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手记
在离海很近的海岸边——几乎是海水波动的边缘，有二十多棵树皮乌黑的高大山樱。每当新学期开始，山樱便会长出带黏性的褐色嫩叶，同时在蓝色大海的映衬下开出绚烂的花朵。不久，到落英缤纷的时候，无数的花瓣纷纷落入大海，在海面上随波漂荡，然后又被波浪冲回岸边。东北的某所中学直接将有很多樱花的海滩用作校园。尽管我并未认真用功备考，却顺利地考进了这所中学。这所中学的帽子的徽章上和校服的纽扣上都带有盛开的樱花图案。
我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就住在这所中学附近，因此父亲为我选择了这所面对大海并有樱花的学校。我被父亲寄放在那个亲戚家里，因为离学校很近，所以我总是在听到早会的钟声后，才跑着去学校。我就是这样一个懒惰的中学生，但我却依靠自己惯用的搞笑本领，逐渐受到班里同学的欢迎。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远赴他乡。我觉得，这个他乡比起自己出生的故乡，是一个更让我心情舒畅的地方。这是因为我那时终于完美掌握了搞笑的本领，骗人时已不需要像以前那么辛苦。然而，在亲人与他人、故乡与他乡之间，表演的难易存在着不可超越的差异，无论是对天才来说，还是对神之子耶稣来说，这种差异都是存在的。对演员来说，最难表演的地方莫过于故乡的剧场，而且在五亲六戚聚集一堂的场合，无论是什么样的名演员恐怕都会觉得难以表演。然而，我却一直在那里表演，而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像我这么厉害的人，到他乡表演是万无一失的。
我对人的恐惧，在我的内心深处强烈地蠕动，与以前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我的演技却越来越好，在教室里总是逗得同班同学哄堂大笑，老师嘴上叹息说这个班要是没人闹的话，是个很不错的班，同时却用手捂着嘴笑。就连那些经常如雷鸣般大声喊叫的军事教官，我也能轻而易举地让他们忍不住大笑。
正当我松了一口气，觉得已将自己的本来面目完全隐藏了起来时，却出乎意料地被人从背后戳了一下。那个戳我后背的是个男学生，身体瘦弱，和班里其他多数同学一样，脸又青又肿，身上穿的上衣可能是父亲或哥哥的旧衣服，袖子太长，好像是圣德太子的衣袖。他的功课一塌糊涂，进行军事训练或做体操时，只是在一边看，像个白痴。我从来都没想过要提防他。
那天，做体操时，那个学生（姓什么现在不记得了，只记得名字好像叫竹一）像往常一样在一边看，老师让我和其他学生做单杠练习。我故意尽量保持严肃的面孔，“呀”地叫了一声朝单杠跑去，然后像跳远一样向前方跳去，结果“扑通”一下屁股着地落在了沙地上。一切都是事先想好的，果然惹得众人捧腹大笑。我也苦笑着爬起来，拍掉裤子上的沙子。这时，那个竹一捅了一下我的后背，低声问我：“什么时候来的？”“故意的，故意的。”我感到震撼。其他人也在场，我做梦也没想到，我故意做的表演竟被竹一识破了。我感觉像看见世界一瞬间被地狱之火包围燃烧起来，“哇”地大叫出来，拼命控制想发疯的心情。
从那以后，我每天都生活在不安与恐惧之中。
我表面上依旧扮演可悲的滑稽角色来逗大家笑，但突然不由自主地发出沉重的叹息，无论我做什么都会被竹一彻底识破，这样的话，过不多久他一定会向大家透露这一秘密。想到这儿，我的额头直冒汗，像疯子似的用奇怪的眼神空虚地环视周围。如果可能的话，我真想从早到晚二十四小时跟踪监视竹一，以免他泄露我的秘密。在我对他感到纠结的那段时间，我尽所有的努力让他觉得我的滑稽行为不是所谓的故意，而是真实的，如果有机会，我真想与他成为最好的亲密朋友。我甚至想，如果这一切都无效的话，只能盼他早点儿死了。但我并没有萌生杀死他的念头。迄今为止，我曾多次希望被人杀死，却从未想过杀人。我认为，那样做只会给可怕的对手带去幸福。
为了征服他，我先是满脸装出假基督教徒的温和的微笑，将头向左倾斜三十度左右，轻轻抱住他瘦小的肩膀，以甜言蜜语般的声调三番五次地邀请他到我寄宿的亲戚家中玩，他总是一副发呆的眼神，一声不吭。记得是初夏的一天，放学后，天上下起了雷阵雨，学生们都为无法回家而犯愁。我亲戚的家就在学校附近，因此我并不犯愁，正要往外跑时，突然看见竹一无精打采地站在鞋柜的阴影处。“走，我把伞借给你。”我说。竹一显得有些胆怯，我一把拉住他的手，一起跑入雨中。到家后，我让伯母把我们俩的上衣烘干，然后我把竹一领到了二楼自己的房间。
我的这个亲戚家是一个三口之家，三个人分别是伯母、大女儿和小女儿。伯母五十多岁；大女儿三十岁左右，戴着眼镜，体弱多病，高个子（她曾经出嫁过一次，后来又回到了娘家。我学着这个家里其他人的叫法叫她阿姐）；小女儿好像最近刚从女子学校毕业，名叫阿赛，她和姐姐不同，个子矮小，长着一张圆脸。楼下的店里摆着少量的文具和运动用品。主要收入看样子是已去世的伯父建造的那五六栋房屋的房租。
“我耳朵疼。”竹一站在那里说。
我说：“耳朵进雨水了。”
我一看他的耳朵，是耳漏，两个耳朵都很严重，眼看着脓水就要流到耳郭外面了。
“这可不行，很疼吧！”我夸张地做出吃惊的表情给他看，“正下着雨把你拉出来，对不起。”
我用近乎女人的说话方式，“温柔”地向他道歉，然后到楼下拿来棉花和酒精，让竹一把头枕在我的膝盖上，细心地给他清理耳朵。竹一好像没有察觉到这是我的虚伪诡计，说：“你肯定会被女人迷上！”竹一头枕着我的膝盖，说了一句愚蠢的奉承话。
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他的这句话好像是可怕恶魔的预言，这一点恐怕连竹一也没有意识到。无论是“迷上”还是“被迷上”，这种措辞十分粗俗，又戏弄人，令人感觉是在装腔作势，无论是多严肃的场合，这种话一出现，忧郁的伽蓝顷刻之间就会崩溃，令人心情索然无味。如果不使用“被迷上的痛苦”之类的俗语，而是使用“被爱的不安”之类的文学语言，就未必会破坏忧郁的伽蓝。这令人觉得奇妙。
我给竹一处理了耳朵里的脓水，他却说你会被女人迷上这种愚蠢的奉承话，当时我听了他的话，只是红着脸笑，一句话也没回答，但实际上我也隐约地感到他的话不无道理。不过，在对“被迷上”这种粗鄙的说法产生的装腔作势的氛围中，我说他的话不无道理，是表示一种愚蠢的感想，几乎连滑稽故事中的大少爷的台词都配不上，我绝不是以那种戏谑的、装腔作势的心情认为他的话不无道理。
在我看来，女性比男性更令人费解，女性令人费解的程度比男性高几倍。我家里女性比男性多，亲戚家也是女孩子多。我可以说自幼是在女人堆里长大的，包括前面提到的“犯罪”的女佣人，但我一直是以如履薄冰的心情与女人打交道的，我对她们一无所知，如坠五里雾中，有时冒很大风险，结果遭受失败，受到沉重打击，这种打击与男性给予的打击不同，如内出血一般，毒火攻心，十分令人不快，很难恢复。
女人有时吸引你，有时又甩开你。在有人的地方她们藐视我，对我冷冰冰的；一旦没人了，她们又抱紧我。女人睡觉睡得很沉，好像死去了一般，令人觉得她们是为了睡眠才活着的。我从幼年时期起就在女人身边对女人进行了各种观察。虽然同是人类，女人却令人感觉是一种与男人迥异的生物。这种不可思议的、令人棘手的生物却奇妙地在意我。无论是“被迷上”的说法还是“被喜欢”的说法，都完全不适合我，“被在意”这种说法或许比较适合我的情况。
女人似乎比男人更喜欢滑稽搞笑。当我扮演滑稽角色搞笑时，男人从不会哈哈大笑。而且我知道，如果在男人面前乘兴搞笑过度就会失败，因此总是注意在适当的时候停止表演。而女人却不知道什么是适度，总是无休无止地要求我搞笑。为了满足她们的要求，我累得筋疲力尽，实在是好笑。一般来说，女人比男人似乎更能享受快乐。
我中学时寄宿的亲戚家的大女儿和小女儿一有空就到二楼我的房间来，每次我都被吓得差点跳起来，一个劲儿地害怕。
她们问：“在学习吗？”
“没有，”我微笑着合上书说，“今天在学校，有个地理老师叫昆宝……”
我顺嘴说出来的尽是一些言不由衷的笑话。
一天晚上，小女儿阿赛和姐姐一起来我的房间玩，非让我表演搞笑，最后说：“小叶，把眼镜戴上看看！”
“干吗？”
“甭问了，快戴上看看。把阿姐的眼镜借来戴上！”
她总是以这种粗暴的命令的语气跟我说话。我这滑稽小丑老老实实地戴上了阿姐的眼镜。我刚戴上眼镜，她们两人就笑得前仰后合。
“真是一模一样！和劳埃德简直一模一样！”
当时，外国的电影喜剧演员哈罗德·劳埃德在日本很受欢迎。
我站起身，举起一只手说：“诸位，这次我特向日本的影迷们……”
我试着做了一场致辞，这更是逗得她们捧腹大笑。那以后，每当劳埃德的电影在这个镇的剧场上映时我就去看，私下里琢磨他的表情举止。
一个秋天的夜晚，我正躺着看书，阿姐像鸟儿似的飞快地进入我的房间，猛地倒在我的被子上哭起来。
“小叶，你会帮我的吧？是吗？这个家，我们一起离开吧，帮帮我，帮我。”
她嘴里说着这些激烈的话，并不停地哭泣。不过，我并不是第一次经历这种事，以前也曾有女人对我这么做过，因此对阿姐过激的语言并不太感到惊讶，相反，倒是对她那些司空见惯的、没有内容的表现感到扫兴。我悄悄地从被窝里抽身出来，把桌子上的柿子剥开，递给阿姐一块，阿姐一边抽泣一边吃起来。
“有没有有趣的书？借给我看看！”她说。
我从书架上给她选了一本书，是夏目漱石的《我是猫》。
“谢谢了。”
阿姐害羞地笑着，离开了房间。其实不光是阿姐，女人到底是以怎样的心情活着的呢？对我来说，考虑这种事情比探索蚯蚓的想法还要麻烦、烦琐，令人感觉可怕。不过有一点，我从小时候起就通过经验了解了，这就是，女人突然那样哭起来时，给她甜东西吃，她吃了就会恢复心情。
阿赛有时候还把她的朋友带到我的房间，我照例公平地逗大家笑。等阿赛的朋友回去后，阿赛肯定会说她朋友的坏话，她每次都说她的朋友是个坏女孩，让我注意。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不带来不就可以了。阿赛是个女孩，因此到我房间来的几乎都是女性。
不过，竹一的那句奉承话“被迷上”绝没有成为现实。也就是说，我不过是日本东北地区的哈罗德·劳埃德。竹一那句无知的奉承话是一个令人讨厌的预言，活生生地存在于我的记忆中，几年后呈现出不吉利的兆头。
竹一还送给我另一份重要的礼物。
“这是妖怪的画！”
一次，竹一到我住的二楼来玩，得意扬扬地拿出一张原色版的卷头画给我看，并这样跟我说。
“哎！”我吃了一惊。多年后我才清楚地意识到，就在那一瞬间，我未来的道路已经确定了。我知道，那不过是梵·高的自画像。在我的少年时期，法国的所谓印象派绘画在日本十分流行，鉴赏西洋画的第一步基本上都是从印象派绘画开始的，梵·高、高更、塞尚、雷诺阿等人的画，即便是乡下的中学生，基本上一看照相版就知道。我也看过相当多的梵·高的原色版绘画作品，对其笔法的趣味和色彩的鲜艳程度颇感兴趣，但从未想过他的绘画作品是什么妖怪的画。
“这种画怎么样？还是妖怪吗？”
我从书架上取下莫迪利亚尼的画册，把其中一幅肌肤晒成古铜色的裸体女人的画像拿给竹一看。
“不得了啊！”竹一睁大了眼睛感叹道。
“好像是地狱的马！”
“还是妖怪吗？”
“我也想画这种妖怪的画！”
对人过分恐惧的人反而更加迫切地希望亲眼看到可怕的妖怪，越是神经质的、容易对某种东西感到害怕的人就越是盼望暴风雨更加猛烈。这群画家被人这种妖怪伤害、威胁，以至于最终相信幻影，在白昼的自然中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妖怪，而且，他们并没有通过滑稽搞笑等方式来加以掩饰，而是努力如实地表现所看到的一切。正如竹一所说，他们毅然决然地画了“妖怪的画”。这里有自己未来的伙伴，我兴奋得流出了眼泪，说：“我也画，画妖怪的画，画地狱的马。”不知为什么，我以极低的声音对竹一说。
我从上小学时起就喜欢画画和看画。但我画的画并不像我的作文那样受到周围人的好评。我根本就不相信人的语言，所以作文什么的在我眼里就如同搞笑的寒暄语一样，我的作文从小学到中学一直都使老师欣喜若狂，但我自己却一点儿都不觉得有趣，我只对绘画（漫画等另当别论）在如何表现内容方面以幼稚的独特风格多少付出了努力。学校图画的范本实在无聊，老师的画也很拙劣，所以我只能自己随意地想办法尝试各种各样的表现方式。进入中学后，我有了一套油画的画具，然而，尽管我已经按照印象派的画风来画那种笔法的范本，可自己画出来的东西简直像千代纸工艺品，平淡、单调，根本构不成绘画作品。不过，竹一的一句话启发了我，使我意识到自己以前对绘画的看法完全是错误的。我以前对绘画的看法是幼稚、愚蠢的，努力想把自己觉得美好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描绘成美好的画面。竹一给我的是画法原始的秘籍，那些绘画大师主观上将那些平淡无奇的东西创造成美好的画面，或者虽然他们对丑陋的东西感到恶心，想要呕吐，却依然不隐藏对它们的兴趣，沉浸在表现它们的愉悦之中。也就是说，他们丝毫不为人的看法所左右。我开始尝试绘制自画像，但不给那些女性来客看。
一幅恐怖的画诞生了，这幅画连我自己都大吃一惊。这幅画表现的正是我一味隐藏在内心深处的自己的真面目——表面上快活地笑，并逗别人笑，但实际上我的内心是忧郁的。没办法。我暗自为自己下了结论。但那幅画除了竹一我没给任何人看。我不愿被人看穿自己搞笑背后的凄惨，突然之间被人小心翼翼地提防，另外，我还担心人们没有注意到我的搞笑是我的本来面目，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新颖的搞笑方式，把它当成引发大笑的原因。这是最让我痛苦的，所以我立刻把那幅画收进了壁橱深处。
在学校的绘画时间，我也把那种妖怪式的画法隐藏起来，仍旧采用以前平庸的画法，把美好的东西画成美好的画面。
我一直就只向竹一平静地展示自己容易受伤的神经，这次画的自画像也放心地拿给竹一看，他十分欣赏。于是，我又连续两张、三张地画妖怪的画。竹一又送给我一个预言：“你肯定会成为了不起的画家！”
愚蠢的竹一把“被迷上”和“成为了不起的画家”这两个预言刻在我的额头上。此后不久，我来到了东京。
我本来想进美术学校，但父亲很早以前就打算让我上高中，将来当官，还直接对我说，让我这么做。我天生就不能反驳别人的话，木然听从了父亲的吩咐。父亲让我从四年级开始考高中，我自己也对位于海边并有樱花的中学感到厌烦，所以四年级的课程结束后未升入五年级，便考入了东京的高中，立即住进了学校的学生宿舍。学生宿舍十分肮脏，一片狼藉，令人畏缩，哪里还顾得上搞笑。我请医生开了肺浸润的诊断书，搬出学生宿舍，住进了上野樱木町父亲的别墅。我无论如何都无法过集体生活。而且，什么青春的感动、年轻人的骄傲，一听到这些话，就觉得浑身发冷，无论如何都无法适应所谓的高中精神。我甚至觉得教室、宿舍都好像是被扭曲了的性欲的垃圾堆，我那近乎完美的搞笑本领在这里完全没有用武之地。
议会休会期间，父亲每个月只在这个别墅待一两周。父亲不在时，这栋面积相当大的别墅只有看守别墅的老夫妇和我三个人。我时常逃学，但并没有心思去游览东京（看来我是看不到明治神宫、楠木正成的铜像、泉岳寺的四十七义士墓了），整天待在家里读书、画画。父亲一来东京，我就每天早晨匆匆忙忙地去学校，但有时去的是本乡千驮木町的西洋画画家安田新太郎的画塾，在那里练习三四个小时的素描。从高中宿舍搬出来后，到学校上课时，我有一种装傻的感觉，仿佛自己是旁听生，处在特殊的位置——这也许是自己的偏见，我更懒得去学校了。上小学、初中、高中期间，我最终也没能理解爱校心是什么东西，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学会唱校歌。
不久，在画塾里，我从一个学画的学生那里了解到了酒、香烟、妓女、当铺以及左翼思想。尽管这些东西是一种奇妙的组合，但这却是事实。
那个学画的学生名叫堀木正雄，出生在东京的平民区，比我大六岁，从私立美术学校毕业后，因为家里没有画室，才上这个画塾来继续学习西洋画的。
“能借我五元钱吗？”
我与他刚刚认识，以前从未说过话。我很不情愿地掏出五元钱给了他。
“好，咱们喝酒去吧！我请客。好样的！”
我无法拒绝，被他拉到了画塾附近的蓬莱町的酒馆。这是我与他交往的开始。
“我早就注意上你了。瞧，看你那种腼腆的微笑，那是有前途的艺术家特有的表情。为了庆祝我们相识，干杯！阿绢，这小子是个美男子吧？你可不能迷上他呀！他来画塾后，我成了第二号美男子了。”
堀木有着一张微黑端庄的脸，身上穿着整齐的西装，脖子上系着朴素的领带，这种装束在学画的学生中是少见的。他的头发还抹了发油，紧紧地贴在头上，从正中间向两边分开。
身处这种陌生的环境，我心中只有恐惧，一会儿抱着胳膊，一会儿放开，脸上露出腼腆的微笑。喝了两三杯啤酒后，我却感到了一种奇妙的轻松，好像是获得了解脱。
“我曾想进美术学校……”
“哎呀，那可没意思。那种地方没意思。学校没意思。我们的老师在自然中！是对自然的激情！”
我对他说的话一点儿都没有感到敬意，心里想，这是个蠢货，画肯定画得不好，可能只适合一起玩。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城市混混。尽管在形式上与我不同，但他完全脱离了人的正常行为，感到迷惘彷徨。在这一点上，我们属于同类。另外，他的搞笑是无意识的，而且完全没有觉察到他的搞笑行为的悲惨结果。这是他与我本质上不同的地方。
我总是看不起他，心里想只是一起玩玩，把他作为玩耍的伙伴来交往。我和他走在一起，有时甚至对与他交往感到羞耻。然而，最终结果是，我被他击败了。
最初我只是觉得他是个大好人，一个难得的大好人。对人恐惧的我彻底放松了警惕，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好向导，可以领我游览东京。说实话，我一个人坐电车时觉得售票员可怕。一个人去歌舞伎剧场时，看到正门铺着红地毯的台阶两侧并排站立的女引座员也会感觉可怕。一个人去餐厅吃饭时，对悄悄站在身后等着收拾盘子的男侍也感觉可怕，尤其是算账时，双手动作笨拙。买东西后付款时，并不是因为吝啬，而是因为过度紧张、害羞，过度不安和恐惧，只觉得头晕目眩，世界变得漆黑一片，心头几乎失去平衡，哪里还顾得上讲价，有时连人家找的钱都忘了接，甚至经常忘了拿走买的东西。我根本无法一个人逛东京的街，只好整天待在家里。
然而一旦把钱包交给堀木一起逛街，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他很会讲价，而且很会周旋，付款时充分显示自己的本事，即用很少的钱就可以获得最大的效果。此外，他对价格昂贵的出租汽车敬而远之，只乘坐电车、公共汽车和小汽艇等交通工具，以最短的时间到达目的地。他还对我进行实际演示，早晨从妓女那里回来的途中，顺便到日式餐厅洗晨浴，然后吃豆腐锅，喝点儿酒，这样又便宜又令人感觉讲究。另外，他告诉我，摊床卖的牛肉饭烧烤，不仅价格便宜而且营养丰富。他还蛮有把握地说，所有酒当中，白兰地酒劲儿上来得最快。总之，结账时，他从未让我感到不安和恐惧。
和堀木交往的另一大好处是，堀木与人说话时完全无视对方的想法，任凭所谓的激情奔涌（或许激情就是无视对方的感受），一天到晚说个不停，净是些无聊的话，我完全不用担心两个人走累了会陷入不愉快的沉默中。与人交往时，我不喜欢那种可怕的沉默出现，天生不爱说话的我，在紧要关头拼命搞笑。眼前这个傻瓜堀木无意中主动承担起了搞笑的角色，我只是当作耳旁风随便听着，并不认真回答他的话，时而应付一句，笑一笑，这就可以了。
烟、酒、妓女，这些都是相当好的东西，能够消除人的恐惧，有时可能只是一时消除人的恐惧。这一点不久我也明白了。为了获得这些东西，我不惜变卖自己的全部家当。我甚至萌发了一种想法。
在我眼里，妓女既不是人也不是女性，看上去倒像是白痴或疯子。在她们的怀里，我反而能完全放心地酣然入眠。她们一丁点儿欲望都没有，到了令人悲哀的地步。或许是从我这里感到了一种同类的亲近感，那些妓女总是向我表示自然的好意。那种好意没有任何意图，不是推销，是对也许不再来的人表示的好意。有的夜晚，我在那些白痴或疯人妓女身上看到了玛利亚的光环。
为了摆脱对人的恐惧，获得一夜淡淡的休息，我去了那里。和与自己“同类”的妓女玩乐的时候，不知不觉地，一种无意识的令人讨厌的氛围开始在身边弥漫，这就是所谓的“赠品”，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渐渐地，这种“赠品”清晰地浮出水面，被堀木指了出来，我不禁愕然，感觉讨厌。从侧面看，说得通俗点儿，我是通过妓女把自己修行成女人的，而且近来进步明显。据说，通过妓女修行成女人是最不容易的，正因为如此，也是最有效果的。我身上已经有了那种“女达人”的气息。女人（不只是妓女）凭本能嗅出了这种气息，并靠近我。这种下流的、不光彩的氛围作为“赠品”附着到我的身上，似乎比我想要获得休息的本意更加显眼。
堀木可能是半奉承着说的，然而我自己也想到了，心情郁闷。例如，记得我曾收到咖啡馆女人幼稚拙劣的信；樱木町的家隔壁住着一个将军，他二十岁左右的女儿每天早晨在我上学的时候，略施淡妆在自己家门口进进出出的，但好像也没有什么事；去吃牛肉时，自己一言不发，那儿的女侍却……我经常到一家烟店买香烟，店里姑娘给我的香烟的盒里竟然……还有，去看歌舞伎时，邻座的人……深夜，我在市内电车中因喝醉酒而睡着了……出乎意料地收到老家亲戚家姑娘寄来的含情脉脉的信……不知是哪个姑娘，在我外出时给我留下了一个似乎是自己制作的娃娃……由于我极度消极，因此每次遇到上面那样的事都到此打住，没了下文。让女人产生美好梦想的氛围附着在我的身上，这不是无聊的色情故事之类的笑话，是无法否定的事实。这一点被堀木指出，令我感到一种类似羞辱的痛苦，对妓女的兴趣也瞬间消失了。
堀木出于爱虚荣的赶时髦心理（从堀木的情况看，我至今也找不出其他理由），某天带我参加了一个叫作共产主义读书会的秘密研讨会（好像是叫R. S，记不清了）。对堀木等人来说，共产主义的秘密集会或许也像是领我游览东京似的。我被介绍给“同志”，还被迫买了一本小册子，然后听坐在上座的长得十分丑陋的年轻人讲了经济学。我觉得那个年轻人讲的东西我是完全明白的。那种东西大概无疑是那样的，但人的内心深处存在着莫名其妙的可怕的东西。说它是欲望吧，不足以说明问题；说它是虚荣吧，也不确切；说它是色情和欲望，仍然不够。自己也搞不清楚是什么东西，我总觉得，人世的深处奇怪地存在着类似鬼怪故事的东西，不只是经济。我极其害怕鬼怪故事，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地肯定所谓的唯物论，然而却不能以此来摆脱对人的恐惧，面向绿色的自然睁开双眼，感受希望的喜悦。不过我一直参加R. S（记得是叫这个，但可能有误），从未缺席。“同志”们反常地像面临重大事件一样，紧绷着脸，沉浸在类似于一加一等于二的初级算术的理论研究中。看到那种情景，我觉得滑稽极了，于是利用自己惯用的搞笑本领努力使研讨会的气氛得到放松。渐渐地，研讨会的拘谨气氛得到了缓解，我成了会上不可或缺的红人儿。那些单纯的人或许认为我和他们一样单纯，把我看成是一个乐观而滑稽的“同志”，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是彻底地欺骗了他们。我并不是他们的“同志”，只是不间断地参加集会，为他们搞笑。
我喜欢他们，感觉他们合自己的意。然而，那未必是通过马克思主义而建立起来的亲密感觉。
不合法。我对此微微感到了一丝快乐。不，应该说是使我感觉心情更好。其实，社会上所说的合法反而更可怕（对此我预感到某种无比强烈的东西），其内涵是难以理解的。我无论如何都不能死守在那种与外界隔绝、寒冷彻骨的环境中，虽然外面是不合法的大海，但我仍愿意跳进去畅游，哪怕不久死去，这样反而令我心情舒畅。
有一种被人称为见不得人的人，就是社会上那些可怜的失败者和不道德的人。我觉得我一出生就是个见不得人的人，一遇到这种人，我的心情就会变得温和起来。这种温和的心情令我陶醉。
有一个词语叫作犯罪意识。我在这个人世间一生都受这种意识的折磨，然而它又是我的好伴侣，如同自己的糟糠之妻，我与它孤寂地玩耍。这或许是我的生活方式之一。另外，人们常说内心有愧这句话。这种创伤在我还是婴儿时就出现在我的身上，长大后不但没有治愈，反而更加严重，甚至扩散到了骨髓，每夜的痛苦就如同千变万化的地狱。然而，用一种十分奇妙的说法形容，那种创伤逐渐变得与我非常亲密，胜过自己的血肉。我甚至觉得创伤的疼痛就像创伤的活生生的感情或爱情的私语。对这样的男人来说，前面提到的地下工作小组的气氛莫名其妙地令人安心、惬意。也就是说，感觉那工作比其真正的目的更加适合自己。堀木只是愚蠢地嘲笑，只去过那个集会一次，是为了介绍我而去的，净说一些低级的俏皮话，说什么马克思主义者除了研究生产方面外还需要对消费方面进行考察，他根本不参加集会，总是想引诱我对消费方面进行考察。回想一下，当时有各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像堀木那样出于虚荣的赶时髦心理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也有像我这样只是喜欢不合法的气氛而坐在那里的人。如果这些人被真正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识破，那么估计堀木和我都会遭到愤怒的斥责，立刻被看作是卑劣的叛逆者，并被赶走。然而我和堀木都没有受到开除的处分，尤其是我，在不合法的世界里反而比在合法的正人君子的世界里活得更悠然自得，更加“健康”。因此成了有前途的“同志”，被请求做各种事情。请求我做事的人过度地装作秘密，让人忍俊不禁。我对被请求的事情一次都没有拒绝过，平静地一概接受，从未因表现不自然而受到狗（“同志”们把警察称作狗）的怀疑和盘问。我总是一边笑着一边搞笑，准确无误地完成他们所说的危险任务（地下工作的成员们如面临重大事件一般高度紧张，甚至拙劣地模仿侦探小说，过度地警惕，他们交给我的任务都是一些无聊的琐事，无聊到令人吃惊。尽管如此，他们却过分地担心，虚张声势）。我当时的心情是，即使作为一名党员而被逮捕，即使在监狱里生活一辈子也无所谓。我甚至觉得，与其恐惧世间的现实生活，每晚在辗转难眠的地狱中呻吟，或许在牢狱里更轻松。
父亲住在樱木町的别墅中时，总是忙于接待客人或有事外出，虽然我们住在一起，但有时三四天都见不到面。父亲实在是难以接近，而且令人感觉可怕，我琢磨着是不是应该离开这个家自己租间房子住，但还没说出口，就听看守别墅的老头儿说父亲好像要把这栋房子卖掉。
父亲的议员任期即将到期，看样子他已无意继续参加选举，肯定是有各种原因。而且在老家建了一所隐居的房子，似乎对东京并不留恋。我只不过是个高中生，可能父亲觉得为我保留住宅和佣人是一种不必要的浪费（父亲心里想的是什么我同样不了解，就与我不了解社会上的人的心情是一样的），总之，那所别墅不久就到别人手里了。我搬到了本乡森川町一个叫作仙游馆的旧公寓，住进了一个阴暗的房间。搬到这个公寓后，我很快就在经济上陷入了窘境。
在此之前，父亲每月给我固定数额的零花钱。有时这个零花钱两三天就花光了，但香烟、酒、奶酪、水果这些东西家里总有，书、文具、衣服等物品也都可以在附近的店里赊账购买。请堀木吃荞麦面、炸虾盖饭什么的，如果是父亲经常光顾的镇上的餐馆，我们吃完后可以一声不响地离开。
可现在，我一个人在公寓生活，一切都只靠每月固定数额的汇款解决。我不知如何是好。汇款依旧是两三天就花光了，我不寒而栗，因心里没底几乎发疯，轮流给父亲、哥哥、姐姐发电报、写信，求他们寄钱给我（信中所写的事全都是逗人发笑的虚构的事。我认为，向他人要东西时，先逗人笑乃是上策）。另外，我在堀木的教唆下，频繁地出入当铺，但手头依然拮据。
总之，我在公寓中生活，无亲无故，没有能力自己“生活”下去。我一个人在公寓的房间里发呆，感到十分可怕，仿佛马上就会遭到袭击，不由自主地跑到大街上，帮助做前面提到的地下工作，或与堀木一起寻找廉价的地方喝酒，学业和绘画都放弃了。进入高中后，于第二年十一月，与年龄比我大的有夫之妇发生了殉情事件，我的命运彻底发生了变化。
我不去上学，而且一点儿都不学习，然而考试时却似乎考得不错，好歹一直瞒过了家人。然而，慢慢地，终于因为我旷课天数太多，学校秘密通知了老家的父亲，大哥代替父亲给我寄来了一封措辞严厉的长信。不过，比起这封信，我的直接痛苦是经济上的困境和地下工作的任务。地下工作的任务比以前更多、更忙，决不能随随便便地处理。我当上了本乡、小石川、下谷、神田那一带所有学校的马克思主义学生行动队的队长。那一带好像是叫中央地区，记不清了。听说要搞武装暴动，我买了一把小刀（现在想来，那不过是把单薄的小刀，连铅笔都削不了），把它放进雨衣的口袋里，四处奔走，进行所谓的“联络”。真想喝点酒美美地睡一觉，但没有钱。而且P（记得是用P这个隐语来称呼小组的，也可能记错了）不断地指派任务，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我这病弱的身体实在是吃不消了。本来我只是对不合法感兴趣才帮小组做事的，如今却弄假成真，忙得不可开交。我不禁开始讨厌P的人，心里想，找错人了吧？让你们的嫡系成员做不是更好吗？于是我溜走了。溜走后，我的心情并没有变好，反而决定去死。
那时，有三个女人对我表现出特殊的好感。一个是仙游馆老板的女儿。每当我忙完地下工作，筋疲力尽地回来，饭也不吃就躺下，那姑娘总是拿着信纸和钢笔来到我的房间，说：“对不起，楼下弟弟妹妹烦死人了，我都没法写信了。”
说完就坐在我的桌子前，写一个多小时。我本来可以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继续躺着，可那姑娘的神情分明是十分希望我开口说点什么，于是我又发挥被动服务的精神，尽管一句话都不想说，还是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强打精神，翻过身来趴在床上，吸着烟。
“听说有一种男人，用女人寄来的情书烧水洗澡。”
“哎呀，真讨厌！是你吧！”
“我只是用情书烧牛奶喝过。”
“很荣幸，喝吧！”
我心里暗想，这个人怎么不早点回去，还说写信呢，明摆着是在撒谎。肯定是在搞文字游戏。
“给我看看！”其实我一点儿都不想看。
谁知这么一说，她竟连声嚷嚷：“哎呀，讨厌！哎呀，讨厌！”那种高兴的样子，实在是不体面，真让人扫兴。于是我想，让她去干点儿什么。
“不好意思，能不能去电车道旁的药店给我买点儿安眠药？我太累了，脸上发热，反而睡不着。不好意思，钱……”
“钱好说。”
她高兴地站起来。让女人做什么事是不会让她们讨厌的，男人求女人做事，女人反而会高兴。这一点我完全了解。
另一个女人是女子高等师范的文科学生，是一个所谓的“同志”。因地下工作的缘故，我和她每天不得不见面。碰头结束后，这个女人总是跟在我旁边，并不断地给我买东西。
“你就把我当作亲姐姐好啦！”
那种做作的语气令我不寒而栗，我做出带着忧虑的微笑的表情说：“我就是这么想的。”
总之，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觉得让她生气是可怕的，必须想办法敷衍她。于是，我终于开始为那个丑陋而讨厌的女人服务，让她给我买东西（那些东西都是些品味很差的东西，我基本上都是立即把那些东西送给烧烤店的老板），并装出高兴的样子，开玩笑逗她开心。一个夏天的夜晚，她缠着我怎么都不肯离去。为了打发她早点儿回去，在大街上一个黑暗的角落，我吻了她。谁知她却可怜地欣喜若狂，叫来一辆车，把我带到了一幢大楼的一个狭窄的类似办公室的西式房间，这个房间好像是为她们的地下工作而秘密租借的。我和她在那个房间里一直折腾到第二天早晨。真是一个荒唐的姐姐，我心里不由得苦笑起来。
无论是房东的女儿，还是这个“同志”，每天都不得不见面，所以无法像对以前那些各种女人那样巧妙避开。最终，出于自己的不安心理，我拖拖拉拉地拼命讨好这两个女人，被她们牢牢地束缚住了。
大约在同一时期，我从银座一个大酒馆的女侍那里蒙受了意想不到的恩惠。尽管只见过一次面，却念念不忘恩情，感到一种担心和忧虑，并被这种担心和忧虑牢牢束缚住。那时，我略微显得有些厚脸皮，无须依靠堀木，即可一个人乘坐电车，还可以去歌舞伎剧场，甚至可以穿着碎白道花纹的和服光顾酒馆。在内心深处，我依旧对人的自信和暴力感到不可思议和恐惧。在苦恼的同时，表面上慢慢地可以和他人一本正经地寒暄了，不，不对，就我的本性而言，我与人寒暄时一定要带着痛苦的笑，那种笑是败北的搞笑者的笑。总之，可能是为地下工作东奔西跑的缘故，也可能是女人或者酒的缘故，主要还得归功于经济上的拮据，我开始掌握了一种本领，即可以忘掉一切，张口结舌地与人寒暄。无论在哪里，我都会感到恐惧，但如果能在大酒馆里被许多醉客或男女侍者推搡、混入其中的话，我这颗好似不断被追赶的心不是可以平静下来了吗？我抱着这样的想法，带着十元钱，一个人走进了银座的那个大酒馆。我笑着对女侍说：“我只有十元钱，你看着办吧。”
“你放心好了。”女侍带着一点儿关西的口音说。她的这一句话奇妙地平息了我战栗不安的心。这倒不是因为不用担心钱了，而是觉得不用担心在她身边了。
我喝开了酒。因为对她放心，所以我反而无心表演搞笑了，而是以自己沉默寡言的天性毫不掩饰地展现自己的凄惨，默默地地喝着酒。“这种菜，喜欢吗？”
那女人把各种菜放在我面前问我。我摇了摇头。
“只喝酒吗？我陪你喝吧！”
那是一个寒冷的秋夜。我听从慈奈子（记得是叫这个名字，但记得不清，不一定准确。我连一起殉情自杀的人都记不得叫什么了）的话，在银座后面的一个露天寿司店一边吃着难吃的寿司，一边等她来。（虽然她的名字已经忘记了，但那寿司为什么不好吃却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那个长着青蛇脸的光头老板把寿司举过头顶，一边熟练地做着蒙人的动作，一边捏寿司，这种情景也历历在目。多年以后，在电车上突然看到某个人的脸似曾相识，想来想去才发现原来与那个寿司店的老板长得相像，于是我禁不住苦笑起来。这种事曾屡次发生。在慈奈子的名字甚至容貌都远离记忆的今天，只有那家寿司店的老板的面孔准确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我甚至可以画出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寿司太难吃，让我感觉到冰冷和痛苦的缘故。有人曾告诉我某某寿司店的寿司好吃，并把我带去吃，但吃过后确实觉得好吃这种经历一次都没有过。那寿司太大了。我常常想，难道不能做成拇指大小吗？）
她在本所把木匠的二楼租借了下来。在这里，我一点儿都不掩饰自己平时忧郁的心情，好像受到剧烈牙痛的袭击一样，一只手托着脸颊，同时喝着茶。我的这种姿势似乎反倒合她的意了。她给人的感觉也是一个完全孤立的女人，身边刮着冷风，只有落叶在四处飞舞。
我们一起放松，她跟我讲起了她的身世。她比我大两岁，老家在广岛，有丈夫。她丈夫原本在广岛开了家理发店。去年春天，他们一起离开家来到了东京，但丈夫在东京却不务正业，不久犯了诈骗罪，现在在监狱里。她每天都去监狱给丈夫送东西，但从明天起就不去了。而我不知为什么，天生就对女人的身世毫无兴趣。也许是女人的说话方式有问题，也就是不知如何处理说话的重点。总之，对我来说，她们说的话都是耳旁风。
好寂寞！
我觉得，比起女人千言万语地诉说身世，短短的一句低语更能引发我的共鸣。尽管我一直希望这种事情出现，但从未听到女人对我这么说过。我感到奇怪，感到不可思议。眼前这个女人虽然嘴上没有说自己寂寞，但她身体周围却令人感到一种强烈的寂寞，就像一股气流，我一靠近她，我的身体就会被那股气流包围。那股气流与我多少有些尖刻的忧郁的气流恰好融合在一起，宛如“枯叶附着在水底的岩石上”，使我得以脱离恐惧和不安。
与躺在那些白痴妓女的怀中安然入睡的感觉完全不同（最主要的是那些妓女比较开朗），跟诈骗犯的妻子度过的一夜，对我来说是幸福地（不假思索地、肯定地采用这种不符合道理的说法，在所有手记中是不会再有的）获得了解放的一夜。
然而，这种夜晚只有一次。早晨醒来，我从床上跳起来，又成了原来那个轻薄的善于伪装的搞笑者。胆小鬼连幸福都害怕，棉花也能让他受伤，甚至会被幸福伤害。趁着还没有受到伤害，我焦急地想就这样尽快分开，于是我放出了惯用的搞笑的烟幕弹。
“钱断情亦断这句话，解释搞反了。并不是钱一没了就会被女人甩掉，而是男人一旦没钱了，就会意志消沉，笑声中都没了力气，而且性情奇妙地变得乖僻，最终破罐子破摔，拒绝女人，心理失去平衡，不断地拒绝女人，最终彻底甩掉女人。《金泽大辞林》中是这么解释的。真可怜！我知道那种心情。”
记得自己当时说了上面那些蠢话，把慈奈子逗得哈哈大笑。我觉得不宜久留，担心出现麻烦，脸都没洗，匆匆地离开了。没想到的是，我当时信口开河说的“钱断情亦断”，后来竟与我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关联。
此后的一个月里，我没有去见那一夜的恩人。分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喜悦之情逐渐淡薄，蒙受微不足道的恩惠这件事反而令我觉得可怕，自己感到一种沉重的束缚。就连让慈奈子承担酒馆里的所有消费这种琐事，也逐渐让我挂在心上。慈奈子最终也跟房东的女儿、女子高等师范的文科学生一样，只让我觉得受到胁迫，虽然不在一起，但我同样对慈奈子感到害怕，而且，一旦再次见到一起放松过的女人，我就强烈地感觉她们会突然对我勃然大怒，因而十分懒得再次见到她们，最终对银座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不过，懒得再次见到她们是我的性格，绝不是因为我狡猾，而是因为我还没有充分理解女人的不可思议的生活方式——女人将放松后的事情和早晨起床后的事情严格区分开来，不让两者之间有任何关联，就像完全忘却一样，彻底将两个世界隔绝开来。
十一月末，我和堀木在神田的露天摊床上喝廉价的酒，这家伙提出离开这个摊床后再到其他地方喝。我们已经没钱了，但他还是坚持继续喝。此时的我，已经喝醉了，胆子也大了，因此答应了他。我说：“好吧，那我就带你去一个理想的地方。可别大惊小怪的，那个地方可以说是酒池肉林……”
“酒馆！”
“是。”
“走吧！”
我们两个人坐上了市内电车。堀木兴奋起来：“今天晚上我好想女人。可以亲女侍吗？”
我不太喜欢堀木做出那种醉态，堀木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又特意追问了一句：“可以吗？我肯定亲啊！坐在我旁边的女侍，我一定亲给你看。行吗？”
“没事吧！”
“太好了！我太想女人了。”
在银座四丁目下车后，仗着与慈奈子的关系，我们在几乎身无分文的情况下走进了那家所谓酒池肉林的大酒馆。我和堀木找了一个没人的雅座面对面坐了下来。正巧看见慈奈子和另一个女侍跑了过来。那个女侍坐在了我的身边，慈奈子则一屁股坐在了堀木的身边。我不由得吃了一惊，慈奈子马上就要被亲了。
我并没有觉得可惜。我这个人本来占有欲就比较淡薄，即使偶尔有可惜的感觉，也没有那种大胆表明所有权并与人抗争的魄力。后来，我曾看见与自己同居的妻子受到侵犯，但我一声未吭。
我尽量避免介入人与人的纠纷，害怕卷入其中。慈奈子与我只是一夜之情，她并不属于我。我不可能有可惜之类的欲望，不过，我还是吃了一惊。
因为慈奈子就在我面前受到堀木强烈的亲吻，我为慈奈子的境遇感到可怜。被堀木玷污的慈奈子不得不与我分手，而且我也没有积极的热情来挽留她。啊！我和她到此就结束了。我对慈奈子的不幸瞬间感到了吃惊，但随即又坦率地放弃了。我边看堀木与慈奈子的脸边进行对比，默默地笑了。
然而，事态却出乎意料地更加恶化了。
“算了吧！”堀木歪着嘴说，“我这样的男人，对这种穷女人……”
他好像彻底不想说话了，抱着胳膊，目不转睛地看着慈奈子，并发出了苦笑。
“拿点儿酒过来，我身上没有钱。”我小声对慈奈子说。我真想大喝一场。从庸人的眼光看，慈奈子是一个不值得醉汉亲吻的寒酸而贫穷的女人。而我却意外地觉得她犹如晴天霹雳，一下子把我击溃了。我不停地喝酒，从没喝过这么多，一直喝到酩酊大醉，与慈奈子互相看着对方的脸，互相悲哀地微笑。刚才经堀木一说，我觉得她果然是一个莫名其妙、疲惫不堪而又贫穷的女人，同时，同是穷人的亲和感（我现在认为，尽管贫富不和是一个陈腐的现象，却是戏剧的永恒主题之一）油然而生。我发现慈奈子是那么可爱，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自己萌发了一种尽管微弱却积极主动的恋情。我吐了，吐得不省人事。我喝酒醉得不省人事，这还是第一次。
醒来后，发现慈奈子坐在我的枕边。我睡觉的地方是本所木匠家二楼的房间。
“你说过钱断情亦断，我还以为是开玩笑呢，原来是真的。你不来。断绝关系也不容易。我挣钱给你也不行吗？”
“不行。”
我说完，她也躺下睡了。天快亮的时候，她的嘴里第一次冒出了“死”这个词。她似乎也对人的生活彻底感到累了，我一想到自己对人世的恐惧和烦忧，还有金钱、前面提到的地下工作、女人、学业，也似乎再也无法活下去了，于是不假思索地同意了她的建议。
但当时我并没有真正做好“死”的思想准备。其中隐含着“游戏”的成分。
那天上午，我们两个人在浅草的六区徘徊，后来到一家咖啡馆喝了牛奶。
“你先把账结了吧！”
我站起身，从袖口拿出小钱包，打开一看，里面只有三枚铜币。当时的心情何止是羞耻，我感到十分凄惨，我的脑海里浮现出的是自己在仙游馆租的房间，房间里十分荒凉，只剩下制服和被褥，再没有其他东西可以送到当铺了。其他的就只有现在穿在身上的碎白道花纹的和服和披风了，这就是我的现实情况。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活下去了。
看到我不知所措的样子，慈奈子站了起来，偷偷看了看我的钱包说：“哎呀，就这点儿钱！”
虽然是一句有口无心的话，却令人难过，痛彻骨髓。这是我初爱之人说的话，正因为如此，令人感到难过。三枚铜币根本就算不上是钱，它带给我一种从未有过的奇妙的耻辱，令人感觉没脸活下去。那时的我，归根结底还没有完全脱离有钱人家的少爷这种身份。当时，我有一种真实的感觉，主动决定去死。
当天夜里，我们俩跳进了镰仓的海里。慈奈子说她的腰带是从店里的朋友那儿借来的，然后解开腰带，叠起来放在了岩石上面。我也脱下披风，放在了同一块岩石上。然后我们一起跳进了海里。
慈奈子死了，我却被救了上来。
可能因为我是一个高中生，再加上父亲的名字也多少具有所谓的新闻价值，报纸好像把我们自杀的事当作相当大的问题进行了报道。
我被送进了海边的医院，一个亲戚从老家赶来，为我处理各种事情，并告诉我老家的父亲和家里其他人都气得不得了，可能与我断绝关系。那个亲戚说完后就回去了。我哪有心思顾及这些，十分想念死去的慈奈子，一个劲儿地低声哭泣。因为在交往过的人当中，我只喜欢那个贫穷的慈奈子。
房东的女儿给我寄来了一封长信，信里写着五十首短歌，所有短歌的开头都是“要活着”这句奇怪的话。护士们开朗地笑着到我的病房来玩，有的护士回去前还紧紧地握我的手。
在这所医院我被发现左肺有问题。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大好事。不久，我被警察以协助自杀的罪名带到了警察署。警察署把我按病人处理，特地把我安置在保护室中。
深夜，在保护室隔壁的值班室，通宵值班的老警察悄悄地拉开两个房间之间的门向我打招呼：“喂！”然后说：“冷吧？到这边来烤烤火吧！”
我故意无精打采地走进值班室，坐在椅子上，在火盆上烤起火来。
“还是想念那个死去的女人吧！”
“是的。”我故意用有气无力的细小的声音回答。
“这还是人情。”
他逐渐拉开了架势，俨然一副法官的样子装腔作势地问道：
“最初是在哪儿和那个女人拉上关系的？”
他当我是个小孩子，为了打发秋夜的无聊，又像一个审讯主任一般，好像要从我嘴里套出猥亵的桃色新闻。我很快觉察到这一点，差点儿笑出来，但极力忍住了。尽管我知道对这种警察的“非正式审讯”我可以拒绝做出任何回答，但为了给漫长的秋夜增添一点儿兴致，我表面上始终神秘地装出一种所谓的诚意，让他感觉到我坚信他就是审讯主任，刑罚的轻重取决于他的意见，并对他提的问题进行了适当的“陈述”，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他这个色鬼的好奇心。
“哦，这样我就大体明白了。如果一切都老实回答，我们会酌情处理。”
“谢谢，请您多多关照。”
我全力表演，演技堪称精妙，但对自己丝毫没有好处。
天亮了，我被署长叫了出去。这次是正式审讯。
开门刚走进署长室，署长就发话了：“哦，是个不错的男人。不能怪你，只能怪你母亲生下了你这个不错的男人。”
这是一个皮肤微黑的年轻署长，感觉是大学毕业的。听他突然这么一说，我不禁觉得悲哀，好像自己半边脸上长满了红斑，是个丑陋的残疾人。
这个署长好像是个柔道或剑道的选手，他的审讯方式干脆、简单，与那个老警察深夜偷偷纠缠不休的好色的审讯相比，真可谓天壤之别。审讯结束后，署长一边写送检事局的资料一边说：“你得注意身体呀！是不是有血痰？”
那天早晨我反常地咳嗽，一咳嗽我就用手绢捂住嘴巴，手绢上有血，就像天上下的红色的小冰粒。但那并不是喉咙出来的血，而是昨晚我摸弄耳朵下面的小疙瘩时流出的血。我突然觉得不挑明真相对我更有利，所以只是低着头，机敏地回答道：“是的。”
署长写完资料后说：“是否起诉由检察官决定，你最好用电报或电话通知你的身份保证人今天到横滨的检事局来一趟。有身份保证人吧？比如你的监护人或保证人。”
我想起来了，有个四十岁的单身男人是我在学校的保证人。他叫涩田，是个书画古董商，和我是同乡，以前经常出入父亲在东京的别墅，还当过父亲的吹鼓手，长得又矮又胖。他的脸尤其是眼神很像比目鱼，所以父亲总是叫他比目鱼，我也跟着那么叫，已经叫惯了。
我借来警察的电话簿，查到了比目鱼家的电话号码，于是我拨通了电话，请他到横滨的检事局来一趟。比目鱼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说起话来装腔作势的，但还是答应了下来。
“喂，那个电话最好马上消消毒。他有血痰。”
我返回保护室坐下后，听见署长大声吩咐警察。
午饭后，警察用细麻绳捆住我的身体，他们允许我用披风遮住被捆住的部分，但麻绳的一端被一个年轻的警察牢牢地握在手中。我与那个年轻的警察一起坐电车向横滨出发了。
我丝毫未感到不安，反而对警察署的保护室和那个老警察依依不舍。啊，我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被作为有罪之人捆绑起来，反而如释重负、悠然自得。现在写当时的情景，心情依然是悠然自得的、快乐的。
然而，在那段时间的令人怀念的回忆中，却有一个悲惨的失败记忆，令我不禁汗颜、终生难忘。我在检事局的一个阴暗的房间里接受了检察官的简单审讯。那个检察官年龄在四十岁左右，看上去是一个稳重（如果说我相貌英俊的话，那无疑是一种邪淫的英俊。但这个检察官的脸却有着一种聪明安静的氛围，令人觉得是一种端正的英俊）、大度的人。因此我完全放松了警惕，心不在焉地进行陈述。突然，我又咳嗽起来。我从袖口掏出手绢，忽然看见那些血迹，顿时心里冒出了一个卑鄙的念头，以为这咳嗽或许会有什么用。于是，我夸张地假咳了两声，用手绢捂住嘴，看了一眼检察官的脸。
就在这时，检察官平静地微笑着问我：“你是真咳吗？”
我直冒冷汗，不，现在回想起来，依旧紧张得手足无措。上中学时，那个傻瓜竹一说我是故意的，捅了我的后背，我就像被踢进了地狱。如果说我现在的心情比那次还难受，绝不是言过其实。那件事和这件事在我的一生中是表演严重失败的两大记录。我有时甚至想，与其受检察官那种平静的侮辱，还不如被判十年徒刑。
我被免于起诉。但我却一点儿都高兴不起来，对社会也是一种悲凉的心情。坐在检事局等候室的长椅上，等着认领人比目鱼来领我出去。
透过背后高高的窗户能看见天空的夕阳，一群海鸥组成“女”字形在天空飞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