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城东门外不到二里的地方，千户周炳林亲自下令，在这里搭了一座接官用的木亭，就是用原木，也不曾上油漆，由着散发着清香的木料味道萦绕四周，勉强把暴烈的日头给遮住了大半。
自从上个月张守仁禀报上去，登州方面就一直说要来视察，结果拖了这么久，终于传来消息，兵备道刘景曜，还有大量的属员跟随，除了兵备道直属的部下，还有包括登州都司和山东都司两个都指挥使司都派了高级武官过来，动静闹的这么大，饶是周炳林只是一个守御千户，心里大约也是明白，恐怕还是刘景曜在山东和登莱两地的□□中，略占了上风。
事情是明显的，张守仁的功劳直接就算在刘景曜名下，就是以奉兵备道之命的名义来做的这些大事，至于银钱物资调配，当然是语焉不详，反正事情做了，也没有骚扰地方，激起民变，就算是报到工部和兵部，甚至是内阁，这功劳也是妥妥的到手了。
以崇祯皇上的性子，巴不得地方官都能这般做事才好，能不用部库和他的内帑就能做成事的，更会使性子操切的皇上心中欣喜欢悦。
前几年，唐王就曾经上书，要求自己掏钱修南阳城墙，结果地方官，从南阳府到巡抚、巡按都不赞同，因为以亲藩的身份助修城墙，不大合礼法，也容易出事。
结果唐王不服，上书给崇祯，皇帝接报大怒，除了允许唐王出资之外，还把地方官斥责的斥责，罢免的罢免，狠狠的出了一口恶气才罢休。
皇上这么一弄，心思也是昭然若揭。
朝廷太穷，赋税大半用来当军费，很多事情是根本无能为力。要是地方上自己能筹资解决，甚至是捐助给朝廷，那都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事实上，崇祯就曾经动过不少心思，想叫勋戚和官员捐助军资。结果他的丈人才捐了几千两，他的表舅被下了诏狱后才捐了几万两，诸多勋戚以死相抗，就是不捐，官员们也是善财难舍，一毛不拔。
这些王八蛋在李自成入京城后吃了大苦头，在夹棍和板子下把家财吐了个干净，周国丈一家就抄出近百万的家资，吴三桂的老子吴襄光是在北京的府邸就被抄出了两百万的家产，闯军占据北京期间，靠着夹打官员就弄到了几千万两的银子，可这些人，在崇祯需要的时候，却是一个大子儿也不愿给。
明季士大夫和勋戚、亲藩之愚蠢，自私，卑劣，实在是到了叫人难以理解的程度。
张守仁以一个副千户小武官的身份，办成了重修海防的大事，加上很多民生设施的建设，这些都是实打实的功劳，比起野战功勋来也是一点不差，明朝地方政治原本就是在拆烂污，大家比的不是做的好，而是谁做的更烂。
象浮山这里的实打实的政绩，算在谁的头上，都是一笔实打实的功勋劳绩。
刘景曜这个黑的不能再黑的兵备道，看来也是真的能凭此事，咸鱼大翻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