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的游侠风气从上层社会一直渗透到民间，其中既包含不法亡命之徒，也不乏儒生士子。游侠们在各国间奔走往来，纷纷寄托于贵族豪门。一时之间，养士成为上层社会竞相标榜的一种时髦风气。那些自认为有实力、有抱负的国君、权臣，无不以尽可能多地收养门客为荣。富贵多士，贫贱寡友，现实里的一切不过是人世间的冷暖常情。当主家，说明你有买方市场的投入本钱；当门客，说明你有卖方市场的存在价值。无论是以何种身份投身其间，都是一件荣耀之事。
天上从来就不会掉馅儿饼，门客也不会白吃白喝。既然选择养了你，那么你就要拿出可以等价交换的东西。除了谋取天下的才学，还有可能是你的性命。士为知己者死，大多数的无产者赤条条来去，自然愿意奉上自己的“命”。而具有侠义精神的权贵者愿意用等量的价值换“命”。我买了你的命、他的命，我就有可能会有三条命。这是一种买卖关系，也不仅仅是买卖关系。门主和宾客、宾客和游侠，一物的两面，维系这种关系的是男人之间的然诺交情，豪侠间的人际交往。
1.游侠是生活的一种选择
公元前219年春夏之交，楚地沛县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沛县令的好朋友单父（今山东单县）人吕公，躲避仇人搬到了沛县居住。在刚刚到沛县的时候，很多人便听说了吕公和县令的关系，于是人们便来上门拜访。
拜访之人都要送礼，钱少了还上不了座，只能坐于堂下。这么看来，吕公还是有一点儿声望的。这一天，有一个无赖般的人带着他的几个朋友也赶去凑热闹。当时主持接待的是沛县的主吏掾萧何。由于拜访的人太多了，善于搞管理调度的他采用差异化的管理模式，宣布了一条规定：“凡是贺礼钱不到一千钱的人，一律到堂下就座。”
刘邦身无分文，却对负责传信的人说：“泗水亭长刘季贺钱一万！”
身为外乡人的吕老爷一眼就相中了刘邦，硬是将自己的大女儿许配给了这个看上去有些吊儿郎当的男人。后来有人问起吕公，为何要将自己的女儿嫁给那个一无是处的刘邦。吕公给出的理由是：“我这个女婿高鼻龙颜，面相极好，将来必成大器。”
亭—乡—县—郡—皇帝，在喝醉的时候，刘邦会掰着手指头算一算，他与那个叫嬴政的男人也只不过就差了四级。他们都是五十年代生人，刘邦生于公元前256年，嬴政生于公元前259年。不同的是对方生在秦国王公之家，而他生在平民之家。人还是要有梦想的，万一实现了呢？
有人说刘邦的“亭长”也就相当于今天的村长，一听就是外行话。亭本来是一个军事组织，设置在交通线上，要接待往来的使者，转发政府的邮件，大概三公里设一个亭，是准军事机构，刀剑配备齐全，而且有驿马。
亭所在地区，称为亭部，亭还有维持当地治安、追捕盗贼的责任。也就是说，它是交通站兼警察署。所以刘邦相当于兼任了泗水的邮政交通站站长和派出所所长。亭是由县政府办公室直接统辖，而他的顶头上司正是萧何。
游侠时代的刘邦结下的都是来自草根阶层的哥们儿。而他当了亭长所交往的人就变成了沛县的大小官吏们，特别是那些下级官员，后来陪他打下大汉江山的就是这拨人。刘邦在泗水亭亭长任上已经超过十个年头，十年无所升迁，不求上进。若不是两年前去咸阳服徭役，机缘巧合地远观始皇帝仪仗，脱口而出那句：“嗟夫，大丈夫当如此也！”甚至难免让人怀疑，他那炽热的“游侠梦”早已落满尘埃，一去不返。
也许，那份“游侠梦”确实曾经在漫长的泗水亭亭长生涯里无可救药地黯淡过——毕竟，那是十余年漫长的枯燥时光；毕竟，他已经从血气方刚的青年逐渐步入不尴不尬的中年时光。要求一个踏上奔五之路的中年人继续去完成他青少年时代未完成的“游侠梦”，显然是不现实的。然而两年前的咸阳之行，对刘邦尘封已久的“游侠梦”产生了强烈的刺激。
他领到了一份差事，押送囚徒去骊山给始皇帝修陵墓。咸阳真是一个好地方，酒比沛县的香，女人比沛县的美。普通老百姓是没有多少想法的，他们只需要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不患贫而患不安。刘邦出生在地道的平民家庭，若是生于阶层固化的时代，农民的儿子也只能一辈子当农民。但刘邦生在一个风云激荡的大时代，一切皆有可能。
在那样一个自由奋进的时代里，社会允许一个平民做他的白日梦，然后醒了去实现它。刘邦真想见见那个叫嬴政的人，听人说，始皇帝天生一副暴君的“异相”——“蜂准、长目、鸷膺、豺声”。蜜蜂形的鼻子，比较饱满，长长的眼睛，胸部突出，豺狼般的声音。站在这样一个奇丑无比的男人面前，就算有一万个不服气又能怎样。他不过一介平民，而人家是天下之主。
刘邦押着这些囚犯从沛县出发，走到西边的丰邑县时，囚犯已经逃得差不多了。即便到了咸阳，估计也没几个人可用。而他很可能会被治罪杀头，而且说不定半道上就会被这帮囚犯给杀了。四十七岁这年，刘邦“夜解从所送徒”，抛弃了秦帝国体制内的小官吏身份，一头扎进芒砀山中。在大时代风浪里起伏的人往往会兼具两重命运，每一重都可能是你最终的宿命。一是大命运，大命运是历史环境决定了你可能的范围，比如在秦帝国时代，刘邦混到顶就是个亭长，就是说在这个形势下人就是历史的工具。二是小命运，在历史环境提供的其中一种可能性当中，个人会一步步达到时代给你的最高点。刚好是后战国时代给这个原本叫刘季的小人物提供了这种可能性，他通过种种关系、种种能力、种种偶然命运的汇合，最终走上了人生的顶点。
秦王政十五年（公元前232年），距离丰邑一百五十多公里外的楚国下相（今江苏省宿迁市）有一名天生异相的男婴降临世间，此儿生来重瞳子，据说舜帝也是如此。这个眼睛里有两个瞳孔的婴儿不是别人，正是项羽。只是这一年的刘邦已经二十四岁，已在这纷乱的世道里行走了七八年。
项羽出生的公元前232年虽然也属于战国时期，但局面已经更加恶化，他的母国已经陷入风雨飘摇之境。项羽八岁那年，他爷爷项燕干了件青史留名的事情——大败秦将李信指挥的二十万秦军。
本以为凭一己之力可以将楚国这艘将沉之船拖上岸，怎奈时势不由人。第二年，秦国名将王翦带来了六十万秦军。项燕兵败逃亡，楚王负刍被俘，楚国灭亡。失利后的项燕不甘亡国，秘密组织爱国民众发动复国起义并一度占据楚都寿春（今安徽寿县），但于次年失败，自杀。
从项羽懂事起，他的母国就已经不存在了，战国时代纵横睥睨的游侠游士的江湖浪漫传说并未进入他的脑海，他有的应该是国亡家破的刻骨仇恨。之后十来年的生活他跟随叔叔项梁流亡，备尝艰辛。青年项羽一直是在项梁的庇护下生活，很多时候削弱了他与人交往的能力。在项羽的认知世界里，国仇家恨是第一位的。这种复仇心理像是一块巨石，沉沉地压在年轻项羽的心头。“我们为什么活得这么艰难？都是秦国人带给我们的！”
跟着叔叔亡命天涯，复仇的种子一天天长成了参天大树，遮蔽了年轻人心上的光明，甚至于让他的性格变得偏执和扭曲。而中年大叔刘邦虽然在社会摸爬滚打也不容易，但他总能游刃有余地处理好社会与人。
如果有人问，刘邦早年的人生理想是什么？他会告诉你两个答案，一是做信陵君那样的任侠之士，二是做秦始皇那样的人中之龙。
而这两种答案对于此时的刘邦来说，都是不太现实的。如果回到二十年前，回到刘邦的青春岁月，那时始皇帝还没有平灭六国，刘邦还是楚国的子民。对于一个少年人来说，呼朋唤友、酒肉穿肠才是最令人向往的生活方式。
刘邦早年间的任侠之路并非盲目地浪荡，他是去追逐自己的人生偶像的。他追的不是别人，而是战国时代非常有名的任侠之士——信陵君。置身于那样一个自由奋进的大时代，哪个热血男儿没有一个英雄的梦想？浩瀚银河，璀璨星空，最令刘邦心驰神往的莫过于魏国的信陵君。与那些传说中遥不可及的英雄不同，信陵君不但活在现实里，而且就生活在刘邦的家乡往西一百七十公里外的大梁（今河南开封）城内。
信陵君名唤魏无忌，是魏安釐王的异母弟。他与孟尝君田文、平原君赵胜、春申君黄歇并称战国四公子，领一时风骚。
刘邦出生前一年（秦昭王五十年），秦军挟长平之战的余威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信陵君“窃符救赵”，将魏军主力骗到手，和赵国、楚国、韩国通力合作，一举击退秦军。十年之后，秦庄襄王三年（公元前247年），秦军大举进攻魏国，魏王紧急时刻又重新召回当时流亡赵国的信陵君。信陵君凭借自己的人望，争取到各国的支持，统率赵、魏、韩、楚、燕五国联军破秦军于河外，追击秦军至函谷关，使得秦军闭关不出。个人虽然无法改写历史的汹汹大势，却能够破一时之局。信陵君几乎凭一己之力迟滞了秦国统一的步伐。
这样一位集谦、仁、信、义、智于一身的人物，自然会成为时人追捧的偶像。
在战国秦汉之时，国民有重义轻生的风气，这让政府很是头疼。刘邦十四岁那年，他还没来得及踏上社会的时候，去追寻他那位心目中的偶像的时候，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传来，信陵君去世了。三年后，他终于走出家乡，去追逐那年少轻狂的梦想。
战国时代的游侠风气是一种新的价值观念，一种较为时髦的生活方式。史书记载刘邦：“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这便是“任侠”风气的具体表现。也有人将刘邦身上的这种“任侠”之风视为流氓之态、无赖之风。
那张贴在刘邦身上的“流氓”标签一直未曾撕掉，非但没有撕掉，反而越粘越紧。究其缘由，他的“流氓”身份也算拜司马迁所赐。《史记》中记载，刘邦在当了皇帝之后，向父亲刘太公敬酒时，说：“以前大人总认为我无赖，不搞生产，比不上二哥的能力。现在你看我和二哥的产业谁更大？”连父亲都说他当年是个“无赖”，可见刘邦是个多么令人讨厌的家伙。
有人不以为然，认为古人对“流氓”“无赖”的理解与今人大有不同。《中文大辞典》解释：“（流氓）今谓扰乱社会秩序安宁、专事不良行为者，亦曰流氓，与无赖同。”在这里，“流氓”和“无赖”这两个词有着明确的道德指责。一提起“流氓”，我们的眼前马上会浮现出一个地痞流氓的形象。
《说文》解释：“氓，民也。”“氓”与“民”是互通的，以“氓”“民”互文或换用的用法多如牛毛。有学者对“流氓”一词做过如下界定：“流氓是脱离了古代社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田地，因此没有正当的业务可恃且又愚昧无知的社会底层成员；而作为流氓之‘流’的字义中，又可包含或引申出向坏的方向嬗变以及放纵成弊等内容。”就是说，开始只是没有土地，后来品行变坏了，意思已慢慢发生改变。
《孟子》曾总结过战国时期的农民生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凶年的时候逃荒，成了中国历史上一种常规的求生手段了。流民由社会的最底层组成，是绝对穷困者。
刘邦算不上绝对的贫困者，也不是流民，不但不是流民，还混上个泗水亭长，娶了当地富户吕太公的女儿。在他的那个小圈子里，刘邦算是家庭、事业双丰收。正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这时候的刘邦并不是一个混迹于生活低层的无产者。
刘太公说自己的三儿子“无赖”，说他不能像哥哥那样，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农人，说他既没有赖以为生的本事，也没有一颗安守本分的心。在我们这样一个农耕文明的国度里，像刘太公这样的父亲对儿子并没有更高的要求。
在古代帝王中，真正流民出身的只有朱元璋。朱元璋来到这个世界，迎接他的是一场接一场的灾难，无寸地可守，无片瓦可居。父母双亡，兄弟离散，几乎所有的血缘关系链都被艰难的世道无情地割断。官府衙门不会管他的死活，地方甲长也当他早已不存在，甚至连一座破寺庙也不肯收容于他。
游侠信奉的人生准则是四个字——轻生重义。士为知己者死，为了“义”字，连自己的性命也可以不要。在战国时，各国为了延揽人才，纷纷给予他们最好的款待。孟尝君有个跛脚的门客被一个美人笑了一下，就索要美人的脑袋。孟尝君开始不以为然，结果不仅这个门客走了，别的门客也走了一半。孟尝君意识到问题了，把美人的头砍下来，门客们又开始回来了。
游侠不是一般的赤贫阶层。同样是投身江湖，游侠与游民享受的却是截然不同的待遇。张良游侠，人家是六国的旧贵族出身；郭解游侠，虽然资产未达汉武帝的迁徙令的要求，但光是送行者为他出的钱就达到一千多万；楼护游侠，官至九卿，封侯。而细数有汉一代，不就有许多公卿号称“任侠”吗？班固在《两都赋》里说：乡间的豪俊和游侠中的佼佼者，名节上追慕平原君、孟尝君，名声上仅次于春申君、信陵君，他们互相联合交往，驰骋遨游于其间。
刘邦怀揣着梦想和激情，投身于那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成为千千万万行走于江湖的浪荡“游侠”之一。当时围绕在他身边的是一群和他有着同样追求的少年，大抵有卢绾、周绁、奚涓、纪信这些人，他们拜了当时沛县“豪桀（黑社会大佬）”之一的王陵做大哥，正式开启他们的“江湖之旅”。
日本学者守屋美都雄曾在《关于汉高祖集团的性质》一文中详细考察了刘邦集团的客、中涓、舍人、卒等组成群体，并得出结论：他们在秦末乱世选择与刘邦结合，是基于一种互相平等的信赖感。换而言之，这种平等的信任感的来源，正是刘邦的“任侠仗气”。
当信陵君那样“食客三千”的贵族是刘邦游侠时代的人生理想，而到了秦帝国时代，他的仰慕对象换作天命最高的帝王——秦始皇。刘邦去咸阳服徭役，碰上秦始皇巡游的宏大场面。当皇帝的仪仗轰隆隆像巨雷滚过，他叹了一口气“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做人就要做这样的人。
同样，项羽也曾经围观过秦始皇巡游会稽、渡浙江的场面。那一刻，他转身对叔父项梁说：“彼可取而代也！”项羽说这句话的时候，也只有二十岁。待到他起兵反秦时，也不过二十四岁。二十四岁，正是项羽和刘邦的年龄差。也就是说，项羽正值青春盛年，而刘邦正在昏然老去。如此大的年龄差距，让他们有着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刘邦说，男人啊！就应该活成皇帝的样子。
项羽说，秦王啊！老子日后可取而代之。
一个老屌丝说自己很希望能够活得像皇帝一样——话里话外透着痴人说梦的无奈。而年轻的项羽揣着复国的野心，同样是不切实际的话从项羽嘴里说出却透着一种狠劲儿，像是他一生际遇的某种暗示。
游侠本身虽然算不上一个严密的组织，但也有上下等级关系。居于上层的是大哥，下面则是小弟；大哥照顾小弟，小弟要服从大哥。游侠里最高级的称为“国侠”，像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这些都是战国时代的贵族，富可敌国，门客数千人。次一级的有“县侠”，身居县城，算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手下的游侠能有百十来人，像外黄的张耳、沛县的王陵。
游侠里比“县侠”再次一级的有“乡侠”，可以聚集乡里少年。刘邦大概就是这一级别。至于刘邦的小弟，就是卢绾这一类闾里间的人物，他们是最低端的“里侠”。
如果稍加留意，并不难发现，以游侠之风在秦末动乱中取得成功的，并非只有刘邦一人。王陵，算得上是刘邦游侠之路上的“带头大哥”，同样也以游侠之身聚众数千人，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反秦力量。其他如英布、彭越等人，同样均以游侠起家，为众豪杰所推举；刘邦曾经的门主张耳，则更不必说了，乃是反秦运动中极著名的游侠领袖。可以说，当秦末乱世来临，因为秦帝国的严密法家网络而隐匿民间的战国游侠之风，趁势再度复活，并最终左右了历史的进程。
要知道，刘邦的家在丰邑，即今天的江苏丰县；张耳在外黄，即今天的河南民权。这个距离，可以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张耳的影响力已经相当大了，辐射很广；第二，刘邦做游侠的决心很大，足以支撑他长途跋涉。
当然，年轻的刘邦在此时的游侠队伍中并无突出之处，不管是在经济上、武力上、社会地位上。公元前223年，秦国军队吞并了刘邦的家乡淮北一带。不久，刘邦和他的父兄也成了魏国的遗民。
随着六国的消亡，游侠们生存的土壤也开始土崩瓦解。秦国将原属魏国之丰县与原属楚国之沛县合并，组建了新的沛县。秦灭六国，按照自己的办法来统治，设郡县，编户籍，每个人登记姓名、财产、住所、爵位、家庭成员等，比我们现在见到的任何户籍记录都详细，而且每年要查一遍，本人必须到场。户籍登记以后，征兵、征税都是按这个，外出要有通行证，邻里互相监督，私自离开户籍是重罪。《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献公十年，秦代“为户籍相伍”，每五家编成一个“伍”，十家又组成一个“什”。户籍制度还与连坐制度并行，让你的一举一动彻底暴露在众人面前。
那些扛着“义”字大旗的游侠再也不能像战国时代那样，往来于不同的诸侯国当中，尽管大多数时候，他们兜售的只是“利益”二字。齐国的孟尝君门下有食客三千，可是他失势后纷纷离去，复位后又都重新回来，毫无惭色。孟尝君很是气愤。门客却大言不惭道：“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也。”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家国，失去了自己的王，也就失去了这样一方按照自身的意愿生存和活动的天地。大一统的秦国剥夺了他们以义谋利的自由民身份，天下的主子只有一个。想要自由，门都没有。秦朝编织了一张严密的户籍网络，将每一座城镇、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毫无遗漏地编入国家行政网络之中。
在始皇帝看来，游侠的存在有可能会威胁到帝国的安全。战国七雄，唯有秦国没有游侠。如此一来，刘邦只能乖乖地缩回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虽然还有游侠的梦想，但现实正在将他一步步拉回到正常人的生活轨道上来，娶妻生子，还当上了一个底层小官吏。
2.风险收益是第一要素
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里说：“无论谁，如能给予人们一种新的协调和纯洁的幻想，就立即能够激发人类最神圣的情感：自我牺牲和宗教狂热。成百万人像是中了邪一样准备投降，他们允许被蹂躏，甚至甘受强暴。”
生活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人们并不奢望能得到更多的公平和仁爱。只要能有一条活路走，哪怕伴随着的是不公和屈辱，他们也是可以接受的。当有一天，人们连跪着活下去的幻想都破碎了的时候，他们宁肯冒着杀头的危险也要振臂一呼。天下大势，也就迎来了一个汹汹翻转的时机。平头百姓陈胜、吴广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让一个热气腾腾刚上路的帝国机器差点儿就熄火。
从秦王政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年）到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刘邦在泗水亭亭长的位置上一待就是十四年，昏昏然不知老之将至。这世界那么大，他已经失去看的兴致，每日与同事们开开玩笑（“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到沛县最繁华处喝喝花酒（“好酒及色”）。每次离开酒肆，他都会在大太阳下打着饱嗝儿，伸两个懒腰。他曾经以为，那个叫刘邦的男人这辈子也就这样了，说平淡也平淡，说充实也充实。
他不会知道，那个叫嬴政的男人，其实和他一样是个有趣的人。有趣的人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不太安分。
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8年），嬴政下令“作信宫”“作甘泉前殿”“治驰道”。“治驰道”就是修筑高速公路，连接咸阳到全国各地。有学者保守推算，秦直道大略长度为1500百里，平均宽度为50米，夯土土方量大约为1800万立方米，如果堆筑成高1米、宽半米的土墙，几乎可以绕地球赤道一圈。
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29年），嬴政“封泰山”“禅梁父”；
公元前230年（秦始皇二十九年），嬴政“东游”；
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33年），嬴政北巡“之碣石”，“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北击胡，略取河南地”；
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36年），嬴政动用七十万人修筑阿房宫，阿房宫不过是上林苑的一个前殿，同时还要修筑始皇陵。
嬴政的大工程不断上马，随之而来的是不间断地征发徭役。刚参加完骊山徭役的刘邦回家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又要押解新的一批徭役民众前往骊山。统一了天下的秦王嬴政视天下为自己的猎物。他的老师韩非子告诉他，人是一种本性卑劣的动物，他们渴望的只有利益而惧怕的只有暴力。他要通过严刑峻法把所有的猎物都变成劳工，变成为他驾车的牲畜。
工程连年不断，繁重的徭役将人民牢牢地束缚在帝国机器的生产线上，一刻不得闲，让他们弯下的腰再也没有直起来。老百姓主要的生计就是种田，“徭役”是统治者强加给劳动人民的无偿义务，徭役一多，就顾不上种田，老百姓就是不累死也会饿死。无奈之下，他们只有用脚投票来决定自己的出路，横竖都是一个死，索性就一头扎进茫茫夜幕，跑出一条活路。
作为一个智力还算正常的人都会算出这样一笔账，“不逃”是非死不可，“逃”有可能不死，两者之间的风险收益比有着很大的反差。逃生的念头驱赶着那些被强征服徭役的民众，他们有机会就逃，没有机会创造机会也要逃。这可苦了刘邦，照此下去，还没到咸阳，这帮民工早就跑得七零八落了，交不了差事按照大秦律法是要判刑的。他还没活够，虽然活得不够痛快。有妻有子有房的低层小吏生活，对于一个中年男人来说，也算是一种圆满。如果打破这种圆满，他能承受得起那未知的烈火与狂飙吗？刚刚上路才两天，队伍才到丰邑西的泽中亭，刘邦突然想通了，他趁着夜色解开捆绑那些人的绳索，告诉他们：“你们自由了，我也要逃亡了。”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九月，虽是秋阳烈烈，但帝国的天空却弥漫着杀伐肆虐之气。陈胜自蕲州起兵以后，传檄四方，东南各郡县纷纷响应，戕杀守令，义旗高举。沛县与蕲县的距离很近，蕲县百姓杀官吏的事件很快传入沛县。既然沛县无主，众人推举刘邦就任沛县县令。就官职而言，萧何、曹参都是沛县文吏，而刘邦只是一个小小的泗水亭长。或许是文人过于爱惜自己的羽毛，看重个人的得失，怕举事不成遭受灭族之祸，都不愿当那个出头鸟。于是，他们共同推举刘邦来扛起这个责任。
刘邦就这样拉起一支队伍，收编沛县子弟兵，大概有两三千人的规模。因为刘邦以赤帝子自居，部队采用赤色（红色）的旗号。对于刘邦而言，收揽人心是他所擅长的。从此以后，他多了一个响当当的称谓：沛公。名为沛公，而刘邦的目的决非仅仅占据一个沛县，他要在混乱的局面中扩大生存空间。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正月，刘邦遇上张良。当时的张良正准备率众前往投靠在留县的楚王景驹，途中与刘邦不期而遇，两人一见倾心。
张良是韩国人，他的祖父担任过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的丞相，父亲担任过韩厘王、悼惠王的丞相。这就是大家所津津乐道的张良家“五世相韩”（担任过五代韩王的相国），张良对韩国有着深深的母国之情。
到了韩国灭亡的时候，张良家还能保有三百多仆役，但富裕的生活没有消磨张良的意志，他对灭亡韩国的秦国始终怀抱着深深的仇恨。张良非碌碌之辈，早年散尽家资，收买一个大力士做刺客，在阳武博浪沙（今河南原阳东南）狙击秦始皇。他偷偷铸造了一个大铁锤，铁锤重达一百二十斤，交与大力士，埋伏在秦始皇必然经过的驰道旁。哪知，精心的准备都因最后的一击而失败。铁锤只击中了副车，没有伤到秦始皇的一根毫毛。
为此，秦始皇愤然“大索天下”。张良在穷途末路中，在下邳巧遇黄石公。“偶然”给他的命运带来转机，学问大进，为日后辅佐帝王获取了资本。张良多次与刘邦大讲《太公兵法》，深受刘邦赏识。沛公乃授张良为大将。
张良也十分佩服刘邦。因为张良的兵法，别人不晓，故也无他人赏识，唯有刘邦能心领神会，并能虚心采用其策。张良不禁喟然兴叹：“沛公似是天授英王，天成其聪颖！”
在相当程度上，一个人的成败要取决于机遇，或者说“命运”。正由于这种特殊的机遇，使得张良在命运的转角处遇到了刘邦，而不是项羽，或者是徒有虚名的其他人物。从此君臣相得，如鱼得水。一个豁达大度，从谏如流；另一个则聪明天纵，屡献良谋。
而此时，天下大势已呈烈火烹油之势。同样是在这一年，陈胜自立为楚王，下面的将领武臣自立为赵王。其后，刘邦也正式扯起一面反旗，被立为沛公。刘邦在造反的各方势力中是毫不起眼儿的一个角色。项梁及其侄子项羽无疑是最有实力的，他们是楚将后代，本身就是专业型领袖。他们的起点要高于那些平民造反者，刚开始时就拥有一支数千人的军队，沿路又吸收了不少旁支，力量不断加强，也打了不少胜仗。
秦灭六国，楚国最是无辜。自从怀王受骗进入秦国没有回来，楚国人至今念念不忘此事。楚国南公曾有预言：哪怕楚国只剩三户人家，也定会灭亡秦国。陈胜起兵反秦，不立楚王之后而自立为王，号召力有限，政权不能持久。项梁接受了范增的建议，急令搜寻楚王的后裔。楚怀王的孙子熊心，在民间为人牧羊，被项梁找到。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六月，项梁在薛县与各路楚军将领共同拥立熊心为楚王。为了顺从楚国人怨恨秦国无信、怀念无辜而死的楚怀王之民望，仍然号称楚怀王，以盱台（今江苏盱眙北）为首都，正式重建楚国政权。在楚怀王的名义下，项梁叔侄二人将楚国地区的反秦武装力量统一起来，继承楚国的法统，正式复国重建了楚国政权。
项梁死后，项羽打败秦军，招降了秦军的总将领，以一个成功的战术家的身份，得到了大家的承认。与那些贵族和军阀比起来，底层小吏要想赢得更多人的拥戴，走向成功之路，需要克服的障碍更多；要想通过个人路径赢得众人的死忠，更是难上加难。而刘邦抓住了时机。
秦人应该庆幸，是刘邦而不是项羽先入了关。楚怀王坚持不让项羽先入关，让咸阳人暂时逃过一劫，也多活了一些时日。刘邦入咸阳接受秦王子婴的投降，大家都说应该杀掉。刘邦说：“怀王派我来，就是因为我比较宽容，我不能让他失望。而且人家已经投降了，杀之不祥。”有人将刘邦进咸阳与一千八百年后李自成进北京放在一起作比较，都是草根阶层，就连进入都城皇宫后所表露出的对富丽堂皇、脂黛歌舞的惊羡和留恋的目光都是相似的。
刘邦只是在皇帝的御座上摆了个随心所欲的姿势，时间短得让他来不及回味，然后抛下几瞥留恋不舍的眼光，手一挥又撤军灞上。不要财宝，不要美女，不要地盘，他让萧何把秦丞相府的图籍文书全部收起来。图籍文书是各种户籍资料、法律文告、财政报表、税收账簿、地图和内府书籍，而这些都是秦帝国赖以施政和维持统治的图籍。
这时候的刘邦，已经在为自己将来当皇帝做准备了。为了安抚百姓，他给秦暴政下的咸阳人“约法三章”，连百姓劳军他都好言拒绝，怕麻烦老百姓。
史书记载：“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刘邦是一个极富亲和力的家伙，就连看门的和当兵的都能与其一见如故。
范增就曾对项羽说：沛公这个人，向来贪财好色，这次入关，“珍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小”。又说刘邦有天子气，让项羽赶紧杀了他，以绝后患。范增看人看得很准。刘邦为了长远目标，及时地摒弃了身上的土气和痞气，也抛掉了不切实际的游侠梦。
刘邦撤了，项羽进来了。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阿房宫壮美得让每个见过它的人内心发颤，也勾起了那些乱世英雄对于权力的渴望。项羽显然对先期抵达的刘邦是否进过阿房宫、见识过它耀眼的繁华耿耿于怀。在《王的盛宴》那部电影中，项羽有一句台词：“烧了它，大家都不用惦记了。”
望着咸阳城上空腾起的熊熊火焰，项羽的内心有着难以抑制的兴奋与冲动。秦国，那个灭了自己母国的强秦，像一个巨人在自己面前轰然倒下。他的泪水滑过像铁一样坚硬的面庞，他想起了祖父项燕，那个为楚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英雄。他明显无心恋战、无心驻扎，他不过是揣着一颗复仇之心上路的强盗，抢完之后杀人放火，毁尸灭迹。“秦民失望”，最失望莫过于那些秦人，本以为刘邦是真正的流氓，项羽是来自楚国的贵族。可血与火的现实却告诉他们，贵族干了流氓的勾当，流氓摆出了贵族的姿态。
韩生劝项羽，可以在此安定下来，称霸天下于关中。项羽一想，秦国皇帝的宫室都被自己一把火烧了，还是别在这里待了；既然自己现在已经拥有了富贵，有翻天覆地的本事，那么自己就应该回老家楚地去显摆显摆。站在咸阳城头，迎着浩荡的北风，项羽不禁仰天长叹：“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
更何况，在项羽的理想体系中，他并无意于大一统，而是建立不少于十八个的小国，它们是一个联合体，他是其中的楚国的王，是这个联合体的盟主。这分明是开历史的倒车，逆潮流而动。正所谓“天予弗取，反受其咎”。
本来与项羽实力悬殊的刘邦，经过咸阳事件后，从道义上、从影响力上，隐然已可以和项羽分庭抗礼了。此时的咸阳，既是庆功盛宴之后的别离场，更是权力角逐的名利场。随同项羽入关的各国诸侯、将领，人人垂涎于秦王宫室的美人珍宝，个个期望得到帝国领土的王侯之封，功高者明目张胆地伸手去抢，功少者也是暗地里去夺。项羽成了人人都去琢磨的大股东，各种套路和花招都指向了他。
3.时与运是大势所趋
刘邦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人，他的“晚”不是“晚”在一处两处，而是全方位的“晚”。出仕的时候已经三十四岁，结婚的时候三十七岁，生儿子的时候四十岁，起兵的时候居然有四十七岁，做皇帝的时候五十岁。于是，有人据此推断，刘邦是一个天生晚熟的人，性格中的基本因子到成年以后才渐渐显山露水。
汉元年一月，项羽进入咸阳之后，一心想要回到他的江东故土。他可不愿以关中为根据地图谋天下。特别需要一提的是鸿门宴，项羽因为刘邦完全接受了自己提出的苛刻条件，所以没有接受范增杀刘邦的建议，而是接受了项伯的建议，放过了刘邦。范增是老谋深算的战略家，鸿门宴上，他未能说动项羽杀掉刘邦，使他无奈地发出一声“竖子不足为谋”。
一场鸿门宴，一把咸阳火，让项羽失去了除掉刘邦的最佳时机，也让他失掉了秦人的信任。秦灭六国，秦人与六国人结怨甚深。如今破国失王，最怕诸侯国军入关以后挟仇报复，他们先是得到刘邦的抚慰宽待，人人喜乐，于是主动赶着牛羊、担着酒食前往灞上慰问刘邦的军队。刘邦推辞不受说：“仓库粮食多，军队不缺粮，不希望父老乡亲破费。”刘邦的暖人之举、暖心之言是收揽天下人心的一剂良药，秦国人自然会倒向于他。
项羽分封诸侯王，诸侯王各就其国，刘邦也从咸阳去了汉中。
汉元年（公元前206年），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实力相去甚远的刘邦因为功劳大，终于被立为汉王。项羽是代表六国势力恢复了诸侯王国的时代，他分割燕、赵、韩、魏之故地，固然有矛盾，但还不会影响大局。但是把秦国关中地区一分为三，便是一个极不安定的因素。
说到时与运，不过是一个大势的趋向。与刘邦同时期被封王的大有人在，所以王的含金量并不高。项羽分封的王有魏王魏豹、齐王田都、雍王章邯、燕王臧荼、塞王司马欣、代王赵歇、九江王英布、临江王共敖、辽东王韩广、胶东王田市、常山王张耳等。
项羽分封诸侯王，土地、权力再分配以后，实际上又恢复到战国时列强角逐的局面。英雄莫问出处，虽然大部分的王都有着贵族血统和背景，但是像刘邦这样出自底层的王也不是没有。陈胜是服役屯军的屯长；武臣是陈胜的部将；韩广就是赵国上谷小吏；司马欣是栎阳狱掾；瑕丘申阳是张耳的嬖臣；九江王英布受黥刑，加入群盗；张耳虽曾为魏国公子无忌座上常客，实际上却是典型的游侠。
刘邦进入汉中犹如一头野兽被困入牢笼。汉中北有秦岭，南有大巴山，为一狭小的山间盆地，只有几条漫长而险峻的山道通向巴蜀和关中。在范增的精心部署下，以章邯为首的三秦军的主力对刘邦形成围堵之势，让他插翅也难飞出巴蜀之地。
而韩信的到来，让身陷困境的刘邦看到了光明。韩信本是项羽军中的郎中，相当于侍从武官。鸿门宴时的韩信，身为执戟郎中。杀机四伏的鸿门宴上，项羽没有听从范增的建议，放过了刘邦，从而暴露出不能掌握天下霸权的无能。以项伯为首的诸项用事，目光短浅且搅乱了内部的统一。而范增深谋远虑，却时时处处受到项伯的掣肘。
鸿门宴上，项羽没有杀刘邦，放刘邦一条生路，既有项羽性格中优柔寡断的因素，也是因为项羽并没有绝对取胜的把握。刘邦又先让出了关中，双方就成了互相妥协的态势。
鸿门宴后，韩信怀着失望的情绪离开了项羽，投奔刘邦。脱楚归汉的韩信有着更为高远的志向，他认定刘邦有帝王之才，而他就是那个开疆拓土的大将。先是得到夏侯婴的推荐，出任治粟都尉，紧接着又得到萧何的赏识。萧何也认定韩信是天下无双的国士，是可以帮助汉军摆脱困境的不二人选。虽然有两人的强力推荐，但韩信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高位。失望之余，他再一次选择离开。
萧何追回韩信，并说服刘邦接受了他的建议。他说，若是长久地做汉中王，不必起用韩信。但是，如果想要争夺天下，非韩信莫属。萧何说得如此恳切，又怎能不让困守汉中的刘邦怦然心动。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在极度暴虐的项羽面前，刘邦实在是小巫见大巫。秦汉时期的大屠杀很多仅仅是情绪的宣泄、武力的炫耀，与完成军事战略并没有绝对的关联。
实际上，在后来的历史发展当中，每逢战乱，屠城、杀降就像是一道无法解开的魔咒。每一次屠城，其实都差不多。只要启动战争模式，沾了血之后，杀一个和杀一百个，在那些战争狂人的眼里是没有区别的。
章邯的归降既是项羽胜利的见证，也是导致他最后走向败亡的一个转折点。归降的二十余万秦军到底该如何处理，遣散不易，又无法消化。如果项羽携带如此之多的敌军向秦之腹地进军，犹如怀揣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随地会被炸得粉身碎骨。如何处置二十万降卒，肯定非项羽能力所及。
尸横遍野，河水断流，熊熊燃烧的烈火让天地为之变色，撕裂苍穹的哭喊和尖叫……如果换作他人是否就能避免这恐怖的一幕，历史没有假设。命运已事先将项羽放在一个无所适从的地步，而他最终选择了杀降一途。除了秦降卒蓄谋反叛外，项羽失去耐心也是重要原因。
项羽毕竟还是年轻，他是天生无敌的将军和勇猛的战士，也是一位极易受感情左右的人。新安坑杀秦军降卒，是因为他无法控制内心深处对秦国的仇恨，进而铸成失去秦国人心的大错。而鸿门宴上放刘邦一条生路，除了项伯的作用，又何尝不是因为听从了自己内心情感的召唤，同是楚军将士、曾经同生共死的战友之情左右了他的心胸，使他不能根据政治利益的需要决定行动。
战场真是一个可怕的地方，无论是冷兵器，还是热兵器，所有的武器在人性的残忍与疯狂面前都显得黯然失色。以前的贵族既有轻生死、重道义的优点，也有不把人命当命的坏毛病。可笑的是，当项羽得意忘形之后，连钱货女人都贪图，连最后的贵族气也丢掉了。如果说入关前，项羽是命运的宠儿；那么入关后，命运之神慢慢疏离了他。一个人的命运走向固然取决于各种因素，但是对于项羽而言，屠城与杀降极有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性格的弱点驱使着项羽滑向失败的深渊。而刘邦却在一步步经营、一步步谋划中走向最终的胜利。在他入关之前，众多城邑望风而降，得到了善待，也成了他不断吸纳人才、打胜仗的基础。
刘邦、项羽的军队构成虽然大多是平民子弟，可成分还是有所不同。项羽是楚国贵族出身，世代名将，他的帐下应该有不少职业军人。而刘邦起于沛县乡野，最初跟着他起事的三千人里，大多出身于底层社会，有游侠、有群盗、有普通农民、有底层小吏。
张良出身韩国贵族，多年出任韩王韩成的申徒，而韩信则是由没落诸侯贵族转化而来的游侠。所以说，刘邦手下的人员构成更为复杂，形形色色。
他们与刘邦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君臣关系”，而更像是游侠间的重然诺、轻生死。刘邦与他们平起平坐，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与起事前的行事作风并无二致，这正是刘邦个人魅力所在。
张良作为诸侯信使出使刘邦的时候，正好赶上刘邦一败再败，形势岌岌可危。旁人劝张良速速离去，以免受池鱼之殃，结果却被张良以“汉王与我任侠相交，此时亡去不义”而拒绝。当楚汉之争进入关键时刻，旁人劝韩信起兵自立以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手握重兵的韩信断然拒绝，他给出的理由是“汉王待我极厚”，不忍背义。
刘邦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他虽然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但识得大局。这时候的他已经不再将信陵君视为自己人生的第一偶像，他养的士已经足够多，他需要获取更大的回报。他要控制自己的欲望，要宽厚待人。他不再是那个吊儿郎当的小农，也不再是感情用事的游侠。他是汉王刘邦。
而此时他最大的政治对手项羽斩杀了楚怀王所信任的大将宋义，并自封为西楚霸王，并将魏国和楚国的九个郡划归自己所有，并决定定都彭城。汉元年十月，项羽密令九江王英布将所谓的“义帝”楚怀王杀害。
项羽弑君的消息传至栎阳，让陷入困境的刘邦见到了黎明前的那一缕曙光。年纪大一些的刘邦，在人情世故的处分上，自然要比血气方刚的项羽，显得更有谋略。此时的项羽已经抛弃了自己王者之尊的合法性，同时也把底牌露出来了，令天下的将帅士子心寒。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力图冲出汉中的刘邦很快定下了自己的突围策略——攻楚。他要抓住这个时机，为义帝发丧，号令天下群雄共同讨伐项羽。
与此同时，项羽也确定了先齐后汉、北攻西守的战略。楚汉之间的正面交锋，由此拉开序幕。从此以后，中国历史进入楚汉两雄主主导下的列国纷争时代，起伏兴灭的诸侯各国，忽而依附于楚，忽而依附于汉，谁也无可避免地卷入到东西两大阵营争夺天下霸权的战乱中，犹如战国末年合纵连横的再现。
项羽成了合纵的霸王，刘邦成了连横的盟主。形势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刘邦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连续冲破楚军的两道防线，迅速攻占关中。而项羽则陷入与齐国田氏兄弟的战争泥沼，一时难以抽身。刘邦联合代王陈馀、赵王赵歇、齐王田荣和游击将军彭越，六十万大军直逼楚都——彭城。
4.其实没有真正的赢家
刘邦统领六十万联军伐楚，一举攻入彭城，同时项羽也正统领他的楚军主力在千里之外的城阳郡一带与齐国田横作战，艰难如深陷泥潭，一时之间难以奏效。当项羽得到彭城陷落的消息，当即部署部下继续攻击田横，而他自己则带着三万精兵回击刘邦。
在刘邦看来，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对决；他深知项羽的天才武勇，可三万对六十万，他还是胜算在握。就在刘邦饮酒高会之际，突然传出项羽军切断联军退路和粮道的消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仿佛两大高手对决，刘邦还没摆出起势，项羽的刀就已经抵到他的咽喉处。
刘邦多亏跑得快，才算保住自己的性命。刘邦一家，上至其父刘太公，下至其兄、妻子吕雉都做了楚军的俘虏，长期被扣留在军中做人质。项羽甚至将刘太公押解到城外，摆下一张屠宰用的厚木肉案，告知刘邦说：“如果不马上投降，我将就地煮杀太公！”
城墙上的刘邦并非无动于衷，他又怎能不知项羽的铁血手段，可他更了解对方的性情。追求天下的人顾不得亲情，自己投降无异于自寻死路。与其这样，还不如赌上一把。于是，他高声应道：“我与你项羽一道受命于怀王，结拜为兄弟，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你要煮了自己的父亲，不要忘了分我一碗。”
项羽大怒，准备煮杀刘太公。又是项伯站出来打圆场，他劝项羽，一个连自己老子都不认的主儿，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即使杀了太公也无济于事，只会徒增祸患。刘邦虽然在彭城之战惨败，但他夺得了关中及关东部分极为重要的战略要地，人力、物力和领土都成倍地扩张，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位，完全摆脱了鸿门宴前后有可能被项羽消灭的危险境地。彭城之战后，项羽失去了主宰天下的绝对霸权，不得不容忍齐赵地区和南楚地区的诸侯各国自主独立。
有时想想项羽和刘邦的成功，孰善孰恶，真是一言难尽。刘邦为什么能胜？每逢关键时刻，他性格当中的“仁厚、大度”，还有从谏如流时神一样的反应速度，都及时地救了他。刘邦对自己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如此评价自己：“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我，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老子没其他本事，只是会做人、用人而已。刘邦自认为是一个“善将将”的人，算是对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他早年的社交网络中，大致可以梳理出三条不同的脉络。
一是以下对上的攀附性关系，比如他与张耳的交往。张耳比刘邦年长，是名满天下的国侠、魏国的外黄县令、黑白两道通吃的名流。刘邦只是浪荡丰邑故里的乡侠，他在张耳面前只是一个归心低首的小弟，粉丝对偶像的仰慕和敬畏，互相之间是从和主。秦末乱起，张耳先是投身陈胜的义军，后又出任赵王武臣和赵王的丞相；巨鹿之战后，统领赵军主力随同项羽征战入关，兵败后投靠了刘邦。刘邦大为欢喜，甚至以王者之礼相待。
二是以上对下的主从关系，比如刘邦入仕前与卢绾，入仕后与夏侯婴、任敖间的交往。刘邦是这个所谓的“丰沛集团”的核心人物，一帮意气相投的小弟兄团结在他的周围，相互之间是主和从。
三是平等相待的君子之交。比如刘邦与萧何之间的交往，双方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相互欣赏、相互戒备，也相互协作。他们彼此欣赏对方所有而自己没有的长处，他们彼此对对方的毛病看得清楚，也不以为然，他们之间都感觉得到互补的需要。刘邦早年的这种人际交往关系，影响了他一生，因而也影响到汉帝国建立以后的君臣关系。
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十二月，在不利中撤退到垓下的项羽，得到汉与各路诸侯联军逼近垓下的消息，不仅没有感受到山雨欲来之势，反而点燃了他内心的激情。项羽一生高傲自负，从来不知道危险和害怕为何物，他等待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此时的楚国已是江河日下，此时的项羽已成困兽犹斗。六十万对十万，兵力悬殊。在韩信的统一部署下，六十万联军摆成三重纵深的六军阵。刘邦眺望着阳光下的旷野，凝视着飘扬的战旗。他知道，这一战或许是他和项羽之间的最后较量，成王败寇，一锤定音。巨大的军事优势能否转化为胜利的成果，他心里也没有底，毕竟彭城之战的失利阴影太过深重。不同的是彭城之战是他和项羽的正面交锋，而垓下之战的指挥权交到了韩信的手里。
深陷包围的楚军，在韩信三军的分割包围之下，战斗力大为削减，几乎全军覆灭。史书上一句话，十万楚军将士，战死者八万。这是项羽一生中唯一的败仗，从未失手过的战神却落得困守孤城，败得那么彻底，只落得美人托身无所，英雄奔走无路。
楚汉战争以霸王别姬、十面埋伏的戏剧桥段落下帷幕。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用他们神奇的想象力，为我们呈现了英雄之死的最后一幕。
公元前202年，项羽自刎乌江，年仅三十一岁，而这一年刘邦五十四岁。
刘邦的帝国就这样建立起来，封王拜相的戏码自然是少不了的。比阿房宫更华丽的宫殿建起来了，比秦国制度更显得人性化的规矩也立了起来。而创造了这一切的刘邦，真的迈入了老年行列。
时间从来都是残忍的，也是绝对公平的。马放南山，刀剑入库，看似平静的表象背后总是潜藏着巨大的危机。时日无多的刘邦陷入焦躁难安的情绪之中。异姓王不可信，他们早晚会造反。从秦始皇开始，几乎每一代皇帝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怎么样才能保证皇位永远不让他人染指？这个问题是秦朝之后一千三百年间中国政治的全部焦虑所在。每一个皇帝都为此夜不安枕。
有人说，开国君王都生得一副小肚鸡肠，没有容人之量，更没有活人之量。从刘邦那双黯淡无光的眼神看去，这天下并不安生，处处是危机。燕王臧荼反，楚王韩信反，韩王信反，赵王相贯高反，代相国陈豨反，梁王彭越反，淮南王英布反，燕王卢绾反……本以为天下人心已经站在自己一边，可人心多变如水。何谓人心，体现在臣，就是臣子的心思；体现在军，就是军心；体现在民，就是民心，民心是最大的人心。那些不甘心屈居一隅的异姓王，搅得刘邦那颗本就衰老的心脏不得安宁，年迈的他还要骑上战马奔赴沙场，还要防着后方的大臣会不会趁机叛乱。十年前他所能想象的帝王生活绝不是眼前的苟且与不安，他真的有些累了。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善和恶是同一的，正如上坡路和下坡路是同一条路。”刘邦是游侠出身；而游侠往来于天地，法度并不能约束他们。当初他追随张耳的时候，也许羡慕的就是这一点。而现在的他有了自己的国，在自己的国里，他无法接受别人活得像曾经的自己，他需要别人遵守自己定下的法度，更需要绝对的服从和一颗不变的忠心。是的，他必须背叛从前的自己。屁股决定脑袋，开国皇帝无一不是如此，平民时支持造反有理，称帝后四处剿灭造反；在野时造谶起家，登基后严禁造谶。
如果我们对人性更多一些了解，也许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以宽厚著称的刘邦，在当上皇帝以后会着手诛杀功臣。事实上，哪怕从利益权衡上来说，那些异姓王们又有几个是真心想造反的呢？多数都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如果可以选择，做了皇帝的刘邦宁愿将自己老迈而疲惫的身躯扔在那张销魂的龙榻之上，也不愿选择跨马出征。他闭上眼睛，那些诸侯王就会出现在他的梦境里，像一头头面目狰狞的野兽。他们手里有兵权，有号召力，随时会将自己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掀个底儿朝天。
有人说韩信要造反，刘邦虽然不相信，但也心生疑虑。韩信一心想澄清自己的忠诚，还特意取了钟离昧的人头去取悦刘邦；结果陈平劝刘邦假装游云梦泽，擒住韩信，把他从楚王降为淮阴侯。把韩信降为淮阴侯后，刘邦开始正式分封功臣。分封的结果让功臣集团并不满意。因为他们想要的，刘邦没有给他们。毕竟是一家之天下，他分封自己儿子刘肥为齐王，占据整个齐国故地（73个县）；分封自己堂兄刘贾为荆王，弟弟刘交为楚王，占据了韩信从前的89个县；分封自己哥哥刘喜当代王，占据云中、雁门、代郡53个县。
如果用鹿比喻天下，刘邦的亲戚、朋友已把这块鹿最肥、最大的部分都瓜分完了。留给那些功臣集团的，就只剩下一些头蹄下水了；而刘邦最亲信的兄弟，也把其中比较好的东西挑走了。
在这种背景下，留给功臣的东西，就更让人难以接受。至少与他们内心普遍的期望，相去甚远。将领们常常扎堆在一起，好像在密谋着什么。刘邦问张良怎么回事。张良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答案：他们是在密谋造反！
刘邦大为震惊，好好的，他们为什么要密谋造反呢？
张良告诉他：“大家一起打下江山，最后你称帝了，你的亲戚朋友都称王了，功臣们呢？你从前承诺的东西，好像也都没有兑现。”
如果刘邦真正履行承诺对他们进行封赏，功臣们想得到善终，估计就有些难了。如此一来，皇族势力就会衰弱，功臣的势力就会增强。在这种背景下，功臣们就难免卷入挑战皇权的游戏中。一旦卷入这种游戏之中，不论最后的胜利者是谁，大多数功臣恐怕都会难以善终的。
有人告韩信已有反意，吕后假装召见，萧何又来信劝说，韩信这才勉强前往，结果被杀死在未央宫的钟室里。刘邦回来后听到吕后报韩信的死讯，他的第一反应是“且喜且怜之”。虽然下手的是吕后，但刘邦仍然掩饰不住内心的欢悦。
韩信难道真的有心造反？这倒未必。正如蒯通对刘邦所说的：“昔日楚汉之命皆悬于彼，彼却毫无反心；今天下已集，且无权无兵，彼竟心生反意，而结陈豨，欲谋不轨，韩信真乃一愚人哉！”真想当皇帝的话，早在韩信当齐王时就可以想灭谁就灭谁，何必等到今日？韩信的恃才傲物讨人厌，又有政治幼稚病，最终造成了这种身死族灭的局面。
接下来的就是梁王彭越。其实也是些鸡毛蒜皮似的小事：代相国陈豨反，刘邦想征彭越的兵；彭越自己不想去，就让手下派兵去应付。刘邦被气坏了。彭越打算亲自去向刘邦谢罪。有人劝彭越不要去，危险，还是反了吧。彭越不肯。这时，却有个犯了罪的太仆上告说彭越谋反。刘邦派人抓了彭越，查不到证据，又赦免了他，发配到蜀地。很巧，在发配的路上彭越碰到了吕后，他哭着说自己没有罪，也不想谋反，想回到昌邑。吕后好好地安慰了他，带着他一起到洛阳。一回来，她就劝刘邦：“彭越，壮士也，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
吕后命人告彭越谋反，夷灭了彭越宗族，并把彭越剁成了肉酱。
灭楚的三大功臣里只剩下英布了。他收到了赏给众位诸侯的彭越肉酱时，当真吓得不轻。他悄悄令人聚兵，候在旁郡以备急，其实暂时还没打算有进一步的举动。他后来得罪中大夫贲赫，为贲赫所密告，遂反。刘邦亲自来讨伐时，问英布为何反，英布称：“欲为帝耳。”如果把这理解为英布真有那么想当皇帝，那就想多了。那不过是临阵时激怒对手的一种方法。
刘邦老了，置身于空荡荡的长乐宫里，他越发觉得孤独。这个时候，想必他也会有“我待你不薄，你为何要反我”之类强烈的情绪涌现。谁都见过猎人率领一群猎狗打猎，猎狗肯定很辛苦，也很危险。但是，谁见过猎人会和猎狗平分猎物？
当了皇帝的刘邦有时也挺无奈的，制度始创，他的帝王权威仍然受到限制，宫廷、军功集团、诸侯王三方权力互相制衡，地方诸侯王固然可以令他寝食不安，朝廷中的军功集团也可以与他柔性对抗。英布谋反时，刘邦正生着重病，不想见人。樊哙带着大臣闯进来了，结果病中的刘邦还得出征杀敌。他知道吕后阴狠冷酷，想改立太子，可一群臣子以家国大义来劝刘邦不能废储。他甚至预知最爱的儿子如意将会被吕后弄死，他派出周昌辅佐，尽了力也没能挽救。
当一个人认为自己有裁决他人命运的绝对权力，而别人又有对他服从的绝对义务的时候，他已经成功地蜕变成一个极权君主。刘邦之死，亦意味深长。他在攻打英布时，为流矢所中，回来后病得很重。吕后找了一个良医，医生看完病说，“这病可以治好。”刘邦骂道：“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意思就是说，我的命是老天的安排，是死是活是老天的事，轮不到你医生来管。刘邦没有让医生看病，赏了他黄金五十斤，让他走了。
刘邦确信自己代表了天。他也确信他的人民相信他代表了天。他死的时候，或许还有一些遗憾，但他对自己政权合法性是不再有焦虑的，他相信自己开创的这个新帝国可以继续下去。这个世界已经安排好了，刘邦很是放心，所以他对死亡没有畏惧。从这个意义上说，刘邦完成了嬴政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踏过他的尸骸，继续前进，仿佛要走永恒那么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