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字谕纪泽儿：
二十六日寄去一信，令尔于腊月来营，侍余正月进京。继又念尔体气素弱，甫经到家，又行由豫入都，驰驱太劳。且余在京不过半月两旬，尔不随侍亦无大损，而富？新造家室，尔不在家即有所损。兹再寄一信止尔之行。尔仍居家侍母，经营一切。腊月不必来营，免余惦念。
余定于正初北上，顷已附片复奏抄阅。届时鸿儿随行，二月回豫，鸿儿三月可还湘也。余决计此后不复作官，亦不作回籍安逸之想，但在营中照料杂事，维系军心。不居大位享大名，或可免于大祸大谤。若小小凶咎①，则亦听之而已。
余近日身本颇键，鸿儿亦发胖。家中兴衰，全系乎内政之整散。尔母率二妇诸女，于酒食纺绩②二事，断不可不常常勤习。目下官虽无恙，须时时作罢官衰替之想。至嘱至嘱。初五将专人送信，此次未另寄澄叔信，可送阅也。
涤生手示
“注释”
①凶咎：灾殃。
②纺绩：把丝麻等纤维纺成纱或线。古代纺指纺丝，绩指缉麻。
“当代阐释”
实至则名归
好名之心人皆有之，这本身不能说是对还是错。关键在于好的是什么名，是不是名副其实？曾国藩认为：“名实相待而成，形影相应而立。”“无实而有名者，盗也。”小实而大名者，幸也。孔子愿以执御名，而天下后人称圣焉，实也。”
故此，外在名声应是内在实际的客观反映。内在实际有好有坏，名声也随之有好有坏。美德美行溢于外，就会被人称誉；恶德恶行溢于外，就会被人厌恶。好名，就要好表里如一之名，就要好名副其实之名。而不能好大名，好虚名，好惟名之名。
凡好大名者，常伴大谤大祸。所以曾氏告诫儿子：“不居大位享大名，或可免于大祸大谤。若小小凶咎，则亦听之而已。”木秀于林，风必摧，出头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人一享大名，往往就谤随之，祸随之，难以善终。未处大名者朝思暮想以求之，已处大名者如覆薄冰以避之，因为他深深懂得，“无实而享大名，必有奇祸。”
凡好虚名者，招来实祸。“余近浪得虚名，亦不知其所以然，便获美誉。古之得虚名，而时值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虚名太大，物极必哀，理有固然。”曾氏曾连续在日记中谈到虚名之祸，且不胜大惧，为之惊惶不已，这正是他嗅觉灵敏，头脑清醒的表现。
凡好惟名之名者，常为人所不齿。一般来说，于名于利都不可过于爱好。比较而言，好名比好利又稍好一点。好名者还有所忌讳，有所不为；好利者遂利如鹜，无所不为。但名心太切，必定俗见太重。求之太急，势必损害自己的人生境界。一天到晚，未得患得，既得患失，惶惶然，凄凄然，自己日子不舒心，难过，别人还瞧着不顺眼，看不起。又何苦，又何必呢？
正因为如此，“人又何必占尽天下第一美名哉？”而应当“常存避名之念，总从冷处着笔”，“功不独居，过不推诿”。以名为戒，避名保身。凡事都应留有余地，在名与实的问题上，尤应如此。“实二而名一，则名立而不毁矣。”
一方面不能好大名，好虚名，好惟名之名。另一方面又要好名副其实之名，“好名当好有实之名”。那么，何以谓实？“实者，不欺之谓也。”曾国藩进一步对“实”作了阐述，叫做“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总之是要“实言、实行、实心”。做到了这“四不”和“三实”，别人就不能不信服了。
不说大话很重要，“为务实之学，请自禁大言始？”大话多为高谈阔论。过高之理听起来振奋人心，可事后一想，办不到，落了空，办不到落了空就等于没说？等于没说还不如干脆从一开始就不搞得那么振振有词。所以，那些有远见、有谋略、有抱负的政治家，多崇尚“低调”处理，而忌讳一开始就把大家的期望值搞得高高的，把百姓胃口吊得高高的。言过其实，最后难以落实，必定威风扫地，怨声四起。这是应引以为戒的。“四不”中间，首先又要特别注意不说大话。
“三实”是互相联系的一个有机整体。实心是前提，是基础。能做到实心实意，这“实”就有了一个可靠的依据。实话是实心的表露，无论什么时候，实话最能打动人。当然，有时候实话也不那么中听，但忠言逆耳利于行，照实说了，事后也不会有什么责怪。实行最重要。你的心实不实，关键是你的行动实不实。如果你务实、踏实、落实，就能名副其实，名至实归，就能实实在在地得到一个好名声，而这本身，也就是对浮伪之习一种无声而有力的抵制。
