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四位老弟足下：
前月寄信，想已接到。余蒙祖宗遗泽、祖父教训，幸得科名，内顾无所忧，外遇无不如意，一无所觖①矣。所望者再得诸弟强立，同心一力，何患令名之不显？何患家运之不兴？欲别立课程，多讲规条，使诸弟遵而行之，又恐诸弟习见而生厌心；欲默默而不言，又非长兄督责之道。是以往年常示诸弟以课程，近来则只教以有恒二字。所望于诸弟者，但将诸弟每月功课写明告我，则我心大慰矣。乃诸弟每次写信，从不将自己之业写明，乃好言家事及京中诸事。此时家中重庆，外事又有我照料，诸弟一概不管可也。以后写信，但将每月作诗几首，作文几首，看书几卷，详细告我，则我欢喜无量。诸弟或能为科名中人，或能为学问中人，其父母之令子一也，我之欢喜一也。慎弗以科名稍迟，而遂谓无可自力也。如霞仙今日之身分，则比等闲之秀才高矣。若学问愈进，身分愈高，则等闲之举人、进士又不足论矣。
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兄往年极无恒，近年略好，而犹未纯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则无一日间断。每日临帖百字，钞书百字，看书少须满二十页，多则不论。自七月起至今，已看过《王荆公②全集》百卷，《归震川③文集》四十卷，《诗经大全》二十卷，《后汉书》百卷，皆朱笔加圈批。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诸弟若能有恒如此，则虽四弟中等之资，亦当有所成就，况六弟、九弟上等之资乎？
明年肄业④之所，不知已有定否？或在家，或在外，无不可者。谓在家不好用功，此巧于卸责者也。吾今在京，日日事务纷冗，而犹可以不间断，况家中万万不可及此间之纷冗乎？树堂、筠仙自十月起，每十日作文一首，每日看书十五页，亦极有恒。诸弟试将朱子《纲目》过笔圈点，定以有恒，不过数月即圈完矣。若看注疏，每经不过数月即完，切勿以家中有事而间断看书之事，又弗以考试将近而间断看书之课。虽走路之日，到店亦可看；考试之日，出场亦可看也。
兄日夜悬望，独此有恒二字告诸弟，伏愿诸弟刻刻留心。幸甚幸甚。
兄国藩手草。
“注释”
①觖（jué）：不满意。
②王荆公：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
③归震川：归有光，字熙甫，又字开甫，号震川，昆山人。
④肄（yì）业：修习课业。古人书所学之文字于方版谓之业，师授生曰授业，生受之于师曰受业，习之曰肄业。
“当代阐释”
读书必须有恒心
自兴科举以来，无数士子学人未尝不束发就读，殚精竭虑，其间所发生的“头悬梁，锥刺骨”的“惨剧”，亦熟闻于耳。饶是如此，而名落孙山老死窗牖者所在皆是。道光二十四年间曾国荃兄弟四人科场失利，面对着科场上一帆风顺的长兄曾国藩，他们不免几分失意，几分羞愧，几分彷徨，故此，曾国藩遂写了此信，一示宽慰，二表劝励。
科场得意的曾国藩深悉科场失利带给人的精神苦痛，在给弟弟们的信中从不表露成功者的倨傲，作为兄长，他以身作则，注意体会兄弟的感受，既设身处地体会，又于呵护中履行督责之职。作为良师，他能循循诱导，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作为诤友，他又可直言不讳，及时告诫，用心良苦，让人为之感动。纵观曾国藩一生，手不释卷，功业道德文章，皆可作一世表率。学贵有恒，是曾氏成功的最大心得。在这封家书中，他多次提到“有恒”，以自己读书的经历收获，积极引导诸弟，要求诸弟将每月功课写明告知于他，要求诸弟今日事今日做，决不可对自己的惰性姑息放纵。曾国藩就此提及了自己近段时期的读书生活，“自七月起，至今已看过《王荆公文集》百卷，《归震川文集》四十卷，《诗经大全》二十卷，《后汉书》百卷，皆朱笔加圈点。”获得如此丰厚收获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持之以恒，事实胜于雄辩。人贵立志，方可有所成就，而志之所成惟在于有恒！在对诸弟的教育引导中，曾国藩尽到了兄长兼师友的职责。在曾国藩的殷殷期望和无限期许中，曾国荃们有如坐春风之感，曾氏家书所具有的不同寻常的亲和力，让人叹为观止。
曾国藩在过去的一些著述中被视为卫道士，而卫道士又往往予人以食古不化的错觉。其实这只是人们的一隅之见罢了。就这封家书而言，能把读书治学提到道的境界上加以体认，实在是曾氏的过人之处。在封建社会，功名富贵是无数士子梦寐以求的渴望。读书求学陷入其中，如入泥淖，无可自拔，这也是旧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悲剧。有鉴于此，曾国藩及时给诸弟做了高屋建瓴的提示，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科举并不是读书人的唯一抉择，能于学问上有所渐进，有所创获，更能给人以成就感。曾国藩身处科举时代，却能摆脱环境的束缚，实属难得，这也是曾氏后来出人头地，建立起煌煌功业的一个重要原因吧。读书必摆脱功名利禄的困缚，方可入于自如之境。功名总有尽头，而“学问之道无穷”，不务虚名，而求实效，是曾国藩立身修行的准则。以超越的心胸行始终如一之事，是曾国藩一生秉持的理念。究竟什么才是一生之计，这是一个让古人困惑也让今人为之烦恼的问题，在这里曾国藩给出了他个人的独到的解答。
天下事有恒心则何不可为！
“文化常识”
古代诗文集的命名
古代诗文集有很多命名的方式，除了常见的姓子式（如《孟子》、《孙子》、《列子》）、姓名式（如《岑参集》、《陆游集》）、表字式（如《李太白全集》）、别号式（如《白香山诗集》、《东坡全集》）外，还有其他一些命名方式，如：
封号式。古时君王常给臣子封号，封号也能作为诗文集名。如明代的刘基，字伯温，封诚意伯，他的作品集就命为《诚意伯文集》。北宋的王安石，封荆国公，他的作品集就命为《王荆公诗笺注》。
谥号式。古代帝王高官死后，朝廷根据死者生前事迹给予一种褒贬善恶的称号，叫“谥号”。“谥号”也可以命名诗文集，如宋代文学家范仲淹，死后加谥“文正公”，其作品集命名为《范文正公集》。
官爵式。西汉司马迁曾任太史令，世称太史公，其《史记》又称《太史公书》；唐代诗人杜甫，曾官检校工部员外郎，也称杜工部，其作品亦名《杜工部集》；明初文学家宋濂，曾官翰林学士承旨，其作品集有《宋学士文集》。
年号式。以皇帝的年号作为诗文集的命名。如唐代白居易有《白氏长庆集》，因在唐穆宗长庆年间编纂而得名；苏洵有《嘉佑集》，嘉佑是宋仁宗的年号。
显志式。以书名显示撰文编书的目的。如北宋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其目的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行失”，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
籍贯式。古代以籍贯称人表尊敬或表自谦雅趣，并常以此作为集名。如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河东解县人，也称柳河东，其作品集名为《柳河东集》；宋代散文家王安石，抚州临川人，其作品集名为《临川先生文集》。
地名式。即以任职地或隐居地地名为诗文集命名，如唐文学家杜牧别墅在樊川，故有《樊川文集》；北宋文学家沈括晚年隐居润州“梦溪园”，故有《梦溪笔谈》。
书斋式。古人常自取或由他人贺取书斋名，斋名也可以作为诗文集的命名。如清代散文家姚鼐，室名"惜抱轩"，其诗文集名为《惜抱轩诗文集》；近代梁启超，书斋名“饮冰室”，其作品集为《饮冰室合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