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引用《茶经》的三段记载可以看出，茶席上的滓方，与我们日常习惯称谓的水方或者水盂，是完全不同的，也不要混同一物。水盂，是文房里盛水以供磨墨用的器皿。宋代赵希鹄《洞天清录·水滴辨》里说：“古人无水滴，晨起则磨墨，汁盈砚池，以供一日用，墨尽复磨，故有水盂。”
滓方在功能上，更接近于潮汕工夫茶中的茶洗。《潮州茶经》中这样描述茶洗：“形如大碗，深浅式样甚多。”“烹茶之家必备三个，一正二副。正洗用以浸茶杯，副洗一以浸冲罐，一以储茶渣暨杯盘弃水。”这点与《长物志》中对茶洗的描述近似：“以砂为之，制如碗式，上下二层。上层底穿数孔，用洗茶，沙垢皆从孔中流出，最便。”
滓方在茶席上，虽不显眼，但在感觉上，却具有重量感。滓方陈设于席主泡茶弃水的方便位置，因有的滓方体积稍大，如处理不当，会使茶席显得突兀，不妨顺势把它作为均衡茶席构图的重要砝码使用。
荀子曰：“君者盘也，盘圆而水圆；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勿以善小而不为，滓方虽平凡，却是茶席上不可忽视的细节。古人常说，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便是这个道理。日本茶人对建水一丝不苟的设计和追求，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些微的细节以及对待事物的态度，决定着一个茶席的成败，不能因为滓方的功能不重要，便粗糙制作或布置马虎凑合，而不去尽善尽美。几案之珍，得以赏心而悦目，精美灵巧的茶器，可有效改善茶席的氛围，提高茶席的品位与可观赏性。
席布，一方天地
席布，是营造茶席天地中的一方素巾，或竹或麻，随心细择。席布不仅用于装饰、确立茶席的色调，而且也是确定茶席空间中心区域的标志。
在茶席的空间里，一方席布象征大地，承载安放着茶具。茶器的上方是天空，泡茶人与品茶人主客分列，诗意地栖居在天地之间，安然享受着一杯茶的清芬甘甜。
茶与茶汤，茶杯与茶壶，还有我们，都是茶席的主角。席布与其他茶元素的存在，是为了营造茶的氛围，衬托表现茶具的温润、茶汤的通透，让我们在视觉上产生美感，让品茶的生活艺术化，进而更容易走进茶道的美学空间。
一个完整的茶席，从空间上，应分为天、人、地三个部分，茶席的铺垫是地，地要厚重，要承载。因此从桌面开始，茶席的层面，就包括席布、茶托、茶杯等，依次向上，色彩的明亮度应该越来越高，颜色逐渐趋浅。例如，从黑、灰、蓝向上逐渐由深及浅过渡到白色，这种自然的秩序，符合清轻向上为阳为天，重浊下降为阴为地的传统理念。
席布的颜色，通常的底层铺陈，以有重量感的冷色最佳。也可根据茶事活动的要求、茶类的不同、季节的变换、空间的差异等因素，点缀搭配不同颜色和不同质感的席布，但一般不能超过三种色彩，颜色不宜花哨，淡雅素净为上。我们试想，如果席布的图案过于繁华，席布的面积又比较大，在视觉上势必会影响到其它茶具的存在，会严重扰乱茶席上其他茶具应有的色彩比例。所以在茶席上，尽量不要使用色彩绚烂的花布，以减少席布错综复杂的色彩和图案对视觉造成的干扰，这也符合茶席设计必须遵循的视觉极简原则。如此，在厚重素净的大地上，才能开出雅致、赏心悦目的花朵，茶器在茶席上才能重点突出。
记得诗人席慕蓉曾经谈起，为什么在一望无垠的草原上，她们喜欢穿红色的衣袍？根本原因就是，身穿鲜艳的衣袍，骑行在蓝天、白云、绿草中，不容易被辽阔的草原淹没。这就是对比、衬托的力量，茶席之理，亦复如是。
洁方，受污拭盏
洁方，又称茶巾，用来擦拭茶具、吸附茶席上的滴水。陆羽在《茶经》中这样写道：“巾，以布为之。长二尺，作二枚，互用之，以洁诸器。”陆羽写得很明白，茶巾是作为拭盏洁器之用的。当时的洁方，用的是粗糙的丝绸，吸水效果不如现代的素面棉麻细布。在日本茶道里，洁方还有着唐代的影子，很具有仪式感，主人点浓茶前，要当着客人的面，用洁方细心郑重地擦净每一件茶具。明代程用宾的《茶录》记述：“拭具布，用细麻布有三妙：曰耐秽，曰避臭，曰易干。”
洁方，在茶席上极不显眼，却不可或缺。它无足轻重地位于茶席一隅，默默无闻，倒也安然恬淡。洁方的颜色，必须低调沉静，不张扬，最好与茶席布同色，不显山露水为佳。
钱椿年的《茶谱》里，称洁方为受污，有卧薪尝胆、忍辱负重的意味，但也给我如此的启示：像人，没有承受孤寂的能力，便无法安之若素。又如淤泥里生长的荷花，看取莲花净，应知不染心。
如果您是一位心灵手巧的女子，不妨为自己缝制几块别具一格的洁方，从选材到制作，亲力亲为，寻常之物便附着了情感和体温。一针一线总关情，如此的洁方，在茶席上便具足了自己的味道。
盖置则置，心所安处
苏轼有诗：“此心安处是吾乡。”道出了盖置和则置在茶席上的感觉与作用。
盖置，是安放茶壶盖子的圆形物件。则置，是安放茶则的小品。茶性净洁，又是入口之物，当席布是构成茶空间的大地时，茶席上的任何元素，都要有归宿、有依托，才会踏实安稳。壶有壶承，杯有茶托，则倚则置，壶盖就一定要有盖置。泡茶时，置茶注水，茶壶都要打开盖子，只有有效地解决了壶盖的去处问题，我们才会有条不紊地去泡好一壶茶。这时，茶席上的盖置与则置，器物虽小，却是不容忽视。
盖置和则置，是隐入席间的茶玩具，不能有异味，也不必太高贵，有趣味耐把玩最好。我的盖置，是一段有节的斑竹或紫竹，暗示爱茶人要虚竹有节。我常用的则置，是一块瘦陋皱、形如弯月的风砺玛瑙石，色泽黑红，包浆厚润，那种沧桑风骨的岁月感，常让我联想到它的前世，在风沙中砥砺的磨难重重。这又多么像茶啊！在高温的杀青中脱胎换骨，在火的炙烤中凤凰涅槃。
我有一友，喜欢用和田玉的扳指作为盖置，由茶爱玉、识玉，这便是习茶的益处和功德。习茶的不寻常之处，在于能从另一层面，通过茶为我们打开接触、感受、认识传统文化的一扇窗户，由此，放慢了我们生活的节奏，心性得到了传统文化的滋养。
茶仓，藏娇贮香
茶仓，又称茶罐，日本茶道里也叫茶入。茶席上的茶仓，要求耐看、体积小，每个茶仓能盛装一两泡茶的数量，并要求在短时间内喝完，或满足茶席当下之用即可。
明代张源《茶录》里讲：“茶道，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这里的茶道，不是指形而上的茶道，是指做茶、泡茶、藏茶的道理与方法。藏茶，不仅需要保存干燥，降低茶叶的含水率，更需要避光保存。茶席上的茶仓，是个临时盛装茶叶的器皿，对密封性能的要求不是太高。因此，在很多茶会上，我们经常自己动手，用宣纸制作临时的纸袋盛茶，来代替茶仓。纸袋的好处，是便于按照泡茶的次序，书写茶的年份、名称、泡法及其编号等等。
我多次在茶席上用过的茶仓，是一件清代的温酒器，容器口径宽阔圆整，便于盛装条索较大的茶叶，且装取茶叶相对方便。画面是清代浅绛大家汪章的仕女图，轩窗下，书案前，有一唯美的侍女，浓妆淡抹，低眉信手，若有所思。或许是相思，是闲愁，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该温酒器内，还有一只配套的粉彩老酒杯，画面是一个可爱的童子，沽酒归来，恰好成为我茶席上的品杯。
我也喜欢用日本备前烧的茶入，象牙盖子，低调素净。备前柴烧的迷人之处，在于不彩绘，不上釉，茶入表面的窑变，完全靠火焰和落灰自然形成，富有古风雅趣。茶入最早来自于中国，盛行于日本。在日本，茶入分为唐物与和物。五百年前的日本战国时期，主要使用从中国进口的少量唐物茶入，因此十分珍贵。拥有一定级别的名唐物茶入，成为日本武将身份和权势的象征。即使到了江户幕府，茶入仍是地方大名与将军家关系疏近的证明物，只有德川一族或者谱代重臣，才会拥有将军下赐的名贵茶入。
茶仓，是当代茶事中的必备之物。锡制茶仓有保鲜效果，银质茶仓能够抑菌。如果选用木质和纸质的茶仓，要注意杂味对茶的影响。
茶仓在茶席上的位置，比较自由。只要方便取茶，不影响泡茶，精美的茶仓，成为茶席构图中的一枚方便的棋子，若是运用得当，会很好地起到平衡茶席布局、增强画面感的作用。如果茶仓的体量稍大，其器型的选择，要避让开花器和滓方的形状，避免三者在形制上的雷同，从视觉上更具差异的美感。
都篮，整理收纳
都篮，又称竹篮，古代主要用来盛放茶器或者酒具。茶席上，都篮是茶人的标签，一件制作精巧、雕刻精美的老都篮，带着那个时代的气息和味道，立刻会让它的新主人变得古典蕴藉、温润内敛，这是茶的力量，也是器的熏染。
《茶经》记载：“都篮：以悉设诸器而名之。”陆羽说，都篮是因存放各种茶器而得名的，它高一尺五寸，阔二尺，比另一种盛放茶具的圆形竹器“筥”要大些，在茶具不多的时候，筥能够替代都篮使用。
宋代梅尧臣《尝茶和公仪》诗中写道：“都篮携具向都堂，碾破云团北焙香。”到了清代，朱彝尊的诗中也写到都篮：“都篮茶具列，月波酒槽压。”蒋麟昌的《南乡子》词中：“小凤贮都篮，一盏旗枪雨后甘。”从诗中的描述可以看出，从宋代到清代，都篮一直是盛装茶器的主要用具。
茶席有竹，宁静致远。近代都篮做了许多改良，变得轻巧雅致，便于携带了，都篮也成了茶席上的风景。都篮以其质感圆润天然，既可收纳茶席上的多余茶具，使茶席变得疏朗简约，又能以其清雅本色融入茶与席中。都篮可放置于茶席的一角或一侧，也可妙用为插花器具，又能替代茶棚使用，可谓一物多能。茶棚的功能，类似《茶经》中记载的“具列”。“具列者，悉敛诸器物，悉以陈列也。”
都篮，既环保耐用，又能培养习茶人细心收纳、整理茶具的习惯，近年来受到很多爱茶之人的青睐。如是一妙龄女子，提着都篮，夕阳中从茶会上归来，便会无意间融入了陆游的诗境：“细啜襟灵爽，微吟齿颊香；归来更清绝，竹影踏斜阳。”
花器，移花栽木
茶席上的花器，包括花瓶、竹篮、碗、盘、盏，甚至茶壶、茶杯等，凡是与茶席的元素相关、或能相融合的，都可作为花器使用。
以花篮、碗、盏等作为花器的插花形式，一般会用到剑山和花泥，用以固定花枝、构图和造型。
鉴于茶席插花的传承，受传统文人插花的影响较大，对花瓶的把握存在一定难度。在花器的选择中，我们把花瓶作为重点阐述，窥一斑而知全豹。
茶席上花器的选择，既要考虑花瓶的色彩、高低、所占茶席的比例大小，又要关注花瓶与花卉的互衬映照，能否突出花材之美？能否与花卉联袂形成一个审美整体？花瓶与花卉可否在有限的自然空间里，展现出逸趣与无限之美？所以，张谦德在《瓶花谱》里首言：“凡插贮花，先须择瓶。”袁宏道在《瓶史》中强调：“养花瓶亦须精良。”“尝见江南人家所藏旧觚，青翠入骨，砂斑垤起，可谓花之金屋。”瓷器“细媚滋润，皆花神之精舍也”。他甚至把插花之瓶，比喻为美人之所。由此可见，花器的选择，对表现花卉之美的重要性。而花器的选择，以清雅别致为上，“贵瓷、铜，贱金、银，尚清雅也”，这种文人插花对花器的审美与茶席的审美要求，本是同根生。
局限于茶席的展示空间，花器的高度，尺寸不宜超过350mm。花瓶的高度若超过350mm，如是直立的花枝，其总高度可能要超过700mm，高瓶大枝与品茶人的视野不相匹配，也和茶席的整体比例难以协调。如是横斜的花枝，高瓶需要匹配的与之对应的花枝，在茶席上会遮掩品茶人的视线，对席主的分茶也会是一种障碍。明代屠隆在《考槃余事》里说：“堂需供高瓶大枝，方快人意。若山斋充玩，瓶宜短小。”屠隆的观点，充分考虑了瓶花高低与空间大小的恰当搭配，各得其宜。同时，张谦德和袁宏道也强调书房斋室，花器的选择，宜矮而小，形制短小的方入清供。据测算，古代文人常用的矮小插花器，大致在200mm到400mm之间，古人实践得出的这个尺寸，对我们今天茶席插花的择器，有很重要的参考作用。
茶席上的花瓶，首选传统经典、重心稳定、造型简洁、线条精练、素身无刻画的。花器颜色的选择，最好是色调一致、纯净淡雅、色差不大的单色釉，如通体黑色、白色、月白、天青、淡黄、粉红等等。黑色的花器，在茶席构图中，还能起到重心平衡的作用。另外，花器不能只重精致，而忽略了花器的重心不稳定、对心理造成的综合影响。瓶花整体的构图重心，要尽量落在花器的竖向轴线附近，安稳的插花，视觉上无倾覆感，才可使品茶人的心境保持安定。“惜春只怕春归去，多插瓶花在处安。”因此，张谦德地择瓶注重：“口欲小足欲厚，取其安稳而不泄气也。”
茶席上，我欣赏龙泉烧制的月白色摇铃尊瓶，口小、足稳、釉厚、淡雅、安稳、好用，是茶席上百搭的妙器。
我试着用釉面开片和不开片的月白色摇铃尊瓶，插同一枝娇黄的腊梅花，比较后发现，对于素雅的花卉而言，釉面不开片的花瓶的插花效果，从视觉感受上会更加淡静文气。可见，花器表面的装饰，在不同场合，对不同的花卉，所形成的艺术效果是不尽相同的，这点要引起我们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