上权力要冲，中间没有丝毫可供缓和的中间地带，成功了固然是你君主的贡献，而失败了，则由君主承担全部责任。各级官吏都是君主的仆人，只领取皇上发给的俸禄，无所用心无所事事。这是一种很不经济很不合算的政治体制。
梁启超指出，就三种政治体制比较而言，人类目前最理想的政治形态无疑是君主立宪。因为民主立宪施政方略变化太快，选举总统时耗费巨大，竞争激烈，虽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竞选经济，但是由于这种经济形态只是消耗不创造，至少在那个时代还不是一种理想的经济形态。至于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相比较，那不言而喻，君主立宪远优于君主专制。
君主专制将人民与君主截然分为两个对立且不易调和的阶级，在这种体制下，君主视民众如草芥，人民视君主如寇仇，人民的日子不好过，君主的地位也时刻处在危险之中。这就是君主专制体制最大的问题。
至于君主立宪则不然。在君主立宪体制下，皇位的继承皆有一定之规，不仅权奸没有篡位的可能，即便是列在君主继承序列中的人也只好耐心等待，有的甚至一直没有继承的机会，也只好认命，而不会发生君主专制体制下的弑君之类的情形。这是因为君主立宪体制下，君主的权力受到宪法的制约，君主虽然地位崇高，享有至上尊严，但君主的权力受到宪法和议院的约束，君主发号施令和大臣的任免，皆须经议院同意，这既最大限度保证了政治决策的最小失误，也有效遏制了任何政治野心家对大位的觊觎和争夺。更重要的是，君主立宪体制真正打通了君与民之间的隔膜与对立，人民比较容易地向议院表达自己的意见，而议院中的议员在本质上说也必须代表他的选民的利益，为选民说话。
根据梁启超的分析，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过渡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中国不能自外的唯一出路。中国当然不会也不能立即就过渡到君主立宪的政治形态，但是中国必须要为这个政治形态的实现准备条件，创造条件，制定路线图、规划图，争取在十年或稍长一点的时间内实现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这样就能够为中国寻找、创建一个可靠牢固的政治体制。这大概就是后来“预备立宪”政治构想的最初形态。
梁启超不仅为中国政治发展开出一剂药方，而且天才般地设计出预备立宪的大致步骤：第一，皇上颁诏，定中国为君主立宪帝国；第二，派遣大臣三人赴东西洋考察各国宪政和法律；第三，考察完毕，在宫中创设法制局，起草宪法；第四，翻译出版各国宪法及相关著作；第五，公布宪法草案，征求全国各阶层意见；第六，自下诏定政体始，以二十年为期，达成宪法之治。清政府后来的所谓预备立宪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参照了梁启超的这个方案。
不过，如果就思想渊源说，梁启超的君主立宪思想固然是受西方政治现实和思想影响，但在更大程度上则与义和团战争之后国内外风起云涌的革命思潮有关。经过1898年的政治波折，1900年的政治动荡，孙中山一系的革命党人更加不愿相信清政府有能力带领中国重新出发，步入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他们在国内外利用一切机会扩大革命的宣传，甚至争取与康有为、梁启超等政治流亡者进行合作，推翻清朝，重建中国。
孙中山的争取曾经使梁启超有点心动，这一方面因为孙中山的道理可能说服了梁启超，另一方面则是清政府在1898年之后的一系列表现确实令人失望。然而梁启超的思想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乃师康有为，而康有为从自己的政治信誉着想，非常顽固地坚持政治改良主义的立场，拒斥革命，以为革命的破坏主义根本不可取，中国未来必须走上君主立宪的既定道路。
康有为的政治立场深刻影响了梁启超，而革命势力在孙中山等人领导下如火如荼，正是在这样一种非常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康有为的政治策略就是用革命的危险劝说清政府放弃君主专制，走上君主立宪；反过来，则是用君主立宪的理论和实践去抵制革命的发生。
其实，在当时中国思想界，真正弄明白革命与立宪之间本质区别的并不多：一是因为这两种主张在本质上都是爱国、反专制，即便是康梁的保皇也带有某种革命的味道，并不是一味守旧，一味维护旧制度。所以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革命与改良至少在1905年之前并不被视为两个截然分途的政治派别，而是视为一个有别于清政府的政治阵营；只是这个阵营中较激进的求革命，稍温和者主立宪而已。这种政治分野的朦胧，自然有助于立宪和革命思潮的扩张。
二是因为立宪与革命在此时尚不构成对立的两极，但立宪的政治主张此时却与清政府的既定立场发生严重偏移，至少在清政府政治统治者那里，他们需要新政，需要经济重振，需要法制重建，需要教育改革，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当然也需要适度的政治体制改革；而且从统治者的立场说，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政治体制改革，只是他们从来也没有想过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进行过渡。所以，君主立宪在1904年之前尽管并不是一个被清廷禁止讨论的话题，但至少是清廷不太欢迎的政治主张。
清廷要变法而不要立宪的政治倾向，理所当然地受到思想界的批判，君主立宪的积极鼓吹者杨度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指出，世界潮流已经向着民主的方向大踏步前进，世界上已经出现不少的民主国家，即便是那些依然坚持君主制的国家，也逐步从君主专制变成君主立宪，将君主的权力通过宪法予以适当限制。只是中国目前依然不识时务，继续奉行君权无限的君主专制体制，人民的学术、身家、财产皆受制于专制制度而无由提振，无法发达。清政府不明白这个道理而空言变法，无论怎样变来变去，也无法取得真正的效果。杨度的结论是，居今日而欲救中国，仍然不敢谈论君主立宪，不敢将君主的权力通过宪法进行制约，那么这种变法也就是空有其名，不如不谈。
对于清政府要新政不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做法，中国思想界有许多不同的批评，这些批评在认同清政府改革倾向的同时主要表达一种不满足，认为真正的改革真正的新政，一定要从政治变革做起，因为中国的问题不在于经济不在于外交不在于军事，主要还是中国在政治上没办法，西方不能以平等兄弟之国待我。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以他们重拾先前政治改良主义设议院、制宪法、伸民权、开民智的主张，并逐步将议论的重心集中在制定宪法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以为成文宪法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保障，只有从宪法上确认君主立宪政体，才能真正调动起激发出中国人的政治热情，激活中国人的政治智慧。他们还真诚地向统治者说法，告诉他们君主立宪体制从表面上看是对君主无限大的权力进行约束，似乎是皇权的减弱，但其本质是为了皇权的永固，保证皇权统治历千年而不变。如此，就能够上下相安，君民一体，联合大群以防外患之来，中国政治实现华丽转身，成为国际社会与各大国享有同等地位的重要成员。用天津《大公报》1903年8月18日庆贺光绪帝寿辰的祝词说，就是“一人有庆，万寿无疆；宪法早立，国祚绵长”。
制定宪法，伸张民权，实行君主立宪，至少在1903年逐渐成为除革命党人之外的国人共识，上海一些比较积极比较热心于政治变革的知识界人士甚至在那年6月召开国民议会，康有为的门徒龙泽厚提议不妨乘机向清政府发起一场请愿运动，促成清政府早日立宪。至此，君主立宪成为一部分中国人的政治信仰和政治追求，先前流行多年的维新派这个政治概念逐渐被立宪派所取代，立宪党人逐渐集结，逐渐成熟，逐渐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一支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
如果不发生其他意外，相信清政府开启的新政也能够缓慢地向政治变革转变，君主专制也能够逐步追随世界潮流向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和平演变，平稳过渡，因为中国实在没有其他的道路可走。革命、共和、民主，虽然已有一部分人在坚定地追求，但这部分人不仅人数少、力量弱，而且其革命理由、论证逻辑，似乎还不是那么能够让人心悦诚服，至少在日俄战争爆发前如此。
日俄战争加剧了俄国国内的政治矛盾，促动了俄国人的政治改革热情，而俄国人的政治动向影响了中国人的情绪，激活了中国人政治改革的激情，革命派从俄国人那里获取了信心、信念和力量，而改良派也就是刚刚成型的立宪派也从俄国人的变动中看出了政治危险，那就是中国政治如果不能发生自主的变动，不能向君主立宪政体迈出关键一步，那么世界政治的多米诺骨牌很有可能会深刻影响中国的政治稳定，逼迫中国从事政治改革。那样的话，政治改革的结果就很难预料，究竟是革命共和民主，还是君主立宪，恐怕就不是清政府和满洲贵族集团一个方面所能决定的了。
还有一个不待论证的情形是，君主立宪的“小日本”在战场上连连得手，而君主专制的“大俄国”则节节败退，捉襟见肘，败象已露；这显然不是俄国的军事指挥系统出了问题，而是俄国的政治体制在起着决定性作用。这对中国国内先前久已存在的立宪思潮立宪热情，无疑起到了非常强烈的刺激作用。
先前几年逐渐倾向君主立宪的知识分子对日俄战争格外关切，他们一直期待着君主立宪的小日本战胜君主专制的大俄国，相信立宪胜于专制是世界政治发展的必然规律，日俄之间的战争不是单纯的军事力量之间的较量，而是政治竞争，是制度竞争，是君主专制与君主立宪两种政治制度之间的战争。
战争开局就证明他们的这个判断是大体正确的。中国的立宪党人开始相信，君主立宪政治体制并不是白种人的专利，日本的成功和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表明国家的强弱之分并不在人种，而在于制度。日本虽然国小人少，但君主立宪政治体制激发了一般民众的爱国热情，所以士气高涨，战无不胜；而俄国虽然国大人多，但君主专制体制使一般民众对这场战争不仅冷漠，而且庆幸，庆幸俄国人终于有机会乘独裁君主的外部危机去解决内部问题，逼迫沙皇在一系列政治问题上让步。这就是两种制度所带来的不同后果。
中国的立宪倡导者当然不是为了日本的胜利而欢呼，而是为了中国自身的政治问题而期望，期望用日本的成功打动政府，促动政府尽早觉悟，走上日本君主立宪的路。也就是说，假如日本能够在这次军事力量对比悬殊的战争中一举战胜俄国，那么体制优势就不证而明，就不怕清廷统治者再犹豫徘徊不敢走上君主立宪的路；反之，如果是俄国胜而日本败，那么清政府统治者的必然判断一定是认为中国之所以贫而弱，并不是中国没有走上君主立宪的路，而是君主专制体制还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功能。即便一般民众恐怕也会在立宪还是专制问题上动摇，以为黄种人灭、白种人兴，或许真的是天之定理，即便发愤爱国之日本都不足以抗衡、改变这个定理，那么远较日本落后的中国就更不必说了，中国的前途就更不堪问了。
立宪倡导者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从中国外交路线进行分析，清政府虽然知道日本的可怕，但更惧怕国大民众的俄国，所以多年来不论俄国人怎样在中国的政治危机中坐收渔人之利，怎样毫无愧色地乘着义和团战争将东三省收至囊中，清政府不是乐意奉送，就是点头默认，因为清政府很长时间都是以俄国作为外交援手，希望中俄结盟化解中国的外部危机。正是这一不可动摇的亲俄路线才促使日本向俄国发难，至少日本在表面上是为中国打抱不平时，反而遇到清政府的冷漠和不合作，假如清政府当时执意参战，执意站在日本方面一起去“解放东三省”，收复失地，那么清政府的政治结局肯定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清政府之所以宣布局外中立，这一莫名其妙的决定除了日本的拒绝外，更多的是清政府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清政府至少是最高统治层此时尚无分权的任何思想准备，根本没有将君主立宪作为一个可能的选项，所以清政府既希望日本人将俄国人赶走，收复失地，巩固统治基础；同时也希望俄国人胜，这样清政府就有了进一步加强君主专制的理由和机会。因为在他们的判断中，中国近代以来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不是君主专制太过严厉，而是地方主义在一系列巨变中逐步坐大。假如俄国人胜了，清政府就可以光明正大利用这个机会加强君主权威，建设更加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日俄战争的进展并没有按照清政府统治者的期待发展，相反，强大的俄国军队就像十年前貌似强大的中国军队一样不堪一击，至1905年5月，俄国舰队经对马海峡一战全军覆没，小日本战胜大俄国已经成为不可更改的事实。这一事实极大激发了中国立宪政治倡导者的热情信心和理念，使他们毫不动摇地认定日俄战争就是立宪战胜了专制，中国不应该继续在君主专制的老路上徘徊，中国的唯一出路就是向日本学习，尽快走上君主立宪的康庄大道。否则，中国继续坚持君主专制的政治老路，不仅要被世界潮流所抛弃，而且极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重蹈俄国人的覆辙。日俄之战使中国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急剧变化，放弃君主专制，转而拥护君主立宪的人明显多了起来。
与立宪运动同时高涨的还有革命运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也在这时风生水起，对清政府的政治统治构成极大威胁。为了促动清政府走上政治变革的路，走上君主立宪的路，立宪倡导者没少向清政府夸大描述革命的危机和后果，他们不断提示清政府，孙中山的革命手段当然是不足取的，其后果也肯定是很严重的，但是，孙中山等人的革命理由和动机不能说不合理，不能说不正当，因为他们所揭示的那些问题是确实存在的。所以，立宪主义者一方面反对清政府对革命力量的镇压和不妥协；一方面又向革命党人施加影响，不支持不同意革命党人用暴力手段推翻清政府，认为革命或许能够铲除专制主义发生的土壤，但其后果太过严重，中国极有可能在这场革命中损伤元气，引起列强干预甚至瓜分中国。中国的唯一出路就是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起努力，促使并帮助清政府实行根本的政治改革，重建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将国家公诸国民，一切平等，满汉不分，制定宪法，开设议院，实行民权，限制君权，实行责任内阁。
日俄战争的胜利促动了中国敏感的政治神经，革命运动的高涨促动了立宪主义异军突起，左右逢源。立宪主义的追随者迅速增加，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人唱之，百口和之，终于形成立宪主义的大合唱，终于为中国走上立宪道路形成了一个众声喧哗的舆论环境。各种各样的立宪刊物相继发刊，先于政府的各种立宪团体也在这个有利的气氛中相继成立，一时间，立宪成为中国人的口头禅，立宪政治成为中国人除了革命之外最重要的政治诉求。
立宪反超革命
在日俄战争之前很多年，至少可以说在1898年政治变革过程中，中国已有很多人认识到君主立宪取代君主专制的必然性，然而由于各方面条件不具备和各种机缘巧合，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错过了主动走上君主立宪道路的机会。现在，君主立宪的日本战胜了君主专制的俄国，这给中国留下一个无须试验无须证明的成功典范，中国再也没有理由和借口不改革自己的体制，不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了。
知识界和许多开明官僚在日俄战争前就已经意识到君主立宪可能是中国未来政治变革的不二法门，但是怎样才能促动清政府尽早觉悟，主动改革，各方面的意见并不一致，但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尽可能地多策动地方大员和中央政要赞同立宪，这样才能化解清廷最高统治者的内心恐惧，才能使之心甘情愿地放弃君主专制体制下的部分权力。
日俄战争爆发前夕，中国的政治危机和外交危机就非常严重，朝廷和许多大员的重心都放在怎样化解危机上，这显然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治短视，是一种政治被动。只有署云贵总督丁振铎、云南巡抚林绍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中国的外交危机只是一种表象，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上。要想挽救或者说彻底化解中国的外交危机，就必须尽早主动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尽早将中国的政治体制与世界接轨，与各国同步，否则中国继续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那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中国想变法都不再有机会。1904年1月19日，丁振铎、林绍年将这些意见报告给朝廷，期望清廷能够汲取先前几十年的经验教训，自改革而不是他改革，主动公开联合日本与俄国开战，这样不仅能够通过这场战争达到收复失地的目的，而且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改变自己的政治体制。
在丁振铎、林绍年联衔上奏前后，一些驻外使臣也联衔建言，希望朝廷利用此次机遇，大幅度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一举完成君主立宪体制的重建。
然而，清廷大约此时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考虑，根本没有准备放弃君主专制的威权体制，所以朝廷对这些建议不仅不愿采纳，反而以为这些建议实际上是为革命张目，或者说在本质上就是革命。
清廷不愿意在这个时候节外生枝去进行什么政治体制改革，但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日本军队在战场上连连得手，迫使清政府不能不开始考虑战后远东政治秩序安排。许多要员非常担心日本在赶走了俄国人之后一定会赖在东三省不走，那样中国的局外中立就是两面不讨好，两面落空。安徽巡抚诚勋建议朝廷不要指望日本会在战后将东三省平和地交给中国，中国不可能有力量坐享其成，即便日本真的在列强压力下不得不这样做，但中国必将在这个交易中付出沉痛代价。
江浙地区的立宪主义者对日俄战争的动态高度关注，战争刚爆发，南洋公学总理张鹤龄就敏感意识到这可能是中国政治转折的契机，他遂与同僚张美翊，以及已离开南洋公学到商务印书馆任职的张元济、张之洞的重要幕僚赵凤昌、盛宣怀的重要幕僚吕景端等人紧急磋商，以为中国局外中立的外交选择即便在当初有不得已的苦衷，但随着战争的进展，也到了需要检讨需要改变的时候了，他们建议盛宣怀与湖北巡抚端方、办理商约大臣吕海寰等联名奏请朝廷注意调整外交方针，不要使中国在战后被边缘化，什么也得不到。
盛宣怀等要员接受了这个建议，3月9日，盛宣怀、吕海寰、端方，以及两江总督魏光焘、署两广总督岑春煊等联名上奏，建议清廷考虑放弃局外中立的外交政策，乘着美国政府宣布保全中国土地主权的难得机会，迅速派遣亲重大臣，以考求新政为名，出访欧美有外交关系的各个国家，表明中国政府关于东三省的原则立场，东三省为中国固有领土，不得误认为中国已失之地。战后归还中国后，中国政府将以维持远东均势为前提，保证将东三省向各国开放，利益均沾。至于内政，盛宣怀等人建议清廷要选择几件有关新政的大事切实进行，痛除旧习，以动天下之观听。内政配合着外交，将来善后会议召开时，中国或许能够有机会参与其中，或许能够有助于东三省问题的彻底解决。
按照这个建议，派遣新政考察大臣奔赴东西洋各国主要是掩人耳目，真实目的是与各国沟通协商，为战后东三省问题的顺利解决铺路，也就是希望列强支持中国能够自然地参加战后议和会议，成为日俄战争利害攸关的一方。然而清廷对于这个建议并没有很快接纳，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既有人事方面的纠葛，也有条件不太成熟的考虑。清政府暂时还不愿放弃局外中立的立场，因而也就不必派员奔赴东西洋了。
江浙地区立宪主义者的这个建议从表面上看是为了战后议和，不过其本质或建议者的思想深处无疑是为了新政，为了借这次战争的机会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然而这个建议被朝廷轻而易举地化解了，于是他们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直接策动封疆大吏、中枢大员合词再请，建议朝廷在日俄战争结束前，趁此机会，先定国是，宣布中外，再派专使出访各国，或许能够达到不被边缘化的目的。张美翊等人为此曾联络两广总督岑春煊的幕僚联合发动，然而不知什么原因，这个动议竟然再也没有下文。
国内大员及立宪主义者的动议被阻止了，但并不表明没有人敢于继续尝试。稍后，驻外大臣孙宝琦联合驻俄大臣胡惟德、驻英大臣张德彝以及驻比利时大臣杨兆鉴等于3月22日联衔上奏，请求朝廷尽早变法，以救危局。至4月，孙宝琦又单独上书政务处，详尽分析中国所处国际环境及其应对策略，强调日俄之间的这场战争必将以日本的胜利、俄国的惨败而结束，日本的胜利是体制的胜利，制度的胜利，日本仅仅实行几十年的君主宪政体制，极大地激发了国民的爱国情怀。反观中国，孙宝琦认为中国之所以自庚子以来，维新改革的政策不可谓不多，但效果递减；反复督励臣工发愤为雄，重建辉煌，然而百官玩世依然，天下精神萎靡不振，其根本在于并没有找到一条整治中国问题的药方，中国问题的关键就在政治上要有办法，而政治上有办法，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与世界同步，向各国看齐，将君主专制威权政体尽快转变为各国一致的君主立宪政体，制定宪法，改革体制，参照各国成例，变政务处为议院上院、都察院为议院下院，各省府县设公议堂，从上至下完成立宪政体的制度建构。
孙宝琦是近代中国政坛上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他的父亲官至太子少保，他本人是李鸿章的门生，又与庆亲王奕劻、显臣盛宣怀、袁世凯及张佩伦等相继结成儿女亲家。他的弟弟孙宝瑄是两广总督李瀚章的乘龙快婿，具有非常强烈的政治异端倾向，与体制内外的政治反对派和政治异见者关系密切。像章太炎、梁启超、谭嗣同、汪康年、夏曾佑、张元济、严复等，都是孙宝瑄的至交好友。正是这样一种背景，使孙宝瑄对政治的观察非常敏锐，他在乃兄孙宝琦出使法国前，曾草拟一立宪方案，请孙宝琦代为上奏，孙宝琦疑而不敢上，担心超越时代发展，引出麻烦。不料其到了法国后，实地考察了近代西方各国政治制度，认识到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上下一心，日兴月盛者，皆因为有宪法制度作保证。所以，中国要想后来居上，要想真正变成一个现代国家，就必须在制度改革上下功夫。
遗憾的是，孙宝琦的上书并没有被政务处转奏上去，只是不知什么缘故，却在当时最负盛名的《东方杂志》上全文发表，许多报纸杂志或摘要或评论，这反而比上奏清廷影响更大，朝野震动，立宪呼声骤然成为国内舆论中的最强音。
用一般性的宣传去转变人们的观念是重要的，但鉴于中国政治的特殊性，中国政治要想获得大进展，关键还是那些从事政治的人，所以孙宝琦在上奏清廷要求立宪的同时，也利用各方面的关系影响那些方面大员，致函端方、张之洞等，希望他们能够利用自己的政治身份，将立宪的意思合疏上陈，说服朝廷，引导国中。
具有类似想法的当然还有很多，比较重要且发挥过积极作用的主要有张謇。张謇是当年脚踏实地从事实业的状元，不肯为官，却热心于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和政治改良，他在1903年赴日本考察教育，实地感受了日本君主立宪带来的生机与活力，归国后就开始注意与同具立宪思想倾向的汤寿潜、张元济、赵凤昌、张美翊等人研究立宪问题，并设法运动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魏光焘共同进行。
1904年5月8日，张之洞入京觐见后途经南京，与魏光焘议定联衔上奏立宪，并面召张謇详谈奏折起草的思路。稍后，张謇与江浙地区立宪主义者蒯光典、赵凤昌、沈曾植等详加讨论，最后由张謇与蒯光典参考其他督抚立宪奏稿，反复斟酌，数易其稿。大意谓日俄战争后，中国必有极大危险，欲加预防，只有实行立宪。这个奏折并没有什么出格的言论，不过老成持重的张之洞还是表示犹豫，指示张謇向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探探口风和朝廷的态度，然后再定怎样处理。
张謇与袁世凯当然是老熟人了，而且还不是一般的老熟人。张謇早年在庆军幕府当差时，曾受提督吴长庆委托，教授袁世凯读书。吴长庆去世后，张謇似乎瞧不起袁世凯的所作所为，断然与之绝交，至此已二十年。现在张之洞委托他去打探袁世凯的口风，张謇也就只好捐弃前嫌，先是通过袁世凯的心腹幕僚杨士琦了解袁的最新政治见解，又于6月26日致函袁世凯，劝其仿效日本政治家伊藤、板垣诸人，共成宪法，朝廷立宪，巍然成尊主庇民盛世伟业。
对于张謇的建议，袁世凯也确实慎重考虑，不过他确实知道朝廷目前的情形和为难，知道现在的条件还不太成熟，所以他在回信中并没有否定中国走上立宪政体的可能性，只是表示目前时机还不是很成熟。听了袁世凯的分析，张之洞、魏光焘也就打消了立即奏请立宪的想法。几年前“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历史盛景并没有再次出现。
江浙地区立宪主义者当然并不会因为袁世凯的分析完全放弃自己的行动，张謇、汤寿潜、张美翊、许鼎霖、张元济、吕景端、夏瑞卿等连日会商，最后决定另辟蹊径，由张美翊利用与当朝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瞿鸿禨的师生关系，上了一份说帖，建议瞿鸿禨利用自己在朝廷中的特殊地位，争取在年内慈圣万寿圣节时候，促动朝廷颁发诏令数条，一面调查宪法，一面制定中国立宪的方案、步骤，如此则满汉、新旧的隔膜一扫刮绝，人心既定，凡事可为，气象一新，必为环球所许。
瞿鸿禨是晚清政治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重要人物，他收到这封说帖后的具体反应我们虽然不太清楚，但据说他一方面很快就派其弟前往上海找到鼓吹立宪政治的重要人物赵凤昌，嘱赵代为选购各国宪法方面的书籍以作为参考；另一方面，瞿鸿禨也利用近臣身份，秘密向慈禧太后面奏派员出洋考察宪政，他个人甚至准备亲自前往，实地考察东西洋各国宪政，为中国将来的政治改革做准备。
赵凤昌对瞿鸿禨的嘱托也非常上心，一方面抓紧选购各出版机构出版的各国宪法文本及其相关读物；一方面受张謇委托加紧印制《日本宪法义解》一书，以便送给朝廷和各方面的达官贵人。据说，慈禧太后读到《日本宪法义解》等书后就表示，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似乎有意回应各方面的呼应，准备讨论君主立宪的可能性及具体步骤。立宪政治终于在最高层看到了一丝曙光，撕开了一条缝隙。
在1904年，立宪主义者和开明官绅通过各种方式上通下达，沟通串联，想方设法去影响朝廷，促使中国能够利用日俄战争契机，改变国体，实现立宪政治。至于各家报纸杂志，也在这个时候营造氛围，反复宣扬的道理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目前的危机主要在国是不定，定国是的关键就在立宪法，实现宪政。至于驻外公使，如驻英公使汪大燮、驻美公使梁诚等，也先后奏请朝廷顺应世界潮流，宣布立宪。而朝廷各部院大员、各省督抚，在这种政治气氛下，也是不甘人后，纷纷上奏，请求变法。
从朝廷的立场说，清政府在过去的几十年所从事的改革并不少，但这些改革从来都有一个重要的政策底线，那就是以加强和巩固满洲贵族统治集团的统治地位为唯一原则，一切有利于这个原则的都会接受，而这个接受一般说来总是要有一个外部契机，或者说要有一个比较合理的外部理由。到了是年8月，日俄战争的结局越来越明朗，战后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和策略，也确实到了一个必须讨论必须确定的时候了。8月2日，清廷谕令疆臣各抒对策。
稍后，各省督抚五花八门的建议案纷纷上报，有的主张联日拒俄，有的主张联德联美，有的主张调停日俄，只有林绍年继续先前的建议，坚持认为最重要的改革莫过于将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署四川总督锡良建议委派重臣游历欧美各国，联络感情，以方便在稍后的善后议和中相互呼应。
清廷当然希望接受锡良这样的建议，派员前往东西洋各国加强沟通与联络，然而这个建议并不被各国所接受。迫于无奈，清廷不得不回到盛宣怀等大员3月9日的建议上，表面上派员前往东西洋各国考察宪政，调查各国政治，以便归国后从事变法，实际上则是让这些大员在考察宪政的同时，加强与各国之间的沟通，争取各国在东三省问题上对中国的支持和同情。考察宪政是东西洋各国普遍欢迎也是普遍要求过的事情，只有如此才能突破列强在东三省问题上对中国的孤立。所以清廷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下第一次讨论派员出洋考察宪政问题，尽管没有就此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但却意味着宪政运动可能有了新的机会。
据说，提出将宪政考察与东三省善后外交合二为一的是汤寿潜，汤寿潜是瞿鸿禨的弟子，也是江浙地区最著名的立宪主义者之一。他认为，东西洋各立宪国侈然以文明自负，大清如果能够表示对西洋这种文明有所输入，那么必然获得这些国家的欢迎。只要这些考察大员获得了西方国家的欢迎，那么顺水推舟，暗中商及日俄战争善后和中国利益，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而且由于中国大员是以考察宪政的名义出访的，即便漏掉俄国，俄国也不会怪罪，因为俄国毕竟不是立宪国家。
汤寿潜的这个建议合情合理，自然受到瞿鸿禨的重视，而瞿鸿禨此时为慈禧太后身边的大红人，当然也就有机会将这些看法向太后详述，因而促成太后思想的变化。太后思想的变化又深刻影响了瞿鸿禨，瞿鸿禨对立宪的事情更加热心，他不时召见一些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人讨论立宪的可能与步骤，户部主事陈黻宸也就在瞿鸿禨召见后提出一个具体方案，强调中国以一个不立宪的国家居于群立宪国之间，不待仔细分析，就知道其结局肯定不妙。所以居今日而言外交，言内政，唯立宪二字强于百万之师。中国只要做到与东西洋各国一致走上立宪道路，许多困难大概都能迎刃而解。
是否立宪在当时已经明显构成中国的外交障碍，美国政府在邀请日俄两国协商战争善后时，对于中国希望参加的迫切心情视而不见，根本不予考虑，中国被完全排除在讨论东三省前途的会议之外，这不能不使清廷感到格外焦虑格外尴尬。1905年6月23日，清廷以日俄和议有开议之说，命各衙门及各督抚筹划应如何因应，及将来接收东三省应如何善后办法。稍后，又将同样的问题责成各出使大臣筹划。
这个问题两年来已有很多讨论，稍微头脑清醒智力健全的人都认为不能就事论事谈东三省，必须将立宪与东三省问题捆绑在一起，才能理出问题思路，找到解决办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清廷的问题还是那个问题，那么答案自然还只能是那个答案。7月2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与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回奏，建议清廷明确宣布于十二年后实行立宪政体。袁世凯在此之前曾派员前往日本考察宪政，前后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已经积累了许多直观的经验和理论，并将这些经验和理论通过各种管道向最高当局和权贵们灌输，着力强调的一点就是实行立宪无损于皇室，无碍于皇权，且能使君权永固，万世不替。
稍后，周馥又单独奏请实行立法、行法、执法三权分立和地方自治的立宪政体。两广总督岑春煊也接受出使美国大臣梁诚的建议，奏请清廷唯有立宪，方可救亡，东三省问题的关键不在日俄，而在中国能否径仿东西洋政治，与民更始，改革政体。封疆大吏、中枢要员在这次回奏中差不多都站到了立宪一边。
封疆大吏、中枢大员们的建议特别是立宪有百利而无一弊的说法，深深感动了政治高层，经过几天慎重讨论，7月16日决定遣派载泽、戴鸿慈、端方、徐世昌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27日，增派农工商部左丞绍英随同出洋考察各国政治。
五大臣考察阵容不仅庞大，而且他们五个人的政治地位、思想倾向也非常值得注意。载泽是宗室贵胄，留心时事，素号开通；戴鸿慈在中央部院任职甚久，经验丰富，颇讲新政，深知立宪可以救国；至于端方，奋发有为，于内政外交尤有心得，是满洲贵族集团中的政治新秀。所以，五大臣阵容分量重、责任大，自然引起国内外各方面的注意，特别是西方一些民主国家普遍认为，清政府此次派员出洋考察是为了学习日本、美国和重要的欧洲国家的宪法、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中国终于下决心将西方行之有效的政治体制、宪法体制和经济体制移植过来了。
根据安排，由载泽、戴鸿慈和绍英率领的一路考察俄国、美国、意大利等国，由徐世昌、端方带队的另一路主要考察英国、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等。两个庞大的考察团很快组织起来了，经费的筹措也在南北洋大臣、各地督抚，特别是直隶、湖北、江苏等省支持下迅速解决。各地人士真是有力出力，有钱出钱，都在真诚期待中国能够尽早政治民主化，连边远的新疆这样的省份也为考察团认筹一万两库银。由此可见中国人的政治热情。
当然也有人不愿清政府立即推动政治民主化，实行宪政的，所以当五大臣准备出洋考察的当天，就在正阳门火车站发生一起自杀性攻击事件。
9月24日上午，考察政治五大臣率领大批随员从京城出发，京师各界官绅、学生以及大小官员，甚至还有各国驻华公使均前往壮行，因为这毕竟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政治从此开始转轨，开始向世界靠拢。正阳门火车站锣鼓喧天，歌声嘹亮，冠盖云集，观者如潮，人山人海，一片欢腾。十一时许，五大臣与送行各界依依惜别，登上专列，火车汽笛长鸣，准备开动，突然，一颗炸弹在五大臣乘坐的专列上爆炸，一声巨响如晴天霹雳，哭喊声、嘶叫声、警察的汽笛哨声一声紧似一声，谁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人们只能按照本能四处奔逃。
惊魂稍定，方才知道是革命党人的自杀性攻击，这个攻击实行者就是安徽桐城人吴樾。吴樾是大学者吴汝纶的堂侄，1902年追随吴汝纶前往保定高等学堂读书，只是他的思想并没有停留在吴汝纶的规范中。
吴樾在随后的几年里，接触了许多革命党人，像陈天华、杨笃生、赵声、蔡元培、章炳麟、秋瑾、陈独秀等激烈革命者都成了他的朋友。通过他们，吴樾阅读了许多革命书刊，如《革命军》《警钟报》《自由血》《黄帝魂》《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吴樾的思想为之一变，由信仰立宪转而支持革命，参与革命，而且成为其中最激烈的人物，是“北方暗杀团”的重要成员，也是光复会的重要成员。
“北方暗杀团”和光复会的政治诉求都是推翻清朝，恢复汉族人的国家，所以他们的暗杀对象始终锁定在满洲贵族和清廷中拥有政治实权的汉族高官，比如慈禧太后、铁良、袁世凯、张之洞、岑春煊等。他们在国际无政府主义思潮感染下，相信杀一儆百以儆效尤的政治效果，因此找准一切机会发动暗杀。他们之所以如此反感清廷主导的立宪运动，主要是因为立宪运动的发起和开局确实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立宪的呼声逐步获得了国人首肯，甚至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党人都欣喜若狂，准备重返清廷政治中心。相比之下，只有革命党人在这一片立宪叫嚣声中日趋没落，至少暂时处于革命低潮，处境困难，被严重边缘化。革命党人如欲重振，如欲重回或走上中国政治中心，就必须设法阻止清廷主导的立宪运动，因此他们革命党人一方面从理论上批评清廷是假立宪真独裁，是对人民的欺骗；一方面出重拳，惩治那些立宪运动的骨干和领袖。
在正阳门火车站这次自杀性攻击中，吴樾当场牺牲，另有两个人当场死亡，不过五大臣并没有受到根本威胁，载泽、徐世昌受轻伤，绍英的伤势稍重。
吴樾后来被誉为革命英雄，同盟会后来在《民报》的增刊中将吴樾的遗著全部发表；民国成立后，政府对其遗骸给予隆重安葬。不过，在吴樾发动自杀性攻击的当时，除了同盟会一系革命党人，国内外舆论并不看好这件事。相反，国内外舆论对于吴樾刺杀五大臣普遍给予谴责，以为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是为立宪做准备，关系中国政治前途，但凡稍具爱国心的中国人都应该郑重其事祝其成功，而不应使用这种自杀性恐怖袭击手段阻遏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不过，也正如当时许多媒体所分析的那样，吴樾的临门一脚，虽然出乎许多人的预料，很难体察其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但这个非常之举所得到的效果，可能与吴樾的期待根本相反，或许并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因为这颗炸弹一响，实不啻以反对党宗旨大声疾呼于政府，使政府知道立宪对于大清国，对于皇室，是一件有利之举，因此不可不竭力以达成，不可不尽快去实现。
吴樾的炸弹不仅没有阻止清政府实行立宪的步伐，反而坚定了清政府实行立宪的决心和信心，正如端方在致上海报界的一份电报中所说，这个炸弹表明确实有人反对宪政，反过来也充分证明，从速实行宪政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