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欢回到我的出生城市，卢日尼采河畔的韦塞利（Veselí nad Lu？nicí），我在那里度过了我生命中的一部份。在60年代，那时的人民委员会主席扬·拉钦（Jan Lacin）来找我，希望我支持投资在韦塞利建设一座文化宫，并带有较大的餐饮设施。这座城市急需有这样的文化宫。城里住着3.5千名居民，除了一座电影院，几个较小的餐馆和旅店以外，就没有什么文化和公共生活设施了。我很熟悉拉钦主席。他曾经在梅济莫斯季当过库波夫斯基建筑公司的助理。他熟悉建筑行业。我们在所有方面都没有问题达成了共识。为建筑文化宫拨给了需要的资金和相应的建筑能力。建筑的地基位于内扎尔卡（Ne？árka）河和卢日尼采河的沼泽沉积层上，这个地基问题也顺利地得到解决，虽然增加了一点克朗，但是“文化传播者”在短时间内投入了运转。
那时候——显然还传到了今天——也有人表示怀疑说，是不是不要建新的文化宫，应该去改建著名的市里的显著的“老市政厅”。这个以前的餐饮和公共活动使用的设施，那时已经处于濒危的状态。从那时开始已过了30年，整个房屋加剧毁坏，从广场看过去，只剩下有特色的前墙。墙上的塔钟也不起作用了。每一个“韦塞利人”都知道“老市政厅”需要保护，要制定出综合项目，对场所很好地加以利用。在捷克议会或在其他国家的高层机构中有不少人和南捷克、韦塞利地区，甚至卢日尼采河畔的韦塞利城有很亲近的关系，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和采取适当“院外”活动。譬如在有名的议会的“分割熊肉”时，寻找需要的资金给市里做这个用，甚至于为南捷克拿到显著的紧迫投资。
考虑到对我父亲的纪念——有一定的窘困——我回忆起一个不幸的、无法理解的插曲，是发生在我出生的城市，在1989年政变之后，城市的领导废止了约瑟夫·什特劳加尔街的名称，这条街位于卢日尼采河畔的韦塞利市 Ⅱ区，是一条很不起眼的小街，只有9幢居民小楼，换成了以无比尊敬的罗马帝国皇帝兼捷克国王查理第四的名字为街名。我的观点是，查理第四的名字应该用以命名捷克、欧洲或世界上著名的大街或广场。我也不想在这种情况下予以换名。我只想提出，我从来没有同意过，将某个街道，某个地方或某个建筑物用我父亲的名字命名。遗憾的是，没有通过我，在70年代，在县里和地方上决定了。我不想评审换这个名称决定对不对，我感兴趣的是原因，我只想探听到，我的父亲有什么过错，很明显，在那些做决定的人们眼中，父亲没有什么过错，只是有了这么一个儿子，他曾经当过政府内阁总理，正如今天一般人讲的，是共产主义体制时的总理，而这个体制被尊敬的议会宣布为罪恶的体制。当在中央或城市的公共部门的决定中，不适当的情感和歇斯底里达到了顶峰，那一切都是坏的。如果我的父亲活到了这个事件，明显的，他为此事只是微微一笑。但是他早就不在世了，不知道曾经有一条约瑟夫·什特劳加尔街，不知道又要换名称了，也没有人需要告诉他，他的儿子是政府内阁总理，也已经不能评议，他的政府工作得怎么样。父亲遗憾的是很早就不在了，为了这个祖国献出了生命。我自己有充分理由不允许，但是在我出生城市对我父亲的“街名插曲”上，只是这么微微一笑。
在特热邦（T eboň），在那个我热爱的中学城市，在每年5月，进行毕业考试时期，会集合13名85岁及更年长的老人，1935—1943年的学生，我们沉思着我们的生活命运，沉思着我们在中学学习时以及以后不同的生活历程中，学到的广泛学识和知识。
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现在站在毕业考试委员们的前面，那以我们当年的中学毕业时间的知识，这次考试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因此我们问一位女老师，她刚好从中学大楼出来。我们问她，以我们40年代自己的知识，在2007年毕业考试中会是怎么样。女老师对我们这绝无仅有的问题有点儿感到惊讶，她显出微笑和宽容的态度看着这些中学的元老，带着惶惑对我们说，那时候她还没有在世界上，但是我们明显地必需再补充学些什么。年青的女老师是很有分寸的，对我们是考虑周到的——我们原来可能遇到更严格一些的评论，也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意识到的，从我们中学毕业以来的60年，教育水平和科学知识有了显著的进步。不是所有的，我们都能补充学习到。
我在这本书中所写的，首先是讲到过去和我的亲身经历。而我们共和国的国民主要是考虑和思考将来的日子。我已经离开了政治20年，对于我们在这个国家，将等到什么，我不敢回答，但这不意味着，我没有在寻找答案。我仔细阅读政治家、新闻记者、经济学家和其他专业工作者的观点和想法。我寻找明显清楚的论据，质量高的、有水平的对我们一千万人口国家的未来的看法。
某些政治家的观点，说我们现在的危机是从外面加给我们的，我们自己无能为力，我们现在只是牺牲者，这是推卸责任。
在最近这20年中，在捷克，我们的行为究竟是怎么样，为什么不同于其他资本主义世界的人？
捷克共和国的债务增加了许多——现在的债务是1.16万亿克朗，对一千万人口来说，是从未有过的负担。
而未经认真考虑过的负债是发生在我们的经济证实了国民经济毛值年增长4—5%的时期，这不表明是负责任的经济运营，不能这样再继续下去。
走出这种局势的出路是存在的，但会有些痛苦。我碰到一些人的怀疑，说在我们这个争吵的国家能不能找到同意这样的纲领，而不会增加社会矛盾。那些领导人能够证明做到这样？谁能够有力地制止那些金融贪污份子和那些从国家财库输送金钱到投机家的无底口袋的贪污渎职份子？到现在我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政治家。可能过渡政府没有需要的权力，也没有时间。
必须承认，我对某些年轻人和企业家的考虑感到不安，他们这样地不喜欢在我们国家的各种关系，而考虑走到比较规矩的国家去。而有的人不仅是在考虑。一份最受读者阅读的日报给年轻人提问题：他们在推荐什么的未来，出现了这样的回答：“移居国外”。不能够对此沉默。
一般认为在我们国家的各种关系不能令人满意。
这种纷乱的、动摇的、好斗的局势，对我来说，也不能对捷克共和国的将来，做出某种完整的看法。
我现在只能祝愿，强烈地祝愿——让我们克服当前的困难，证明那怕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能够讲得通，成为欧洲国家集体中严肃认真的一员。我们人民的有学问、机灵、高效率和好心肠，为此提供了有利的前提。
在伊塞拉山区的美丽的夏末秋初，让我们想起，在自己周围，有着十分美妙的我们国家，她能施给所有人以体面的生活。
卢博米尔·什特劳加尔
布拉格——上波卢勃内
2009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