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云南全省革命形势巩固后，为了支援邻省革命，云南军都督府先后派滇军援川、援黔、援藏。滇军“三援”中的是非曲直，史家认识还不太统一。但是，在滇军“三援”的缘由上，认识则是一致的。滇军援川、援黔，是为响应黄兴、黎元洪等人“当前首要任务是迅速出兵援鄂”的号召而发端的。滇军援藏则是由于英国对中国西藏领土有野心，趁辛亥革命国内政局不稳之机，策动叛乱，入侵西藏而造成的。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为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云南军都督蔡锷主动直接向北京政府请缨，经过批准而行动。
滇军援川始末
1911年11月11日，云南军都督府举行会议，讨论和通过了“援蜀案”。此案称：
1.天府之国，为形势所必争，川乱平，则鄂无牵制；
2.铁路风潮起，各省次第反正，独川省为赵（清政府四川总督赵尔丰）、端（清政府铁路大臣端方）钳制，转不能成独立，应扶助之，俾五族早应共和；
3.赵、端大肆淫威，政学绅商，死亡枕藉，宜披发缨冠往救。”
随之组建援川部队，称之为“援川军一师”，由云南军都督府军务总长韩国饶为师长，亦称“援川军总司令”。其师下辖两个梯团，以谢汝翼为第一梯团长，顾品珍、张开儒、黄毓成助之；以李鸿祥为第二梯团长，张子贞、黄毓英、杨发源助之。部队组建后，整装待发。
云南军都督府为何要作此举？这是由当时的革命形势决定的。
形势之一，是首义辛亥革命的武汉吃紧。武昌起义后，帝国主义将军舰开进长江，对革命党人进行威胁。清政府被迫重新起用袁世凯，先后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和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大权在握后，便令北洋军以全力打击革命。革命军多为新募队伍，缺乏战斗经验，死伤甚大。11月12日汉口失守。革命军被迫退至汉阳，沿襄河布防，战斗至11月27日，汉阳又被攻陷。武昌全城此时也完全处于北洋军炮火的袭击之下，形势万分危急！因此，黄兴、黎元洪向各省发出呼吁，“当前首要任务是迅速出兵援鄂”，希望各省“星夜兼程”来援。
形势之二，是四川迟迟未响应武昌起义，那里清王朝的势力仍然十分强大。清朝四川总督赵尔丰仍陈兵成都、简阳一带，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屯兵川东，钦差大臣傅华嵩、统领凤山、驻藏大臣联豫等又率兵万余人，由雅安向成都进军。面对这些敌人，如果四川还不为革命党人所控制，他们纠集起来东下，对武汉自然形成严重威胁。所以，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指出：“大局之危危于鄂，而鄂之危又危于蜀。”就四川的地理位置而言，它北接秦晋，西涉青藏，东控湘鄂、南靠滇黔，其革命形势的好坏，对全国的确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云南军都督府响应武昌黄兴、黎元洪等人的呼吁，决定出兵四川的。
1911年11月14日，援川滇军第一梯团从昆明出发，经昭通向四川叙府（今宜宾）前进。不久，援川滇军第二梯团也经贵州威宁、毕节向四川泸州前进。滇军入川两梯团原定的进军计划是：一路经叙府向成都进军，矛头对准赵尔丰；一路经泸州向川东进军，目标是要消灭端方；解决四川问题后，再进行北伐，出兵秦晋。以此来巩固、发展辛亥革命成果，解鄂之危。
可是，当滇军一、二梯团先后到达叙府和泸州时，四川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1911年11月23日，重庆率先起义，成立了蜀军军政府；11月24日，广安宣布独立，成立蜀北都督府；11月25日，万县宣布独立，成立下东蜀军都督府；同日，泸州亦宣布独立，成立川南军政府：11月27日，成都宣布响应武昌起义，成立大汉军政府；同日，端方在资州被杀，入川的清朝鄂军宣布反正，10天后，即12月8日，成都发生兵变，大汉军政府的四川正、副都督蒲殿俊、朱庆澜被迫逃走，尹昌衡、罗伦接任四川正、副都督。
鉴于四川形势的变化，蔡锷命令滇军入川的一、二梯团停止前进，“暂驻叙泸，协商川中军府，震慑地方，安抚人民，毋庸前进，免起猜疑”，滇军暂滞叙府、泸州一带。
此时。四川有人怀疑滇军的入川意图。为了消除疑虑，处理好滇军入川与川省的关系，蔡锷从两个方面进行工作：一是多次致函成都大汉军政府，表示不干预四川内政。比如他在1912年1月3日的电报中就明确表述：“武昌倡义，各省景从，独赵尔丰盘踞成都，仇视军民，惨加屠戮，滇蜀谊切唇齿，诚不忍秦越相视，爱简劲旅，星夜赴援，不独以酬川省协济之恩，亦以伸天下同仇之义。现蜀告独立，滇军本可长驱武汉，直捣黄龙，闻蜀中匪徒乘虚窃发，四出劫掠，扰害商民。蜀苦苟法久矣，岂堪重罹涂炭，故电饬援军与蜀军联络，荡平匪乱，恢复治安。”而以后“经营善后，整理内政，皆蜀大夫之责，非滇军所敢与问”。二是命令入川滇军派人赴重庆，与重庆蜀军政府商议双方互助合约。合约指出“蜀军政府当成都未反正之先，赵尔丰等与同志会血战不解，且驻防兵力尚厚，蜀军政府力图恢复全川，出同胞于水火，以谋中华民国之统一，是以电请滇政府派兵援川，协力共修。今滇军到川，满帅虽已就戮，而大局未靖，当互相借助之事颇多，故与援川军略定条件”。同时规定了蜀军政府请托援川滇军协力维持大局，月给军饷约5万两，然不得自由行动等条款。
这说明滇军援川是应重庆蜀军政府之邀的。四川各地独立后，大局未靖，又应其邀帮助“维持大局”。应该说双方的关系，这时是友好的。
然而，不幸的是在后来处理几件事情上，滇军与川军发生矛盾，以致发生火拼。这些问题使双方矛盾越演越烈，多次发生武装冲突。为了避免事态扩大，蔡锷致电尹昌衡希望“和平办理，共释疑团”。重庆军政府亦出面调停，几经协商调停，终于化险为夷，并决定团结起来，共同北伐。
1912年3月12日，四川成渝两军政府合并。原定北伐计划，也因清帝退位，南北暂时统一而停止。滇军援川使命已完成，随即返滇。1912年5月6日，除张子贞率一支队入黔外，两梯团滇军同时抵达昆明。
滇军入黔的是与非：云南军都督府于1911年11月组织云南北伐军，编定为4000人。这是继云南援川军之后组成第二支外援部队。原称第三梯团，后才改称北伐军，以云南军都督府军政、参谋两部次长唐继尧为北伐军司令。
1912年1月27日，滇军北伐军在昆明誓师北伐。第二天，北伐军开始出发，进军贵州。昆明数千群众热烈欢送，欢送队伍的旗帜上大书“不平胡虏，请勿生还”八个大字。这八个字充分表明，云南北伐军入黔的目的是为了声援武昌，彻底摧毁清王朝。也就是说，滇军入黔的目的与入川是一致的，是由于武汉革命政权遭到进攻，形势危急，黄兴、黎元洪等呼吁各省迅速援鄂而入黔的；是与南方各省一样，组织北伐军声援武昌而入黔的。
其实，滇军出发后不久，蔡锷于1912年2月初，多次发电报给唐继尧改道入川。原因有三个：一是“近因北虏猛攻潼关，陕势甚危，迭电请援”；二是“谢（汝翼）、李（鸿祥）来电亦云，韩师长（国饶）武器为蜀军扣留在资，拟率兵应援，又恐泸、叙为匪所乘，请派三梯团速行入蜀”；三是了解到贵州独立后内部派系斗争激烈，滇军入黔，“必生冲突”，“当经开会密议，佥称只宜暂置黔事，并力赴川”。
唐继尧接蔡锷电报后，开始是执行了“改道入川”命令的。他于2月10日派人将蔡锷的电报及他的信函，送到驻贵州杨松驿的滇军第三梯团先遣队，指示庾恩旸改道北伐，援川入秦。但是，两天之后（即2月12日），庾恩旸又接到唐继尧的电令，叫他停止改道，重返杨松驿，向贵阳进发。蔡锷闻讯后，多次电令唐继尧入川。然而，唐继尧却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坚持入黔。最后，蔡锷无奈，只好同意唐继尧入黔，但希望他“代平黔事，余军仍须入蜀，以应援蜀之急，并速北伐”。
唐继尧坚持入黔，这是与贵州的黔军政府派系斗争密切相关的。独立后的黔军政府内，派系林立，互相争斗夺利；特别是自治学社与宪政会、耆老会两派的斗争尤烈。1911年底，贵州自治学社领导人、枢密院院长张万麟离开贵阳出巡，宪政会、耆老会认为有机可乘，企图借滇军力量搞掉自治学社。于是，便以贵州军政府枢密院的名义先后向蔡锷和唐继尧发电，要求滇军北伐过黔，“伐平黔乱”。宪政会、耆老会还派人到滇军中对唐继尧进行别有用心的煽动。说什么“中道废止，不唯黔事愈危，抑损军队威严，为匪轻视”。这些因素促使唐继尧要坚决先入黔平“乱”。1912年2月27日，唐继尧率滇军北伐军抵达贵阳近郊。他立即部署部队占领贵阳各战略要地。在贵州宪政会、耆老会及其所支持的部分黔军的配合下，于3月3日拂晓，向贵阳城内发起猛烈进攻。经一天激战后，打败支持自治学社的黔军，控制了贵阳城。之后，唐继尧便不分青红皂白地实行大屠杀。3月4日，在宪政会、耆老会控制下的贵州省议会，推举唐继尧为临时都督。不久，袁世凯的北京政府也正式任命唐继尧为署理贵州都督。
唐继尧就这样用武力夺取了贵州政权，并得到袁世凯的认可，巩固了政权，当上了“贵州王”。
滇军援藏抗英平叛：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一些帝国主义国家，长期以来对中国西藏有野心，总想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辛亥革命前夕，英、俄就对中国西藏加紧了侵略活动。武昌起义后，英国更是加快了侵略西藏的步伐，英国唆使1910年出走印度的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策动西藏各地掀起反汉暴动，以实现其分裂中国、独占西藏的阴谋。英国驻印度总督民托专门前往他们为达赖提供住宅和休息场所的印度大吉岭，会见达赖，要他大干。会晤后，达赖便派达桑占东潜回西藏，策动武装叛乱。
此时，驻藏官员和川军内部已分化为维护帝制与赞成共和两派，双方争吵不休。坚持反动立场，对抗革命的维护帝制派，与部分西藏大农奴主勾结，在拉萨组织“勤王军”，以联豫为元帅，以“北上勤王”的名义，大肆搜刮民财，危害人民生命。接着，驻亚东、江孜、日喀则、帕里等地的川军，发生哗变。西藏大农奴主也以达赖名义发布“驱汉”命令，组织以达桑占东为总司令的“民军”，围攻拉萨等地，并进驻西康藏区，西藏形势日趋恶化。
此时，蔡锷先电告四川都督尹昌衡，共筹援藏办法，但由滇军入川遭疑忌，尹表现冷淡，宣称“藏事自当独任其难”，对蔡锷的爱国倡议明显的抵制。1912年4月底5月初蔡锷多次致电北京政府，再次致电四川，表示滇军愿意出兵西藏，并请迅为筹办，以救西藏危机。经过再三努力，北京政府终于在5月18日复电，正式同意滇军进藏。6月间西藏战事日益紧张，四川也决定由川督尹昌衡率兵入藏平乱。北京政府亦来电，令尹昌衡统兵入藏。
云南方面，蔡锷任命云南军都督府参谋厅总长殷承为滇军西征司令官，率兵入藏。1912年8月10日，滇军西征军至大理，19日抵丽江。之后，分兵两路入藏，一路取道维西直趋盐井为左纵队：一路取道中甸直趋乡城，为右纵队。司令部和其余部队，暂驻丽江。8月15日，滇军左纵队在溜筒江与叛军遭遇，打败叛军。殷承令左纵队乘胜追击，攻克盐井，受到北京政府通电嘉奖。
滇军援藏的胜利，又引起川滇两军疑忌复起，矛盾丛生。为了避免冲突，蔡锷电告北京政府“藏中之（事）仍请川军独任其劳”。9月间，北京政府复电“至川边抚剿，尹督既自任专办，筹兵筹饷，悉由该督经营，滇自不必争”。蔡锷便下令滇军撤兵。10月末，滇军撤出藏境。12月10日，到达省城昆明。滇军援藏一事，就此结束。
云南军都督府的“三援”活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任人评说，其中功过与曲直，看法不一，也属正常。但其维护辛亥革命成果，反对外族入侵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