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澄、温、沅、季老弟左右：
湖北青抚台于今日入省城。所带兵勇，均不准其入城，在城外二十里扎营，大约不过五六千人。其所称难民数万在后随来者，亦未可信。此间供应数日，即给与途费，令其至荆州另立省城。此实未有之变局也。
邹心田处，已有札至县撤委①。前胡维峰言邹心田可劝捐，余不知其即至堂之兄也。昨接父大人手谕始知之，故即札县撤之。胡维峰近不妥当，亦必屏斥②之。余去年办清泉宁征义、宁宏才一案，其卷已送回家中，请澄弟查出，即日付来为要。
湖北失守，李鹤人之父（孟群，带广西水勇来者）想已殉难。鹤人方寸已乱，此刻无心办事。日内尚不能起行，至七月初旬乃可长征耳。余不一一。
诸弟在家教子侄，总须有勤敬二字。无论治世乱世，凡一家之中能勤能敬，未有不兴，不勤不敬，未有不败者。至切至切。余深悔往日未能实行此二字也，千万叮嘱。澄弟向来本勤，但不敬耳。阅历之后，应知此二字之不可须臾离也。
兄国藩手草
“注释”
①撤委：撤去委托。
②屏斥：斥退；除去。
“当代阐释”
能勤能敬方能兴家
《尚书》说：“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意思是说，勤劳、节俭，才能使国家发达，家庭兴旺。
早在先秦时期，一些明智的父母就教育孩子要具备勤劳的美德。《国语？鲁语下》记载了鲁敬姜立身勤劳的故事，说春秋鲁国大夫文伯退朝回家，拜见母亲敬姜，见母亲正在纺麻，感叹道：“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主母还在纺麻，我担心引起主政季康子的不满，认为我不能侍奉母亲啊！”其母叹息说：“鲁国大概要灭亡了吧！让一个不懂事的人在朝廷做官，怎么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啊？过去圣明的君主安置百姓，偏选那些贫瘠的土地，目的是使百姓勤劳而后使用他们，因此能长久地统治天下。百姓勤劳就会想到节俭，知道节俭就会产生好思想；生活安逸就会祸乱多欲，祸乱多欲就会忘记善良和美好的东西，忘记了善良就会产生坏思想。”敬姜的这番议论，无非是告诫儿子，把勤劳当作一种美德铭记在心。由此可见，勤劳不仅是人能够生存的首要条件，而是修身、持家、治国的法宝。
曾氏在个人修身养性方面坚持以勤为本，在治家教子方面，曾国藩更是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一个“勤”字。他屡屡讲他自己如何恪守勤，时时提醒诸位弟弟要坚持勤，处处告诫夫人要带头勤，每每不忘教育子女要学会勤。后来，他家书中又将“勤”字与“敬”字并举提出：“诸子侄辈于‘勤敬’二字略有长进否？若尽与此二字相反，其家未有不落者；若个个勤而且敬，其家未有不兴者，无论世乱与世治也。诸弟须刻刻留心，为子侄作榜样也”，“诸弟在家教子侄，总须有勤敬二字。无论治世乱世，凡一家之中能勤能敬，未有不兴，不勤不敬，未有不败者。至切至切”，殷切之情，跃然纸上。
曾国藩教育子侄守“勤”有多种要求：“子姓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从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庶渐渐务本，而不习淫佚矣。”他对于妇女的勤劳也有具体的要求。首先是要慢慢养成勤劳的习惯：“此者，妇道之最要者也。但须教之以渐，渠系富贵之女，未习劳苦，由渐而已。则日变月化，而迁善不知。若改之太骤，则难期有恒。”其次是精细安排：“新妇初来，宜教之入厨做羹，勤于纺绩。不宜因其为富贵子妇，不事操作。大、二、三诸女，已能做大鞋否？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双寄余，各表孝敬之忱，各争针黹之工。所织之布，做成衣袜寄来，余亦得察闺门以内之勤惰也。”连儿子曾纪泽娶室入户，曾国藩也不忘写信给儿子嘱其转诫新妇，要她“学习编织酒食二事，要亲下厨房，讲求做酒食小菜。”曾国藩在南京总督府任内，其夫人和儿媳们，每晚还要织麻纺纱，很少间断，与达官贵人豪富之家妻女的生活，真不可同日而语了。 “家勤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这是曾氏为家中妇幼所订立的最后家规，也是他的传家之宝。他的这种家教方式，在封建社会中可谓是一奇观，就是在经济飞速发展、生活日益富裕的今日，仍很有借鉴意义。曾氏家庭之所以能长盛不衰，持续百多年，代代均有人才出，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与其“勤”字家教的成功是分不开的。
“文化常识”
清代的花翎制度
花翎是清代官员的冠饰，用孔雀翎毛饰于冠帽后，以翎眼多者为贵。翎管，就是用来插孔雀翎子并使之与冠帽连接的附属饰件。要了解翎管的价值，就有必要先了解清代的花翎制度。
清朝最看重花翎，根据官职高低佩戴花翎。宗室中，以贝子戴三眼花翎，最为尊贵；镇国公戴双眼花翎，为稍次，镇国将军等戴单眼花翎，而亲王、郡王虽然爵位比以上更为尊崇，但非蒙皇上特赐不能戴花翎，而且已经赐有花翎者，遇到朝冠晋见时仍不能戴用。凡是由皇子分封的亲王、郡王都不赐戴花翎，这是因为戴花翎是“臣僚之冠”，而亲王、郡王、皇子等乃宗室贵位，戴翎子由有“纡尊”之嫌。
清代有品位的官员佩有花翎，内廷王、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直省将军、内大臣等以及领侍卫府官、满族官员五品以上皆冠戴孔雀花翎，六品以下者只能戴褐羽蓝翎，也就是俗称“野鸡翎子”了。清代的亲王、郡王中赏戴花翎的，仅见于乾隆朝。当时顺承勤郡王名叫泰斐英阿，因为当了前锋统领，便向皇祖乾隆乞赐花翎。乾隆说，花翎是贝子之制，诸王戴了就会失制。军机大臣傅恒就代为说情：郡王年幼，想戴花翎玩儿，以为美观。乾隆这才答应了，同时赐给另一位皇孙三眼花翎，说：都是孙辈，以为美观可也。
清代勋臣中，功勋卓著或恩宠有加者，仅仅能够得到皇上赏赐的双眼花翎。比如贤相傅恒、权相和坤、傅恒之子福康安等，都只得到双眼花翎，而且，清代定制，外任文职官员不赏花翎。只是到乾隆时期，有一位叫方承观的直隶知府，受到皇上特别眷爱，古北口大阅兵时，就特乞皇上赏戴花翎，乾隆就赏赐给了他。此后，外任各省总督、巡抚等大员，也就屡有蒙恩赐花翎的了。
外任武臣中，除非有卓著的军功，否则也不可蒙赐花翎。康熙时，福建提督施琅收复台湾，诏封靖海侯，子孙世袭，而施琅却上疏辞侯，恳请皇上赐花翎。当时，在外领兵的将军、提督都还没有赐给花翎的先例。康熙乃特旨赐施琅戴花翎。可见在当时文武臣僚小目中，赏赐花翎简直比封侯还要荣耀。
正因为此，后来的清代文官对奖戴花翎特别重视。除军功外，非“异常劳绩”不得保奖花翎，而且，限定每案不得超过三名。道光二十八年，因修皇族的族谱“玉牒”造成，提调官增庆被奏赏花翎，这是首开军功之外的“别项劳绩保翎”之例。从此诸如皇上“山陵奉字”、海运事宜、劝捐、抽厘之类，都相率保荐花翎。光绪初年，大保案迭兴，加官加衔，各种新奇花样不可胜举，戴花翎者，满街行走了。 这时花翎身价尽管已大不如前，但在吏部引见外地赴任低级官员时，在冠服方面仍有严格规定。若有花翎、蓝翎人员，其翎管不准用白玉，若用翡翠或带皮子玉者，都要以违例论处。
到清末，捐例大开，用钱也可以买到花翎戴，保案内就再没有保花翎者。最早用钱买到花翎的，是广东洋商伍荣耀、潘仕成。二人各捐十数万金，朝廷无力嘉奖，于是就破例赏戴花翎，一时荣之。后来，鸦片战争中，就有捐翎之例：花翎每枝实银一万两，蓝翎五千两；而且参照捐官之项进行折扣。这样实捐银较少，捐翎者遂多。咸丰九年（1859年）又改为实银。不准折扣：花翎每枝七千两，蓝翎四千两。到了后来，每枝花翎仅用二百元就可以捐到。这是清代花翎之制的穷途末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