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作家海明威短篇小说《老人与海》最后一句话，成为人们经常引用的经典之语：“人可以被推毁，但不能被打倒。”在我看来，这句话是否也可以概括你小说中硬汉形象的本质特征？
尹全生（中国作协会员、《微型小说月报》副主编，以下简称尹）：俗话说是“人活一口气”。人的肉体十分脆弱（“脆弱的芦苇”就是世人认同的说法），但有精神支撑的生命则是强大的。我作品中的那些“硬汉”，多是为“一口气”活着的，被某种精神支撑着的人。由此说来，用海明威的话来概括我小说中的硬汉形象还是恰当的。
陈：在你笔下，硬汉形象主要指的是男子汉，但也有例外，《命运》中的黄翠花就是女性中的硬汉形象。这一点，过去评论并未提及。硬汉情结是不是你的一种文学追求？硬汉情结产生的原因何在？
尹：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人说什么话。任何文学作品无不是作者本人的修养、个性、情感、生活体验的外露。因此，讲述什么样的故事，塑造什么样的人，一般来说不是作者刻意“追求”的，而是个性、情绪、修养、体验等通过文字自然流露出来的。河流千折百回奔向大海，并不是河流的“追求”决定的，而是“水向低处流”的本性决定的。在创作过程中，作家和河流同样没有理性，是由本性、情感支配的。
“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无病呻吟，不论在小小说界还是其他文学圈子都是存在的。有人要通过“强说愁”来晋升，有人要通过“强说愁”来挣钱，有人则要通过“强说愁”来获取虚名，还有人要通过“强说愁”来使上司欢颜，那么，这样的作家就近似于商贾、娼妓、太监了。自古至今，好像还没有听说哪个商贾、娼妓、太监是“硬汉”的。
陈：冯骥才说过，“凡是真正的作家，都有一辈子的敌人，如丑恶、虚伪、庸俗、懦弱等等”。契诃夫就选择庸俗作为他的敌人。你的敌人是什么？
尹：作家应当是有良知、良心，有济世之心的人，他不能放弃对人类高尚的理想和对真理的追求，不能放弃对人类的同情和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那么，一切与自然规律相悖而使生命陷入困境，使生灵陷入精神煎熬的形态和观念；一切返祖为兽，靠他人的血汗饲养的动物，都应当是我的敌人。
江河的奔流不可避免地要冲刷、冲击阻碍它的顽石或淤积物，优秀的文学作品正是在这些冲刷、冲击过程中掀起的浪花。
陈：各种艺术门类，都需要丰富的生活滋养，作家非常需要具备海绵般的吸收营养的能力，也就是作家头脑里应当有块“海绵”。在创作过程中，你是如何吸引民间文学养分的？
尹：作家的头脑，应当是一台高性能的电子讯号接收装置；接收到讯号后，转换成音频或视频信号，通过复杂的处理后再播放、传输，成为人们视觉可接收的画面，也就是作品了。
“接收装置”的接收频率往往是不一样的，我接收的频率，民间的成分比较多，对洋“频率”不太敏感。毕竟自己是中国人，毕竟写作的东西主要是给中国人看的，因此就偏爱民间文学，特别是故事。其实，中国的经典小说，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大都是由说书人当故事讲了一代又一代，因此才成了家喻户晓的名著的。小小说是叙事文学，我认为不应当缺少故事这个要素。特别是中国的小小说，面对的主要是中国的读者；中国读者有自己非西方的阅读审美习惯，无故事情节的小小说大众肯定不喜欢。或者说就不该往“小小说”中挤。小小说既然是小说，它就应当具有小说文体的一些普遍性的特征，如虚构、人物塑造、故事性等。
“我的根在哪里”？这恐怕是任何一个作家都应当扪心自问的。我的小小说较注重故事性，大多都有一个较完整且尽可能曲折跌宕的故事，构建一个特殊环境，在此环境中表现人物和思想。使小小说具有故事的可讲述性、可读性，是我的追求之一。
陈：蒋子龙说：“真正的作家应该没有家，他的灵魂，他的精神应该在路上，在行动中。如果一个作家安于有家了，他的精神就死了。”你是否同意他的观点？你的写作是否在路上、在行动中？
尹：作家是人，家对于人还是需要的。尽管我也认同作家的灵魂、精神应当“在路上，在行动中”，但现实生活中的“家”还是需要的。古往今来的大家，似乎大多是有家的。一个作家的精神处于什么层面，绝不是有他所处的生活层面和环境所决定的；只要有思想，是不可能被世俗的家庭禁锢的；没有思想，终生与流浪汉为伍也照样是流浪汉。
（分别载湖北作家网2010年4月1日和中国作家网2010年4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