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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赶集

这里的“赶集”不是逢一四七或二五八到集上去卖两只鸡或买二斗米的意思,不是;这是说这本集子里的十几篇东西都是赶出来的。几句话就足以说明这个:我本来不大写短篇小说,因为不会。可是自从沪战后,刊物增多,各处找我写文章;既蒙赏脸,怎好不捧场?同时写几个长篇,自然是做不到的,于是由靠背戏改唱短打。这么一来,快信便接得更多:“既肯写短篇了,还有什么说的?写吧,伙计!三天的工夫还赶不出五千字来?少点也行啊!无论怎着吧,赶一篇,要快!”话说得很“自己”,我也就不好意思,于是天昏地暗,胡扯一番;明知写得不成东西,还没法不硬着头皮干。到如今居然凑成这么一小堆堆了!

设若我要是不教书,或者这些篇还不至于这么糟,至少是在文字上。可是我得教书,白天的工夫都花费在学校里,只能在晚间来胡扯;扯到哪儿算哪儿,没办法!

现在要出集了,本当给这堆小鬼一一修饰打扮一番;哼,哪有那个工夫!随它们去吧;它们没出息,日后自会受淘汰;我不拿它们当宝贝儿,也不便把它们都勒死。就是这个主意!

排列的次序是依着写成的先后。设若后边的比前边的好一点,那总算狗急跳墙,居然跳过去了。说真的,这种“歪打正着”的办法,能得一两个虎头虎脑的家伙就得念佛!

蒙载过这些篇的杂志们允许我把它们收入这本里,十分的感激!

老舍 一九三四年,二月一日,济南。

五九[1]

张丙,瘦得像剥了皮的小树,差不多每天晚上来喝茶。他的脸上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一对深而很黑的眼睛,显出他并不是因为瘦弱而完全没有精力。当喝下第三碗茶之后,这对黑眼开始发光;嘴唇,像小孩要哭的时候,开始颤动。他要发议论了。

他的议论,不是有系统的;他遇到什么事便谈什么,加以批评。但无论谈什么事,他的批评总结束在“中国人是无望的,我刚说的这件事又是个好证据”。说完,他自动地斟上一碗茶,一气喝完;闭上眼,不再说了,显出:“不必辩论,中国人是无望的。无论怎说!”

这一晚,电灯非常的暗,读书是不可能的。张丙来了,看了看屋里,看了看电灯,点了点头,坐下,似乎是心里说:“中国人是无望的,看这个灯;电灯公司……”

第三碗茶喝过,我笑着说:“老张,什么新闻?”

出我意料之外,他笑了笑——他向来是不轻易发笑的。“打架来着。”他说。

“谁?你?”我问。

“我!”他看着茶碗,不再说了。

等了足有五分钟,他自动地开始:“假如你看见一个壮小伙子,利用他身体气力的优越,打一个七八岁的小孩,你怎办?”

“过去劝解,我看,是第一步。”

“假若你一看见他打那个小孩子,你便想道:设若过去劝,他自然是停止住打,而嘟囔着骂话走开;那小孩子是白挨一顿打!你想,过去劝解是有意义的吗?”他的眼睛发光了,看看我的脸。

“我自然说他一顿,叫他明白他不应当欺侮小孩子,那不体面。”“是的,不体面;假如他懂得什么体面,他还不那样做呢!而且,这样的东西,你真要过去说他几句,他一定问你:‘你管得着吗?你是干什么的,管这个事?’你跟他辩驳,还不如和石头说几句好话呢;石头是不会用言语冲撞你的。假如你和他嚷嚷起来,自然是招来一群人,来看热闹;结果是他走他的,你走你的路;可是他白打了小孩一顿,没受一点惩罚;下回他遇到机会还这样做!白打一个不能抵抗的小孩子,是便宜的事,他一定这么想。”

“那么,你以为应当立刻叫他受惩罚,路见不平……那一套?”我知道他最厌恶武侠小说,而故意斗他。果然不出我所料,他说:“别说《七侠五义》!我不要作什么武侠,我只是不能瞪着眼看一个小孩挨打;那叫我的灵魂全发了火!更不能叫打人的占了全胜去!我过去,一声没出,打了他个嘴巴!”

“他呢?”

“他?反正我是计划好了的:假如我不打他,而过去劝,他是得意扬扬而去;打人是件舒服事,从人们的兽性方面看。设若我跟他讲理,结果也还是得打架;不过,我未必打得着他,因为他必先下手,不给我先发制人的机会。”他又笑了;我知道他笑的意思。

“但是,”我问,“你打了他,他一定还手,你岂是他的对手?”我很关心这一点,因为张丙是那样瘦弱的人。

“那自然我也想到了。我打他,他必定打我;我必定失败。可是有一层,这种人,善于利用筋肉欺侮人的,遇到自家皮肉上挨了打,他会登时去用手遮护那里,在那一刻,他只觉得疼,而忘了动作。及至他看明白了你,他还是不敢动手,因为他向来利用筋肉的优越欺人,及至他自己挨了打,他必定想想那个打他的,一定是有些来历;因为他自己打人的时候是看清了有无操必胜之券而后开打的。就是真还了手,把我打伤,我,不全像那小子那样傻,会找巡警去。至少我跟他上警区,耽误他一天的工夫(先不用说他一定受什么别的惩罚),叫他也晓得,打人是至少要上警区的。”

他不言语了,我看得出,他心中正在难受——难受,他打了人家一下,不用提他的理由充足与否。

“他打人,人也打他,对这等人正是妥当的办法;人类是无望的,你常这么说。”我打算招他笑一下。

他没笑,只轻轻摇了摇头,说:

“这是今天早晨的事。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我又遇见他了。”

“他要动手了?”我问,很不放心的。

“动手打我一顿,倒没有什么!叫我,叫我——我应当怎样说?——伤心的是:今天下午我遇见他的时候,他正拉着两个十来岁的外国小孩儿;他分明是给一家外国人做仆人的。他拉着那两个外国小孩,赶过我来,告诉他们,低声下气地央告他们:踢他!踢他!然后向我说:你!你敢打我?洋人也不打我呀!(请注意,这里他很巧妙地,去了一个“敢”字!)然后又向那两个小孩说:踢!踢他!看他敢惹洋人不敢!”他停顿了一会儿,忽然地问我:“今天是什么日子?”

“五九!”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泪流下来了。

“□!”张丙立起来说,“怪不得街上那么多的‘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呢!”

他好像忘了说那句“中国人没希望,”也没喝那么一碗茶,便走了。

热包子

爱情自古时候就是好出轨的事。不过,古年间没有报纸和杂志,所以不像现在闹得这么血花。不用往很古远里说,就以我小时候说吧,人们闹恋爱便不轻易弄得满城风雨。我还记得老街坊小邱。那时候的“小”邱自然到现在已是“老”邱了。可是即使现在我再见着他,即使他已是白发老翁,我还得叫他“小”邱。他是不会老的。我们一想起花儿来,似乎便看见些红花绿叶,开得正盛;大概没有一人想花便想到落花如雨,色断香销的。小邱也是花儿似的,在人们脑中他永远是青春,虽然他长得离花还远得很呢。

小邱是从什么地方搬来的,和哪年搬来的,我似乎一点也不记得。我只记得他一搬来的时候就带着个年轻的媳妇。他们住我们的外院一间北小屋。从这小夫妇搬来之后,似乎常常听人说:他们俩在夜半里常打架。小夫妇打架也是自古有之,不足为奇;我所希望的是小邱头上破一块,或是小邱嫂手上有些伤痕……我那时候比现在天真的多多了;很欢迎人们打架,并且多少要挂点伤。可是,小邱夫妇永远是——在白天——那么快活和气,身上确是没伤。我说身上,一点不假,连小邱嫂的光脊梁我都看见过。我那时候常这么想:大概他们打架是一人手里拿着一块棉花打的。

小邱嫂的小屋真好。永远那么干净永远那么暖和,永远有种味儿——特别的味儿,没法形容,可是显然的与众不同。小俩口味儿,对,到现在我才想到一个适当的形容字。怪不得那时候街坊们,特别是中年男子,愿意上小邱嫂那里去谈天呢,谈天的时候,他们小夫妇永远是欢天喜地的,老好像是大年初一迎接贺年的客人那么欣喜。可是,客人散了以后,据说,他们就必定打一回架。有人指天起誓说,曾听见他们打得咚咚地响。

小邱,在街坊们眼中,是个毛腾厮火[2]的小伙子。他走路好像永远脚不贴地,而且除了在家中,仿佛没人看见过他站住不动,哪怕是一会儿呢。就是他坐着的时候,他的手脚也没老实着的时候。他的手不是摸着衣缝,便是在凳子沿上打滑溜,要不然便在脸上搓。他的脚永远上下左右找事做,好像一边坐着说话,还一边在走路,想象地走着。街坊们并不因此而小看他,虽然这是他永远成不了“老邱”的主因。在另一方面,大家确是有点对他不敬,因为他的脖子老缩着。不知道怎么一来二去的“王八脖子”成了小邱的另一称呼。自从这个称呼成立以后,听说他们半夜里更打得欢了。可是,在白天他们比以前更显着欢喜和气。

小邱嫂的光脊梁不但是被我看见过,有些中年人也说看见过。古时候的妇女不许露着胸部,而她竟自被人参观了光脊梁,这连我——那时还是个小孩子——都觉着她太洒脱了。这又是我现在才想起的形容字——洒脱。她确是洒脱:自天子以至庶人好像没有和她说不来的。我知道门外卖香油的,卖菜的,永远给她比给旁人多些。她在我的孩子眼中是非常的美。她的牙顶美,到如今我还记得她的笑容,她一笑便会露出世界上最白的一点牙来。只是那么一点,可是这一点白色能在人的脑中延展开无穷的幻想,这些幻想是以她的笑为中心,以她的白牙为颜色。拿着落花生,或铁蚕豆,或大酸枣,在她的小屋里去吃,是我儿时生命里一个最美的事。剥了花生豆往小邱嫂嘴里送,那个报酬是永生的欣悦——能看看她的牙。把一口袋花生都送给她吃了也甘心,虽然在事实上没这么办过。

小邱嫂没生过小孩。有时候我听见她对小邱半笑半恼地说,凭你个软货也配有小孩?!小邱的脖子便缩得更厉害了,似乎十分伤心的样子;他能半天也不发一语,呆呆地用手擦脸,直等到她说:“买洋火!”他才又笑一笑,脚不擦地飞了出去。

记得是一年冬天,我刚下学,在胡同口上遇见小邱。他的气色非常的难看,我以为他是生了病。他的眼睛往远处看,可是手摸着我的绒帽的红绳结子,问:“你没看见邱嫂吗?”

“没有哇,”我说。

“你没有?”他问得极难听,就好像为儿子害病而占卦的妇人,又愿意听实话,又不愿意相信实话,要相信又愿反抗。他只问了这么一句,就向街上跑了去。

那天晚上我又到邱嫂的小屋里去,门,锁着呢。我虽然已经到了上学的年纪,我不能不哭了。每天照例给邱嫂送去的落花生,那天晚上居然连一个也没剥开。

第二天早晨,一清早我便去看邱嫂,还是没有;小邱一个人在炕沿上坐着呢,手托着脑门。我叫了他两声,他没搭理我。

差不多有半年的工夫,我上学总在街上寻望,希望能遇见邱嫂,可是一回也没遇见。

她的小屋,虽然小邱还是天天晚上回来,我不再去了。还是那么干净,还是那么暖和,只是邱嫂把那点特别的味儿带走了。我常在墙上,空中看见她的白牙,可是只有那么一点白牙,别的已不存在:那点牙也不会轻轻嚼我的花生米。

小邱更毛腾厮火了,可是不大爱说话。有时候他回来得很早,不做饭,只呆呆地愣着。每遇到这种情形,我们总把他让过来,和我们一同吃饭。他和我们吃饭的时候,还是有说有笑,手脚不识闲。可是他的眼时时往门外或窗外瞭那么一下。我们谁也不提邱嫂;有时候我忘了,说了句:“邱嫂上哪儿了呢?”他便立刻搭讪着回到小屋里去,连灯也不点,在炕沿上坐着。有半年多,这么着。

忽然有一天晚上,不是五月节前,便是五月节后,我下学后同着学伴去玩,回来晚了。正走在胡同口,遇见了小邱。他手里拿着个碟子。

“干什么去?”我截住了他。

他似乎一时忘了怎样说话了,可是由他的眼神我看得出,他是很喜欢,喜欢得说不出话来。待了半天,他似乎趴在我的耳边说的:

“邱嫂回来啦,我给她买几个热包子去!”他把个“热”字说得分外的真切。

我飞了家去。果然她回来了。还是那么好看,牙还是那么白,只是瘦了些。

我直到今日,还不知道她上哪儿去了那么半年。我和小邱,在那时候,一样地只盼望她回来,不问别的。到现在想起来,古时候的爱情出轨似乎也是神圣的,因为没有报纸和杂志们把邱嫂的相片登出来,也没使小邱的快乐得而复失。

爱的小鬼

我向来没有见过苓这么喜欢,她的神气几乎使人怀疑了,假如不是使人害怕。她哼唧着有腔无字的歌,随着口腔的方便继续地添凑,好像可以永远唱下去而且永远新颖,扶着椅子的扶手,似乎是要立起来,可是脚尖在地上轻轻地点动,似乎急于为她自造的歌曲敲出节拍,而暂时地忘了立起来。她的眼可是看着天花板,像有朵鲜玫瑰在那儿似的。她的耳似乎听着她自己脸上的红潮进退的微音。她确是快乐得有点忘形。她忽然地跳起来,自己笑着,三步加一跳地在屋中转了几个圈,故意地微喘,嘴更笑得张开些。头发盖住了右眼,用脖子的弹力给抛回头上,然后双手交叉撑住脑勺儿,又看天花板上那朵无形的鲜玫瑰。

“苓!”我叫了她一声。

她的眼光似乎由天上收回到人间来了,刚遇上我的便又微微地挪开一些,放在我的耳唇那一溜儿。

“什么事这么喜欢?”我用逗弄的口气“说”——实在不像是“问”。

“猜吧。”苓永远把两个字,特别是那半个“吧”,说得像音乐做的两颗珠子,一大一小。

“谁猜得着你个小狗肚子里又憋什么坏!”我的笑容把那个“!”减去一切应有的分量。

“你个臭东东!打你去!”苓欢喜的时候,“东西”便是“东东”。

“不用打岔,告诉我!”

“偏不告诉你,偏不,偏不!”她还是笑着,可是笑的声儿,恐怕只有我听得出来,微微有点不自然了。

设若我不再往下问,大概三分钟后她总得给我些眼泪看看。设若一定问,也无须等三分钟眼泪便过度的降生。我还是不敢耽误工夫太大了,一分钟冷静地过去,全世界便变成个冰海。迅速定计,可是,真又不容易。爱的生活里有无数的小毛毛虫,每个小毛毛虫都足以使你哭不得笑不得。一天至少有那么几次。

“好宝贝,告诉我吧!”说得有点欠火力,我知道。她笑着走向我来,手扶在我的藤椅背沿上。

“告诉你吧?”

“好爱人!”

“我妹妹待一会儿来。”

我的心从云中落在胸里。

“英来也值得这么乐,上星期六她还来过呢。还有别的典故,一定。”爱的笑语里时常有个小鬼,名字叫“疑”。苓的脸,设若,又红起来,我的罪过便只限于爱闹着玩;她的脸上红色退了,我知道还是要阴天!

“你老不许人交朋友!”头一个闪。

“英还同着个人来?”我的雷也响了。

“不理你,不理你啦!”是的,被我猜对了。

一个旧日的男朋友——看爱的情面,我没敢多往这点上想。但是,就假使是个旧日的——爽快地说出来吧——爱人,又有什么关系?没关系,一点关系没有!可是,她那么快乐?天阴得更沉了。

苓又坐在她的小黑椅子上了。又依着发音机关的方便创造着自然的歌,可是并不带分毫歌意。

她和我全不说话了,都心里制造着黑云;雷闪暂时休息,可是大雨快到了。谁也不肯再先放个休战的口号,两个人的战事,因为关系不大,所以更难调解。家庭里需要个小孩,其次是只小狗或小猫;不然,就是一对天使,老在一块儿,也得设法拌几句嘴,好给爱的音乐一点变化。决定去抱只小猫,我计划着;满可以不再生气了,但是“我”不能先投降;好吧,计划着抱只小猫:要全身雪白,短腿,长身,两个小耳朵就像两个小棉花阄儿。这个小白球一定会减少我们俩的小冲突。一定!可是,焉知不因这小白宝贝又发生新战事呢?离婚似乎比抱小白猫还简单,但这是发疯,就是离婚也不能由我提出!君子吗?君子似乎是没多大价值;看不起自己了;还是不能先向她投降;心中要笑;还是设计抱小猫吧!

英来了,暂时屈尊她做做小白猫吧。无论多么好的小姨子,遇到夫妻的冲突,哪怕小的冲突呢,她总是站在她们那边的。特别是订了婚的小姨,像英,因为正恋着自己的天字第一号的男性,不由得便挑剔出姐丈的毛病,以便给她那个人又增补上一些优点。可是我自有办法,我才不当着她们俩争论是非呢;我把苓交给英,便出去走走;她们背地里怎样谈论我,听不见心不烦,爱说什么说什么。这样,英便是小白猫了。

英刚到屋门,我的帽子已在手中,我不能不庆祝我的手急眼快,就是想做个大魔术家也不是全无希望的。况且,脸上那一堆笑纹,倒好像英是发笑药似的。

“出门吗,共产党?”英对我——从她有了固定的情人以后——是一点不带敬意的。

“看个朋友去,坐着啊,晚上等我一块吃饭啊。”声音随着我的脚一同出了屋门,显着异常的缠绵幽默。

出了街门,我的速度减缩了许多,似乎又想回去了。为什么英独自来,而没同着那个人呢?是不是应当在街门外等等,看个水落石出?未免太小气了?焉知苓不是从门缝中窥看我呢?走吧,别闹笑话!偏偏看见个邮差,他的制服的颜色给我些酸感。

本来是不要去看朋友的;上哪儿去呢?走着瞧吧。街上不少女子,似乎今天街上没有什么男的。而且今天遇见的女子都非常的美艳,虽然没拿她们和苓比较,可是苓似乎在我心中已经没有很分明的一个丽像,像往常那样。由她们的美好便想到,我在她们的眼中到底是怎样的人物呢?由这个设想,心思的路线又折回到苓,她到底是佩服我呢,还是真爱我呢?佩服的爱是牺牲,无头脑的爱是真爱,苓的是哪种?借着百货店的玻璃照了照自己,也还看不出十分不得女子的心的地方。英老管我叫共产党,也许我的胡子茬太重,也许因为我太好辩论?可是苓在结婚以前说过,她“就”是爱听我说话。也许现在她的耳朵与从前不同了?说不定。

该回去了,隔着铺户的窗子看看里面的钟,然后拿出自己的表,这样似乎既占了点便宜,又可以多消磨半分来的时间;不过只走了半点多钟。不好就回家,这么短的时间不像去看朋友;君子人总得把谎话做圆到了。

对面来了个人,好像特别挑选了我来问路;我脸上必定有点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似乎值得自傲。

“到万字巷去是往那么走?”他向前指着。

“一点也不错。”笑着,总得把脸上那点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做足。

“凑巧您也许知道万字巷里可有一家姓李的,姊妹俩?”脸上那点刚做足的特点又打了很大的折扣!“是这小子!”心里说。然后向他:“可就是,我也在那儿住家。姊妹俩,怪好看,摩登,男朋友很多?”

那小子的脸上似乎没了日光。“□”了几声。我心里比吃酸辣汤还要痛快,手心上居然见了汗。

“您能不能替我给她们捎个信?”

“不费事,正顺手。”

“您大概常和她们见面?”

“岂敢,天天看见她们;好出风头,她们。”笑着我自己的那个“岂敢”。

“原先她们并不住在万字巷,记得我给她们一封信,写的不是万字巷,是什么街?”

“大佛寺街,谁都知道她们的历史,她们搬家都在报纸本地新闻栏里登三号字。”

“□!”他这个“□”有点像牛闭住了气。“那么,请您就给捎个口信吧,告诉她们我不再想见她们了——”“正好!”我心里说。

“我不必告诉您我的姓名,您一提我的样子她们自会明白。谢谢!”

“好说!我一定把信带到!”我伸出手和他握了握。

那小子带着五百多斤的怒气向后转。我往家里走——不是走,是飞。

到了家中。胜利使我把嫉妒从心里铲净,只是快乐,乐得几乎错吻小姨。但是街上那一幕还在心中消化着,暂且闷她们一会儿。

“他怎还不来?”英低声问苓。

我假装没听见,心里说:“他不想再见你们!”

苓在屋中转开了磨,时时用眼偷着撩我一下;我假装写信。

“你告诉他是这里,不是——”苓低声地问。

“是这里,”英似乎也很关切,“我怕他去见伯母,所以写信说咱俩都住在这里。也没告诉他你已结了婚。”我心中笑得起了泡。

“你始终也没看见他?”

“你知道他最怕妇女,尤其是怕见结过婚的妇女。”我的耳朵似乎要惊。

“他一晃儿走了八年了,一听说他来我直欢喜得像个小鸟,”苓说。

我憋不住了:“谁?”

“我们舅舅家的大哥!由家里逃走八年了!他待一会儿也许就来,他来的时候你可得藏起来,他最不喜欢见亲戚!”

“为什么早不告诉我?”我的声音有点发颤。

“你不是看朋友去了吗?谁知道你这么快就回来。我要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你光景是不会相信么;臭男人们,脏心眼多着呢!”

她们的表哥始终没来。

大悲寺外

黄先生已死去二十多年了。这些年中,只要我在北平,我总忘不了去祭他的墓。自然我不能永远在北平;别处的秋风使我倍加悲苦:祭黄先生的时节是重阳的前后,他是那时候死的。去祭他是我自己加在身上的责任;他是我最钦佩敬爱的一位老师,虽然他待我未必与待别的同学有什么分别;他爱我们全体的学生。可是,我年年愿看看他的矮墓,在一株红叶的枫树下,离大悲寺不远。

已经三年没去了,生命不由自主地东奔西走,三年中的北平只在我的梦中!

去年,也不记得为了什么事,我跑回去一次,只住了三天。虽然才过了中秋,可是我不能不上西山去;谁知道什么时候才再有机会回去呢。自然上西山是专为看黄先生的墓。为这件事,旁的事都可以搁在一边;说真的,谁在北平三天能不想办一万样事呢。

这种祭墓是极简单的:只是我自己到了那里而已,没有纸钱,也没有香与酒。黄先生不是个迷信的人,我也没见他饮过酒。

从城里到山上的途中,黄先生的一切显现在我的心上。在我有口气的时候,他是永生的。真的;停在我心中,他是在死里活着。每逢遇上个穿灰布大褂,胖胖的人,我总要细细看一眼。是的,胖胖的而穿灰布大衫,因黄先生而成了对我个人的一种什么象征。甚至于有的时候与同学们聚餐,“黄先生呢?”常在我的舌尖上;我总以为他是还活着。还不是这么说,我应当说:我总以为他不会死,不应该死,即使我知道他确是死了。

他为什么做学监呢?胖胖的,老穿着灰布大衫!他做什么不比当学监强呢?可是,他竟自做了我们的学监;似乎是天命,不做学监他怎能在四十多岁便死了呢!

胖胖的,脑后折着三道肉印;我常想,理发师一定要费不少的事,才能把那三道弯上的短发推净。脸像个大肉葫芦,就是我这样敬爱他,也就没法否认他的脸不是招笑的。可是,那双眼!上眼皮受着“胖”的影响,松松地下垂,把原是一对大眼睛变成了俩螳螂卵包似的,留个极小的缝儿射出无限度的黑亮。好像这两道黑光,假如你单单地看着它们,把“胖”的一切注脚全勾销了。那是一个胖人射给一个活动,灵敏,快乐的世界的两道神光。他看着你的时候,这一点点黑珠就像是钉在你的心灵上,而后把你像条上了钩的小白鱼,钓起在他自己发射出的慈祥宽厚光朗的空气中。然后他笑了,极天真地一笑,你落在他的怀中,失去了你自己。那件松松裹着胖黄先生的灰布大衫,在这时节,变成了一件仙衣。在你没看见这双眼之前,假如你看他从远处来了,他不过是团蠕蠕而动的灰色什么东西。

无论是哪个同学想出去玩玩,而造个不十二分有伤于诚实的谎,去到黄先生那里请假,黄先生先那么一笑,不等你说完你的谎——好像唯恐你自己说漏了似的——便极用心地用苏字给填好“准假证”。但是,你必须去请假。私自离校是绝对不行的。凡关乎人情的,以人情的办法办;凡关乎校规的,校规是校规;这个胖胖的学监!

他没有什么学问,虽然他每晚必和学生们一同在自修室读书;他读的都是大本的书,他的笔记本也是庞大的,大概他的胖手指是不肯甘心伤损小巧精致的书页。他读起书来,无论冬夏,头上永远冒着热汗,他绝不是聪明人。有时我偷眼看看他,他的眉,眼,嘴,好像都被书的神秘给迷住;看得出,他的牙是咬得很紧,因为他的腮上与太阳穴全微微地动弹,微微地,可是紧张。忽然,他那么天真的一笑,叹一口气,用块像小床单似的白手绢抹抹头上的汗。

先不用说别的,就是这人情的不苟且与傻用功已足使我敬爱他——多数的同学也因此爱他。稍有些心与脑的人,即使是个十五六岁的学生,像那时候的我与我的学友们,还能看不出:他的温和诚恳是出于天性的纯厚,而同时又能丝毫不苟的负责是足以表示他是温厚,不是懦弱?还觉不出他是“我们”中的一个,不是“先生”们中的一个;因为他那种努力读书,为读书而着急,而出汗,而叹气,还不是正和我们一样?

到了我们有了什么学生们的小困难——在我们看是大而不易解决的——黄先生是第一个来安慰我们,假如他不帮助我们;自然,他能帮忙的地方便在来安慰之前已经自动地做了。二十多年前的中学学监也不过是挣六十块钱,他每月是拿出三分之一来,预备着帮助同学,即使我们都没有经济上的困难,他这三分之一的薪水也不会剩下。假如我们生了病,黄先生不但是殷勤地看顾,而且必拿来些水果,点心,或是小说,几乎是偷偷地放在病学生的床上。

但是,这位困苦中的天使也是平安中的君王——他管束我们。宿舍不清洁,课后不去运动……都要挨他的雷,虽然他的雷是伴着以泪做的雨点。

世界上,不,就说一个学校吧,哪能都是明白人呢。我们的同学里很有些个厌恶黄先生的。这并不因为他的爱心不普遍,也不是被谁看出他是不真诚,而是伟大与藐小的相触,结果总是伟大的失败,好似不如此不足以成其伟大。这些同学们一样的受过他的好处,知道他的伟大,但是他们不能爱他。他们受了他十样的好处后而被他申斥了一阵,黄先生便变成顶可恶的。我一点也没有因此而轻视他们的意思,我不过是说世上确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并不是不晓得好歹,而是他们的爱只限于爱自己;爱自己是溺爱,他们不肯受任何的责备。设若你救了他的命,而同时责劝了他几句,他从此便永远记着你的责备——为是恨你——而忘了救命的恩惠。黄先生的大错处是根本不应来做学监,不负责的学监是有的,可是黄先生与不负责永远不能联结在一处。不论他怎样真诚,怎样厚道,管束。

他初来到学校,差不多没有一个人不喜爱他,因为他与另位先生是那样的不同。别位先生们至多不过是比书本多着张嘴的,我们佩服他们和佩服书籍差不多。即使他们是活泼有趣的,在我们眼中也是另一种世界的活泼有趣,与我们并没有多么大的关系。黄先生是个“人”,他与另位先生几乎完全不相同。他与我们在一处吃,一处睡,一处读书。

半年之后,已经有些同学对他不满意了,其中有的,受了他的规诫,有的是出于立异——人家说好,自己就偏说坏,表示自己有头脑,别人是顺杆儿爬的笨货。

经过一次小风潮,爱他的与厌恶他的已各一半了。风潮的起始,与他完全无关。学生要在上课的时间开会了,他才出来劝止,而落了个无理的干涉。他是个天真的人——自信心居然使他要求投票表决,是否该在上课时间开会!幸而投与他意见相同的票的多着三张!风潮虽然不久便平静无事了,可是他的威信已减了一半。

因此,要顶他的人看出时机已到:再有一次风潮,他管保得滚。谋着以教师兼学监的人至少有三位。其中最活动的是我们的手工教师,一个用嘴与舌活着的人,除了也是胖子,他和黄先生是人中的南北极。在教室上他曾说过,有人给他每月八百圆,就是提夜壶也是美差。有许多学生喜欢他,因为上他的课时就是睡觉也能得八十几分。他要是做学监,大家岂不是入了天国!每天晚上,自从那次小风潮后,他的屋中有小的会议。不久,在这小会议中种的籽粒便开了花。校长处有人控告黄先生,黑板上常见“胖牛”“老山药蛋”……同时,有的学生也向黄先生报告这些消息。忽然黄先生请了一天的假。可是那天晚上自修的时候,校长来了,对大家训话,说黄先生向他辞职,但是没有准他。末后,校长说:“有不喜欢这位好学监的,请退学;大家都不喜欢他呢,我与他一同辞职。”大家谁也没说什么。可是校长前脚出去,后脚一群同学便到手工教员室中去开紧急会议。

第三天上黄先生又照常办事了,脸上可是好像瘦减了一圈。在下午课后他召集全体学生训话,到会的也就是半数。他好像是要说许多许多的话似的,及至到了台上,他第一个微笑就没笑出来,愣了半天,他极低细地说了一句:“咱们彼此原谅吧!”没说第二句。

暑假后,废除月考的运动一天扩大一天。在重阳前,炸弹爆发了。英文教员要考,学生们不考;教员下了班,后面追随着极不好听的话。及至事情闹到校长那里去,问题便由罢考改为撤换英文教员,因为校长无论如何也要维持月考的制度。虽然有几位主张连校长一齐推倒的,可是多数人愿意先由撤换教员做起。既不向校长作战,自然罢考须暂放在一边。这个时节,已经有人警告了黄先生:“别往自己身上拢!”

可是谁叫黄先生是学监呢?他必得维持学校的秩序。况且,有人设法使风潮往他身上转来呢。

校长不答应撤换教员。有人传出来,在职教员会议时,黄先生主张严办学生,黄先生劝告教员合作以便抵抗学生,黄学监……

风潮急转了方向,黄学监,已经不是英文教员,是炮火的目标。

黄先生还终日与学生们来往,劝告,解说,笑与泪交替地揭露着天真与诚意。有什么用呢?

学生中不反对月考的不敢发言。依违两可的是与其说和平的话不如说激烈的,以便得同学的欢心与赞扬。这样,就是敬爱黄先生的连暗中警告他也不敢了:风潮像个魔咒捆住了全校。

我在街上遇见了他。

“黄先生,请你小心点。”我说。

“当然的。”他那么一笑。

“你知道风潮已转了方向?”

他点了点头,又那么一笑:“我是学监!”

“今天晚上大概又开全体大会,先生最好不用去。”

“可是,我是学监!”

“他们也许动武呢!”

“打‘我’?”他的颜色变了。

我看得出,他没想到学生要打他;他的自信力太大。可是同时他并不是不怕危险。他是个“人”,不是铁石做的英雄——因此我爱他。

“为什么呢?”他好似是诘问着他自己的良心呢。

“有人在后面指挥。”

“□!”可是他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据我看;他紧跟着问:“假如我去劝告他们,也打我?”

我的泪几乎落下来。他问得那么天真,几乎是儿气的;始终以为善意待人是不会错的。他想不到世界上会有手工教员那样的人。

“顶好是不到会场去,无论怎样!”

“可是,我是学监!我去劝告他们就是了;劝告是惹不出事来的。谢谢你!”

我愣在那儿了。眼看着一个人因责任而牺牲,可是一点也没觉到他是去牺牲——一听见“打”字便变了颜色,而仍然不退缩!我看得出,此刻他决不想辞职了,因为他不能在学校正极紊乱时候抽身一走。“我是学监!”我至今忘不了这一句话,和那四个字的声调。

果然晚间开了大会。我与四五个最敬爱黄先生的同学,故意坐在离讲台最近的地方,我们计议好:真要是打起来,我们可以设法保护他。

开会五分钟后,黄先生推门进来了。屋中连个大气也听不见了。主席正在报告由手工教员传来的消息——就是宣布学监的罪案——学监进来了!我知道我的呼吸是停止了一会儿。

黄先生的眼好似被灯光照得一时不能睁开了,他低着头,像盲人似的轻轻关好了门。他的眼睁开了,用那对慈善与宽厚做成的黑眼珠看着大众。他的面色是,也许因为灯光太强,有些灰白。他向讲台那边挪了两步,一脚登着台沿,微笑了一下。

“诸位同学,我是以一个朋友,不是学监的地位,来和大家说几句话!”

“假冒为善!”

“汉奸!”

后边有人喊。

黄先生的头低下去,他万也想不到被人这样骂他。他绝不是恨这样骂他的人,而是怀疑了自己,自己到底是不真诚,不然……

这一低头要了他的命。

他一进来的时候,大家居然能那样静寂,我心里说,到底大家还是敬畏他;他没危险了。这一低头,完了,大家以为他是被骂对了,羞愧了。

“打他!”这是一个与手工教员最亲近的学友喊的,我记得。跟着,“打!”“打!”后面的全立起来。我们四五个人彼此按了按膝,“不要动”的暗号;我们一动,可就全乱了。

我喊了一句“出去!”,故意地喊得很难听,其实是个善意的暗示。他要是出去——他离门只有两三步远——管保没有事了,因为我们四五个人至少可以把后面的人堵住一会儿。可是黄先生没动!好像蓄足了力量,他猛然抬起头来。他的眼神极可怕了。可是不到半分钟,他又低下头去,似乎用极大的忏悔,矫正他的要发脾气。他是个“人”,可是要拿人力把自己提到超人的地步。我明白他那心中的变动:冷不防地被人骂了,自己怀疑自己是否正道;他的心告诉他——无愧;在这个时节,后面喊“打!”:他怒了;不应发怒,他们是些青年的学生——又低下头去。

随着说第二次低头,“打!”成了一片暴雨。

假如他真怒起来,谁也不敢先下手;可是他又低下头去——就是这么着,也还只听见喊打,而并没有人向前。这倒不是大家不勇敢,实在是因为多数——大多数——人心中有一句:“凭什么打这个老实人呢?”自然,主席的报告是足以使些人相信的,可是究竟大家不能忘了黄先生以前的一切;况且还有些人知道报告是由一派人造出来的。

我又喊了声“出去!”,我知道“滚”是更合适的,在这种场面上,但怎忍得出口呢!

黄先生还是没动。他的头又抬起来:脸上有点笑意,眼中微湿,就像个忠厚的小儿看着一个老虎,又爱又有点怕忧。

忽然由窗外飞进一块砖,带着碎玻璃碴儿,像颗横飞的彗星,打在他的太阳穴上。登时见了血。他一手扶住了讲桌。后面的人全往外跑。我们几个搀住了他。

“不要紧,不要紧。”他还勉强地笑着,血已几乎盖满他的脸。

找校长,不在;找校医,不在;找教务长,不在;我们决定送他到医院去。

“到我屋里去!”他的嘴已经似乎不得力了。

我们都是没经验的,听他说到屋中去,我们就搀扶着他走。到了屋中,他摆了两摆,似乎要到洗脸盆处去,可是一头倒在床上;血还一劲地流。

老校役张福进来看了一眼,跟我们说:“扶起先生来,我接校医去。”

校医来了,给他洗干净,绑好了布,叫他上医院。他喝了口白兰地,心中似乎有了点力量,闭着眼叹了口气。校医说,他如不上医院,便有极大的危险。他笑了。低声地说:“死,死在这里;我是学监!我怎能走呢——校长们都没在这里!”

老张福自荐伴着“先生”过夜。我们虽然极愿守着他,可是我们知道门外有许多人用轻鄙的眼神看着我们;少年是最怕被人说“苟事”的——同情与见义勇为往往被人解释作“苟事”,或是“狗事”;有许多青年的血是能极热,同时又极冷的。我们只好离开他。连这样,当我们出来的时候还听见了:“美呀!黄牛的干儿子!”

第二天早晨,老张福告诉我们,“先生”已经说胡话了。

校长来了,不管黄先生依不依,决定把他送到医院去。

可是这时候,他清醒过来。我们都在门外听着呢。那位手工教员也在那里,看着学监室的白牌子微笑,可是对我们皱着眉,好像他是最关心黄先生的苦痛的。我们听见了黄先生说:“好吧,上医院;可是,容我见学生一面。”

“在哪儿?”校长问。

“礼堂;只说两句话。不然,我不走!”

钟响了。几乎全体学生都到了。

老张福与校长搀着黄先生。血已透过绷布,像一条毒花蛇在头上盘着。他的脸完全不像他的了。刚一进礼堂门,他便不走了,从绷布下设法睁开他的眼,好像是寻找自己的儿女,把我们全看到了。他低下头去,似乎已支持不住,就是那么低着头,他低声——可是很清楚地——说:“无论是谁打我来着,我决不,决不计较!”

他出去了,学生没有一个动弹的。大概有两分钟吧。忽然大家全往外跑,追上他,看他上了车。

过了三天,他死在医院。

谁打死他的呢?

丁庚。

可是在那时节,谁也不知道丁庚扔砖头来着。在平日他是“小姐”,没人想到“小姐”敢飞砖头。

那时的丁庚,也不过是十七岁。老穿着小蓝布衫,脸上长着小红疙瘩,眼睛永远有点水锈,像敷着些眼药。老实,不好说话,有时候跟他好,有时候又跟你好,有时候自动地收拾宿室,有时候一天不洗脸。所以是小姐——有点忽东忽西的小性。

风潮过去了,手工教员兼任了学监。校长因为黄先生已死,也就没深究谁扔的那块砖。说真的,确是没人知道。

可是,不到半年的工夫,大家猜出谁了——丁庚变成另一个人,完全不是“小姐”了。他也爱说话了,而且永远是不好听的话。他永远与那些不用功的同学在一起了,吸上了香烟——自然也因为学监不干涉——每晚上必出去,有时候嘴里喷着酒味。他还做了学生会的主席。

由“那”一晚上,黄先生死去,丁庚变了样。没人能想到“小姐”会打人。可是现在他已不是“小姐”了,自然大家能想到他是会打人的。变动的快出乎意料之外,那么,什么事都是可能的了;所以是“他”!

过了半年,他自己承认了——多半是出于自夸,因为他已经变成个“刺儿头”。最怕这位“刺儿头”的是手工兼学监那位先生。学监既变成他的部下,他承认了什么也当然是没危险的。自从黄先生离开了学监室,我们的学校已经不是学校。

为什么扔那块砖?据丁庚自己说,差不多有五六十个理由,他自己也不知道哪一个最好,自然也没人能断定哪个最可靠。

据我看,真正的原因是“小姐”忽然犯了“小姐性”。他最初是在大家开会的时候,连进去也不敢,而在外面看风势。忽然他的那个劲儿来了,也许是黄先生责备过他,也许是他看黄先生的胖脸好玩而试试打得破与否,也许……不论怎么着吧,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天性本来是变鬼变神的,加以脸上正发红泡儿的那股忽人忽兽的郁闷,他满可以做出些无意做而做了的事。从多方面看,他确是那样的人。在黄先生活着的时候,他便是千变万化的,有时候很喜欢人叫他“黛玉”。黄先生死后,他便不知道他是怎回事了。有时候,他听了几句好话,能老实一天,趴在桌上写小楷,写得非常秀润。第二天,一天不上课!

这种观察还不只限于学生时代,我与他毕业后恰巧在一块作了半年的事,拿这半年中的情形看,他确是我刚说过的那样的人。拿一件事说吧。我与他全做了小学教师,在一个学校里,我教初四。已教过两个月,他忽然想换班,唯一的原因是我比他少着三个学生。可是他和校长并没这样说——为少看三本卷子似乎不大好出口。他说,四年级级任比三年级的地位高,他不甘居人下。这虽然不很像一句话,可究竟是更精神一些的争执。他也告诉校长:他在读书时是做学生会主席的,主席当然是大众的领袖,所以他教书时也得教第一班。校长与我谈论这件事,我是无可无不可,全凭校长调动。校长反倒以为已经教了快半个学期,不便于变动。这件事便这么过去了。到了快放年假的时候,校长有要事须请两个礼拜的假,他打算求我代理几天。丁庚又答应了。可是这次他直接地向我发作了,因为他亲自请求校长叫他代理是不好意思的。我不记得我的话了,可是大意是我应着去代他向校长说说:我根本不愿意代理。

及至我已经和校长说了,他又不愿意,而且忽然地辞职,连维持到年假都不干。校长还没走,他卷铺盖走了。谁劝也无用,非走不可。

从此我们俩没再会过面。

看见了黄先生的坟,也想起自己在过去二十年中的苦痛。坟头更矮了些,那么些土上还长着点野花,“美”使悲酸的味儿更强烈了些。太阳已斜挂在大悲寺的竹林上,我只想不起动身。深愿黄先生,胖胖的,穿着灰布大衫,来与我谈一谈。

远处来了个人。没戴着帽,头发很长,穿着青短衣,还看不出他的模样来,过路的,我想;也没大注意。可是他没顺着小路走去,而是舍了小道朝我来了。又一个上坟的?

他好像走到坟前才看见我,猛然地站住了。或者从远处是不容易看见我的,我是倚着那株枫树坐着呢。“你……”他叫着我的名字。

我愣住了,想不起他是谁。

“不记得我了?丁——”

没等他说完我想起来了,丁庚。除了他还保存着点“小姐”气——说不清是在他身上哪处——他绝对不是二十年前的丁庚了。头发很长,而且很乱。脸上乌黑,眼睛上的水锈很厚,眼窝深陷进去,眼珠上许多血丝。牙已半黑,我不由得看了看他的手,左右手的食指与中指全黄了一半。他一边看着我,一边从袋里摸出一盒“大长城”来。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一阵悲惨。我与他是没有什么感情的,可是幼时的同学……我过去握住他的手;他的手颤得很厉害。我们彼此看了一眼,眼中全湿了;然后不约而同地看着那个矮矮的墓。

“你也来上坟?”这话已到我的唇边,被我压回去了。他点一支烟,向蓝天吹了一口,看看我,看看坟,笑了。

“我也来看他,可笑,是不是?”他随说随坐在地上。我不晓得说什么好,只好顺口搭音地笑了声,也坐下了。他半天没言语,低着头吸他的烟,似乎是思想什么呢。烟已烧去半截,他抬起头来,极有姿势地弹着烟灰。先笑了笑,然后说:

“二十多年了!他还没饶了我呢!”

“谁?”

他用烟卷指了指坟头:“他!”

“怎么?”我觉得不大得劲;生怕他是有点疯魔。

“你记得他最后的那句?决——不——计——较,是不是?”

我点点头。

“你也记得咱们在小学教书的时候,我忽然不干了?我找你去叫你不要代理校长?好,记得你说的是什么?”

“我不记得。”

“决不计较!你说的。那回我要和你换班次,你也是给了我这么一句。你或者出于无意,可是对于我,这句话是种报复,惩罚。它的颜色是红的一条布,像条毒蛇;它确是有颜色的。它使我把生命变成一阵颤抖;志愿,事业,全随颤抖化为——秋风中的落叶。像这颗枫树的叶子。你大概也知道,我那次要代理校长的原因?我已运动好久,叫他不能回任。可是你说了那么一句——”

“无心中说的。”我表示歉意。

“我知道。离开小学,我在河务局谋了个差事。很清闲,钱也不少。半年之后,出了个较好的缺。我和一个姓李的争这个地位。我运动,他也运动,力量差不多是相等,所以命令多日没能下来。在此期间,我们俩有一次在局长家里遇上了,一块打了几圈牌。局长,在打牌的时候,露出点我们俩竞争很使他为难的口话。我没说什么,可是姓李的一边打出一个红中,一边说:‘红的!我让了,决不计较!’红的!不计较!黄学监又立在我眼前,头上围着那条用血浸透的红布!我用尽力量打完了那圈牌,我的汗湿透了全身。我不能再见那个姓李的,他是黄学监第二,他用杀人不见血的诅咒在我魂灵上作祟:假如世上真有妖术邪法,这个便是其中的一种。我不干了。不干了!”他的头上出了汗。

“或者是你身体不大好,精神有点过敏。”我的话一半是为安慰他,一半是不信这种见神见鬼的故事。

“我起誓,我一点病没有。黄学监确是跟着我呢。他是假冒为善的人,所以他会说假冒为善的恶咒。还是用事实说明吧。我从河务局出来不久便成婚,”这一句还没说全,他的眼神变得像失了雏儿的恶鹰似的,瞪着地上一颗半黄的鸡爪草,半天,他好像神不附体了。我轻咳了声,他一哆嗦,抹了抹头上的汗,说:“很美,她很美。可是——不贞。在第一夜,洞房便变成地狱,可是没有血,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血的洞房是地狱,自然这是老思想,可是我的婚是老式的,当然感情也是老式的。她都说了,只求我,央告我,叫我饶恕她。按说,美是可以博得一切赦免的。可是我那时铁了心;我下了不戴绿帽的决心。她越哭,我越狠,说真的,折磨她给我一些愉快。末后,她的泪已干,她的话已尽,她说出最后的一句:‘请用我心中的血代替吧,’她打开了胸,‘给这儿一刀吧;你有一切的理由,我死,决不计较你!’我完了,黄学监在洞房门口笑我呢。我连动一动也不能了。第二天,我离开了家,变成一个有家室的漂流者,家中放着一个没有血的女人,和一个带着血的鬼!但是我不能自杀,我跟他干到底,他劫去我一切的快乐,不能再叫他夺去这条命!”

“丁,我还以为你是不健康。你看,当年你打死他,实在不是有意的。况且黄先生的死也一半是因为耽误了,假如他登时上医院去,一定不会有性命的危险。”我这样劝解;我准知道,设若我说黄先生是好人,决不能死后作祟,丁庚一定更要发怒的。

“不错。我是出于无心,可是他是故意地对我发出假慈悲的原谅,而其实是种恶毒的诅咒。不然,一个人死在眼前,为什么还到礼堂上去说那个呢?好吧,我还是说事实吧。我既是个没家的人,自然可以随意地去玩了。我大概走了至少也有十二三省。最后,我在广东加入了革命军。打到南京,我已是团长。设若我继续工作,现在来至少也做了军长。可是,在清党的时节,我又不干了。是这么回事,一个好朋友姓王,他是“左倾”的。他比我职分高。设若我能推倒他,我登时便能取得他的地位。陷害他,是极容易的事,我有许多对他不利的证据,但是我不忍下手。我们俩出生入死的在一处已一年多,一同入医院就有两次。可是我又不能抛弃这个机会;志愿使英雄无论如何也得辣些。我不是个十足的英雄,所以我想个不太激进的办法来。我托了一个人向他去说,他的危险怎样的大,不如及早逃走,把一切事务交给我,我自会代他筹划将来的安全。他不听。我火了。不能不下毒手。我正在想主意,这个不知死的鬼找我来了,没带着一个人。有些人是这样:至死总假装宽厚大方,一点不为自己的命想一想,好像死是最便宜的事,可笑。这个人也是这样,还在和我嘻嘻哈哈。我不等想好主意了,反正他的命是在我手心里,我对他直接地说了——我的手摸着手枪。他,他听完了,向我笑了笑。‘要是你愿杀我,’他说,还是笑着,‘请,我决不计较。’这能是他说的吗?怎能那么巧呢?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了,凡是我要成功的时候,‘他’老借着个笑脸来报仇,假冒为善的鬼会拿柔软的方法来毁人。我的手连抬也抬不起来了,不要说还要拿枪打人。姓王地笑着,笑着,走了。他走了,能有我的好处吗?他的地位比我高。拿证据去告发他恐怕已来不及了,他能不马上想对待我的法子吗?结果,我得跑!到现在,我手下的小卒都有做团长的了,我呢?我只是个有妻室而没家,不当和尚而住在庙里的——我也说不清我是什么!”

趁他喘气,我问了一句:“哪个庙事?”

“眼前的大悲寺!为是离着他近,”他指着坟头,看我没往下问,他自动地说明,“离他近,我好天天来诅咒他!”

不记得我又和他说了什么,还是什么也没说,无论怎样吧!我是踏着金黄的秋色下了山,斜阳在我的背后。我没敢回头,我怕那株枫树,叶子不是怎么红得似血!

开市大吉

我,老王,和老邱,凑了点钱,开了个小医院。老王的夫人做护士主任,她本是由看护而高升为医生太太的。老邱的岳父是庶务兼会计。我和老王是这么打算好,假如老丈人报花账或是携款潜逃的话,我们俩就揍老邱;合着老邱是老丈人的保证金。我和老王是一党,老邱是我们后约的,我们俩总得防备他一下。办什么事,不拘多少人,总得分个党派,留个心眼。不然,看着便不大像回事儿。加上王太太,我们是三个打一个,假如必须打老邱的话。老丈人自然是帮助老邱喽,可是他年岁大了,有王太太一个人就可把他的胡子扯净了。老邱的本事可真是不错,不说屈心的话。他是专门割痔疮,手术非常的漂亮,所以请他合作。不过他要是找揍的话,我们也不便太厚道了。

我治内科,老王花柳,老邱专门痔漏兼外科,王太太是看护士主任兼产科,合着我们一共有四科。我们内科,老老实实地讲,是地道二五八。一分钱一分货,我们的内科收费可少呢。要敲是敲花柳与痔疮,老王和老邱是我们的希望。我和王太太不过是配搭,她就根本不是大夫,对于生产的经验她有一些,因为她自己生过两个小孩。至于接生的手术,反正我有太太决不叫她接生。可是我们得设产科,产科是最有利的。只要顺顺当当地产下来,至少也得住十天半月的;稀粥烂饭地对付着,住一天拿一天的钱。要是不顺顺当当地生产呢,那看事做事,临时再想主意。活人还能叫尿憋死?我们开了张。“大众医院”四个字在大小报纸已登了一个半月。名字起得好——办什么赚钱的事儿,在这个年月,就是别忘了“大众”。不赚大众的钱,赚谁的?这不是真情实理吗?自然在广告上我们没这么说,因为大众不爱听实话的;我们说的是:“为大众而牺牲,为同胞谋幸福。一切科学化,一切平民化,沟通中西医术,打破阶级思想。”真花了不少广告费,本钱是得下一些的。把大众招来以后,再慢慢收拾他们。专就广告上看,谁也不知道我们的医院有多么大。院图是三层大楼,那是借用近邻转运公司的相片,我们一共只有六间平房。

我们开张了。门诊施诊一个星期,人来得不少,还真是“大众”,我挑着那稍像点样子的都给了点各色的苏打水,不管害的是什么病。这样,延迟过一星期好正式收费呀;那真正老号的大众就干脆连苏打水也不给,我告诉他们回家洗洗脸再来,一脸的滋泥,吃药也是白搭。

忙了一天,晚上我们开了紧急会议,专替大众不行啊,得设法找“二众”。我们都后悔了,不该叫“大众医院”。有大众而没贵族,由哪儿发财去?医院不是煤油公司啊,早知道还不如干脆叫“贵族医院”呢。老邱把刀子沾了多少回消毒水,一个割痔疮的也没来!长痔疮的阔佬谁能上“大众医院”来割?

老王出了主意:明天包一辆能驶的汽车,我们轮流地跑几趟,把二姥姥接来也好,把三舅母装来也行。一到门口看护赶紧往里搀,接上这么三四十趟,四邻的人们当然得佩服我们。

我们都很佩服老王。

“再赁几辆不能驶的,”老王接着说。

“干吗?”我问。

“和汽车行商量借给咱们几辆正在修理的车,在医院门口放一天。一会儿叫咕嘟一阵。上咱们这儿看病的人老听外面咕嘟咕嘟地响,不知道咱们又来了多少坐汽车的。外面的人呢,老看着咱们的门口有一队汽车,还不唬住?”我们照计而行,第二天把亲戚们接了来,给他们碗茶喝,又给送走。两个女看护是见一个搀一个,出来进去,一天没住脚。那几辆不能活动而能咕嘟的车由一天亮就运来了,五分钟一阵,轮流地咕嘟,刚一出太阳就围上一群小孩。我们给汽车队照了个像,托人给登晚报。老邱的丈人做了篇八股,形容汽车往来的盛况。当天晚上我们都没能吃饭,车咕嘟得太厉害了,大家都有点头晕。

不能不佩服老王,第三天刚一开门,汽车,进来位军官。老王急于出去迎接,忘了屋门是那么矮,头上碰了个大包。花柳;老王顾不得头上的包了,脸笑得一朵玫瑰似的,似乎再碰它七八个包也没大关系。三言五语,卖了一针六〇六。我们的两位女看护给军官解开制服,然后四只白手扶着他的胳臂,王太太过来先用小胖食指在针穴轻轻点了两下,然后老王才给用针。军官不知道东西南北了,看着看护一个劲儿说:“得劲!得劲!得劲!”我在旁边说了话,再给他一针。老邱也是福至心灵,早预备好了——香片茶加了点盐。老王叫看护扶着军官的胳臂,王太太又过来用小胖食指点了点,一针香片下去了。军官还说得劲,老王这回是自动地又给了他一针龙井。我们的医院里吃茶是讲究的,老是香片龙井两着沏。两针茶,一针六〇六,我们收了他二十五块钱。本来应当是十元一针,因为三针,减收五元。我们告诉他还得接着来,有十次管保除根。反正我们有的是茶,我心里说。把钱交了,军官还舍不得走,老王和我开始跟他瞎扯,我就夸奖他的不瞒着病——有花柳,赶快治,到我们这里来治,准保没危险。花柳是伟人病,正大光明,有病就治,几针六〇六,完了,什么事也没有。就怕像铺子里的小伙计,或是中学的学生,得了病藏藏掩掩,偷偷地去找老虎大夫,或是袖口来袖口去买私药——广告专贴在公共厕所里,非糟不可。军官非常赞同我的话,告诉我他已上过二十多次医院。不过哪一回也没有这一回舒服。我没往下接茬儿。

老王接过去,花柳根本就不算病,自要勤扎点六〇六。军官非常赞同老王的话,并且有事实为证——他老是不等完全好了便又接着去逛;反正再扎几针就是了。老王非常赞同军官的话,并且愿拉个主顾,军官要是长期扎扎的话,他愿减收一半药费:五块钱一针。包月也行,一月一百块钱,不论扎多少针。军官非常赞同这个主意,可是每次得照着今天的样子办,我们都没言语,可是笑着点了点头。

军官汽车刚开走,迎头来了一辆,四个丫鬟搀下一位太太来。一下车,五张嘴一齐问:有特别房没有?我推开一个丫鬟,轻轻地托住太太的手腕,搀到小院中。我指着转运公司的楼房说,“那边的特别室都住满了。您还算得凑巧,这里——我指着我们的几间小房说——还有两间头等房,您暂时将就一下吧。其实这两间比楼上还舒服,省得楼上楼下地跑,是不是,老太太?”

老太太的第一句话就叫我心中开了一朵花:“唉,这还像个大夫——病人不为舒服,上医院来干吗?东生医院那群大夫,简直是不是人!”

“老太太,您上过东生医院?”我非常惊异地问。

“刚由那里来,那群王八羔子!”

趁着她骂东生医院——凭良心说,这是我们这里最大最好的医院——我把她搀到小屋里,我知道,我要是不引着她骂东生医院,她决不会住这间小屋。“您在那儿住了几天?”我问。

“两天;两天就差点要了我的命!”老太太坐在小床上。我直用腿顶着床沿,我们的病床都好,就是上了点年纪,爱倒。“怎么上哪儿去了呢?”我的嘴不敢闲着,不然,老太太一定会注意到我的腿的。

“别提了!一提就气我个倒仰——你看,大夫,我害的是胃病,他们不给我东西吃!”老太太的泪直要落下来。“不给您东西吃?”我的眼都瞪圆了。“有胃病不给东西吃?庸医!就凭您这个年纪?老太太您有八十了吧?”老太太的泪立刻收回去许多,微微地笑着:“还小呢。刚五十八岁。”

“和我的母亲同岁,她也是有时候害胃口疼!”我抹了抹眼睛,“老太太,您就在这儿住吧,我准把那点病治好了。这个病全仗着好保养,想吃什么就吃:吃下去,心里一舒服,病就减去几分,是不是,老太太?”

老太太的泪又回来了,这回是因为感激我。“大夫,你看,我专爱吃点硬的,他们偏叫我喝粥,这不是故意气我吗?”

“您的牙口好,正应当吃口硬的呀!”我郑重地说。

“我是一会儿一饿,他们非到时候不准我吃!”

“糊涂东西们!”

“半夜里我刚睡好,他们把小玻璃棍放在我嘴里,试什么度。”

“不知好歹!”

“我要便盆,那些看护说,等一等,大夫就来,等大夫查过病去再说!”

“该死的玩意儿!”

“我刚挣扎着坐起来,看护说,躺下。”

“讨厌的东西!”

我和老太太越说越投缘,就是我们的屋子再小一点,大概她也不走了。索性我也不再用腿顶着床了,即使床倒了,她也能原谅。

“你们这里也有看护呀?”老太太问。

“有,可是没关系,”我笑着说,“您不是带来自个丫鬟吗?叫她们也都住院就结了。您自己的人当然伺候得周到;我干脆不叫看护们过来,好不好?”

“那敢情好啦,有地方呀?”老太太好像有点过意不去了。

“有地方,您干脆包了这个小院吧。四个丫鬟之外,不妨再叫个厨子来,您爱吃什么吃什么。我只算您一个人的钱,丫鬟、厨子都白住,就算您五十块钱一天。”

老太太叹了口气:“钱多少的没有关系,就这么办吧。春香,你回家去把厨子叫来,告诉他就手儿带两只鸭子来。”

我后悔了:怎么才要五十块钱呢?真想抽自己一顿嘴巴!幸而我没说药费在内;好吧,在药费上找齐儿就是了;反正看这个来派发,这位老太太至少有一个儿子当过师长。况且,她要是天天吃火烧夹烤鸭,大概不会三五天就出院,事情也得往长里看。

医院很有个样子了:四个丫鬟穿梭似的跑出跑入,厨师傅在院中墙根砌起一座炉灶,好像是要办喜事似的。我们也不客气,老太太的果子随便拿起就尝,全鸭子也吃它几块。始终就没人想起给她看病,因为注意力全用在看她买来什么好吃食。

老王和我总算开了张,老邱可有点挂不住了。他手里老拿着刀子。我都直躲他,恐怕他拿我试试手。老王直劝他不要着急,可是他太好胜,非也给医院弄个几十块不甘心。我佩服他这种精神。

吃过午饭,来了!割痔疮的!四十多岁,胖胖的,肚子很大。王太太以为他是来生小孩,后来看清他是男性,才把他让给老邱。老邱的眼睛都红了。三言五语,老邱的刀子便下去了。四十多岁的小胖子疼得直叫唤,央告老邱用点麻药。老邱可有了话:“咱们没讲下用麻药哇!用也行,外加十块钱。用不用?快着!”

小胖子连头也没敢摇。老邱给他上了麻药。又是一刀,又停住了:“我说,你这可有管子,刚才咱们可没讲下割管子。还往下割不割?往下割的话,外加三十块钱。不的话,这就算完了。”

我在一旁,暗伸大拇指,真有老邱的!拿住了往下敲,是个办法!

四十多岁的小胖子没有驳回,我算计着他也不能驳回。老邱的手术漂亮,话也说得脆,一边割管子一边宣传:“我告诉你,这点事儿值得你二百块钱;不过,我们不敲人;治好了只求你给传传名。赶明天你有工夫的时候,不妨来看看。我这些家伙用四万五千倍的显微镜照,照不出半点微生物!”胖子一声也没出,也许是气糊涂了。

老邱又弄了五十块。当天晚上我们打了点酒,托老太太的厨子给做了几样菜。菜的材料多一半是利用老太太的。一边吃一边讨论我们的事业,我们决定添设打胎和戒烟。老王主张暗中宣传检查身体,凡是要考学校或保寿险的,哪怕已经做下寿衣,预备下棺材,我们也把体格表填写得好好的;只要交五元的检查费就行。这一案也没费事就通过了。老邱的老丈人最后建议,我们匀出几块钱,自己挂块匾。老人出老办法。可是总算有心爱护我们的医院,我们也就没反对。老丈人已把匾文拟好——仁心仁术。陈腐一点,不过也还恰当。我们议决,第二天早晨由老丈人上早市去找块旧匾。王太太说,把匾油饰好,等门口有过娶媳妇的,借着人家的乐队吹打的时候,我们就挂匾。到底妇女的心细,老王特别显着骄傲。

歪毛儿

小的时候,我们俩——我和白仁禄——下了学总到小茶馆去听评书。我俩每天的点心钱不完全花在点心上,留下一部分给书钱。虽然茶馆掌柜孙二大爷并不一定要我们的钱,可是我俩不肯白听。其实,我俩真不够听书的派儿:我那时脑后梳着个小坠根,结着红绳儿;仁禄梳俩大歪毛。孙二大爷用小笸萝打钱的时候,一到我俩面前便低声地说“歪毛子!”,把钱接过去,他马上笑着给我们抓一大把煮毛豆角,或是花生米来:“吃吧,歪毛子!”他不大爱叫我小坠根,我未免有点不高兴。可是说真的,仁禄是比我体面得多。他的脸正像年画上的白娃娃的,虽然没有那么胖。单眼皮,小圆鼻子,清秀好看。一跑,俩歪毛左右开弓地敲着脸蛋,像个拨浪鼓儿。青嫩头皮,剃头之后,谁也想轻敲他三下——剃头打三光。就是稍打重了些,他也不急。

他不淘气,可是也有背不上书来的时候。歪毛仁禄背不过书来本可以不挨打,师娘不准老师打他,他是师娘的歪毛宝贝:上街给她买一缕白棉花线,或是打俩小钱的醋,都是仁禄的事儿。可是他自己找打。每逢背不上书来,他比老师的脾气还大。他把小脸憋红,鼻子皱起一块儿,对先生说:“不背!不背!”不等老师发作,他又添上:“就是不背,看你怎样!”老师磨不开脸了,只好拿板子吧。仁禄不擦磨手心,也不迟宕,单眼皮眨巴得特别快,摇着俩歪毛,过去领受平板。打完,眼泪在眼眶里转,转好大半天,像水花打旋而渗不下去的样儿。始终他不许泪落下来。过了一会儿,他的脾气消散了,手心搓着膝盖,低着头念书,没有声音,小嘴像热天的鱼,动得很快很紧。

奇怪,这么清秀的小孩,脾气这么硬。

到了入中学的年纪,他更好看了。还不甚胖,眉眼可是开展了。我们脸上都起了小红脓包,他还是那么白净。后一无入中学,上一班的学生便有一个挤了他一膀子,然后说:“对不起,姑娘!”仁禄一声没出,只把这位学友的脸打成发面包子。他不是打架呢,是拼命,连劝架的都受了点罣误伤。第二天,他没来上课。他又考入别的学校。

一直有十几年的工夫,我们俩没见面。听说,他在大学毕了业,到外边去做事。

去年旧历年前的末一次集,天很冷。千佛山上盖着些厚而阴寒的黑云。尖溜溜的小风,鬼似的掏人鼻子与耳唇。我没事,住得又离山水沟不远,想到集上看看。集上往往也有几本好书什么的。

我以为天寒人必少,其实集上并不冷静;无论怎冷,年总是要过的。我转了一圈,没看见什么对我的路子的东西——大堆的海带菜,财神的纸像,冻得铁硬的猪肉片子,都与我没有多少缘分。本想不再绕,可是极南边有个地摊,摆着几本书,引起我的注意,这个摊子离别的买卖有两三丈远,而且地点是游人不大来到的。设若不是我已走到南边,设若不是我注意书籍,我决不想过去。我走过去,翻了翻那几本书——都是旧英文教科书,我心里说,大年底下的谁买旧读本?看书的时候,我看见卖书人的脚,一双极旧的棉鞋,可是缎子的:袜子还是夏季的单线袜。别人都跺跺着脚,天是真冷;这双脚好像冻在地上,不动。把书合上我便走开了。

大概谁也有那个时候:一件极不相干的事,比如看见一群蚁擒住一个绿虫,或是一个癞狗被打,能使我们不痛快半天,那个挣扎的虫或是那条癞狗好似贴在我们心上,像块病似的。这双破缎子鞋就是这样贴在我的心上。走了几步,我不由得回了头。卖书的正弯身摆那几本书呢。其实我并没给弄乱:只那么几本,也无从乱起。我看出来,他不是久干这个的。逢集必赶的卖零碎的不这样细心。他穿着件旧灰色棉袍,很单薄,头上戴着顶没人要的老式帽头。由他的身上,我看到南圩子墙,千佛山,山上的黑云,结成一片清冷。我好似被他吸引住了。决定回去,虽然觉得不好意思的。我知道,走到他跟前,我未必敢端详他。他身上有那么一股高傲劲儿,像破庙似的,虽然破烂而仍令人心中起敬。我说不上来那几步是怎样走回去的,无论怎说吧,我又立在他面前。

我认得那两只眼,单眼皮儿。其余的地方我一时不敢相认,最清楚的记忆也不敢反抗时间,我俩已十几年没见了。他看了我一眼,赶快把眼转向千佛山去:一定是他了,我又认出这个神气来。

“是不是仁禄哥?”我大着胆问。

他又扫了我一眼,又去看山,可是极快地又转回来。他的瘦脸上没有任何表示,只是腮上微微地动了动,傲气使他不愿与我过话,可是“仁禄哥”三个字打动了他的心。他没说一个字,拉住我的手。手冰硬。脸朝着山,他无声地笑了笑。

“走吧,我住的离这儿不远。”我一手拉着他,一手拾起那几本书。

他叫了我一声。然后待了一会儿:“我不去!”

我抬起头来,他的泪在眼内转呢。我松开他的手,把几本书夹起来,假装笑着:“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

“待一会儿我找你去好了。”他还是不动。

“你不用!”我还是故意打哈哈似的说,“待一会儿?管保再也找不到你了?”

他似乎要急,又不好意思;多么高傲的人也不能不原谅梳着小辫时候的同学。一走路,我才看出他的肩往前探了许多。他跟我来了。

没有五分钟便到了家。一路上,我直怕他和我转了影壁。他坐在屋中了,我才放心,仿佛一件宝贝确实落在手中。可是我没法说话了。问他什么呢?怎么问呢?他的神气显然的是很不安,我不肯把他吓跑了。

想起来了,还有瓶白葡萄酒呢。找到了酒,又发现了几个金丝枣。好吧,就拿这些待客吧。反正比这么僵坐着强。他拿起酒杯,手有点颤。喝下半杯去,他的眼中湿了一点,湿得像小孩冬天下雪来喝着热粥时那样。

“几时来到这里的?”我试着步说。

“我?有几天了吧?”他看着杯沿上一小片木塞的碎屑,好像是和这片小东西商议呢。

“不知道我在这里?”

“不知道。”他看了我一眼,似乎表示有许多话不便说,也不希望我再问。

我问定了。讨厌,但我俩是幼年的同学。“在哪儿住呢?”他笑了,“还在哪儿住?凭我这个样?”还笑着,笑得极无聊。

“那好了,这儿就是你的家,不用走了。咱们一块儿听鼓书去。趵突泉有三四处唱大鼓的呢:《老残游记》,嗳?”我想把他哄喜欢了。“记得小时候一同去听《施公案》?”我的话没得到预期的效果,他没言语。但是我不失望。劝他酒,酒会打开人的口。还好,他对酒倒不甚拒绝,他的俩脸渐渐有了红色。我的主意又来了:“说,吃什么?面条?饺子?饼?说,我好去预备。”

“不吃,还得卖那几本书去呢!”

“不吃?你走不了!”

待了老大半天,他点了点头:“你还是这么活泼!”

“我?我也不是咱们梳着小辫时的样子了!光阴多么快,不知不觉的三十多了,想不到的事!”

“三十多也就该死了。一个狗才活十来年。”

“我还不那么悲观。”我知道已把他引上了路。“人生还就不是个好玩意!”他叹了口气。

随着这个往下说,一定越说越远:我要知道的是他的遭遇。我改变了战略,开始告诉他我这些年的经过,好歹地把人生与悲观扯在里面,好不显着生硬。费了许多周折,我才用上了这个公式——“我说完了,该听你的了。”其实他早已明白我的意思,始终他就没留心听我的话。要不然,我在引用公式以前还得多绕几个弯儿呢。他的眼神把我的话删短了好多。我说完,他好似没法子了,问了句:“你叫我说什么吧?”

这真使我有点难堪。律师不是常常逼得犯人这样问么?可是我扯长了脸,反正我俩是有交情的。爽性直说了吧,这或者倒合他的脾气:“你怎么落到这样?”

他半天没回答出。不是难以出口,他是思索呢。生命是没有什么条理的,老朋友见面不是常常相对无言么?“从哪里说起呢?”他好像是和生命中那些小岔路商议呢。“你记得咱们小的时候,我也不短挨打?”

“记得,都是你那点怪脾气。”

“还不都在乎脾气,”他微微摇着头,“那时候咱俩还都是小孩子,所以我没对你说过;说真的那时节我自己也还没觉出来是怎回事。后来我才明白了,是我这两只眼睛作怪。”

“不是一双好好的眼睛吗?”我说。

“平日是好好的一对眼;不过,有时候犯病。”

“怎样犯病?”我开始怀疑莫非他有点精神病。

“并不是害眼什么的那种肉体上的病,是种没法治的毛病。有时候忽然来了,我能看见些——我叫不出名儿来。”

“幻象?”我想帮他的忙。

“不是幻象,我并没看见什么绿脸红舌头的。是些形象。也还不是形象;是一股神气。举个例说,你就明白了,你记得咱们小时候那位老师?很好的一个人,是不是?可是我一犯病,他就非常的可恶,我所以跟他横着来了。过了一会儿,我的病犯过去,他还是他,我白挨一顿打。只是一股神气,可恶的神气。”

我没等他说完就问:“你有时候你也看见我有那股神气吧?”

他微笑了一下:“大概是,我记不甚清了。反正咱俩吵过架,总有一回是因为我看你可恶。万幸,我们一入中学就不在一处了。不然……你知道,我的病越来越深。小的时候,我还没觉出这个来,看见那股神气只闹一阵气就完了;后来,我管不住自己了,一旦看出谁可恶来,就是不打架,也不能再和他交往,连一句话也不肯过。现在,在我的记忆中只有幼年的一切是甜蜜的,因为那时病还不深。过了二十,凡是可恶的都记在心里!我的记忆是一堆丑恶相片!”他愣起来了。“人人都可恶?”我问。

“在我犯病的时节,没有例外。父母兄弟全可恶。要是敷衍,得敷衍一切,生命那才难堪。要打算不敷衍,得见一个打一个,办不到。慢慢地,我成了个无家无小没有一个朋友的人。干吗再交朋友呢?怎能交朋友呢?明知有朝一日便看出他可恶!”

我插了一句:“你所谓的可恶或者应当改为软弱,人人有个弱点,不见得就可恶。”

“不是弱点。弱点足以使人生厌,可也能使人怜悯。譬如对一个爱喝醉了的人,我看见的不是这个。其实不用我这对眼也能看出点来,你不信这么试试,你也能看出一些,不过不如我的眼那么强就是了。你不用看人脸的全部,而单看他的眼,鼻子,或是嘴,你就看出点可恶来。特别是眼与嘴,有时一个人正和你讲道德说仁义,你能看见他的眼中有张活的春画正在动。那嘴,露着牙喷粪的时节单要笑一笑!越是上等人越可恶。没受过教育的好些,也可恶,可是可恶得明显一些;上等人会遮掩。假如我没有这么一对眼,生命岂不是个大骗局?还举个例说吧,有一回我去看戏,旁边来了个三十多岁的人,很体面,穿得也讲究。我的眼一斜,看出来,他可恶。我的心中冒了火。不干我的事,诚然;可是,为什么可恶的人单要一张体面的脸呢?这是人生的羞耻与错处。正在这么个当儿,查票了。这位先生没有票,瞪圆了眼向查票员说:“我姓王,没买过票,就是日本人查票,我姓王的还是不买!”我没法管束自己了。我并不是要惩罚他,是要把他的原形真面目打出来。我给了他一个顶有力的嘴巴。你猜他怎样?他嘴里嚷着,走了。要不怎说他可恶呢。这不是弱点,是故意地找打——只可惜没人常打他。他的原形是追着叫花子乱咬的母狗。幸而我那时节犯了病,不然,他在我眼中也是个体面的雄狗了。”

“那么你很愿意犯病!”我故意地问。

他似乎没听见,我又重了一句,他又微笑了笑。“我不能说我以这个为一种享受;不过,不犯病的时候更难堪——明知人们可恶而看不出,明知是梦而醒不了。病来了,无论怎样吧,我不至于无聊。你看,说打就打,多少有点意思。最有趣的是打完了人,人们还不敢当面说我什么,只在背后低声地说,这是个疯子。我没遇上一个可恶而硬正的人;都是些虚伪的软蛋。有一回我指着个军人的脸说他可恶,他急了,把枪掏出来,我很喜欢。我问他:你干什么?哼,他把枪收回去了,走出老远才敢回头看我一眼;可恶而没骨头的东西!”他又愣了一会儿。“当初,我是怕犯病。一犯病就吵架,事情怎会做得长远?久而久之,我怕不犯病了。不犯病就得找事去做,闲着是难堪的事。可是有事便有人,有人就可恶。一来二去,我立在了十字路口:长期地抵抗呢?还是敷衍一下?不能决定。病犯了不由得便惹是非,可是也有一月两月不犯的时候。我能专等着犯病,什么也不干?不能!刚要干点什么,病又来了。生命仿佛是拉锯玩呢。有一回,半年多没犯病。好了,我心里说,再找回人生的旧辙吧;既然不愿放火,烟还是由烟筒出去好。我回了家,老老实实去做孝子贤孙。脸也常刮一刮,表示出诚意的敷衍。既然看不见人中的狗脸,我假装看见狗中的人脸,对小猫小狗都很和气,闲着也给小猫梳梳毛,带着狗去溜个圈。我与世界复和了。人家世界本是热热闹闹地混,咱干吗非硬拐硬碰不可呢。这时候,我的文章做多了。第一,我想组织家庭,把油盐柴米的责任加在身上也许会治好了病。况且,我对妇人的印象比较的好。在我的病眼中经过的多数是男人。虽然这也许是机会不平的关系,可是我硬认定女子比男子好一些。做文章吗?人们大概都很会替生命做文章。我想,自要找到个理想的女子,大概能马马虎虎地混几十年。文章还不尽于此,原先我不是以眼的经验断定人人可恶吗,现在改了。我这么想了:人人可恶是个推论,我并没亲眼看见人人可恶呀。也许人人可恶,而我不永远是犯着病,所以看不出。可也许世上确有好人,完全人,就是立在我的病眼前面,我也看不出他可恶来。我并不晓得哪时犯病;看见面前的人变了样,我才晓得我是犯了病?焉知没有我已犯病而看不出人家可恶的时候呢?假如那是个根本不可恶的人。这么一做文章,我的希望更大了。我决定不再硬了,结婚,组织家庭,生胖小子;人家都快活地过日子,我干吗放着熟葡萄不吃,单捡酸的吃呢?文章做得不错。”

他休息了一会儿,我没敢催促他。给他满上了酒。“还记得我的表妹?”他突然地问,“咱们小时候和她一块儿玩耍过。”

“小名叫招弟儿?”我想起来,那时候她耳上戴着俩小绿玉艾叶儿。

“就是。她比我小两岁,还没出嫁;等着我呢,好像是。想做文章就有材料,你看她等着我呢。我对她说了一切,她愿意跟我。我俩订了婚。”他又半天没言语,连喝了两三口酒。“有一天,我去找她,在路上我又犯了病。一个七八岁小女孩,拿着个粗碗,正在路中走。来了辆汽车。听见喇叭响,她本想往前跑,可是跑了一步,她又退回来了。车到了跟前,她蹲下了。车幸而猛地收住。在这个工夫,我看见车夫的脸,非常的可恶。在事实上他停住了车;心里很愿意把那个小女孩轧死,轧,来回地轧,轧碎了。做文章才无聊呢。我不能再找表妹去了。我的世界是个丑恶的,我不能把她也拉进来。我又跑了出来;给她一封极简短的信——不必再等我了。有过希望以后,我硬不起来了。我忽然地觉到,焉知我自己不可恶呢,不更可恶呢?这一疑虑,把硬气都跑了。以前,我见着可恶的便打,至少是瞪他那么一眼,使他哆嗦半天。我虽不因此得意,可是非常的自信——信我比别人强。及至一想结婚,与世界共同敷衍,坏了;我原来不比别人强,不过只多着双病眼罢了。我再没有勇气去打人了,只能消极地看谁可恶就躲开他。很希望别人指着脸子说我可恶,可是没人肯那么办。”他又愣了一会儿。“生命的真文章比人做得更周到?你看,我是刚从狱里出来。是这么回事,我和土匪们一块混来着。我既是也可恶,跟谁在一块不可以呢。我们的首领总算可恶得到家,接了赎款还把票儿撕了。绑来票砌在炕洞里。我没打他,我把他卖了,前几天他被枪毙了。在公堂上,我把他的罪恶都抖出来。他呢,一句也没扳我,反倒替我解脱。所以我只住了几天狱,没定罪。顶可恶的人原来也有点好心:撕票儿的恶魔不卖朋友!我以前没想到过这个。耶稣为仇人,为土匪祷告:他是个人物。他的眼或者就和我这对一样,可是他能始终是硬的,因为他始终是软的。普通人只能软,不能硬,所以世界没有骨气。我只能硬,不能软,现在没法安置我自己。人生真不是个好玩意。”

他把酒喝净,立起来。

“饭就好。”我也立起来。

“不吃!”他很坚决。

“你走不了,仁禄!”我有点急了,“这儿就是你的家!”

“我改天再来,一定来!”他过去拿那几本书。

“一定得走?连饭也不吃?”我紧跟着问。

“一定得走!我的世界没有友谊。我既不认识自己,又好管教别人。我不能享受有秩序的一个家庭,像你这个样。只有瞎走乱撞还舒服一些。”

我知道,无须再留他了。愣了一会儿,我掏出点钱来。

“我不要!”他笑了笑,“饿不死,饿死也不坏。”

“送你件衣裳横是行了吧?”我真没法儿了。

他愣了会儿。“好吧,谁叫咱们是幼时同学呢。你准是以为我很奇怪,其实我已经不硬了。对别人不硬了。对自己是没法不硬的,你看那个最可恶的土匪也还有点骨气。好吧,给我件你自己身上穿着的吧。那件毛衣便好。有你身上的一些热气便不完全像礼物了。我太好做文章!”

我把毛衣脱给他。他穿在棉袍外边,没顾得扣上纽子。

空中飞着些雪片,天已遮满了黑云。我送他出去,谁也没说什么,一个阴惨的世界,好像只有我们俩的脚步声儿。到了门口,他连头也没回,探着点身在雪花中走去。

柳家大院

这两天我们的大院里又透着热闹,出了人命。

事情可不能由这儿说起,得打头儿来。先交代我自己吧,我是个算命的先生。我也卖过酸枣、落花生什么的,那可是先前的事了。现在我在街上摆卦摊,好了呢,一天也抓弄个三毛五毛的。老伴儿早死了,儿子拉洋车。我们爷儿俩住着柳家大院的一间北房。

除了我这间北房,大院里还有二十多间房呢。一共住着多少家子?谁记得清!住两间房的就不多,又搭上今天搬来,明天又搬走,我没有那么好记性。大家见面招呼声“吃了吗”,透着和气;不说呢,也没什么。大家一天到晚为嘴奔命,没有工夫扯闲话儿。爱说话的自然也有啊,可是也得先吃饱了。

还就是我们爷儿俩和王家可以算作老住户,都住了一年多了。早就想搬家,可是我这间屋子下雨还算不十分漏;这个世界哪去找不十分漏水的屋子?不漏的自然有哇,也得住得起呀!再说,一搬家又得花三份儿房钱,莫如忍着吧。晚报上常说什么“平等”,铜子儿不平等,什么也不用说。这是实话。就拿媳妇们说吧,娘家要是不使彩礼,她们一定少挨点揍,是不是?

王家是住两间房。老王和我算是柳家大院里最“文明”的人了。“文明”是三孙子,话先说在头里。我是算命的先生,眼前的字儿颇念一气。天天我看俩大子的晚报。“文明”人,就凭着篇晚报,别装孙子啦!老王是给一家洋人当花匠,总算混着洋事。其实他会种花不会,他自己晓得;若是不会的话,大概他也不肯说。给洋人院里剪草皮的也许叫作花匠;无论怎说吧,老王有点好吹。有什么意思?剪草皮又怎么低下呢?老王想不开这一层。要不怎么我们这种穷人没起色呢,穷不是,还好吹两句!大院里这样的人多了,老跟“文明”人学;好像“文明”人的吹胡子瞪眼睛是应当应分。反正他挣钱不多,花匠也罢,草匠也罢。

老王的儿子是个石匠,脑袋还没石头顺溜呢,没见过这么死巴的人。他可是好石匠,不说屈心话。小王娶了媳妇,比他小着十岁,长得像搁陈了的窝窝头,一脑袋黄毛,永远不乐,一挨揍就哭,还是不短挨揍。老王还有个女儿,大概也有十四五岁了,又贼又坏。他们四口住两间房。

除了我们两家,就得算张二是老住户了;已经在这儿住了六个多月。虽然欠下俩月的房钱,可是还对付着没叫房东给撵出去。张二的媳妇嘴真甜甘,会说话;这或者就是还没叫撵出去的原因。自然她只是在要房租来的时候嘴甜甘;房东一转身,你听她那个骂。谁能不骂房东呢;就凭那么一间狗窝,一月也要一块半钱?!可是谁也没有她骂得那么到家,那么解气。连我这老头子都有点爱上她了,不是为别的,她真会骂。可是,任凭怎么骂,一间狗窝还是一块半钱。这么一想,我又不爱她了。没有真力量,骂骂算得了什么呢。

张二和我的儿子同行,拉车。他的嘴也不善,喝俩铜子的“猫尿”能把全院的人说晕了;穷嚼!我就讨厌穷嚼,虽然张二不是坏心肠的人。张二有三个小孩,大的检煤核,二的滚车辙,三的满院爬。

提起孩子来了,简直是说不上来他们都叫什么。院子里的孩子足够一混成旅,怎能记得清楚呢?男女倒好分,反正能光眼子就光着。在院子里走道总得小心点;一慌,不定踩在谁的身上呢。踩了谁也得闹一场气。大人全别着一肚子委屈,可不就抓个茬儿吵一阵吧。越穷,孩子越多,难道穷人就不该养孩子?不过,穷人也真得想个办法。这群小光眼子将来都干什么去呢?又跟我的儿子一样,拉洋车?我倒不是说拉洋车就低贱,我是说人就不应当拉车;人嘛,当牛马?可是,好些个还活不到能拉车的年纪呢。今年春天闹瘟疹,死了一大批。最爱打孩子的爸爸也咧着大嘴哭,自己的孩子哪有不心疼的?可是哭完也就完了,小席头一卷,夹出城去;死了就死了,省吃是真的。腰里没钱心似铁,我常这么说。这不像一句话,总得想个办法!

除了我们三家子,人家还多着呢。可是我只提这三家子就够了。我不是说柳家大院出了人命吗?死的就是王家那个小媳妇。我说过她像窝窝头,这可不是拿死人打哈哈。我也不是说她“的确”像窝窝头。我是替她难受,替和她差不多的姑娘媳妇们难受。我就常思索,凭什么好好的一个姑娘,养成像窝窝头呢?从小儿不得吃,不得喝,还能油光水滑的吗?是,不错,可是凭什么呢?

少说闲话吧;是这么回事:老王第一个不是东西。我不是说他好吹吗?是,事事他老学那些“文明”人。娶了儿媳妇,喝,他不知道怎么好了。一天到晚对儿媳妇挑鼻子弄眼睛,派头大了。为三个钱的油,两个大的醋,他能闹得翻江倒海。我知道,穷人肝气旺,爱吵架。老王可是有点存心找毛病;他闹气,不为别的,专为学学“文明”人的派头。他是公公;妈的,公公几个铜子儿一个!我真不明白,为什么穷小子单要充“文明”,这是哪一股儿毒气呢?早晨,他起得早,总得也把小媳妇叫起来,其实有什么事呢?他要立这个规矩,穷酸!她稍微晚起来一点,听吧,这一顿揍!

我知道,小媳妇的娘家使了一百块的彩礼。他们爷儿俩大概再有一年也还不清这笔亏空,所以老拿小媳妇出气。可是要专为这一百块钱闹气,也倒罢了,虽然小媳妇已经够冤枉的。他不是专为这点钱。他是学“文明”人呢,他要做足了当公公的气派。他的老伴不是死了吗,他想把婆婆给儿媳妇的折磨也由他承办。他变着方儿挑她的毛病。她呢,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可懂得什么?跟她耍排场?我知道他那些排场是打哪儿学来的:在茶馆里听那些“文明”人说的。他就是这么个人——和“文明”人要是过两句话,替别人吹几句,脸上立刻能红堂堂的。在洋人家里剪草皮的时候,洋人要是跟他过一句半句的话,他能把尾巴摆动三天三夜。他确是有尾巴。可是他摆一辈子的尾巴了,还是他妈的住破大院啃窝窝头。我真不明白!

老王上工去的时候,把折磨儿媳妇的办法交给女儿替他办。那个贼丫头!我一点也没有看不起穷人家的姑娘的意思;她们给人家做丫鬟去呀,做二房去呀,是常有的事(不是应该的事),那能怨她们吗?不能!可是我讨厌王家这个二妞,她和她爸爸一样的讨人嫌,能钻天觅缝地给她嫂子小鞋穿,能大睁白眼地乱造谣言给嫂子使坏。我知道她为什么这么坏,她是由那个洋人供给着在一个学校念书,她一万多个看不上她的嫂子。她也穿一双整鞋,头发上也戴着一把梳子,瞧她那个美!我就这么琢磨这回事:世界上不应当有穷有富。可是穷人要是狗着有钱的,往高处爬,比什么也坏。老王和二妞就是好例子。她嫂子要是做一双青布新鞋,她变着方儿给踩上泥,然后叫他爸爸骂儿媳妇。我没工夫细说这些事儿,反正这个小媳妇没有一天得着好气;有的时候还吃不饱。

小王呢,石厂子在城外,不住在家里。十天半月地回来一趟,一定揍媳妇一顿。在我们的柳家大院,揍儿媳妇是家常便饭。谁叫老婆吃着男子汉呢,谁叫娘家使了彩礼呢,挨揍是该当的。可是小王本来可以不揍媳妇,因为他轻易不家来,还愿意回回闹气吗?哼,有老王和二妞在旁边挑拨啊。老王罚儿媳妇挨饿,跪着;到底不能亲自下手打,他是自居为“文明”人的,哪能落个公公打儿媳妇呢?所以挑唆儿子去打;他知道儿子是石匠,打一回胜似别人打五回的。儿子打完了媳妇,他对儿子和气极了。二妞呢,虽然常拧嫂子的胳臂,可也究竟是不过瘾,恨不能看着哥哥把嫂子当作石头,一下子捶碎才痛快。我告诉你,一个女人要是看不起另一个女人的,那就是活对头。二妞自居女学生;嫂子不过是花一百块钱买来的一个活窝窝头。

王家的小媳妇没有活路。心里越难受,对人也越不和气;全院里没有爱她的人。她连说话都忘了怎么说了。也有痛快的时候,见神见鬼地闹撞客。总是在小王揍完她走了以后,她又哭又说,一个人闹欢了。我的差事来了,老王和我借宪书,抽她的嘴巴。他怕鬼,叫我去抽。等我进了她的屋子,把她安慰得不哭了——我没抽过她,她要的是安慰,几句好话——他进来了,掐她的人中,用草纸熏;其实他知道她已缓醒过来,故意地惩治她。每逢到这个节骨眼,我和老王吵一架。平日他们吵闹我不管;管又有什么用呢?我要是管,一定是向着小媳妇;这岂不更给她添毒?所以我不管。不过,每逢一闹撞客,我们俩非吵不可了,因为我是在那儿,眼看着,还能一语不发?奇怪的是这个,我们俩吵架,院里的人总说我不对;妇女们也这么说。他们以为她该挨揍。他们也说我多事。男的该打女的,公公该管教儿媳妇,小姑子该给嫂子气受,他们这群男女信这个!怎么会信这个呢?谁教给他们的呢?哪个王八蛋的“文明”可笑,又可哭!

前两天,石匠又回来了。老王不知怎么一时心顺,没叫儿子揍媳妇,小媳妇一见大家欢天喜地,当然是喜欢,脸上居然有点像要笑的意思。二妞看见了这个,仿佛是看见天上出了两个太阳。一定有事!她嫂子正在院子里做饭,她到嫂子屋里去搜开了。一定是石匠哥哥给嫂子买来了贴己的东西,要不然她不会脸上有笑意。翻了半天,什么也没翻出来。我说“半天”,意思是翻得很详细;小媳妇屋里的东西还多得了吗?我们的大院里一共也没有两张整桌子来,要不怎么不闹贼呢。我们要是有钱票,是放在袜筒儿里。

二妞的气大了。嫂子脸上敢有笑容?不管查得出私弊查不出,反正得惩治她!

小媳妇正端着锅饭澄米汤,二妞给了她一脚。她的一锅饭出了手。“米饭”!不是丈夫回来,谁敢出主意吃“饭”!她的命好像随着饭锅一同出去了。米汤还没澄干,稀粥似的白饭摊在地上。她拼命用手去捧,滚烫,顾不得手;她自己还不如那锅饭值钱呢。实在太热,她捧了几把,疼到了心上,米汁把手糊住。她不敢出声,咬上牙,扎着两只手,疼得直打转。

“爸!瞧她把饭全洒在地上啦!”二妞喊。

爷儿俩全出来了。老王一眼看见饭在地上冒热气,登时就疯了。他只看了小王那么一眼,已然是说明白了:“你是要媳妇,还是要爸爸?”

小王的脸当时就涨紫了,过去揪住小媳妇的头发,拉倒在地。小媳妇没出一声,就人事不知了。

“打!往死了打!打!”老王在一旁嚷,脚踢起许多土来。二妞怕嫂子是装死,过去拧她的大腿。

院子里的人都出来看热闹,男人不过来劝解,女的自然不敢出声;男人就是喜欢看别人揍媳妇——给自己的那个老婆一个榜样。

我不能不出头了。老王很有揍我一顿的意思。可是我一出头,别的男人也蹭过来。好说歹说,算是劝开了。

第二天一清早,小王老王全去工作。二妞没上学,为是继续给嫂子气受。

张二嫂动了善心,过来看看小媳妇。因为张二嫂自信会说话,所以一安慰小媳妇,可就得罪了二妞。她们俩抬起来了。当然二妞不行,她还说得过张二嫂!“你这个丫头要不……我不姓张!”一句话就把二妞骂闷过去了,“三秃子给你俩大子,你就叫他亲嘴;你当我没看见呢?有这么回事没有?有没有?”二嫂的嘴就堵着二妞的耳朵眼,二妞直往后退,还说不出话来。

这一场过去,二妞搭讪着上了街,不好意思再和嫂子闹了。

小媳妇一个人在屋里,工夫可就大啦。张二嫂又过来看一眼,小媳妇在炕上躺着呢,可是穿着出嫁时候的那件红袄。张二嫂问了她两句,她也没回答,只扭过脸去。张家的小二,正在这么工夫跟个孩子打起来,张二嫂忙着跑去解围,因为小二被敌人给按在底下了。

二妞直到快吃饭的时候才回来,一直奔了嫂子的屋子去,看看她做好了饭没有。二妞向来不动手做饭,女学生嘛!一开屋门,她失了魂似的喊了一声,嫂子在房梁上吊着呢!一院子的人全吓惊了,没人想起把她摘下来,谁肯往人命事儿里掺和呢?

二妞捂着眼吓成孙子了。“还不找你爸爸去?!”不知道谁说了这么一句,她扭头就跑,仿佛鬼在后头追她呢。老王回来也傻了。小媳妇是没有救儿了;这倒不算什么,脏了房,人家房东能饶得了他吗?再娶一个,只要有钱,可是上次的债还没归清呢!这些个事叫他越想越气,真想咬吊死鬼儿几块肉才解气!

娘家来了人,虽然大嚷大闹,老王并不怕。他早有了预备,早问明白了二妞,小媳妇是受张二嫂的挑唆才想上吊;王家没逼她死,王家没给她气受。你看,老王学“文明”人真学得到家,能瞪着眼扯谎。

张二嫂可抓了瞎,任凭怎么能说会道,也禁不住贼咬一口,入骨三分!人命,就是自己能分辨,丈夫回来也得闹一阵。打官司自然是不会打的,柳家大院的人还敢打官司?可是老王和二妞要是一口咬定,小媳妇的娘家要是跟她要人呢,这可不好办!柳家大院的人是有眼睛的,不过,人命关天,大家不见得敢帮助她吧?果然,张二一回来就听说了,自己的媳妇惹了祸。谁还管青红皂白,先揍完再说,反正打媳妇是理所当然的事。张二嫂挨了顿好的。

小媳妇的娘家不打官司;要钱;没钱再说厉害的。老王怕什么偏有什么;前者娶儿媳妇的钱还没还清,现在又来了一档子!可是,无论怎样,也得答应着拿钱,要不然屋里放着吊死鬼,才不像句话。

小王也回来了,十分像个石头人,可是我看得出,他的心里很难过,谁也没把死了的小媳妇放在心上,只有小王进到屋中,在尸首旁边坐了半天。要不是他的爸爸“文明”,我想他决不会常打她。可是,爸爸“文明”,儿子也自然是要孝顺了,打吧!一打,他可就忘了他的胳臂本是砸石头的。他一声没出,在屋里坐了好大半天,而且把一条新裤子——就是没补丁呀——给媳妇穿上。他的爸爸跟他说什么,他好像没听见。他一个劲儿地吸蝙蝠牌的烟,眼睛不错眼珠地看着点什么——别人都看不见的一点什么。

娘家要一百块钱——五十是发送小媳妇的,五十归娘家人用。小王还是一语不发。老王答应了拿钱。他第一个先找了张二去。“你的媳妇惹的祸,没什么说的,你拿五十,我拿五十;要不然我把吊死鬼搬到你屋里来。”老王说得温和,可又硬张。

张二刚喝了四个大子的猫尿,眼珠子红着。他也来得不善:“好王大爷的话,五十?我拿!看见没有?屋里有什么你拿什么好了。要不然我把这两个大孩子卖给你,还不值五十块钱?小三的妈!把两个大的送到王大爷屋里去!会跑会吃,绝不费事,你又没个孙子,正好嘛!”

老王碰了个软的。张二屋里的陈设大概一共值不了几个铜子儿!俩孩子叫张二留着吧。可是,不能这么轻轻地便宜了张二;拿不出五十呀,三十行不行?张二唱开了打牙牌,好像很高兴似的。“三十干吗?还是五十好了,先写在账上,多咱我叫电车轧死,多咱还你。”

老王想叫儿子揍张二一顿。可是张二也挺壮,不一定能揍得了他。张二嫂始终没敢说话,这时候看出一步棋来,乘机会自己找找脸:“姓王的,你等着好了,我要不上你屋里去上吊,我不算好老婆,你等着吧!”

老王是“文明”人,不能和张二嫂斗嘴皮子。而且他也看出来,这种野娘们什么也干得出来,真要再来个吊死鬼,可得更吃不了兜着走了。老王算是没敲上张二。

其实老王早有了“文明”主意,跟张二这一场不过是虚晃一刀。他上洋人家里去,洋大人没在家,他给洋太太跪下了,要一百块钱。洋太太给了他,可是其中的五十是要由老王的工钱扣的,不要利钱。

老王拿着回来了,鼻子朝着天。

开张殃榜就使了八块;阴阳生要不开这张玩意,麻烦还小得了吗。这笔钱不能不花。

小媳妇总算死得“值”。一身新红洋缎的衣裤,新鞋新袜子,一头银白铜的首饰。十二块钱的棺材。还有五个和尚念了个光头三。娘家弄了四十多块去;老王无论如何不能照着五十的数给。

事情算是过去了,二妞可遭了报,不敢进屋子。无论干什么,她老看见嫂子在房梁上挂着呢。老王得搬家。可是,脏房谁来住呢?自己住着,房东也许马马虎虎不究真儿;搬家,不叫赔房才怪呢。可是二妞不敢进屋睡觉也是个事儿。况且儿媳妇已经死了,何必再住两间房?让出那一间去,谁肯住呢?这倒难办了。

老王又有了高招儿,儿媳妇一死,他更看不起女人了。四五十块花在死鬼身上,还叫她娘家拿走四十多,真堵得慌。因此,连二妞的身份也落下来了。干脆把她打发了,进点彩礼,然后赶紧再给儿子续上一房。二妞不敢进屋子呀,正好,去她的。卖个三百二百的除给儿子续娶之外,自己也得留点棺材本儿。

他搭讪着跟我说这个事。我以为要把二妞给我的儿子呢;不是,他是托我给留点神,有对事的外乡人肯出三百二百的就行。我没说什么。

正在这个时候,有人来给小王提亲,十八岁的大姑娘,能洗能作,才要一百二十块钱的彩礼。老王更急了,好像立刻把二妞铲出去才痛快。

房东来了,因为上吊的事吹到他耳朵里。老王把他唬回去了:房脏了,我现在还住着呢!这个事怨不上来我呀,我一天到晚不在家;还能给儿媳妇气受?架不住有坏街坊,要不是张二的娘们,我的儿媳妇能想得起上吊?上吊也倒没什么,我呢,现在又给儿子张罗着,反正混着洋事,自己没钱呀,还能和洋人说句话,接济一步。就凭这回事说吧,洋人送了我一百块钱!

房东叫他给唬住了,跟旁人一打听,的的确确是由洋人那儿拿来的钱。房东没再对老王说什么,不便于得罪混洋事的。可是张二这个家伙不是好调货,欠下两个月的房租,还由着娘们拉舌头扯簸箕,撵他搬家!张二嫂无论怎么会说,也得补上俩月的房钱,赶快滚蛋!

张二搬走了,搬走的那天,他又喝得醉猫似的。张二嫂臭骂了房东一大阵。

等着看吧。看二妞能卖多少钱,看小王又娶个什么样的媳妇。什么事呢!“文明”是孙子,还是那句!

抱孙

难怪王老太太盼孙子呀;不为抱孙子,娶儿媳妇干吗?也不能怪儿媳妇成天着急;本来吗,不是不努力生养呀,可是生下来不活,或是不活着生下来,有什么法儿呢!就拿头一胎说吧:自从一有孕,王老太太就禁止儿媳妇有任何操作,夜里睡觉都不许翻身。难道这还算不小心?哪里知道,到了五个多月,儿媳妇大概是因为多眨巴了两次眼睛,小产了!还是个男胎;活该就结了!再说第二胎吧,儿媳妇连眨巴眼都拿着尺寸;打哈欠的时候有两个丫鬟在左右扶着。果然小心谨慎没错处,生了个大白胖小子。可是没活了五天,小孩不知为了什么,竟自一声没出,神不知鬼不觉地与世长辞了。那是十一月天气,产房里大小放着四个火炉,窗户连个针尖大的窟窿也没有,不要说是风,就是风神,想进来是怪不容易的。况且小孩还盖着四床被,五条毛毯,按说够温暖的了吧?哼,他竟自死了。命该如此!

现在,王少奶奶又有了喜,肚子大得惊人,看着颇像轧马路的石碾。看着这个肚子,王老太太心里仿佛长出两只小手,成天抓弄得自己怪要发笑的。这么丰满体面的肚子,要不是双胎才怪呢!子孙娘娘有灵,赏给一对白胖小子吧!王老太太可不只是祷告烧香呀,儿媳妇要吃活人脑子,老太太也不驳回。半夜三更还给儿媳妇送肘子汤,鸡丝挂面……儿媳妇也真作脸,越躺着越饿,点心点心就能吃二斤翻毛月饼:吃得顺着枕头往下流油,被窝的深处能扫出一大碗什锦来。孕妇不多吃怎么生胖小子呢?婆婆儿媳对于此点完全同意。婆婆这样,娘家妈也不能落后啊。她是七趟八趟来“催生”,每次至少带来八个食盒。两亲家,按着哲学上说,永远应当是对仇人。娘家妈带来的东西越多,婆婆越觉得这是有意羞辱人;婆婆越加紧张罗吃食,娘家妈越觉得女儿的嘴亏。这样一竞争,少奶奶可得其所哉,连嘴犄角都吃烂了。收生婆已经守了七天七夜,压根儿生不下来。偏方儿,丸药,子孙娘娘的香灰,吃多了;全不灵验。到第八天头上,少奶奶连鸡汤都顾不得喝了,疼得满地打滚。王老太太急得给子孙娘娘跪了一股香,娘家妈把天仙庵的尼姑接来念催生咒;还是不中用。一直闹到半夜,小孩算是露出头发来。收生婆施展了绝技,除了把少奶奶的下部全抓破了别无成绩。小孩一定不肯出来。长似一年的一分钟,竟自过了五六十来分,还是只见头发不见孩子。有人说,少奶奶得上医院。上医院?王老太太不能这么办。好吗,上医院去开肠破肚不自自然然地产出来,硬由肚子里往外掏!洋鬼子,二毛子,能那么办;王家要“养”下来的孙子,不要“掏”出来的。娘家妈也发了言,养小孩还能快了吗?小鸡生个蛋也得到了时候呀!况且催生咒还没念完,忙什么?不敬尼姑就是看不起神仙!

又耗了一点钟,孩子依然很固执。少奶奶直翻白眼。王老太太眼中含着老泪,心中打定了主意:保小的不保大人。媳妇死了,再娶一个;孩子更要紧。她翻白眼呀,正好一狠心把孩子拉出来。找奶妈养着一样的好,假如媳妇死了的话。告诉了收生婆,拉!娘家妈可不干了呢,眼看着女儿翻了两点钟的白眼!孙子算老几,女儿是女儿。上医院吧,别等念完催生咒了;谁知道尼姑们念的是什么呢,假如不是催生咒,岂不坏了事?把尼姑打发了。婆婆还是不答应;“掏”,行不开!婆婆不赞成,娘家妈还真没主意。嫁出的女儿泼出的水,活是王家的人,死是王家的鬼呀。两亲家彼此瞪着,恨不能咬下谁一块肉才解气。

又过了半点多钟,孩子依然不动声色,干脆就是不肯出来。收生婆见事不好,抓了一个空儿溜了。她一溜,王老太太有点拿不住劲儿了。娘家妈的话立刻增加了许多分量:“收生婆都跑了,不上医院还等什么呢?等小孩死在胎里哪!”“死”和“小孩”并举,打动了王太太的心。可是“掏”到底是行不开的。

“上医院去生产的多了,不是个个都掏。”娘家妈力争,虽然不一定信自己的话。

王老太太当然不信这个;上医院没有不掏的。

幸而娘家爹也赶到了。娘家妈的声势立刻浩大起来。娘家爹也主张上医院。他既然也这样说,只好去吧。无论怎说,他到底是个男人。虽然生小孩是女人的事,可是在这生死关头,男人的主意多少有些力量。

两亲家,王少奶奶,和只露着头发的孙子,一同坐汽车上了医院。刚露了头发就坐汽车,真可怜得慌,两亲家不住地落泪。

一到医院,王老太太就炸了烟[3]。怎么,还得挂号?什么叫挂号呀?生小孩子来了,又不是买官米打粥,按哪门子号头呀?王老太太气坏了,孙子可以不要了,不能挂这个号。可是继而一看,若是不挂号,人家大有不叫进去的意思。这口气难咽,可是还得咽;为孙子什么也得忍受。设若自己的老爷还活着,不立刻把医院拆个土平才怪;寡妇不行,有钱也得受人家的欺侮。没工夫细想心中的委屈,赶快把孙子请出来要紧。挂了号,人家要预收五十块钱。王老太太可抓住了:“五十?五百也行,老太太有钱!干脆要钱就结了,挂哪门子浪号,你当我的孙子是封信呢!”

医生来了。一见面,王老太太就炸了烟,男大夫!男医生当收生婆?我的儿媳妇不能叫男子大汉给接生。这一阵还没炸完,又出来两个大汉,抬起儿媳妇就往床上放。老太太连耳朵都哆嗦开了!这是要造反呀,人家一个年轻轻的孕妇,怎么一群大汉来动手脚的?“放下,你们这儿有懂人事的没有?要是有的话,叫几个女的来!不然,我们走!”恰巧遇上个顶和气的医生,他发了话:“放下,叫她们走吧!”

王老太太咽了口凉气,咽下去砸得心中怪热的,要不是为孙子,至少得打大夫几个最响的嘴巴!现官不如现管,谁叫孙子故意闹脾气呢。抬吧,不用说废话。两个大汉刚把儿媳妇放在帆布床上,看!大夫用两只手在她肚子上这一阵按!王老太太闭上了眼,心中骂亲家母:你的女儿,叫男子这么按,你连一声也不发,德行!刚要骂出来,想起孙子;十来个月的没受过一点委屈,现在被大夫用手乱杵,嫩皮嫩骨的,受得住吗?她睁开了眼,想警告大夫。哪知道大夫反倒先问下来了:“孕妇净吃什么来着?这么大的肚子!你们这些人没办法,什么也给孕妇吃,吃得小孩这么肥大。平日也不来检验,产不下来才找我们!”他没等王老太太回答,向两个大汉说:“抬走!”

王老太太一辈子没受过这个。“老太太”到哪儿不是圣人,今天竟自听了一顿教训!这还不提,话总得说得近情近理呀;孕妇不多吃点滋养品,怎能生小孩呢,小孩怎会生长呢?难道大夫在胎里的时候专喝西北风?西医全是二毛子!不便和二毛子辩驳;拿娘家妈杀气吧,瞪着她!娘家妈没有意思挨瞪,跟着女儿就往里走。王老太太一看,也忙赶上前去。那位和气生财的大夫转过身来:“这儿等着!”

两亲家的眼都红了。怎么着,不叫进去看看?我们知道你把儿媳妇抬到哪儿去啊?是杀了,还是剐了啊?大夫走了。王老太太把一肚子邪气全照顾了娘家妈:“你说不掏,看,连进去看看都不行!掏?还许大切八块呢!宰了你的女儿活该!万一要把我的孙子——我的老命不要了。跟你拼了吧!”

娘家妈心中打了鼓,真要把女儿切了,可怎办?大切八块不是没有的事呀,那回医学堂开会不是大玻璃箱里装着人腿人腔子吗?没办法!事已至此,跟女儿的婆婆干吧!“你倒怨我?是谁一天到晚填我的女儿来着?没听大夫说吗?老叫儿媳妇的嘴不闲着,吃出毛病来没有?我见人见多了,就没看见一个像你这样的婆婆!”

“我给她吃?她在你们家的时候吃过饱饭吗?”王太太反攻。

“在我们家里没吃过饱饭,所以每次看女儿去得带八个食盒!”

“可是呀,八个食盒,我填她,你没有?”

两亲家混战一番,全不示弱,骂得也很具风格。

大夫又回来了。果不出王老太太所料,得用手术。手术二字虽听着耳生,可是猜也猜着了,手要是竖起来,还不是开刀问斩?大夫说:用手术,大人小孩或者都能保全。不然,全有生命的危险。小孩已经误了三小时,而且绝不能产下来,孩子太大。不过,要施手术,得有亲族的签字。王老太太一个字没听见。掏是行不开的。

“怎样?快决定!”大夫十分的着急。

“掏是行不开的!”

“愿意签字不?快着!”大夫又紧了一板。

“我的孙子得养出来!”

娘家妈急了:“我签字行不行?”

王老太太对亲家母的话似乎特别的注意:“我的儿媳妇!你算哪道?”

大夫真急了,在王老太太的耳根子上扯开脖子喊:“这可是两条人命的关系!”

“掏是不行的!”

“那么你不要孙子了?”大夫想用孙子打动她。

果然有效,她半天没言语。她的眼前来了许多鬼影,全似乎是向她说:“我们要个接续香烟的,掏出来的也行!”她投降了。祖宗当然是愿要孙子;掏吧!“可有一样,掏出来得是活的!”她既是听了祖宗的话,允许大夫给掏孙子,当然得说明了——要活的。掏出个死的来干吗用?只要掏出活孙子来,儿媳妇就是死了也没大关系。

娘家妈可是不放心女儿:“准能保大小都活着吗?”

“少说话!”王老太太教训亲家太太。

“我相信没危险,”大夫急得直流汗,“可是小孩已经耽误了半天,难保没个意外;要不然请你签字干吗?”

“不保准呀?趁早不用费这道手!”老太太对祖宗非常的负责任;好吗,掏了半天都再不会活着,对的起谁!“好吧,”大夫都气晕了,“请把她拉回去吧!你可记住了,两条人命!”

“两条三条吧,你又不保准,这不是瞎扯!”

大夫一声没出,抹头就走。

王老太太想起来了,试试也好。要不是大夫要走,她绝想不起这一招儿来。“大夫,大夫!你回来呀,试试吧!”

大夫气得不知是哭好还是笑好。把单子念给她听,她画了个十字儿。

两亲家等了不晓得多么大的时候,眼看就天亮了,才掏了出来,好大的孙子,足分量十三磅!王老太太不晓得怎么笑好了,拉住亲家母的手一边笑一边唰唰地落泪。亲家母已不是仇人了,变成了老姐姐。大夫也不是二毛子了,是王家的恩人,马上赏给他一百块钱才合适。假如不是这一掏,叫这么胖的大孙子生生地憋死,怎对祖宗呀?恨不能跪下就磕一阵头,可惜医院里没供着子孙娘娘。

胖孙子已被洗好,放在小儿室内。两位老太太要进去看看。不只是看看,要用一夜没洗过的老手指去摸摸孙子的胖脸蛋。看护不准两亲家进去,只能隔着玻璃窗看着。眼看着自己的孙子在里面,自己的孙子,连摸摸都不准!娘家妈摸出个红封套来——本是预备赏给收生婆的——递给看护;给点运动费,还不准进去?事情都来得邪,看护居然不收。王老太太揉了揉眼,细端详了看护一番,心里说:“不像洋鬼子妞呀,怎么给赏钱都不接着呢?也许是面生,不好意思的?有了,先跟她闲扯几句,打开了生脸就好办了。”指着屋里的一排小篮说:“这些孩子都是掏出来的吧?”

“只是你们这个,其余的都是好好养下来的。”

“没那个事,”王老太太心里说,“上医院来的都得掏。”

“给孕妇大油大肉吃才掏呢,”看护有点爱说话。

“不吃,孩子怎能长这么大呢!”娘家妈已和王老太太立在同一战线上。

“掏出来的胖宝贝总比养下来的瘦猴儿强!”王老太太有点觉得不掏出来的孩子没有住医院的资格,“上医院来‘养’,脱了裤子放屁,费什么两道手!”

无论怎说,两亲家干瞪眼进不去。

王老太太有了主意,“丫鬟,”她叫那个看护,“把孩子给我,我们家去。还得赶紧去预备洗三请客呢!”

“我既不是丫鬟,也不能把小孩给你。”看护也够和气的。

“我的孙子,你敢不给我吗?医院里能请客办事吗?”

“用手术取出来的,大人一时不能给小孩奶吃,我们得给他奶吃。”

“你会,我们不会?我这快六十的人了,生过儿养过女,不比你懂得多;你养过小孩吗?”老太太也说不清看护是姑娘,还是媳妇,谁知道这头戴小白盔的是什么呢。

“没大夫的话,反正小孩不能交给你!”

“去把大夫叫来好了,我跟他说;还不愿意跟你废话呢!”

“大夫还没完事呢,割开肚子还得缝上呢。”

看护说到这里,娘家妈想起来女儿。王老太太似乎还想不起儿媳妇是谁。孙子没生下来的时候,一想起孙子便也想到媳妇;孙子生下来了,似乎把媳妇忘了也没什么。娘家妈可是要看看女儿,谁知道女儿的肚子上开了多大一个洞呢?割病室不许闲人进去,没法,只好陪着王老太太瞭望着胖小子吧。

好容易看见大夫出来了。王老太太赶紧去交涉。

“用手术取小孩,顶好在院里住一个月。”大夫说。“那么三天满月怎么办呢?”王老太太问。

“是命要紧,还是办三天要紧呢?产妇的肚子没长上,怎能去应酬客人呢?”大夫反问。

王老太太确是以为办三天比人命要紧,可是不便于说出来,因为娘家妈在旁边听着呢。至于肚子没长好,怎能招待客人,那有办法:“叫她躺着招待,不必起来就是了。”大夫还是不答应。王老太太悟出一条理来:“住院不是为要钱吗?好,我给你钱,叫我们娘们走吧,这还不行?”

“你自己看看去,她能走不能?”大夫说。

两亲家反都不敢去了。万一儿媳妇肚子上还有个盆大的洞,多么吓人?还是娘家妈爱女儿的心重,大着胆子想去看看。王老太太也不好意思不跟着。

到了病房,儿媳妇在床上放着的一张卧椅上躺着呢,脸就像一张白纸。娘家妈哭得放了声,不知道女儿是活还是死。王老太太到底心硬,只落了一半个泪,紧跟着炸了烟:“怎么不叫她平平正正地躺下呢?这是受什么样刑罚呢?”

“直着呀,肚子上缝的线就绷了,明白没有?”大夫说。

“那么不会用胶粘上点吗?”王老太太总觉得大夫没有什么高明主意。

娘家妈想和女儿说几句话,大夫也不允许。两亲家似乎看出来,大夫不定使了什么坏招儿,把产妇弄成这个样。无论怎说吧,大概一时是不能出院。好吧。先把孙子抱走,回家好办三天呀。

大夫也不答应,王老太太急了。“医院里洗三不洗?要是洗的话,我把亲友全请到这儿来;要是不洗的话,再叫我抱走;头大的孙子,洗三不请客办事,还有什么脸得活着?”

“谁给小孩奶吃呢?”大夫问。

“雇奶妈子!”王老太太完全胜利。

到底把孙子抱出来了。王老太太抱着孙子上了汽车,一上车就打嚏喷,一直打到家,每个嚏喷都是照准了孙子的脸射去的。到了家,赶紧派人去找奶妈子,孙子还在怀中抱着,以便接收嚏喷。不错,王老太太知道自己是着了凉;可是至死也不能放下孙子。到了晌午,孙子接了至少有二百多个嚏喷,身上慢慢地热起来。王老太太更不肯撒手了。到了下午三点来钟,孙子烧得像块火炭了。到了夜里,奶妈子已雇妥了两个,可是孙子死了,一口奶也没有吃。

王老太太只哭了一大阵;哭完了,她的老眼瞪圆了:“掏出来的!掏出来的能活吗?跟医院打官司!那么沉重的孙子会只活了一天,哪有的事?全是医院的坏,二毛子们!”

王老太太约上亲家母,上医院去闹。娘家妈也想把女儿赶紧接出来,医院是靠不住的!

把儿媳妇接出来了;不接出来怎好打官司呢?接出来不久,儿媳妇的肚子裂了缝,贴上“产后回春膏”也没什么用,她也不言不语地死了。好吧,两案归一,王老太太把医院告了下来。老命不要了,不能不给孙子和媳妇报仇!

黑白李

爱情不是他们兄弟俩这档子事的中心,可是我得由这儿说起。

黑李是哥,白李是弟,哥哥比弟弟大着五岁。俩人都是我的同学,虽然白李一入中学,黑李和我就毕业了。黑李是我的好友;因为常到他家去,所以对白李的事儿我也略知一二。五年是个长距离,在这个时代。这哥儿俩的不同正如他们的外号——黑,白。黑李要是“古人”,白李是现代的。他们俩并不因此打架吵嘴,可是对任何事的看法也不一致。黑李并不黑;只是在左眉上有个大黑痣。因此他是“黑李”;弟弟没有那么个记号,所以是“白李”;这在给他们送外号的中学生们看,是很逻辑的。其实他俩的脸都很白,而且长得极相似。

他俩都追她——恕不道出姓名了——她说不清到底该爱谁,又不肯说谁也不爱。于是大家替他们弟兄捏着把汗。明知他俩不肯吵架,可是爱情这玩意是不讲交情的。可是,黑李让了。

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正是个初夏的晚间,落着点小雨,我去找他闲谈,他独自在屋里坐着呢,面前摆着四个红鱼细瓷茶碗。我们俩是用不着客气的,我坐下吸烟,他摆弄那四个碗。转转这个,转转那个,把红鱼要一点不差地朝着他。摆好,身子往后仰一仰,像画家设完一层色那么退后看看。然后,又逐一地转开,把另一面的鱼们摆齐。又往后仰身端详了一番,回过头来向我笑了笑,笑得非常天真。

他爱弄这些小把戏。对什么也不精通,可是什么也爱动一动。他并不假充行家,只信这可以养性。不错,他确是个好脾性的人。有点小玩意,比如黏补旧书等等,他就平安地消磨半日。

叫了我一声,他又笑了笑,“我把她让给老四了”,按着大排行,白李是四爷,他们的伯父屋中还有弟兄呢。“不能因为个女子失了兄弟们的和气。”

“所以你不是现代人。”我打着哈哈说。

“不是;老狗熊学不会新玩意了。三角恋爱,不得劲儿。我和她说了,不管她是爱谁,我从此不再和她来往。觉得很痛快!”

“没看见过这么讲恋爱的。”

“你没看见过?我还不讲了呢。干她的去,反正别和老四闹翻了。将来咱俩要来这么一出的话,希望不是你收兵,就是我让了。”

“于是天下就太平了?”

我们笑开了。

过了有十天吧,黑李找我来了。我会看,每逢他的脑门发暗,必定是有心事。每逢有心事,我俩必喝上半斤莲花白。我赶紧把酒预备好,因为他的脑门不大亮嘛。

喝到第二盅上,他的手有点哆嗦。这个人的心里存不住事。遇上点事,他极想镇定,可是脸上还泄露出来。他太厚道。

“我刚从她那儿来。”他笑着,笑得无聊;可还是真的笑,因为要对个好友道出胸中的闷气。这个人若没有好朋友,是一天也活不了的。

我并不催促他;我俩说话用不着忙,感情都在话中间那些空子里流露出来呢。彼此对看着,一齐微笑,神气和默默中的领悟,都比言语更有分量。要不怎么白李一见我俩喝酒就叫我们“一对糟蛋”呢。

“老四跟我好闹了一场。”他说,我明白这个“好”字——第一他不愿说兄弟间吵了架,第二不愿只说弟弟不对,即使弟弟真是不对。这个字带出不愿说而又不能不说的曲折。“因为她。我不好,太不明白女子心理。那天不是告诉你,我让了吗?我是居心无愧,她可出了花样。她以为我是特意羞辱她。你说对了,我不是现代人,我把恋爱看成该怎样就怎样的事,敢情人家女子愿意‘大家’在后面追随着。她恨上了我。这么报复一下——我放弃了她,她断绝了老四。老四当然跟我闹了。所以今天又找她去,请罪。她骂我一顿,出出气,或者还能和老四言归于好。我这么希望。哼,她没骂我。她还叫我和老四都做她的朋友。这个,我不能干,我并没这么明对她讲,我上这儿跟你说说。我不干,她自然也不再理老四。老四就得再跟我闹。”

“没办法!”我替他补上这一小句,过了一会儿,“我找老四一趟,解释一下?”

“也好。”他端着酒盅愣了会儿,“也许没用。反正我不再和她来往。老四再跟我闹呢,我不言语就是了。”

我们俩又谈了些别的,他说这几天正研究宗教。我知道他的读书全凭兴之所至,我决不会因为谈到宗教而想他有点厌世,或是精神上有什么大的变动。

哥哥走后,弟弟来了。白李不常上我这儿来,这大概是有事。他在大学还没毕业,可是看起来比黑李精明着许多。他这个人,叫你一看,你就觉得他应当到处做领袖。每一句话,他不是领导着你走上他所指出的路子,便是把你绑在断头台上。他没有客气话,和他哥哥正相反。

我对他也不便太客气了,省得他说我是糟蛋。

“老二当然来过了?”他问;黑李是大排行行二。“也当然跟你谈到我们的事?”我自然不便急于回答,因为有两个“当然”在这里。果然,没等我回答,他说了下去:“你知道,我是借题发挥?”

我不知道。

“你以为我真要那个女人吗?”他笑了,笑得和他哥哥一样,只是黑李的笑向来不带着这不屑于对我笑的劲儿。“我专为和老二捣乱,才和她来往;不然,谁有工夫招呼她?男与女的关系,从根儿上说,还不是……为这个,我何必非她不行?老二以为这个关系应当叫作神圣的,所以他郑重地向她磕头,及至磕了一鼻子灰,又以为我也应当去磕,对不起,我没那个瘾!”他哈哈地笑起来。

我没笑,也不敢插嘴。我很留心听他的话,更注意看他的脸。脸上处处像他哥哥,可是那股神气又完全不像他的哥哥。这个,使我忽而觉得是和一个顶熟识的人说话,忽而又像和个生人对坐着。我有点不舒坦——看着个熟识的面貌,而找不到那点看惯了的神气。

“你看,我不磕头;得机会就吻她一下。她喜欢这个,至少比受几个头更过瘾。不过,这不是正笔。正文是这个,你想我应当老和二爷在一块儿吗?”

我当时回答不出。

他又笑了笑——大概心中是叫我糟蛋呢。“我有我的志愿,我的计划;他有他的。顶好是各走各的路,是不是?”

“是;你有什么计划?”我好容易想起这么一句;不然便太僵得慌了。

“计划,先不告诉你。得先分家,以后你就明白我的计划了。”

“因为要分居,所以和老二吵;借题发挥?”我觉得自己很聪明似的。

他笑着点了头;没说什么,好像准知道我还有一句呢。我确是有一句:“为什么不明说,而要吵呢?”

“他能明白我吗?你能和他一答一和地说,我不行。我一说分家,他立刻就得落泪。然后,又是那一套——母亲去世的时候,说什么来着?不是说咱俩老得和美吗?他必定说这一套,好像活人得叫死人管着似的。还有一层,一听说分家,他管保不肯,而愿把家产都给了我,我不想占便宜,他老拿我当作‘弟弟’,老拿自己的感情限定住别人的行动,老假装他明白我,其实他是个时代落伍者。这个时代是我的,用不着他来操心管我。”他的脸上忽然地很严肃了。

看着他的脸,我心中慢慢地起了变化——白李不仅是看不起“俩糟蛋”的狂傲少年了,他确是要树立住自己。我也明白过来,他要是和黑李慢慢地商量,必定要费许多动感情的话,要讲许多弟兄间的情义,即使他不讲,黑李总要讲的。与其这样,还不如吵,省得拖泥带水;他要一刀两断,各自奔前程。再说,慢慢地商议,老二决不肯干脆地答应。老四先吵嚷出来,老二若还不干,便是显着要霸占弟弟的财产了。猜到这里,我心中忽然一亮:“你是不是叫我对老二去说?”

“一点不错。省得再吵。”他又笑了,“不愿叫老二太难堪了,究竟是弟兄。”似乎他很不喜欢说这末后的两个字——弟兄。

我答应了给他办。

“把话说得越坚决越好。二十年内,我俩不能作弟兄。”他停了一会儿,嘴角上挤出点笑来,“也给老二想了,顶好赶快结婚,生个胖娃娃就容易把弟弟忘了。二十年后,我当然也落伍了,那时候,假如还活着的话,好回家做叔叔。不过,告诉他,讲恋爱的时候要多吻,少磕头,要死追,别死跪着。”他立起来,又想了想,“谢谢你呀。”他叫我明明地觉出来,这一句是特意为我说的,他并不负要说的责任。

为这件事,我天天找黑李去。天天他给我预备好莲花白。吃完喝完说完,无结果而散。至少有半个月的工夫是这样。我说的,他都明白,而且愿意老四去创练创练。可是临完的一句老是“舍不得老四呀!”

“老四的计划?计划?”他走过来,走过去,这么念道。眉上的黑痣夹陷在脑门的皱纹里,看着好似缩小了些。“什么计划呢?你问问他,问明白我就放心了。”

“他不说。”我已经这么回答过五十多次了。

“不说便是有危险性!我只有这么一个弟弟!叫他跟我吵吧,吵也是好的。从前他不这样,就是近来才和我吵。大概还是为那个女的!劝我结婚?没结婚就闹成这样,还结婚!什么计划呢?真!分家?他爱要什么拿什么好了。大概是我得罪了他,我虽不跟他吵,我知道我也有我的主张。什么计划呢?他要怎样就怎样好了,何必分家……”

这样来回磨,一磨就是一点多钟。他的小玩意也一天比一天增多:占课,打卦、测字、研究宗教……什么也没能帮助他推测出老四的计划,只添了不少的小恐怖。这可并不是说,他显着怎样的慌张。不,他依旧是那么婆婆妈妈的。他的举止动作好像老追不上他的感情,无论心中怎样着急,他的动作是慢的,慢得仿佛是拿生命当作玩意儿似的逗弄着。

我说老四的计划是指着将来的事业而言,不是现在有什么具体的办法。他摇头。

就这么耽延着,差不多又过了一个多月。

“你看,”我抓住了点理,“老四也不催我,显然他说的是长久之计,不是马上要干什么。”

他还是摇头。

时间越长,他的故事越多。有一个礼拜天的早晨,我看见他进了礼拜堂。也许是看朋友,我想。在外面等了他一会儿。他没出来。不便再等了,我一边走一边想:老李必是受了大的刺激——失恋,弟兄不和,或者还有别的。只就我知道的这两件事说,大概他已经支持不下去了。他的动作仿佛是拿生命当作小玩意,那正是因他对任何小事都要慎重地考虑。茶碗上的花纹摆不齐都觉得不舒服。哪一件小事也得在他心中摆好,摆得使良心上舒服。上礼拜堂去祷告,为是坚定良心。良心是古圣先贤给他制备好了的,可是他又不愿将一切新事新精神一笔抹杀。结果,他“想”怎样,老不如“已是”怎样来得现成,他不知怎样才好。他大概是真爱她,可是为了弟弟,不能不放弃她,而且失恋是说不出口的。他常对我说:“咱们也坐一回飞机。”说完,他一笑,不是他笑呢,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笑呢。

过了晌午,我去找他。按说一见面就得谈老四,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都是这样。这次他变了花样,眼睛很亮,脸上有点极静适的笑意,好像是又买着一册善本的旧书。“看见你了。”我先发了言。

他点了点头,又笑了一下:“也很有意思!”

什么老事情被他头次遇上,他总是说这句。对他讲个闹鬼的笑话,也是“很有意思!”他不和人家辩论鬼的有无,他信那个故事,“说不定世上还有比这更奇怪的事”。据他看,什么事都是可能的。因此,他接受的容易,可就没有什么精到的见解。他不是不想多明白些,但是每每在该用脑筋的时候,他用了感情。

“道理都是一样的,”他说,“总是劝人为别人牺牲。”

“你不是已经牺牲了个爱人?”我愿多说些事实,“那不算,那是消极的割舍,并非由自己身上拿出点什么来。这十来天,我已经读完‘四福音书’。我也想好了,我应当分担老四的事,不应当只是不准他离开我。你想想吧,设若真是专为分家产,为什么不来跟我明说?”

“他怕你不干。”我回答。

“不是!这几天我用心想过了,他必是真有个计划,而且是有危险性的。所以他要一刀两断,以免连累了我。你以为他年轻,一冲子性?他正是利用这个骗咱们;他实在是体谅我,不肯使我受屈。把我放在安全的地方,他好独做独当地去干。必定是这样!我不能撒手他,我得为他牺牲,母亲临去世的时候——”他没往下说,因为知道我已听熟了那一套。

我真没想到这一层。可是还不深信他的话;焉知他不是受了点宗教的刺激而要充分地发泄感情呢?

我决定去找白李,万一黑李猜得不错呢!是,我不深信他的话,可也不敢耍玄虚。

怎样找也找不到白李。学校、宿舍、图书馆、网球场、小饭铺,都看到了,没有他的影儿。和人们打听,都说好几天没见着他。这又是白李之所以为白李;黑李要是离家几天,连好朋友们他也要通知一声。白李就这么人不知鬼不觉地不见了。我急出一个主意来——上“她”那里打听打听。

她也认识我,因为我常和黑李在一块儿。她也好几天没见着白李。她似乎很不满意李家兄弟,特别是对黑李。我和她打听白李,她偏跟我谈论黑李。我看出来,她确是注意——假如不是爱——黑李。大概她是要圈住黑李,做个标本。有比他强的呢,就把他免了职;始终找不到比他高明的呢,最后也许就跟了他。这么一想,虽然只是一想,我就没乘这个机会给他和她再撮合一下;按理说应当这么办,可是我太爱老李,总觉得他值得娶个天上的仙女。

从她那里出来,我心中打开了鼓。白李上哪儿去了呢?不能告诉黑李!一叫他知道了,他能立刻登报找弟弟,而且要在半夜里起来占课测字。可是,不说吧,我心中又痒痒。干脆不找他去?也不行。

走到他的书房外边,听见他在里面哼唧呢。他非高兴的时候不哼唧着玩。可是他平日哼唧,不是诗便是那句代表一切歌曲的“深闺内,端的是玉无瑕”,这次的哼唧不是这些。我细听了听,他是练习圣诗呢。他没有音乐的耳朵,无论什么,到他耳中都是一个调儿。他唱出的时候,自然也还是一个调儿。无论怎样吧,反正我知道他现在是很高兴。为什么事高兴呢?

我进到屋中,他赶紧放下手中的圣诗集,非常的快活:“来得正好,正想找你去呢!老四刚走。跟我要了一千块钱去。没提分家的事,没提!”

显然他是没问过弟弟,那笔钱是干什么用的。要不然他不能这么痛快。他必是只求弟弟和他同居,不再管弟弟的行动;好像即使弟弟有带危险性的计划,只要不分家,便也没什么可怕的了。我看明白了这点。

“祷告确是有效,”他郑重地说,“这几天我天天祷告,果然老四就不提那回事了。即使他把钱都扔了,反正我还落下个弟弟!”

我提议喝我们照例的一壶莲花白。他笑着摇摇头:“你喝吧,我陪着吃菜,我戒了酒。”

我也就没喝,也没敢告诉他,我怎么各处去找老四。老四既然回来了,何必再说?可是我又提起“她”来。他连接茬儿也没接,只笑了笑。

对于老四和“她”,似乎全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他给我讲了些《圣经》上的故事。我一面听着,一面心中嘀咕——老李对弟弟与爱人所取的态度似乎有点不大对;可是我说不出所以然来。我心中不十分安定,一直到回在家中还是这样。又过了四五天,这点事还在我心中悬着。有一天晚上,王五来了。他是在李家拉车,已经有四年了。

王五是个诚实可靠的人,三十多岁,头上有块疤——据说是小时候被驴给啃了一口。除了有时候爱喝口酒,他没有别的毛病。

他又喝多了点,头上的疤都有点发红。

“干吗来了,王五?”我和他的交情不错,每逢我由李家回来得晚些,他总张罗把我拉回来,我自然也老给他点“酒钱”。

“来看看你。”说着便坐下了。

我知道他是来告诉我点什么。“刚沏上的茶,来碗?”

“那敢情好;我自己倒;还真有点渴。”

我给了他支烟卷,给他提了个头儿:“有什么事吧?”

“哼,又喝了两壶,心里痒痒;本来是不应当说的事!”他用力吸了口烟。

“要是李家的事,你对我说了准保没错。”

“我也这么想,”他又停顿了会儿,可是被酒气催着,似乎不能不说,“我在李家四年零三十五天了!现在叫我很为难。二爷待我不错,四爷呢,简直是我的朋友。所以不好办。四爷的事,不准告诉二爷;二爷又是那么傻好的人。对二爷说吧,又对不起四爷——我的朋友。心里别提多么为难了!论理说呢,我应当向着四爷。二爷是个好人,不错;可究竟是个主人。多么好的主人也还是主人,不能肩膀齐为弟兄。他真待我不错,比如说吧,在这老热天,我拉二爷出去,他总设法在半道上耽搁会儿,什么买包洋火呀,什么看看书摊呀,为什么?为是叫我歇歇,喘喘气。要不,怎说他是好主人呢。他好,咱也得敬重他,这叫作以好换好。久在街上混,还能不懂这个?”

我又让了他碗茶,显出我不是不懂“外面”的人。他喝完,用烟卷指着胸口说:“这儿,咱这儿可是爱四爷。怎么呢?四爷年轻,不拿我当个拉车的看。他们哥儿俩的劲儿——心里的劲儿——不一样。二爷吧,一看天气热就多叫我歇会儿,四爷就不管这一套,多么热的天也得拉着他飞跑。可是四爷和我聊起来的时候,他就说,凭什么人应当拉着人呢?他是为我们拉车的——天下的拉车的都算在一块儿——抱不平。二爷对‘我’不错,可想不到大家伙儿。所以你看,二爷来的小,四爷来的大。四爷不管我的腿,可是管我的心;二爷是家长里短,可怜我的腿,可不管这儿。”他又指了指心口。

我晓得他还有话呢,直怕他的酒气教酽茶给解去,所以又紧了他一板:“往下说呀,王五!都说了吧,反正我还能拉老婆舌头?”

他摸了摸头上的疤,低头想了会儿。然后把椅子往前拉了拉,声音放得很低:“你知道,电车道快修完了?电车一开,我们拉车的全玩完!这可不是为我自个儿发愁,是为大家伙儿。”他看了我一眼。

我点了点头。

“四爷明白这个;要不怎么我俩是朋友呢。四爷说:王五,想个办法呀!我说:四爷,我就有一个主意,揍!四爷说:王五,这就对了!揍!一来二去,我们可就商量好了。这我不能告诉你。我要说的是这个,”他把声音放得更低了,“我看见了,侦探跟上了四爷!未必是为这件事,可是叫侦探跟着总不妥当。这就来到难办的地方了:我要告诉二爷吧?对不起四爷;不告诉吧?又怕把二爷也饶在里面。简直是没法儿!”把王五支走,我自己琢磨开了。

黑李猜得不错,白李确是有个带危险性的计划。计划大概不一定就是打电车,他必定还有厉害的呢。所以要分家,省得把哥哥拉扯在内。他当然是不怕牺牲,也不怕别人牺牲,可是还不肯一声不发地牺牲了哥哥——把黑李牺牲了并无济于事。现在,电车的事来到眼前,连哥哥也顾不得了。我怎办呢?警告黑李是适足以激起他的爱弟弟的热情。劝白李,不但没用,而且把王五搁在里边。

事情越来越紧了,电车公司已宣布出开车的日子。我不能再耗着了,得告诉黑李去。

他没在家,可是王五没出去。

“二爷呢?”

“出去了。”

“没坐车?”

“好几天了,天天出去不坐车!”

由王五的神气,我猜着了:“王五,你告诉了他?”王五头上的疤都紫了:“又多喝了两盅,不由得就说了。”

“他呢?”

“他直要落泪。”

“说什么来着?”

“问了我一句——老五,你怎样?我说,王五听四爷的。

他说了声,好。别的没说,天天出去,也不坐车。”我足足地等了三点钟,天已大黑,他才回来。

“怎样?”我用这两个字问到了一切。

他笑了笑:“不怎样。”

绝没想到他这么回答我。我无须再问了,他已决定了办法。我觉得非喝点酒不可,但是独自喝有什么味呢。我只好走吧。临别的时候,我提了句:“跟我出去玩几天,好不好?”

“过两天再说吧。”他没说别的。

感情到了最热的时候是会最冷的。想不到他会这样对待我。

电车开车的头天晚上,我又去看他。他没在家,直等到半夜,他还没回来。大概是故意地躲我。

王五回来了,向我笑了笑:“明天!”

“二爷呢?”

“不知道。那天你走后,他用了不知什么东西,把眉毛上的黑痣子烧去了,对着镜子直出神。”

完了,没了黑痣,便是没有了黑李,不必再等他了。我已经走出大门,王五把我叫住:“明天我要是——”他摸了摸头上的疤,“你可照应着点我的老娘!”

约莫五点多钟吧,王五跑进来,跑得连裤子都湿了。“全——揍了!”他再也说不出话来。直喘了不知有多少工夫,他才缓过气来,抄起茶壶对着嘴喝了一气。“啊!全揍了!马队冲下来,我们才散。小马六叫他们拿去了,看得真真的。我们吃亏没有家伙,专仗着砖头哪行!小马六要玩完。”

“四爷呢?”我问。

“没看见。”他咬着嘴唇想了想,“哼,事闹得不小!要是拿的话呀,准保是拿四爷,他是头目。可也别说,四爷并不傻,别看他年轻。小马六要玩完,四爷也许不能。”

“也没看见二爷?”

“他昨天就没回家。”他又想了想,“我得在这儿藏两天。”

“那行。”

第二天早晨,报纸上登出——砸车暴徒首领李——当场被获,一同被获的还有一个学生,五个车夫。

王五看着纸上那些字,只认得一个“李”字:“四爷玩完了!四爷玩完了!”低着头假装抓那块疤,泪落在报上。

消息传遍了全城,枪毙李——和小马六,游街示众。

毒花花的太阳,把路上的石子晒得烫脚,街上可是还挤满了人。一辆敞车上坐着两个人,手在背后捆着。土黄制服的巡警,灰色制服的兵,前后押着,刀光在阳光下发着冷气。车越走越近了,两个白招子随着车轻轻地颤动。前面坐着的那个,闭着眼,额上有点汗,嘴唇微动,像是祷告呢。车离我不远,他在我面前坐着摆动过去。我的泪迷住了我的心。等车过去半天,我才醒了过来,一直跟着车走到行刑场。他一路上连头也没抬一次。

他的眉皱着点,嘴微张着,胸上汪着血,好像死的时候正在祷告。我收了他的尸。

过了两个月,我在上海遇见了白李,要不是我招呼他,他一定就跑过去了。

“老四!”我喊了他一声。

“啊?”他似乎受了一惊。“□,你?我当是老二复活了呢。”

大概我叫得很像黑李的声调,并非有意的,或者是在我心中活着的黑李替我叫了一声。

白李显着老了一些,更像他的哥哥了。我们俩并没说多少话,他好似不大愿意和我多谈。只记得他的这么两句:“老二大概是进了天堂,他在那里顶合适了;我还在这儿砸地狱的门呢。”

眼镜

宋修身虽然是学着科学,可是在日常生活上不管什么科学科举的那一套。他相信饭馆里苍蝇都是消过毒的,所以吃芝麻酱拌面的时候不劳手挥目送的瞎讲究。他有对儿近视眼,也有对儿近视镜。可是他除非读书的时候不戴上它们。据老说法:越戴镜子眼越坏。他信这个。得不戴就不戴,譬如走路逛街,或参观运动会的时候,他的镜子是在手里拿着。即使什么也看不见,而且脑袋常常地发晕,那也活该。

他正往学校里走。溜着墙根,省得碰着人;不过有时候踩着狗腿。这回,眼镜盒子是卷在两本厚科学杂志里。他准知道这个办法不保险,所以走几步,站住摸一摸。把镜子丢了,上堂听课才叫抓瞎。况且自己的财力又不充足,买对眼镜说不定就会破产。本打算把盒子放在袋里,可是身上各处的口袋都没有空地方:笔记本,手绢,铅笔,橡皮,两个小瓶,一块吃剩下的烧饼,都占住了地盘。还是这么拿着吧,小心一点好了;好在盒子即使掉在地上也会有响声的。

一拐弯,碰上了个同学。人家招呼他,他自然不好不答应。站住说了几句。来了辆汽车,他本能地往里手一躲,本来没有躲的必要,可是眼力不济,得特别的留神,于是把鼻子按在墙上。汽车和朋友都过去了,他紧赶了几步,怕是迟到。走到了校门,一摸,眼镜盒子没啦!登时头上见了汗。抹回头去找,哪里有个影儿。拐弯的地方,老放着几辆洋车。问拉车的,他们都没看见,好像他们也都是近视眼似的。又往回找到校门,只摸了两手的土。心里算是别扭透了!掏出那块干烧饼狠命地摔在校门上,假如口袋里没这些零碎?假如不是遇上那个臭同学?假如不躲那辆闯丧的汽车?巧!越巧心里越堵得慌!一定是被车夫拾了去,瞪着眼不给,什么世界!天天走熟了的路,掉了东西会连告诉一声都不告诉,而捡起放在自己的袋里?一对近视镜有什么用?

宋修身的鼻子按在墙上的时候,眼镜盒子落在墙根。车夫王四看见了。

王四本想告诉一声,可是一看是“他”,一年到头老溜墙根,没坐过一回车。话到了嘴边,又回去了。汽车刚拐过去,他顺手捡起盒子,放在腰中。

当着别的车夫,不便细看,可是心中不由得很痛快,坐在车上舒舒服服地微笑。

他看见宋修身回来了,满头是汗,怪可怜的。很想拿出来还给他。可是别人都说没看见,自己要是招认了,吃了又吐,怪不好意思的。况且给他也是白给,他还能给点报酬?白叫他拿去,而且还得叫朋友们奚落一场——喝,拾了东西连一声都不出,怕我们抢你的?喝,拾了又白给了人家,真大方?莫若也说没看见。拾了就是拾了,活该。学生反正比拉车的阔。

宋修身往回走,王四拉起车来,搭讪着说:“别这儿耗着啦,东边去搁会儿。”心里可是说,“今儿个咱算票不了啦,连盒子带镜子还不卖个块儿八七的?!”到了个僻静地方,放下车,把盒子掏出来。

好破的盒子,大概换洋火也就是换上一小包。盒子上面的布全磨没了,倒好,油汪汪的,上边还好像沾着点柿子汁儿。打开,眼镜框子还不坏,挺粗挺黑——王四就是不喜欢细铁丝似的那路镜框,看见戴稀软活软的镜框的人,他连“车”也不问一声。用手弹了弹耳插子,不像是铁的,可也不是木头的——许是玳瑁的!他心中一跳。

镜子真脏,往外凸着,上面净是一圈一圈的纹,腻着一圈圈的土,越到镜边上越厚。镜子底下还压着半根火柴。他把火柴划着,扔在地上。从车厢里拿出小破蓝布掸子来。给镜子哈了两口气,开始用掸子布擦。连哈了四次气,镜子才有个样儿;又沾了一回唾沫,才完全擦干净。自己戴了戴,不行,架子太小,戴不上;宋修身本是个小头小脸的人。“卖不出去,连自己戴着玩都不行!”王四未免有点失望。可是继而一想:拉车戴眼镜,不大像样儿;再说,怎能卖不出去呢?

拉着车,找着一个破货摊。“嗐,卖给你这个。”

“不要。”摆摊的人——一个红鼻子黄眼的家伙——连看也没看,虽然他的摊上有许多眼镜,而且有老式绣花的镜套子呢。

王四不想打架,连“妈的真和气!”都没说出声来。又遇上个挑筐买卖破烂的,“嗐!卖给你这个,玳瑁框子!”

“没见过这样的玳瑁!”挑筐的看了一眼,“干脆要多少钱?”

“干脆你给多少?”王四把镜子递过去。

“二十子儿。”

“什么?”王四把镜子抢回来。

“给的不少。平光好卖,老花镜也好卖;这是近视镜。框子是化学的,说不定挑来挑去就弄碎了;白赔二十枚。”

王四的心凉了,可是还不肯卖;二十子?早知道还送给那个溜墙根的学生呢!

不卖了,他决定第二天把镜子送归原主;也许倒能得几毛钱的报酬。

第二天早晨,王四把车放在拐弯的地方。学校打了钟,溜墙根的近视眼还没来。一直等到十点多,还是没他的影儿。拉了趟买卖,约莫有十二点多了,又特意放回来。学生下了课,只是不见那个近视眼。

宋修身没来上课。

眼镜丢了以后,他来到教室里。虽然坐在前面,黑板上的字还是模糊不清。越看不清,越用力看;下了课,他的脑袋直抽着疼。他越发心里堵得慌。第二堂是算术习题。他把眼差不多贴在纸上,算了两三个题,他的心口直发痒,脑门非常的热。他好像把自己丢失了。平日最欢喜算术,现在他看着那些字码心里起急。心中熟记的那些公式,都加上了点新东西——眼镜,汽车,车夫。公式和懊恼掺杂在一块,把最喜爱的一门功课变成了最讨厌的一些气人的东西。他不能再安坐在课室里,他想跑到空旷的地方去嚷一顿才痛快。平日所不爱想的事,例如生命观等,这时候都在心中冒出来。一个破近视镜,拾去有什么用?可是竟自拾去!经济的压迫,白拾一根劈柴也是好的。不怨那个车夫。虽然想到这个,心中究竟是难过。今天的功课交不上。明天当然还是头疼。配镜子去,做不到。学期开始的时候,只由家中拿来七十几块钱,下俩月的饭费还没有着落。家中打的粮不少,可是卖不出去。想到了父亲,哥哥,一天到头受苦受累,粮可是卖不出去。平日他没工夫想这些问题,也不肯想这些问题;今天,算术的公式好像给它们匀出来点地方。他想不出一个办法,他头一次觉得生命没着落,好像一切稳定的东西都随着眼镜丢了,眼前事事模糊不清。他不想退学,也想不出继续求学的意义。

长极了的一点钟,好容易才过去。下课的钟声好像不和平日一样,好像有点特别的声调,是一种把大家都叫到野地去喊叫的口令。他出了教室,有一股怨气引着他走出校门;第三堂不上了,也没去请假。他就没想到还有什么第三堂,什么请假的规则。

溜着墙根,他什么也没想,又像想着点什么。到了拐弯的地方,他想起眼镜。几个车夫在那儿说话呢,他想再过去问问他们,可是低着头走了过去。

第二天,他没去上课。

王四没有等到那个近视眼。一天的工夫,心老在车厢里——那里有那个破眼镜盒子。不知道为什么老忘不了它。将要收车的时候,小赵来了。小赵家里开着个小杂货铺,可是他不大管铺子里的事。他的父亲很希望他能管点事,可是叫他管事他就偷钱;儿子还不如伙计可靠呢。小赵的父亲每逢行个人情,或到庙里烧香,必定戴上平光的眼镜——八毛钱在小摊儿上买的。大铺户的掌柜和先生们都戴平光的眼镜,以便在戏馆中,庙会上,表示身份。所以小铺掌柜也不能落伍。小赵并不希望他父亲一病身亡,虽然死了也并没大关系。假如父亲马上死了,他想不出怎样表示出他变成了正式的掌柜,除非他也戴上平光的眼镜。八毛钱买的眼镜,价值不限于八毛。那是掌权立业,袋中老带着几块现洋的象征。

他常和王四们在一块儿。每逢由小铺摸出几毛来,他便和王四们押个宝,或者有时候也去逛个土窑子。车夫们都管他叫“小赵”,除非赌急红了脸才称呼他“少掌柜”,而在这种争斗的时节,他自己也开始觉到身份。平日,他没有什么脾气,对王四们都很“自己”。

“押押?我的庄?”小赵叫他们看了看手中的红而脏的毛票,然后掏出烟卷,吸着。

王四从耳朵上取下半截烟,就着小赵的火儿吸着。大家都蹲在车后面。

不大一会儿,王四那点铜子全另找到了主人。他脑袋上的筋全不服气的涨起来。想往回捞一捞——“嗐,红眼,借给我几个子儿!”

红眼把手中的铜子押上,押了五道;手中既空,自然不便再回答什么,挤着红眼专等看骰子。

王四想不出招儿来。赌气了立起来,向四外看了看,看有巡警往这里来没有。虽然自己是输了,可是巡警要抓的话,他也跑不了。

小赵赢了,问大家还接着干不。大家还愿意干,可是小赵得借给他们资本。小赵满手是土,把铜子和毛票一齐放在腰里:“别套着烂,要干,拿钱。”

大家快要称呼他“少掌柜”了。卖烧白薯的李六过来了。“每人一块,赵掌柜的给钱!”小赵要宴请众朋友。“这还不离,小赵!”大家围上了白薯挑子。王四也弄了块,深呼吸地吃着。吃完白薯,王四想起来了:“小赵,给你这个。”从车厢里把眼镜找出来:“别看盒子破,里面有好玩意儿。”小赵一见眼镜,“掌柜的”在心中放大起来;把没吃完的白薯扔在地上,请了野狗的客。果然是体面的镜子,比父亲的还好。戴上试试。不行,“这是近视镜,戴上发晕!”“戴惯就好了。”王四笑着说。

“戴惯?为戴它,还得变成近视眼?”小赵觉得不上算,可是又真爱眼镜。试着走了几步。然后,摘下来,看看大家。大家都觉得戴上镜子确是体面。王四领着头说:“真有个样儿!”

“就是发晕呢!”小赵还不肯撒手它。

“戴惯就好了!”王四觉得只有这一句还像话。

小赵又戴上镜子,看了看天。“不行,还是发晕!”

“你拿着吧,拿着吧。”王四透着很“自己”。

“送给你的,我拿着没用。拿着吧,等过二年,你的眼神不这么足了,再戴也就合适了。”

“送给我的?”小赵补了一句,“真的?操!换个盒子还得好几毛!”

“真送给你,我拿着没用;卖,也不过卖个块儿八七的!”王四更显着“自己”了。

“等我数数,”小赵把毛票都掏出来,给了李六白薯钱,“还有六毛,才他妈的赢了两毛!”

“你还有铜子呢!”有人提醒他一声。

“至多也就有一毛来钱的铜子。”小赵可是没往外掏它们,大家也不就深信他的话。小赵可是并不因为赢得少而不高兴;他的确很欢喜。往常,他每耍必输。输几毛原不算什么,不过被大家拿他当“大头”,有些难堪。今天总算恢复了名誉,虽然连铜子算上才三毛来钱——也许是三毛多,铜子的分量怪沉的吗。“王四,我也不白要你的。看见没?有六毛。你三毛,我三毛,像回事儿不像?”

王四没想到他能给三毛。他既然开通,不妨再挤一下:“把铜子再掏出点来,反正是赢去的。”

“吹!吉祥钱,腰里带着好。明儿个还得跟你们干呢!”小赵觉得明天再来,一定还要赢的。这两天运气必是不坏。“好啦,三毛。三毛买那么好的镜子!”王四把票子接过来。放在贴肉的小兜里。

“你不是说送给我吗?这小子!”

“好啦,好啦,朋友们过得多,不在乎这个。”小赵把眼镜放在盒子里,走开。“明儿再干!”走了几步,又把盒子打开。回头看了看,拉车的们并没把眼看着他。把镜子又戴上,眼前成了模糊的一片。可是不肯马上摘下来——戴惯就好了。他觉得王四的话有理。有眼镜不戴,心中难过。况且掌柜们都必须戴镜子的。眼镜,手表,再安上一个金门牙;南岗子的小凤要不跟我才怪呢!

刚一拐弯,猛地听见一声喇叭。他看不清,不知往哪面儿躲。他急于摘镜子……学校附近,这些日子了,不见了溜墙根的近视学生,不见了小赵,不见了王四。“王四这些日子老在南城搁车。”李六告诉大家。

铁牛和病鸭

王明远的乳名叫“铁柱子”。在学校里他是“铁牛”。好像他总离不开铁。这个家伙也真是有点“铁”。大概他是不大爱吃石头罢了;真要吃上几块的话,那一定也会照常地消化。

他的浑身上下,看哪儿有哪儿,整像匹名马。他可比名马还泼辣一些,既不娇贵,又没脾气。一年到头,他老笑着。两排牙,齐整洁白,像个小孩儿的。可是由他说话的时候看,他的嘴动得那么有力量,你会承认这两排牙,看着那么白嫩好玩,实在能啃碎石头子儿。

认识他的人们都知道这么一句——老王也得咧嘴。这是形容一件最累人的事。王铁牛几乎不懂什么叫累得慌。他要是咧了嘴,别人就不用想干了。

铁牛不念《红楼梦》——“受不了那套妞儿气!”他永远不闹小脾气,真的。“看看这个,”他把袖子搂到肘部,敲着筋粗肉满的胳臂,“这么粗的小棒槌,还闹小性,羞不羞?”顺势砸自己的胸口两拳,咚咚地响。

他有个志愿,要和和平平地做点大事。他的意思大概是说,做点对别人有益的事,而且要自自然然做成,既不锣鼓喧天,也不杀人流血。

由他的谈吐举动上看,谁也看不出他曾留过洋,念过整本的洋书,他说话的时候永不夹杂着洋字。他看见洋餐就挠头,虽然请他吃,他也吃得不比别人少。不服洋服,不会跳舞,不因为街上脏而堵上鼻子,不必一定吃美国橘子。总而言之,他既不闹中国脾气,也不闹外国脾气。比如看电影,《火烧红莲寺》和《三剑客》,对他,并没有多少分别。除了“妞儿气”的片子,都“不坏”。

他是学农的。这与他那个“和和平平地做点大事”颇有关系。他的态度大致是这样:无论政治上怎样革命,人反正得吃饭。农业改良是件大事。他不对人们用农学上的专名词;他研究的是农业,所以心中想的是农民,他的感情把研究室的工作与农民的生活联成一气。他不自居为学者。遇上好转文的人,他有句善意的玩笑话:“好不好由武松打虎说起?”《水浒传》是他的“文学”。

自从留学回来,他就在一个官办的农场做选种的研究与试验。这个农场的成立,本是由几个开明官儿偶然灵机一动,想要关心民瘼,所以经费永远没有一定的着落。场长呢,是照例每七八个月换一位,好像场长的来去与气候有关系似的。这些来来往往的场长们,人物不同,可是风格极相似,颇似秀才们做的八股儿。他们都是咧着嘴来,咧着嘴去,设若不是“场长”二字在履历上有点作用,他们似乎还应当痛哭一番。场长既是来熬资格,自然还有愿在他们手下熬更小一些资格的人。所以农场虽成立多年,农场试验可并没有做过。要是有的话,就是铁牛自己那点事儿。

为他,这个农场在用人上开了个官界所不许的例子——场长到任,照例不撤换铁牛。这已有五六年的样子了。铁牛不大记得场长们的姓名,可是他知道怎样央告场长。在他心中,场长,不管姓甚名谁,是必须央告的。“我的试验需要长的时间。我爱我的工作。能不撤换我,是感激不尽的!请看看我的工作来,请来看看!”场长当然是不去看的;提到经费的困难;铁牛请场长放心:“减薪我也乐意干,我爱这个工作!”场长手下的人怎么安置呢?铁牛也有办法:“只要准我在这儿工作,名义倒不拘。”薪水真减了,他照常地工作,而且做得颇高兴。

可有一回,他几乎落了泪。场长无论如何非撤他不可。可是头天免了职,第二天他照常去做试验,并且拉着场长去看他的工作:“场长,这是我的命!再有些日子,我必能得到好成绩;这不是一天半天能做成的。请准我上这里做试验好了,什么我也不要。到别处去,我得从头另做,前功尽弃。况且我和这个地方有了感情,这里的一切是我的手,我的脚。我永不对它们发脾气,它们也老爱我。这些标本,这些仪器,都是我的好朋友!”他笑着,眼角里有个泪珠。耶稣收税吏做门徒[4]必是真事,要不然场长怎会心一软,又留下了铁牛呢?从此以后,他的地位稳固多了,虽然每次减薪,他还是跑不了。“你就是把钱都减了去,反正你减不去铁牛!”他对知己的朋友总这样说。

他虽不记得场长们的姓名,他们可是记住了他的。在他们天良偶尔发现的时候,他们便想起铁牛。因此,很有几位场长在高升了之后,偶尔凭良心做某件事,便不由得想“借重”铁牛一下,向他打个招呼。铁牛对这种“抬爱”老回答这么一句:“谢谢善意,可是我爱我的工作,这是我的命!”他不能离开那个农场,正像小孩离不开母亲。

为维持农场的存在,总得做点什么给人们瞧瞧,所以每年必开一次农品展览会。职员们在开会以前,对铁牛特别的和气。“王先生,多偏劳!开完会请你吃饭!”吃饭不吃饭,铁牛倒不在乎;这是和农民与社会接触的好机会。他忙开了:征集,编制,陈列,讲演,招待,全是他,累得“四脖子汗流”。有的职员在旁边看着,有点不大好意思。所以过来指摘出点毛病,以便表示他们虽没动手,可是眼睛没闲着。铁牛一边擦汗一边道歉:“幸亏你告诉我!幸亏你告诉我!”对于来参观的农民,他只恨长着一张嘴,没法儿给人人掰开揉碎地讲。

有长官们坐在中间,好像兔儿爷摊子的开会纪念相片里,十回有九回没铁牛。他顾不得照相。这一点,有些职员实在是佩服了他。所以会开完了,总有几位过来招呼一声:“你可真累了,这两天!”铁牛笑得像小姑娘穿新鞋似的:“不累,一年才开一次会,还能说累?”

因此,好朋友有时候对他说:“你也太好脾性了,老王!”他笑着,似乎是要害羞:“左不是多卖点力气,好在身体棒。”他又搂起袖子来,展览他的胳臂。他决听不出朋友那句话是有不满而故意欺侮他的意思。他自己的话永远是从正面说,所以想不到别人会说偏锋话。有的时候招得朋友不能不给他解释一下,他这才听明白。可是“谁有工夫想那么些个弯子!我告诉你,我的头一放在枕头上,就睡得像个球;要是心中老绕弯儿,怎能睡得着?人就仗着身体棒;身体棒,睁开眼就唱。”他笑开了。

铁牛的同学李文也是个学农的。李文的腿很短,嘴很长,脸很瘦,心眼很多。被同学们封为“病鸭”。病鸭是牢骚的结晶,袋中老带着点“补丸”之类的小药,未曾吃饭先叹口气。他很热心地研究农学,而且深信改良农事是最要紧的。可是他始终没有成绩。他倒不愁得不到地位,而是事事人人总跟他闹别扭。就了一个事,至多半年就得散伙。即使事事人人都很顺心,他所坐的椅子,或头上戴的帽子,或做试验用的器具,总会跟他捣乱;于是他不能继续工作。世界上好像没有给他预备下一个可爱的东西,一个顺眼的地方,一个可以交往的人;他只看他自己好,而人人事事和样样东西都跟他过不去。不是他做不出成绩来,是到处受人们的排挤,没法子再做下去。比如他刚要动手做工,旁边有位先生说了句:“天很冷啊!”于是他的脑中转开了螺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是不是说我刚才没有把门关严呢?他没法安心工作下去。受了欺侮是不能再做工的。早晚他要报复这个,可是马上就得想办法,他和这位说天气太冷的先生势不两立。

他有时候也能交下一两位朋友,可是交过了三个月,他开始怀疑,然后更进一步去试探,结果是看出许多破绽,连朋友那天穿了件蓝大衫都有作用。三几个月的交情于是吵散。一来二去,他不再想交友。他慢慢把人分成三等,一等是比他位分高的,一等是比他矮的,一等是和他一样儿高的。他也决定了,他可以成功,假如他能只交比他高的人,不理和他肩膀齐的,管辖着奴使着比他矮的。“人”既选定,对“事”便也有了办法。“拿过来”成了他的口号。非自己拿到一种或多种事业,终身便一无所成。拿过来自己办,才能不受别人的气。拿过来自己办,椅子要是成心捣乱,砸碎了兔崽子!非这样不可,他是热心于改良农事的;不能因受闲气而抛弃了一生的事业;打算不受闲气,自己得站在高处。有志者事竟成,几年的工夫他成了个重要的人物,“拿过来”不少的事业。原先本是想拿过来便去由自己做,可是既拿过来一样,还觉得不稳固。还有斜眼看他的人呢!于是再去拿。越拿越多,越多越复杂,各处的椅子不同,一种椅子有一种气人的办法。他要统一椅子都得费许多时间。因此,每拿过来一个地方,他先把椅子都漆白了,为是省得有污点不易看见。椅子倒是都漆白了,别的呢?他不能太累了,虽然小药老在袋中,到底应当珍惜自己;世界上就是这样,除了你自己爱你自己,别人不会关心。

他和铁牛有好几年没见了。

正赶上开农业学会年会。堂中坐满了农业专家。台上正当中坐着病鸭,头发挺长,脸色灰绿,长嘴放在胸前,眼睛时开时闭,活像个半睡的鸭子。他自己当然不承认是个鸭子;时开时闭的眼,大有不屑于多看台下那群人的意思。他明知道他们的学问比他强,可是他坐在台上,他们坐在台下;无论怎说,他是个人物,学问不学问的,他们不过是些小兵小将。他是主席,到底他是主人。他不能不觉着得意,可是还要露出有涵养,所以眼睛不能老睁着,好像天下最不要紧的事就是做主席。可是,眼睛也不能老闭着,也得留神下边有斜眼看他的人没有。假如有的话,得设法收拾他。就是在这么一睁眼的工夫,他看见了铁牛。

铁牛仿佛不是来赴会,而是料理自家的丧事或喜事呢。出来进去,好似世上就忙了他一个人了。

有人在台上宣读论文。病鸭的眼闭死了,每隔一分多钟点一次头,他表示对论文的欣赏,其实他是琢磨铁牛呢。他不愿承认他和铁牛同过学,他在台上闭目养神,铁牛在台下当“碎催”,好像他们不能做过学友;现在距离这么远,原先也似乎相离不应当那么近。他又不能不承认铁牛确是他的同学,这使他很难堪:是可怜铁牛好呢,还是夸奖自己好呢?铁牛是不是看见了他而故意地躲着他?或者也许铁牛自惭形秽不敢上前?是不是他应当显着大度包容而先招呼铁牛?他不能决定,而越发觉得“同学”是件别扭事。

台下一阵掌声,主席睁开了眼。到了休息的时间。病鸭走到会场的门口,迎面碰上了铁牛。病鸭刚看见他,便赶紧拿着尺寸一低头,理铁牛不理呢?得想一想。可是他还没想出主意,就觉出右手像掩在门缝里那么疼了一阵。一抽手的工夫,他听见了:“老李!还是这么瘦?老李——”

病鸭把手藏在衣袋里,去暗中舒展舒展;翻眼看了铁牛一下,铁牛脸上的笑意像个开花弹似的,从脸上射到空中。病鸭一时找不到相当的话说。他觉得铁牛有点过于亲热。可又觉得他或者没有什么恶意——“还是这么瘦”打动了自怜的心,急于找话说,往往就说了不负责任的话。“老王,跟我吃饭去吧?”说完很后悔,只希望对方客气一下。可是铁牛点了头。病鸭脸上的绿色加深了些。“几年没有见了,咱们得谈一谈!”铁牛这个家伙是赏不得脸的。

两个老同学一块儿吃饭,在铁牛看,是最有意思的。病鸭可不这样看——两个人吵起来才没法下台呢!他并不希望吵,可是朋友到一块儿,有时候不由得不吵。脑子里一转弯,不能不吵;谁还能禁止得住脑子转弯?

铁牛是看见什么吃什么,病鸭要了不少的菜。病鸭自己可是不吃,他的筷子只偶尔地夹起一小块锅贴豆腐。“我只能吃点豆腐。”他说。他把“豆腐”两个字说得不像国音,也不像任何方音,听着怪像是外国字。他有好些字这么说出来。表示他是走南闯北,自己另制了一份儿“普通话”。“哎?”铁牛听不懂这两个字。继而一看他夹的是豆腐,才明白过来:“咱可不行;豆腐要是加上点牛肉或者还沉重点儿。我说,老李,你得注意身体呀。那么瘦还行?”

太过火了!提一回正足以打动自怜的情感。紧自说人家瘦,这是看不起人!病鸭的脑子里皱上了眉。不便往下接着说,换换题目吧:“老王,这几年净在哪儿呢?”

“——农场,不坏的小地方。”

“场长是谁?”

幸而铁牛这回没忘了——“赵次江。”

病鸭微微点了点头,唯恐怕伤了气。“他呀?待你怎样?”

“无所谓,他干他的,我干我的;只希望他别撤换我。”铁牛为是显着和气。也动了一块豆腐。

“拿过来好了。”病鸭觉得说了这半天,只有这一句还痛快些,“老王,你干吧!”

“我当然是干哪,我就怕干不下去,前功尽弃。咱们这种工作要是没有长时间,是等于把钱打了水漂儿。”

“我是让你干场长。现成的事,为什么不拿过来?拿过来,你爱怎办怎办;赵次江是什么玩意!”

“我当场长,”铁牛好像听见了一件奇事,“等过个半年来的,好被别人顶了?”

有点给脸不兜着!病鸭心里默演对话:“你这小子还不晓得李老爷有多大势力?轻看我?你不放心哪,我给你一手儿看看。”他略微一笑,说出声来:“你不干也好,反正咱们把它拿过来好了。咱们有的是人。你帮忙好了。你看看,我说不叫赵次江干,他就干不了!这话可不用对别人说。”铁牛莫名其妙。

病鸭又补上一句:“你想好了,愿意干呢,我还是把场长给你。”

“我只求能继续做我的试验;别的我不管。”铁牛想不出别的话。

“好吧,”病鸭又“那么”说了这两个字,好像德国人在梦里练习华语呢。

直到年会开完,他们俩没再坐在一块谈什么。从铁牛那面儿说,他觉得病鸭是拿着一点精神病做事呢。“身体弱,见了喜神也不乐。”编好了这么句唱儿,就把病鸭忘了。铁牛回到农场不久,场长果然换了。新场长对他很客气,头一天到任便请他去谈话:“王先生,李先生的老同事。请多帮忙,我们得合作。老实不客气地讲,兄弟对于农学是一窍不通。不过呢,和李先生的关系还那个。王先生帮忙就是了,合作,我们合作。”铁牛想不出,他怎能和个不懂农学的人合作。“精神病!”他想到这么三个字,就顺口说出来。

新场长好像很明白这三个字的意思,脸沉下去:“兄弟老实不客气地讲,王先生,这路话以后请少说为是。这倒与我没关系,是为你好。你看,李先生打发我到这儿来的时候,跟我谈了几句那天你怎么与他一同吃饭,说了什么。李先生露出一点意思,好像是说你有不合作的表示。不过他决不因为这个便想——啊,同学的面子总得顾到。请原谅我这样太不客气!据我看呢,大家既是朋友,总得合作。我们对于李先生呢,也理当拥护。自然我们不拥护他,那也没什么。不过是我们——不是李先生——先吃亏罢了。”

铁牛莫名其妙。

新场长到任后第一件事是撤换人,第二件事是把椅子都漆白了。第一件与铁牛无关,因为他没被撤职。第二件可不这样,场长派他办理油饰椅子,因这是李先生视为最重要的事,所以选派铁牛,以表示合作的精神。

铁牛既没那个工夫,又看不出漆刷椅子的重要,所以不管。

新场长告诉了他:“我接受你的战书;不过,你既是李先生的同学,我还得留个面子,请李先生自己处置这回事。李先生要是——什么呢,那我可也就爱莫能助了!”

“老李——”铁牛刚一张嘴,被场长给截住:“你说的是李先生?原谅我这样爽直,李先生大概不甚喜欢你这个‘老李’。”

“好吧,李先生知道我的工作,他也是学农的。场长就是告诉他,我不管这回事,他自然会晓得我什么不管。假如他真不晓得,他那才真是精神病呢。”铁牛似乎说高了兴:“我一见他的面,就看出来,他的脸是绿的。他不是坏人,我知道他;同学好几年,还能不知道这个?假如他现在变了的话,那一定是因为身体不好。我看见不是一位了,因为身体弱常闹小性。我一见面就劝了他一顿,身体弱,脑子就爱转弯。看我,身体棒,睁开眼就唱。”他哈哈地笑起来。场长一声没出。

过了一个星期,铁牛被撤了差。

他以为这一定不能是病鸭的主意,因此他并不着慌。他计划好:援据前例,第二天还照常来工作;场长真禁止他进去呢,再找老李——老李当然要维持老同学的。可是,他临出来的时候,有人来告诉他:“场长交派下来,你要明天是——的话,可别说用巡警抓你。”

他要求见场长,不见。

他又回到试验室,呆呆地坐了半天,几年的心血……不能,不能是老李的主意,老李也是学农的,还能不明白我的工作的重要?他必定能原谅咱铁牛,即使真得罪了他。什么地方得罪了他呢?想不出来。除非他真是精神病。不能,他那天不是还请我吃饭来着?不论怎着吧,找老李去,他必定能原谅我。

铁牛越这样想越心宽,一见到病鸭,必能回职继续工作。他看着试验室内东西,心中想象着将来的成功——再有一二年,把试验的结果拿到农村去实地应用,该收一个粮的便收两个……和和平平的做了件大事!他到农场去绕了一圈,地里的每一棵谷每一个小木牌,都是他的儿女。回到屋内,给老李写了封顶知己的信,告诉他在某天去见他。把信发了,他觉得已经是一天云雾散。

按着信上规定的时间去见病鸭,病鸭没在家。可是铁牛不肯走,等一等好了。

等到第四个钟头上,来了个仆人:“请不用等我们老爷了,刚才来了电话,中途上暴病,入了医院。”

铁牛顾不得去吃饭,一直跑到医院去。

病人不能接见客人。

“什么病呢?”铁牛和门上的人打听。

“没病,我们这儿的病人都没病。”门上的人倒还和气。

“没病干吗住院?”

“那咱们就不晓得了,也别说,他们也多少有点病。”

铁牛托那个人送进张名片。

待了一会,那个人把名片拿起来,上面有几个铅笔写的字:“不用再来,咱们不合作。”

“和和平平地做件大事!”铁牛一边走一面低声地念道。

也是三角

从前线上溃退下来,马得胜和孙占元发了五百多块钱的财。两支快枪,几对镯子,几个表……都出了手,就发了那笔财。在城里关帝庙租了一间房,两人享受着手里老觉着痒痒地生活。一人做了一身洋缎的衣裤,一件天蓝的大夹袄,城里城外任意地逛着,脸都洗得发光,都留下平头。不到两个月的工夫,钱已出去快一半。回乡下是万不肯的;做买卖又没经验,而且资本也似乎太少。钱花光再去当兵好像是唯一的,而且并非完全不好的途径。两个人都看出这一步。可是,再一想,生活也许能换个样,假如别等钱都花完,而给自己一个大的变动。从前,身子是和军衣刺刀长在一块,没事的时候便在操场上摔跤,有了事便朝着枪弹走。性命似乎一向不由自己管着,老随着口令活动。什么是大变动?安稳的活几天,比夜间住关帝庙,白天逛大街,还得安稳些。得安分儿家!有了家,也许生活自自然然地就起了变化。因此而永不再当兵也未可知,虽然在行伍里不完全是件坏事。两人也都想到这一步,他们不能不想到这一步,为人要没成过家,总是一辈子的大缺点。成家的事儿还得赶快地办,因为钱的出手仿佛比军队出发还快。钱出手不能不快,弟兄们是热心肠的,见着朋友,遇上叫花子多央告几句,钱便不由得出了手。婚事要办得马上就办,别等到袋里只剩了铜子的时候。两个人也都想到这一步,可是没法儿彼此商议。论交情,二人是盟兄弟,一块儿上过阵,一块儿入过伤兵医院,一块儿吃过睡过抢过,现在一块儿住着关帝庙。衣裳袜子可以不分;只是这件事没法商议。衣裳吃喝越不分彼此,越显着义气。可是俩人不能娶一个老婆,无论怎说。钱,就是那一些;一人娶一房是办不到的。还不能口袋底朝上,把洋钱都办了喜事。刚入了洞房就白瞪眼,耍空拳头玩,不像句话。那么,只好一个娶妻,一个照旧打光棍。叫谁打光棍呢,可是?论岁数,都三十多了;谁也不是小孩子。论交情,过得着命;谁肯自己成了家,叫朋友愣着翻白眼?把钱平分了,各自为政;谁也不能这么说。十几年的朋友,一旦忽然散伙,连想也不能这么想。简直是没办法。越没办法越都常想到:三十多了;钱快完了;也该另换点事做了,当兵不是坏事,可是早晚准碰上一两个枪弹。逛窑子还不能哥儿俩挑一个“人儿”呢,何况是娶老婆?俩人都喝上四两白干,把什么知心话都说了,就是“这个”不能出口。

马得胜——新印的名片,字国藩,算命先生给起的——是哥,头像个木瓜,脸皮并不很粗,只是七棱八瓣的不整庄。孙占元是弟,肥头大耳朵的,是猪肉铺的标准美男子。马大哥要发善心的时候先把眉毛立起来,有时候想起死去的老母就一边落泪一边骂街。孙老弟永远很和气,穿着便衣问路的时节也给人行举手礼。为“那件事”,马大哥的眉毛已经立了三天,孙老弟越发的和气,谁也不肯先开口。

马得胜躺在床上,手托着自己那个木瓜,怎么也琢磨不透“国藩”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心里本不想琢磨这个。孙占元就着煤油灯念《大八义》,遇上有女字旁的字,眼前就来了一顶红轿子,轿子过去了,他也忘了念到哪一行。赌气了不念了,把背后贴着金玉兰相片的小圆镜拿起来,细看自己的牙。牙很齐,很白,很没劲,翻过来看金玉兰,也没劲,胖娘们一个。不知怎么想起来:“大哥,小洋凤的《玉堂春》妈的才没劲!”

“野娘们都妈的没劲!”大哥的眉毛立起来,表示同情于盟弟。

盟弟又翻过镜子看牙,这回是专看两个上门牙,大而白亮亮的不顺眼。

俩人全不再言语,全想着野娘们没劲,全想起和野娘们完全不同的一种女的——沏茶灌水的,洗衣裳做饭,老跟着自己,生儿养女,死了埋在一块。由这个又想到不好意思想的事,野娘们没劲,还是有个正经的老婆。马大哥的木瓜有点发痒,孙老弟有点要坐不住。更进一步地想到,哪怕是合伙娶一个呢。不行,不能这么想。可是全都这么想了,而且想到一些更不好意思想的光景。虽然不好意思,但也有趣。虽然有趣,究竟是不好意思。马大哥打了个很勉强的哈欠,孙老弟陪了一个更勉强的。关帝庙里住的卖猪头肉的回来了。孙占元出去买了个压筐的猪舌头。两个弟兄,一人点心了一半猪舌头,一饭碗开水,还是没劲。

他们二位是庙里的财主。这倒不是说庙里都是穷人。以猪头肉作坊的老板说,炕里头就埋着七八百油腻很厚的洋钱。可是老板的钱老在炕里埋着。以后殿的张先生说,人家曾作过县知事,手里有过十来万。可是知事全把钱抽了烟,姨太太也跟人跑了。谁也比不上这兄弟俩,有钱肯花,而且不抽大烟。猪头肉作坊卖得着他们的钱,而且永远不驳价儿,该多少给多少,并不因为同住在关老爷面前而想打点折扣。庙里的人没有不爱他们的。

最爱他们哥俩的是李永和先生。李先生大概自幼就长得像汉奸,要不怎么,谁一看见他就马上想起“汉奸”这两个字来呢。细高身量,尖脑袋,脖子像棵葱,老穿着通天扯地的瘦长大衫。脚上穿着缎子鞋,走道儿没一点响声。他老穿着长衣服,而且是瘦长。据说,他也有时候手里很紧,正像庙里的别人一样。可是不论怎么困难,他老穿着长衣服;没有法子的时候,他能把贴身的衣袄当了或是卖了,但是总保存着外边的那件。所以他的长衣服很瘦,大概是为穿空心大袄的时候,好不太显着里边空空如也,而且实际上也可以保存些暖气。这种办法与他的职业大有关系。他必须穿长袍和缎子鞋。说媒拉纤,介绍典房卖地倒铺底,他要不穿长袍便没法博得人家信仰。他的自己的信仰是成三破四的“佣钱”,长袍是他的招牌与水印。

自从二位财主一搬进庙来,李永和把他们看透了。他的眼看人看房看地看货全没多少分别,不管人的鼻子有无,他看你值多少钱,然后算计好“佣钱”的比例数。他与人们的交情止于佣钱到手那一天——他准知道人们不再用他。他不大搭理庙里的住户们,因为他们差不多都曾用过他,而不敢再领教。就是张知事照顾他的次数多些,抽烟的人是愣吃亏也不愿起来的。可是近来连张知事都不大招呼他了,因为他太不客气。有一次他把张知事的紫羔皮袍拿出去,而只带回几粒戒烟丸来。“顶好是把烟断了,”他教训张知事,“省得叫我拿羊皮皮袄满街去丢人;现在没人穿羊皮,连狐腿都没人屑于穿!”张知事自然不会一赌气了上街去看看,于是躺在床上差点没瘾死过去。

李永和已经吃过二位弟兄好几顿饭。第一顿吃完,他已把二位的脉都诊过了。假装给他们设计想个生意,二位的钱数已在他的心中登记备了案。他继续着白吃他们,几盅酒的工夫把二位的心事全看得和写出来那么清楚。他知道他们是萤火虫的屁股,亮儿不大,再说当兵不比张知事,他们急了会开打。所以他并不勒紧了他们,好在先白吃几顿也不坏。等到他们找上门来的时候,再勒他们一下,虽然是一对萤火虫,到底亮儿是个亮儿;多吧少吧,哪怕只闹新缎子鞋穿呢,也不能得罪财神爷——他每到新年必上财神庙去借个头号的纸元宝。

二位弟兄不好意思彼此商议那件事,所以都偷偷地向李先生谈论过。李先生一张嘴就使他们觉到天下的事还有许多他们不晓得的呢。

“上阵打仗,立正预备放的事儿,你们弟兄是内行;行伍出身,那不是瞎说的!”李先生说,然后把声音放低了些,“至于娶妻成家的事儿,我姓李的说句大话,这里边的深沉你们大概还差点经验。”

这一来,马孙二位更觉非经验一下不可了。这必是件极有味道,极重要,极其“妈的”的事。必定和立正开步走完全不同。一个人要没尝这个味儿,就是打过一百回胜仗也是瞎掰!

得多少钱呢,那么?

谈到了这个,李先生自自然然的成了圣人。一句话就把他们问住了:“要什么样的人呢?”

他们无言答对,李先生才正好拿出心里那部“三国志”。原来女人也有三六九等,价钱自然不都一样。比如李先生给陈团长说的那位,专说放定时候用的喜果就是一千二百包,每包三毛五分大洋。三毛五;十包三块五;一百包三十五;一千包三百五;一共四百二十块大洋,专说喜果!此外,还有“小香水”、“金刚钻”的金刚钻戒指,四个!此外……二位兄弟心中几乎完全凉了。幸而李先生转了个大弯:咱们弟兄自然是图个会洗衣裳做饭的,不挑吃不挑喝的,不拉舌头扯簸箕的,不偷不摸的,不叫咱们戴绿帽子的,家贫志气高的大姑娘。

这样大姑娘得多少钱一个呢?

也得三四百,岳父还得是拉洋车的。

老丈人拉洋车或是赶驴倒没大要紧;“三四百”有点噎得慌。二弟兄全觉得噎得慌,也都勾起那个“合伙娶”。

李先生——穿着长袍缎子鞋——要是不笑话这个办法,也许这个办法根本就不错。李先生不但没摇头,而且拿出几个证据,这并不是他们的新发明。就是阔人们也有这么办的,不过手续上略有不同而已。比如丁督办的太太常上方将军家里去住着,虽然方将军府并不是她的娘家。

况且李先生还有更动人的道理:咱们弟兄不能不往远处想,可也不能太往远处想。该办的也就得办,谁知道今儿个脱了鞋,明天还穿不穿!生儿养女,谁不想生儿养女?可是那是后话,目下先乐下子是真的。

二位全想起枪弹满天飞的光景。先前没死,活该;以后谁敢保不死?死了不也是活该?合伙娶不也是活该?难处自然不少,比如生了儿子算谁的?可是也不能“太往远处想”,李先生是圣人,配做个师部的参谋长!

有肯这么干的姑娘没有呢?

这比当窑姐强不强?李先生又问住了他们。就手儿二位不约而同地——他俩这种讨教本是单独的举动——把全权交给李先生。管他舅子的,先这么干了再说吧。他们无须当面商量,自有李先生给从中斡旋与传达意见。

事实越来越像真的了,二位弟兄没法再彼此用眼神交换意见;娶妻,即使是用有限公司的办法,多少得预备一下。二位费了不少的汗才打破这个羞脸,可是既经打破,原来并不过火的难堪,反倒觉得弟兄的交情更厚了——没想到的事!二位决定只花一百二十块的彩礼,多一个也不行。其次,庙里的房别辞退,再在外边租一间,以便轮流入洞房的时候,好让换下班来的有地方驻扎。至于谁先上前线,孙老弟无条件的让给马大哥。马大哥极力主张抓阄决定,孙老弟无论如何也不服从命令。

吉期是十月初二。弟兄们全做了件天蓝大棉袍,和青缎子马褂。

李先生除接了十元的酬金之外,从一百二十元的彩礼内又留下七十。

老林四不是卖女儿的人。可是两个儿子都不孝顺,一个住小店,一个不知下落,老头子还说得上来不自己去拉车?女儿也已经二十了。老林四并不是不想给她提人家,可是看要把女儿再撒了手,自己还混个什么劲?这不纯是自私,因为一个车夫的女儿还能嫁个阔人?跟着自己呢,好吧歹吧,究竟是跟着父亲;嫁个拉车的小伙子,还未必赶上在家里好呢。自然这个想法究竟不算顶高明,可是事儿不办,光阴便会走得很快,一晃儿姑娘已经二十了。

他最恨李先生,每逢他有点病不能去拉车,李先生必定来递嘻和[5]。他知道李先生的眼睛是看着姑娘。老林四的价值,在李先生眼中:就在乎他有个女儿。老林四有一回把李先生一个嘴巴打出门外。李先生也没着急,也没生气,反倒更和气了,而且似乎下了决心,林姑娘的婚事必须由他给办。

林老头子病了。李先生来看他好几趟。李先生自动地借给老林四钱,叫老林四给扔在当地。

病到七天头上,林姑娘已经两天没有吃什么。当没的当,卖没的卖,借没地方去借。老林四只求一死,可是知道即使死了也不会安心——扔下个已经两天没吃饭的女儿。不死,病好了也不能马上就拉车去,吃什么呢?

李先生又来了,五十块现洋放在老林四的头前:“你有了棺材本,姑娘有了吃饭的地方——明媒正娶。要你一句干脆话。行,钱是你的。”他把洋钱往前推一推。“不行,吹!”

老林四说不出话来,他看着女儿,嘴动了动——你为什么生在我家里呢?他似乎是说。

“死,爸爸,咱们死在一块儿!”她看着那些洋钱说,恨不能把那些银块子都看碎了,看到底谁——人还是钱——更有力量。

老林四闭上了眼。

李先生微笑着,一块一块地慢慢往起拿那些洋钱,微微的有点铮铮的响声。

他拿到十块钱上,老林四忽然睁开眼了,不知什么地方来的力量,“拿来!”他的两只手按在钱上。“拿来!”他要李先生手中的那十块。

老林四就那么趴着,好像死了过去。待了好久,他抬起点头来:“姑娘,你找活路吧,只当你没有过这个爸爸。”“你卖了女儿?”她问。连半个眼泪也没有。

老林四没作声。

“好吧,我都听爸爸的。”

“我不是你爸爸。”老林四还按着那些钱。

李先生非常的痛快,颇想夸奖他们父女一顿,可是只说了一句:“十月初二娶。”

林姑娘并不觉得有什么可羞的,早晚也得这个样,不要卖给人贩子就是好事。她看不出面前有什么光明,只觉得性命像更钉死了些;好歹,命是钉在了个不可知的地方。那里必是黑洞洞的,和家里一样,可是已经被那五十块白花花的洋钱给钉在那里,也就无法。那些洋钱是父亲的棺材与自己将来的黑洞。

马大哥在关帝庙附近的大杂院里租定了一间小北屋,门上贴了喜字。打发了一顶红轿把林姑娘运了来。林姑娘没有可落泪的,也没有可兴奋的。她坐在炕上,看见个木瓜脑袋的人。她知道她变成木瓜太太,她的命钉在了木瓜上。她不喜欢这个木瓜,也说不上讨厌他来,她的命本来不是她自己的,她与父亲的棺材一共才值五十块钱。

木瓜的口里有很大的酒味。她忍受着;男人都喝酒,她知道。她记得父亲喝醉了曾打过妈妈。木瓜的眉毛立着,她不怕;木瓜并不十分厉害,她也不喜欢。她只知道这个天上掉下来的木瓜和她有些关系,也许是好,也许是歹。她承认了这点关系,不大愿想关系的好歹。她在固定的关系上觉得生命的渺茫。

马大哥可是觉得很有劲。扛了十几年的枪杆,现在才抓到一件比枪杆还活软可爱的东西。枪弹满天飞的光景,和这间小屋里的暖气,绝对的不同。木瓜旁边有个会呼吸的,会服从他的,活东西。他不再想和盟弟共享这个福气,这必须是个人的,不然便丢失了一切。他不能把生命刚放在肥美的土里,又拔出来;种豆子也不能这么办!

第二天早晨,他不想起来,不愿再见孙老弟。他盘算着以前不会想到的事。他要把终身的事画出一条线来,这条线是与她那一条并行的。因为并行,这两条线的前进有许多复杂的交叉与变化,好像打秋操时摆阵式那样。他是头道防线,她是第二道,将来会有第三道,营垒必定一天比一天稳固。不能再见盟弟。

但是他不能不上关帝庙去,虽然极难堪。由北小屋到庙里去,是由打秋操改成游戏,是由高唱军歌改成打哈哈凑趣,已经画好了的线,一到关帝庙便涂抹净尽。然而不能不去,朋友们的话不能说了不算。这样的话根本不应当说,后悔似乎是太晚了。或者还不太晚,假如盟弟能让步呢?

盟弟没有让步的表示!孙老弟的态度还是拿这事当个笑话看。既然是笑话似的约定好,怎能翻脸不承认呢?是谁更要紧呢,朋友还是那个娘们?不能决定。眼前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晚上得睡在关帝庙,叫盟弟去住那间小北屋。这不是换防,是退却,是把营地让给敌人!马大哥在庙里懒睡了一下半天。

晚上,孙占元朝着有喜字的小屋去了。

屋门快到了,他身上的轻松劲儿不知怎的自己消灭了。他站住了,觉得不舒服。这不同逛窑子一样。天下没有这样的事。他想起马大哥,马大哥昨天夜里成了亲。她应当是马大嫂。他不能进去!

他不能不进去,怎知道事情就必定难堪呢?他进去了。

林姑娘呢——或者马大嫂合适些——在炕沿上对着小煤油灯发愣呢。

他说什么呢?

他能强奸她吗?不能。这不是在前线上;现在他很清醒。他木在那里。

把实话告诉她?他头上出了汗。

可是他始终想不起磨回头[6]就走,她到底“也”是他的,那一百二十块钱有他的一半。

他坐下了。

她以为他是木瓜的朋友,说了句:“他还没回来呢。”

她一出声,他立刻觉出她应该是他的。她不甚好看,可是到底是个女的。他有点恨马大哥。像马大哥那样的朋友,军营里有的是;女的,妻,这是头一回。他不能退让。他知道他比马大哥长得漂亮,比马大哥会说话。成家立业应该是他的事,不是马大哥的。他有心问问她到底爱谁,不好意思出口,他就那么坐着,没话可说。

坐得工夫很大了,她起了疑。

他越看她,越舍不得走。甚至于有时候想过去硬搂她一下;打破了羞脸,大概就容易办了。可是他坐着没动。不,不要她,她已经是破货。还是得走。不,不能走;不能把便宜全让给马得胜;马得胜已经占了不小的便宜!

她看他老坐着不动,而且一个劲儿地看着她,她不由得脸上红了。他确是比那个木瓜好看,体面,而且相当的规矩。同时,她也有点怕他,或者因为他好看。

她的脸红了。他凑过来。他不能再思想,不能再管束自己。他的眼中冒了火。她是女的,女的,女的,没工夫想别的了。他把事情全放在一边,只剩下男与女;男与女,不管什么夫与妻,不管什么朋友与朋友。没有将来,只有现在,现在他要施展出男子的威势。她的脸红得可爱!

她往炕里边退,脸白了。她对于木瓜,完全听其自然,因为婚事本是为解决自己的三顿饭与爸爸的一口棺材;木瓜也好,铁犁也好,她没有自由。可是她没预备下更进一步的随遇而安。这个男的确是比木瓜顺眼,但是她已经变成木瓜太太!

见她一躲,他痛快了。她设若坐着不动,他似乎没法儿进攻。她动了,他好像抓着了点儿什么,好像她有些该被人追击的错处。当军队乘胜追迫的时候,谁也不拿前面溃败着的兵当作人看,孙占元又尝着了这个滋味。她已不是任何人,也不和任何人有什么关系。她是使人心里痒痒的一个东西,追!他也张开了口,这是个习惯,跑步的时候得喊一二三——四,追敌人得不干不净地卷着。一进攻,嘴自自然然地张开了:“不用躲,我也是——”说到这儿,他忽然地站定了,好像得了什么暴病,眼看着棚。

他后悔了。为什么事前不计议一下呢!?比如说,事前计议好:马大哥缠她一天,到晚间九点来钟吹了灯,假装出去撒尿,趁机把我换进来,何必费这些事,为这些难呢?马大哥大概不会没想到这一层,哼,想到了可是不明告诉我,故意来叫我碰钉子。她既是成了马大嫂,难道还能承认她是马大嫂外兼孙大嫂?

她乘他这么发愣的当儿,又凑到炕沿,想抽冷子跑出去。可是她没法能脱身而不碰他一下。她既不敢碰他,又不敢老那么不动。她正想主意,他忽然又醒过来,好像是。“不用怕,我走。”他笑了,“你是我们俩娶的,我上了当。我走。”

她万也没想到这个。他真走了。她怎么办呢?他不会就这么完了,木瓜也当然不肯撒手。假如他们俩全来了呢?去和父亲要主意,他病病歪歪的还能有主意?找李先生去,有什么凭据?她愣一会子,又在屋里转几个小圈。离开这间小屋,上哪里去?在这儿,他们俩要一同回来呢?转了几个圈,又在炕沿上愣着。

约莫着有十点多钟了,院中住的卖柿子的已经回来了。

她更怕起来,他们不来便罢,要是来必定是一对儿!

她想出来:他们谁也不能退让,谁也不能因此拼命。他们必会说好了。和和气气的,一齐来打破了羞脸,然后……她想到这里,顾不得拿点什么,站起就往外走,找爸爸去。她刚推开门,门口立着一对,一个头像木瓜,一个肥头大耳朵的。都露着白牙向她笑,笑出很大的酒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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