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的，我刚认识查尔斯·史崔兰那会儿，并未发觉他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今天却很少有人否认他的伟大了。我说的这个伟大指的可不是成为走运的政客或者立功的士兵的那种伟大。对这些人来说，与其说他们的人伟大，倒不如说他们的地位伟大。环境变了，他们的伟大也就缩水了。人们经常发现，离了职的首相当初不过是个大言不惭的演说家，没了队伍的将军无非是个很一般的市井英雄。但查尔斯·史崔兰却是真伟大。你可能不喜欢他的为人，但无论如何，你不可能不对他的艺术感兴趣。他的艺术作品扰乱你的心，吸引你的注意。史崔兰受讽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为他辩护或有悖常理对他进行赞誉也不再被视为某些人的古怪行为了。在世人眼中，他的缺点已成为他的优点的必要补充。人们仍可继续争论他在艺术界的地位。崇拜者对他的吹捧和诋毁者对他的贬损，或许都是受一时的怪念头指引，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他有天赋。我觉得，艺术中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艺术家的个性。如果艺术家有个性，我就愿意原谅他的一千个缺点。我认为，委拉斯开兹[1]要比艾尔·格列柯[2]强得多，但因为见得太多，总觉得他的画有些乏味。那位克里特岛画家的作品中却充满肉欲和悲剧，像是把自己的灵魂的秘密拿出来献祭。艺术家——画家、诗人或音乐家——通过其崇高或美妙的作品装点世界，满足人们的审美感，但这一点也同人类的性本能很相似，都有其粗暴的一面。艺术家把作品放到世人面前的同时，也把他自己的伟大之处一并放到世人面前。追寻他的秘密和阅读一部迷人的侦探小说有几分相似。这个谜如同宇宙，其特点就在于永远无法找到答案。史崔兰最无足轻重的作品也有着奇特、痛苦、复杂的特点，甚至连那些不喜欢他的画作的人也无法对它们漠不关心，这肯定就是原因所在。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人们才对他的生活和性格充满了好奇，并兴趣浓厚。
直到史崔兰去世四年后，莫里斯·修雷特才在《法国信使》[3]上写了那篇让这位默默无闻的画家免于被遗忘，并且照亮了后来一些或多或少愿意向他学习的作家所沿循的那条道路的文章。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法国，没人比修雷特更具有无可争辩的权威，他提出的那些观点不可能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它们似乎有些夸大，后来却被证明是公正的，而查尔斯·史崔兰的名声也在他所订立的那些观点上稳固地建立起来。史崔兰名声噪起这件事是艺术史上最富浪漫主义色彩的事件之一。但我并不打算评论查尔斯·史崔兰的作品，除非它们触及到他的性格。我不同意某些画家的看法，他们傲慢地声称，门外汉对绘画一无所知，这些门外汉要想表示对艺术的鉴赏，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持沉默，并掏出支票簿。“艺术只有匠人才能完全理解”，这是一种荒谬的误解。艺术是情感的表露，艺术语言人人能懂。但我也承认，评论家倘若没点儿本事，便很难做出真正有价值的评论，而我本人对绘画刚好是一无所知的。幸运的是，我在这方面无需冒任何风险，因为我的朋友爱德华·雷加特先生既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又是一位令人钦佩的画家。他在一本小册子[4]中已经对查尔斯·史崔兰的作品详尽地讨论过了。这本小册子文风迷人，但这种文风在当今的英国远不如在法国那么流行。
莫里斯·修雷特在其那篇著名文章中概述了查尔斯·史崔兰的生平，他这么做是想吊一下读者的胃口。他对艺术充满热情，评判却很公正，他这篇文章的真正目的是唤起那些有识之士对一个极富原创性的天才的关注。但他是一个善写报纸文章的高手，不会不知道只有“人们的兴趣”才能让他更容易地达到目的。后来那些过去与史崔兰有过接触的人（有些是在伦敦就认识他的作家，有些是在蒙特玛特尔的咖啡厅里同他见过面的画家）吃惊地发现，那个当初跟他们在一起厮混、被他们视为失败者的画家，竟是个真正的天才。这时，法国和美国的杂志上开始出现一系列关于他的文章，有的写对他的回忆，有的写对他的欣赏。这些文章提升了史崔兰的名气，吊足了公众的胃口，却永远也无法让他们获得满足。这个主题大受欢迎，勤劳的魏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兹在他那部气势磅礴的专著[5]里列出了一长串的权威文章。
人类有制造神话的天性。它会抓住那些出类拔萃的人的生活中令人诧异或迷惑不解的事件，编造出种种神话，并且近乎狂热地深信不疑。这是浪漫主义对平淡生活的一种抗议。传奇中的小插曲成为英雄通向不朽之路的最可靠的护照。冷嘲热讽的哲学家想到下面这件事时肯定会暗自一笑：沃尔特·雷利爵士[6]之所以能让人们记得他，并不是因为他把“英国”这个名字带到了未被发现的国土上，而是因为他把披风铺在地上，让伊丽莎白女王踩着走了过去。查尔斯·史崔兰生前默默无闻，他只树敌，不交朋友。怪不得那些给他写文章的人要借助活跃的想象力以弥补那贫乏的回忆呢。另外，显而易见，尽管人们对史崔兰了解不多，但也足够富有浪漫情调的文人铺陈敷衍了。他在生活中有很多离奇、可怕的事，他的性格中有几分古怪，他的命运里也有不少可悲的遭遇。一段时间过后，在一个合适的时机，便会从这一系列的事件中冒出一个神话，而明智的历史学家是不会贸然对这个神话发起攻击的。
但罗伯特·史崔兰牧师并不是一位明智的历史学家。他说人们对他父亲后半生的误解颇多，公开宣称写这部传记[7]的目的就是“消除那些已传得沸沸扬扬，并给仍然在世的人带来巨大痛苦的误解”。毫无疑问，对史崔兰生平描述的大众版本中有很多让一个体面的家庭感到难堪的事。我在读这本传记的时候屡屡发笑，并暗自庆幸——幸好它写得实在枯燥乏味。史崔兰牧师在传记中把他的父亲描述成一位出色的丈夫、父亲，一位慈祥、勤奋、正派的君子。当代牧师在研究学问（我觉得是对《圣经》进行诠释）中获得了一种对事情进行粉饰的惊人本领，但罗伯特·史崔兰牧师“诠释”他父亲一生中的全部事实（对一位孝顺的儿子来说，记住这些东西易如反掌）时所采用的那种精妙的手法，在时机成熟时肯定会让他荣登教会中最尊贵的宝座。我似乎已经在他那肌肉发达的小腿上看到了主教的皮裹腿。他做的是一件危险，或者说勇敢的事，因为史崔兰的名气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那个被人们普遍接受了的传说。而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喜欢他的艺术作品，或许是因为他们讨厌他的性格，或者是因为同情他的惨死；而儿子的这番好心却不亚于朝父亲的崇拜者头上泼去一盆冷水。史崔兰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萨玛利亚的女人》[8]九个月前曾卖给一位著名的收藏家，后来由于这位收藏家突然离世，此画被再度拍卖，结果被克里斯蒂拍卖行买去。这次拍卖正值史崔兰先生的传记出版、人们议论纷纷之际，而这幅画的价格竟比九个月前低了235镑，看来此事并非巧合。倘若不是人们那制造神话的非凡天赋，将这个击碎了他们的全部猎奇渴望的故事不耐烦地扔到一旁的话，或许单靠史崔兰的个人力量和独创能力是无法扭转局面的。很快，魏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那部最终抚平所有艺术爱好者疑虑的作品就出版了。
魏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属于这样一派历史学家：他们不只相信人性本恶，还认为人的恶劣程度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毫无疑问，与那些故意将浪漫伟人写成道德楷模并从中获得快感的作家相比，读者从他们的作品中获得的乐趣要更多一些。对我来说，倘若作者认为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9]之间只是一种经济关系，我会觉得非常遗憾；要想让我接受泰伯利欧斯[10]是一位如英国国王乔治五世那般没有任何过错的君主，那就需要更多的证据。魏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在评论罗伯特·史崔兰牧师那部天真的传记时所用的那些词句，叫人很难不对这位不幸的牧师感到同情。他那维护体面的遁词被斥为虚伪，他的铺陈赘述被斥为谎言，他对某些事的缄默被斥为背叛。就这些缺陷来说，倘若作者是位专业作家，理应受到斥责；但作者是传记主人公的儿子，所以是可以被原谅的。连盎格鲁-萨克逊民族也受到了斥责，被魏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斥为假正经、骗子、做作、狡诈，烹调手艺糟糕透顶。我个人觉得史崔兰牧师在驳斥人们已经信以为真的他父母之间的某些“不愉快的事”时，还是有些鲁莽了。这件事是这样的：他在传记中提到，父亲在一封从巴黎写来的信中曾将妻子称为“了不起的女人”，而魏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兹却把原信复印了一份。罗伯特提到的那段话好像是这样的：“愿上帝惩罚我的妻子！这个女人太了不起了，我真希望她下地狱。”教会在其势力鼎盛时期并不会用这种方式处理那些让人讨厌的事实。
魏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是查尔斯·史崔兰的热情崇拜者，如果他想为史崔兰粉饰缺点本不会有风险。但他目光如炬，某些行为看似纯真，但他一眼就能看出后面的可鄙动机。他既是艺术研究者，又是精神病理学家，几乎能够洞悉一个人的潜意识。没有哪个神秘主义者能从平常事物中看到比他所能看到的更深的意义。神秘主义者能看到很难用语言形容的东西，精神病理学家却能看到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东西。看着这位学识渊博的作家心急火燎地搜寻着每一件令这位英雄丢脸的事，我们从中获得的那种乐趣的确不同寻常。每当他列举出某件能够证明主人公冷酷或者卑鄙的事，他在心中就会对他增加一分同情；每当他找到某件已经被遗忘的可用来证明罗伯特·史崔兰牧师的孝顺是假的事时，他就像宗教法庭法官审判异教徒那样欢呼雀跃。他的勤奋令人吃惊。没有一件琐事能逃过他的法眼。可以确定的是，倘若查尔斯·史崔兰有一份未付的洗衣账单，那么这事儿肯定会被详细记录下来；倘若他有一笔半个克朗的欠款未还，那么这笔债务的任何细节也绝不会被漏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